从唐传奇到电影的文本变迁

    肖潇+李航+韩冰

    【摘要】电影《刺客聂隐娘》的故事来自唐传奇《聂隐娘》，其改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原小说中的历史写实元素进一步细化，大幅删减原作中的志怪元素，从而在电影文本中建构独特的唐代历史影像；二是改编了原小说中的主要故事情节。在电影中，聂隐娘摆脱了刺客游侠的形象，被赋予普通人的身份，更贴近当代审美。

    【关键词】唐传奇；《聂隐娘》；电影；《刺客聂隐娘》；文本变迁；人物塑造

    【作者单位】肖潇，三亚学院；李航，三亚城市学院；韩冰，三亚学院。

    侯孝贤新作《刺客聂隐娘》（2015）的故事雏形来自裴铏所著的《传奇》之《聂隐娘》。裴铏是唐末文学家，其所著的《传奇》（三卷）被称为唐传奇。宋朝的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中称“《传奇》‘多记神仙恢谲之事”。《传奇》原书已佚，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周愣伽先生辑注《裴铏传奇》，共辑录了其散佚的31篇作品，《聂隐娘》便在其中。

    《聂隐娘》的故事与裴铏《传奇》中的其他故事一样，都有一个切实可考的历史时间。比如书中提到的三个年号“贞元、元和、开成”是真实的唐代年号，但《传奇》的故事是虚构的。作为一篇唐代传奇小说，《聂隐娘》具有传奇小说“奇异而可传”的特征，人物塑造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刺客形象与刺客精神。而《刺客聂隐娘》作为一个电影文本，其叙事特征、人物形象塑造都有了创新。从传奇小说《聂隐娘》到电影《刺客聂隐娘》的文本变迁，为我们理解这部作品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一、从传奇小说到历史影像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唐朝，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1]。唐传奇的类型主要有艳情、侠义、志怪三种。这类小说的内容，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不离于搜奇记逸”，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虽然大部分唐传奇的作者会以传、记名篇的方式和史家笔法来记载奇闻逸事，但“假个说以寄笔端”，可见，唐传奇是有意识的文学创作，而非如实记载作者的所见所闻。唐传奇这种创作模式，使其文本独具特色，一方面，时间、地点真实可考，另一方面，故事荒诞不经，无从考证。

    《聂隐娘》便是这样。第一，《聂隐娘》文本强调故事背景的真实可信。故事发生在唐贞元年间到唐开成年间，共历唐德宗、唐宪宗、唐文宗三朝；故事中的魏博节度使与陈许节度使是唐末藩镇割据的重要力量；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其子陵州刺史刘纵，史上确有其人；刘昌裔在元和八年入朝，刘纵于开成年间卒于陵州刺史任上，史上确有其事。凭借这些历史背景，《聂隐娘》建立了叙事的真实感。第二，《聂隐娘》的故事颇具荒诞不经的传奇性，是侠义小说与志怪小说的混合。聂锋与聂隐娘其名与其事都不可考，聂隐娘与其师傅的武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刘昌裔与聂隐娘都有预测能力，尼姑（聂隐娘的师傅）掳走聂隐娘的方式很诡谲，聂隐娘选择夫君的方式神乎其神；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要属聂隐娘与精精儿、妙手空空儿的斗法，以及聂隐娘的脑袋后面被打开并藏进了匕首等故事情节。这种志怪小说的叙事风格又使得《聂隐娘》的故事真实性很难让人信服。

    侯孝贤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与荒诞相结合的文本。作为二次创作的素材来源，真实与荒诞都可以为导演所用，但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则考验导演的美学水平。面对这样的文本取舍，很多导演往往选择摈弃真实的时代背景，如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冯小刚的《夜宴》等作品都是架空历史的。但侯孝贤向来不畏惧真实历史背景故事带来的限制，他擅长的正是展现历史背景下的故事，无论是《童年往事》还是《悲情城市》都是这样。侯孝贤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刺客聂隐娘》拍摄成一个志怪故事或者武侠故事。相反，他不断琢磨唐传奇《聂隐娘》中的历史细节，强化作为叙事背景的历史背景，努力还原小说中的历史真实。

    《刺客聂隐娘》的叙事以写实为主，延续了唐传奇运用的史家笔法。为拍摄《刺客聂隐娘》，侯孝贤阅读了《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把从南北朝到隋唐的社会风俗史、节度使官阶形成、胡化汉人与汉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遣唐使和唐朝之间的关系都梳理了一遍”[2]，然后他参考正史中的记载，将《刺客聂隐娘》的历史背景做了精确化处理。以张震扮演的田季安为例，在唐传奇中，魏博节度使以魏博主帅（魏帅）指代，查阅历史资料可知，元和年间时任魏博节度使的是田季安。《新唐书》记载，田季安生母出身微贱，嫁入魏博的嘉诚公主收养了田季安，视如己出。公主去世之后，田季安“遂颇自恣”，生活糜烂，性情残暴，因进士丘绛不合心意便把人活埋。叔父田兴曾屡次规劝田季安，田季安不听，反而迁怒于田兴，田兴后来“阳为风痹，灸灼满身”。这些史实都融入了《刺客聂隐娘》的叙事文本中，由此，历史不再仅仅是背景，而是故事发生的必要条件。

