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脚下的屯垦人

    秦沣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早一年成立的组织，是伴随新疆和平解放而诞生的一支从事屯垦戍边的队伍。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数十万人成为这个“巨无霸”群体的一员，包括鼎鼎大名的三五九旅。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王震诗）1953年初，三五九旅大部分指战员在阿克苏就地转业，整编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简称“农一师”）的主体力量。从此，农一师先后有36名老红军，380余名老八路，3500余名解放军官兵，4万余名上海知识青年及湖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湖北、北京、四川等30个省（市）城乡支边青年、转业军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在垦区参加建设，一代又一代农垦人在这里献出了他们的青春岁月，留下了一个个刻骨铭心的支边故事。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人迹罕至的沙漠荒滩上，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农业体系，最大的人造绿色生态屏障体系、最大的沙漠改造体系和最大的商品优质棉基地、番茄酱生产加工基地、节水滴灌示范基地等，为人类改造沙漠树立了榜样，为新疆乃至全国的现代化农业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而农一师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边缘，在“无缰野马”塔里木河上游两岸，更是立下人进沙退、生态建设、荒漠造城的丰功伟绩。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新西部》记者走进阿克苏，追寻农一师几代兵团人在西部荒原的奋斗足迹。“人生无悔，无悔人生”，是我们在采访中时常能够听到的一句话。毫无疑问，正是“无悔”二字，造就了那么多火热的人生，也造就了新疆发展的奇迹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

    “金戈铁马战关山，负剑持犁耕大漠。”这两句诗，概括了最后落脚并扎根于天山脚下的三五九旅的历史变迁。进军新疆时，三五九旅已是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步兵第五师。

    一曲《南泥湾》，从陕北唱到天山南北。如果说南泥湾开荒大生产，是新中国屯垦戍边的摇篮与发祥地，那么，驻疆部队的屯垦戍边，则是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发端。

    “三五九旅今何在，花海飘香阿拉尔。”阿拉尔市入口处，树着这样一面巨大的广告牌。

    “南泥湾大道”、“军垦大道”等路名，无不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和屯垦密切相关的城市。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阿拉尔都是农一师师部所在地，直到2004年才挂牌成为一个县级市。

    位于军垦大道的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外形非常现代。四个对称但不对等的三角异形建筑体，在辽阔的天宇下，冲击着人们的视觉。

    “纪念馆外形，代表了四种含义。”纪念馆馆长孟凡伟介绍，纪念馆是请法国著名的夏邦杰城市规划事务所设计的。设计师多次走访老军垦战士，听他们讲述当年的垦荒故事，之后，非常激情地在蓝图上画了一颗五角星，用一把尖刀从下面大力将图纸捅破，形成了四个三角，后来，就演化为纪念馆的外形。

    这四个三角异形建筑体，一如起伏巍峨的天山，象征着三五九旅精神和天山一样永存，兵团各项事业根深蒂固;二如破土而出的种子，象征三五九旅革命种子在亘古荒原上生根发芽，喻示兵团发展具有勃勃生机;三如巨大的倒置在地下的犁铧，象征三五九旅官兵就地转业，屯垦戍边;四如扬起的巨帆，象征兵团各项事业千帆竞发，一帆风顺，蓬勃发展。

    前兵团时期

    纪念馆大厅中央，是一座王震将军的半身铜像。背景是一面巨大浮雕，内容有三五九旅解放新疆的战斗场面，更多是开垦荒漠、喜获丰收的情景。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这首诗是王震将军1960年3月首次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塔里木垦区时留下的题词。

    三五九旅进疆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步兵第五师。1949年10月12日，第五师自甘肃酒泉出发进入新疆，一路完成哈密、焉耆、库车等地平叛任务。11月29日，全师进入阿克苏。其后，在该地区开展治安维稳、建党建政、减租反霸、土地改革、改造起义部队和恢复生产等一系列工作。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主席向全军颁发了《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发展生产。1950年1月21日，彭德怀、王震签发新疆军区命令，要求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生产建设战线之外。

    第五师成立了由19人组成的师生产委员会，师长徐国贤任主任，副师长何家产和供给部长史德周任副主任。

    生产是在“白手起家”状态下进行的。生产用的镢头、扁担、土筐、土犁等工具，全部是战士自制的;他们在从事生产的同时，还要在戈壁荒漠中打柴烧饭、取暖，挖地窝子安营扎寨。忍受酷暑严寒，吃不到新鲜蔬菜，甚至没有足够干净的水和粮食，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部队不断地开展劳动竞赛，“变战斗英雄为劳动模范”、“由战场立功到生产立功”，成为全师干部战士的共同奋斗目标。

    李万仓是一名老八路，他回忆说：1949年，他随部队步行到沙井子开荒造田。当时没有机器，全靠人挑肩扛。195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随部队开挖胜利渠，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风把他连人带帐篷刮出了30多米远，为了保住帐篷，他死死地拽住帐篷不放，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战士们才找到了他。

    据资料显示，到当年年底，部队分别在温宿昆马力克、阿克苏、沙井子黄宫、乌什英阿瓦提、和田等地进行开荒造田，开荒造田面积达到10.09万亩，当年收获粮食262万公斤，自给8个月;全师养羊1.7万只，养猪1560头，养牛907头，养鸡4000多只。办起铁木工厂，自制镢头、办公桌椅和大车、独轮车等;产煤250万公斤，解决了燃料自给问题。

    截至1952年，全师耕地面积扩大为22.03万亩，粮食产量达993.4万公斤，是1950年的3.87倍。

    差点被放弃的沙井子

    1952年2月，毛泽东颁布主席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此令一发出，步兵第五师就改编为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简称农一师），原第五师的大部分指战员，共计6328人成为农一师的主体。另一部分精英计2281人组成了国防军。

    沙井子垦区，是农一师在阿克苏的第一个垦区。

    1953年6月，农一团二营在营长李凡林、教导员赵国胜的带领下进入沙井子，并着手制定“八一”胜利农场设计草案和基本建设规划。

    战士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向亘古荒原宣战。他们将作战地图变为勘测荒地的地图，将炮兵瞄准镜改做水平仪，用炮弹皮打造成开荒的坎土曼开荒造田。所有人住在临时搭建的地窝子和草棚子里，睡的是毛腊野麻床，居无定所，经常搬家。遇上大风，吃的、住的、用的、睡的全部都蒙上层厚厚的沙子，睁不开眼睛，张不开嘴，人人灰头土脸。眼窝里、鼻孔里、耳朵里、衣领里、嘴巴里都钻着沙尘，用手一抠，沙尘即可塞满指甲缝。

    “农场好，农场好，住的洋房三尺高，下面顶着四根棍，上面盖着芨芨草。”“干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包谷豇豆皮牙子，囫囵麦子煮着吃，创业艰辛意志强，条件艰苦又何妨！”这些顺口溜，形象地向后人描述了当年垦荒的艰苦。

    1953年年底，农一师全年开荒造田3.8万亩，生产粮食2525吨、棉花139吨，工农业生产总值959.24万元。1954年2月，一团团部由阿克苏迁至沙井子。

    时任农一师政委的贺劲南即兴挥毫作诗：“戈壁沙滩起变化，田园无边美如画。转业屯垦沙井子，军垦戍边第一家。”

    不久，沙井子垦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农一团土地逐步次生盐渍化，当年棉花、小麦等作物出苗率不到45%。

    农一师第二任师长林海清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沙井子土地表面看很好，头年种麦子一亩可收三百到四百斤，到第二年就减产70%。化验后发现，土壤含盐量高达5.6%，苏联专家洛森认为，这种耕地只能放弃不种。兵团指示一师放弃沙井子，到北疆车排子另谋发展。

    但农一师不愿轻易放弃，农一师党委研究后，向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提出了治理盐碱、保住沙井子、延伸胜利渠、开发喀拉库勒的新决策。五年后的1959年，在林海清亲自指挥下，农一师在胜利一场边远的四支渠试种半个农渠的黑芒稻获得成功。当年8月23日，全师在此召开了水稻技术栽培和土壤改良现场会，提出挖排碱渠解决土地盐渍化方案，并于12月抽调2000余名精壮劳力，展开开挖排碱渠大会战。次年，全场大面积种植水稻获得丰产。实践证明，通过挖排治碱的方法，既改良了土壤，又保证了农作物种植，为农场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截至1959年，沙井子垦区建成胜利一、二、三、四、五、七场和沙井子民族农场共七个农场。经过十余年发展，沙井子垦区建设已经初具规模。