    不仅故事层面，在场景空间的建构方面，《刺客聂隐娘》也尽可能地为观众还原唐朝的风貌，呈现唐朝人日常生活起居的情景。《刺客聂隐娘》的造型设计多数出自黄文英之手。为了“还原唐朝真实图景的愿望，黄文英从古画中撷取创作灵感”。无论是电影的色彩、室内布置，还是服装、饰品、发式、妆容等设计都尽可能遵循唐朝原貌。道具的制作也尽可能地借鉴传统文化元素。比如周韵扮演的空空儿的金色火焰蒙面造型，所采用的正是中国传统工艺品的掐丝工艺。编剧之一的谢海盟是学民族史专业的，摄制组有一次想拍摄玉米的镜头，但玉米是宋代之后才传入中国的，因而被谢海盟阻止。侯孝贤评价谢海盟说，“我们现场有一个考古学专家”。

    《刺客聂隐娘》以历史为依托建构电影里的生活真实，为人物的行动提供依据。唐传奇中，人物的很多行为虽然符合“奇”的特征，但缺乏逻辑性和生活真实，电影对这些部分做了处理。比如聂隐娘离家学艺的原因，聂隐娘与父亲聂锋的关系，相比唐传奇，更具有说服力。对比唐传奇与电影两个文本，聂隐娘与夫君磨镜少年的结合，是侯孝贤着墨最多的部分，聂隐娘对夫君的选择不是小说中的凭天意指定，而是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了解，这更贴近生活现实。然而，如何寻找隐藏在生活真实背后的历史真实依然是导演关注的问题。宋伟华在《传奇聂隐娘，其人其事》一文中分析，中国道教对镜子有特殊的情感，“此处择磨镜为夫婿，是离不开《聂隐娘》背后的道教思想的，而隐娘一见到少年就认为此人可为我夫，可能也与道教天生对镜之好感有关”[3]。而在国外以及台湾地区放映的《刺客聂隐娘》版本中，磨镜少年向聂隐娘述说了关于镜子的一段话：“万物里，老久老久成了精的，能幻化成人形，炫惑人，只有铜镜可以照出原形，所以古来的道士，皆用明镜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4]这段台词与宋伟华的分析不谋而合。借助这些台词，侯孝贤建构了聂隐娘与磨镜少年之间关系的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

    《刺客聂隐娘》尽可能删改了唐传奇《聂隐娘》中的志怪元素，不仅删除了原文本中的“能飞”“脑后藏匕首”等不符合生活逻辑的虚幻离奇的情节，连聂隐娘与精精儿、空空儿的对战，也由原来的法术对抗处理成了武打戏。当然，唐传奇《聂隐娘》故事中的人之奇、情之奇以及事之奇，依然是导演看重的因素，这些构成了《刺客聂隐娘》故事的主干情节，只是其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原文本提供的故事主线，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也突破了原文本中的刺客游侠形象。

    二、从“刺客游侠”到“人”的转变

    唐传奇《聂隐娘》的核心情节是刺杀，在魏博节度使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的争斗中，刺杀是主线情节。魏博主帅与刘昌裔不和，令聂隐娘去暗杀，聂隐娘因感念刘昌裔神机妙算，魏帅不如，转而投奔刘昌裔。魏博主帅后又派精精儿与妙手空空儿前往刺杀刘昌裔，皆被聂隐娘以法术破之。应该说，唐传奇中的聂隐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形象，她是典型的刺客游侠。中国古代把轻生重义、救人于急难中的人称为游侠，刺客则是对某个目标人物实施谋杀或暗杀的人，很多刺客也是游侠。李白《少年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所说的便是刺客游侠。

    刺客在中国古已有之，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专门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刺客立传。刺客的行为有其负面性，由于刺客采取的手段多是暗杀，并不光明磊落，且时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很可能会造成社会危害，所以长期以来受到批判。然而，刺客群体能够进入正史的关注视野，显然不是因为其仅有负面性。比如有些刺杀行为是因为恶势力过于强大而谋划开展的，这类刺杀代表正义一方，一般会受到大众认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刺客群体所体现的侠义精神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正义的呼声，反映了弱小者渴望英雄出世、扶危济困的心声。刺客游侠的行为特征明显，有独特的逻辑，他们往往会“酬恩知遇，而临危受命”，同时具有“辨别善恶良知的觉悟”，为了正义也会“幡然醒悟，倒戈一击” [5]。

    毫无疑问，唐传奇中的聂隐娘是典型的刺客，尼姑掳走聂隐娘之后就是把她当作刺客来培养的，她所学的主要也是刺杀的功夫，训练一年，便已经做到“刺猿猱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6]。在出师之前，她至少执行过两次刺杀任务，一次成功一次失败。后聂隐娘成为魏博节度使的左右吏，她主要从事的也是刺杀工作。聂隐娘同时也是典型的游侠，她杀人是遵循侠义精神的，不会滥杀无辜。聂隐娘杀第一个人时，尼姑为之“一一数其过”，杀大僚，也是因其“有罪，无故害人若干”。聂隐娘是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和价值判断的，大僚与小孩玩耍，温情脉脉之时，不杀；刘昌裔神机妙算，魏帅不如，因而投靠刘昌裔，并帮助刘昌裔阻挡了两次刺杀；因刘昌裔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在刘昌裔死后，“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柩前，恸哭而去”。这一切皆是典型的刺客游侠行为，符合刺客游侠的行动逻辑。

    唐传奇中，聂隐娘是众多中国古代刺客的代表，《聂隐娘》也是一个典型的刺客故事。侯孝贤把握住了这一点，在电影名中增加“刺客”二字。因此，在《刺客聂隐娘》中，聂隐娘依然是刺客，其行为主线依然是刺杀行动。电影中聂隐娘的行为也符合游侠的特征，杀人的理由很充分：“杀一独夫可救千百人，则杀之。”不杀的理由也很充分：“死田季安，嗣子年幼，魏博必乱，弟子不杀。”但侯孝贤并不会满足于仅仅讲述一个刺客的故事，他希望“从角色内在世界的描绘出发，致力于呈现人物的精神性，想替传奇人物建立鲜明的立体样貌，还要反映她深层的心灵视野”[7]。因此，他在电影文本中改编并颠覆了唐传奇的文本叙事，为我们呈现一个立体的聂隐娘，使其不再是一个单薄的刺客形象。

    电影文本对唐传奇的改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聂隐娘的身世。电影延续了聂隐娘是聂锋女儿的设定，但是却将聂家纳入田家的族系中，聂隐娘的母亲聂田氏设定为田兴的妹妹。同时，电影为聂隐娘安排了重要的前史，她的刺杀目标田季安是青梅竹马的恋人，由此“建立起权利结构和那个时候的生态”。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这种人物身世的设定加大了聂隐娘选择的难度，聂隐娘所面对的除了是非正义，还有了亲情、爱情的纠葛，由此，聂隐娘的人物形象得以开拓。第二是故事的男主人公。“原著里的男主人公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在电影里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被挖掘出来，重新塑造人物形象。故事的主线也变成了聂隐娘奉师命刺杀田季安，在亲情、爱情、是非的漩涡中如何做出选择。第三是补充了聂隐娘与磨镜少年的故事线，以及聂隐娘与磨镜少年共赴前程的结局。在这些新的情节编排下，聂隐娘脱离了简单的刺客身份，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物。

    相比传奇小说中法力无边的聂隐娘，电影中的聂隐娘更具人性也更具生活真实性。她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各种困境的女性；她陷于是非正义、师命、职责、亲情、爱情的纠葛中；她是政治联姻的牺牲者亦是政治刺杀活动的工具；她是柔情万千又有主见的女性，然而生活遭遇却无比延宕。侯孝贤借“青鸾舞镜”典故中青鸾对镜“慨然悲鸣，哀响中霄，一奋而绝”的孤独，揭示了聂隐娘的人物形象。聂隐娘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她是“一个人，没有同类”的孤独者。这是电影文本中聂隐娘形象的真实写照，或者说是导演对人类孤独本质的悲观认知。

    这种对人类孤独本质的认知不仅来源于剧情，也来源于电影的艺术语言。侯孝贤的镜头，能传达隐忍克制的情绪，表现支离破碎的故事，这创造了形式上的美感，但也给观众理解剧情造成了障碍。对侯孝贤来说，故事本身并不重要，田季安杀还是不杀也不重要。导演在电影中达到了目的，重新塑造了聂隐娘的形象，她不再只是刺客史上的一个刺客，而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能够传达导演对人的本质认知的孤独的人。

    在叙事艺术中，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主题传达，这四个因素是密切相关并且不可分割的。从传奇小说《聂隐娘》到电影《刺客聂隐娘》的文本变迁，是将志怪小说转变为历史影像的过程，也是由刺客形象塑造转变为个体人的塑造的过程。侯孝贤对史实的细化，对志怪元素的删减，对主干故事情节的置换，正像《刺客聂隐娘》编剧组认知的那样，“几经改造，已是全新的故事了” [4]。由此，聂隐娘已成为一个全新的聂隐娘，其主题传达也由对刺客群体的认知转移到对人类本质的认知上来。

    参考文献

    [1]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2卷[M]. 北京：高度教育出版社，2005.

    [2]段菁菁. 侯孝贤谈《刺客聂隐娘》：“我只会这样拍电影”[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8/23/c_1116343726.htm，2015-08-23.

    [3]宋伟华. 传奇聂隐娘，其人其事[N]. 北京青年报，2015-05-25.

    [4]谢海盟. 行云纪——《刺客聂隐娘》拍摄侧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5]王立. 醒悟：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刺客侠义母题[J]. 丹东师专学报，2003（3）：5-11.

    [6]裴铏传奇[M]. 裴铏，周楞伽，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黄文英. 黑衣女人、面具人与东瀛少年[EB/OL]. http：//ent.sina.com.cn/f/m/gdjd35，2015-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