    塔里木开发再掀高潮

    1957年秋，农一师准备开发塔里木河两岸，但既没条件也没力量。

    在回忆录中，林海清这样记述道：我带了一个初步勘察地图进京。十月一日开完会，二日就向王震部长汇报塔里木河两岸的荒地水源，和兵团多余七万劳力的情况。

    当时新疆兵团因发展处于马鞍形底部，要把多余的七万余人送回内地。林海清趁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之机，向王震部长汇报塔里木河两岸土地情况，请他支持开发塔里木河，并要求将多余的七万劳力拨给农一师。

    王震当即作出决定，召集各方开会，大力支持农一师开发塔里木河。他亲自给张仲瀚（时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打电话，指示将多余的劳力全部交给农一师，大力支持农一师开发塔里木河。

    1958年5月4日，兵团农一师共青团农场（今一师阿拉尔市十二团）召开了建场誓师大会，各团场团员骨干、积极分子800余人报名参加建设共青团农场，人们把这些进驻塔里木的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称为“八百子弟兵”。

    共青团农场建场启动资金来自全师人的捐款，老红军拿出伤残抚恤金，老八路拿出转业费，年轻人捐出准备结婚的积蓄，全师共计捐款94.66万元。

    在三五九旅农垦纪念馆“来自五湖四海”展厅，有一幅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力。该照片拍于1964年，是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接见“塔河五姑娘”时亲手拍下的。照片上的五个姑娘，笑容灿烂，身前围兜里是鼓尖的白生生的棉桃。

    1958年5月底，按师党委指示，新建的共青团农场组织人力会同下游三个农场参加开挖塔里木河南岸总干渠的大会战。6月初，各连队青年以团支部为核心，组织了6个青年突击队，360名团员青年奔赴工地，分布在10余公里的南干大渠工地上。

    为了多运土，团员们又是踩又是拍，两筐土重达100公斤。日定额8立方米，但他们都达到了日工效18至20立方米，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

    南干大渠一些地段是特级硬土，下层又是流沙，沙土经暴晒后干燥烫人，渠底装一担沙土，到渠顶就漏掉一半，给施工带来了困难。场团委提出了“战胜流沙关，男赛黄继光，女赛花木兰”的响亮口号。

    赵遵铃、赵国正、朱发全、童荣行和李成山，组成“塔河五兄弟”与“塔河五姑娘”王士卿、赵桂荣、王华玲、赵爱莲、郭桂荣展开擂台赛。

    那是一个星期六，比赛安排在晚上，留出下午的时间让参赛者做准备。

    五个姑娘的精心准备最终赢得了比赛。她们趁天亮的时候，提前将工地上的红柳、树根搬掉，浮土用坎土曼清理掉，到了晚上只单一挑土。为解决流沙漏筐和挑运的大问题，她们把床单撕开，垫在筐子内，把布片、头巾垫在筐底;坡陡，就用树皮、树叶垫上，这样，筐子不漏沙，坡不滑，工效明显上升，创人均搬运土方72立方米的最高工效。她们受到兵团团委、师团委的表彰，农一师《胜利报》、兵团《生产战线报》先后刊登了她们的事迹，自治区有关部门还授予她们“穆桂英小组”的光荣称号。

    经过三年苦战，农一师在塔里木河上游修建大型引水渠3条，长156公里，开荒66.79万亩，建成大型农场10个。

    “塔河五姑娘”不仅是兵团著名劳模班组的称号，她们还有另一个身份—湘、鲁女兵和支边女青年，是兵团人的伟大母亲。

    2010年，兵团评选“十大戈壁母亲”，“塔河五姑娘”中的赵桂荣名列其中。

    1956年，只有14岁的赵桂荣从山东永登来到兵团。报名时不符合条件，赵桂荣趁人不注意，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在团场开荒造田战役中，赵桂荣每天开荒造田4亩以上，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盐碱水，天当被地当床，风餐露宿，每天工作在12个小时以上，从没叫一声苦喊一声累;在团场开展虎口夺粮工作中，她每天收割小麦5亩以上;团场“三秋”拾棉花一开始，她每天凌晨两点就下地，晚上十一点钟回家，一天两头见不到太阳，两个月里每天拾棉花都在100公斤以上，成为团场的拾棉花状元;在团场土地承包工作中，她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把原本土质条件很差的改良地变成了一片肥沃的高产田。1982年至1987年，她承包的地连续六年获得高产。

    为适应新疆农垦事业的发展以及开发塔里木的需要，1958年，兵团在阿拉尔创建了塔里木农垦大学，即现在的塔里木大学。王震将军亲笔题写了校名并兼任名誉校长。

    “这是一所离北京最远，离沙漠最近，最晚进入城市，条件最艰苦的大学。”记者在塔里木大学校史馆看到这样一段话。

    农一师在南疆的屯垦史，也是一部水利史，这在开发塔里木垦区表现尤其突出，他们先后修了胜利水库、上游水库、多浪水库以及新井子等四座平原水库，配套修了胜利渠、南干大渠等渠系。在修建这些水利设施的过程中，塔里木农垦大学的师生发挥的作用极大。

    目前，塔里木大学是南疆惟一的综合性大学。

    二次创业的辉煌

    “因‘文革等因素，1975年3月，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恢复时已到了六年后。”三五九旅精神研究所（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下设的研究所）所长任新农向记者介绍说。

    恢复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字虽然去掉了，但“兵”字依旧保留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依然是兵团的使命。

    农一师进入了二次创业期。

    兵团恢复仅四年，沙井子垦区就成为粮食生产基地，塔里木垦区成为国家定点的长绒棉生产基地。1991年，兵团恢复第十年时，农一师综合盈利3.03亿元，其中农业盈利1.95亿元。

    被称为“塔里木粮王”的刘焕奎，创造了兵团人包地产粮的记录。

    刘焕奎是农一师一团的湘妹子。1979年至1990年的十二年里，她累计承包水稻1100亩，棉花120.9亩。艰苦奋斗十余年，产粮超过百万斤，此前，她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生产十年，产粮50万公斤。改革前，刘焕奎就是多年的先进生产者，从1981年到1984年，她连续荣立二等功;1983年荣获“兵团三八红旗手”称号，1984年荣获“兵团劳动模范”称号，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上世纪60年代初，十万上海知青进疆，给兵团带来了都市文明。二十年时间不到，他们中的大部分又返回了上海。张根妹是少数留在兵团且一直坚守在大田的上海知青。

    张根妹永远无法忘记来兵团第一天的割麦劳动，她手握的镰刀不听使唤，半天才割了一小片，掌心却布满了血泡，忍不住坐在田埂上哇哇大哭。

    几年磨炼下来，张根妹从城市姑娘锻炼成一个健壮、泼辣的大田农工。开荒大会战时，她每天要挑200多担土，肩膀肿得睡觉都不敢挨枕头;清淤挖大渠，一天铁锹抡下来，手肿得连筷子都拿不住;在稻田拔草，蚊虫叮咬得她满身都是疙瘩，手一挠发炎直淌黄水。

    1980年，阿拉尔刮起了“回城风”，张根妹心里挣扎了很久，还是选择了留下。1984年，团场开始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连续六年，张根妹率领的班年年大丰收。1990年，她荣获“兵团屯垦戍边劳动奖章”和“自治区劳动模范”。直到退休，张根妹将自己三十年的人生，贡献给了塔里木农田。

    在自流来疆的新兵团人中，尤良英是一个典范。

    1991年，因家庭贫困而选择来新疆投亲的尤良英，在农一师十三团十一连承包了棉田。1999年，十三团全面推行土地“两费自理”的承包模式，一部分职工因资金不足，惧怕风险，不愿承包土地。尤良英把其他人不愿承包的土地承包下来，不仅为连队解决了难题，还因此找到了致富门路，成为团场较早富裕起来的一批人。

    2010年，团场农业结构调整，尤良英和丈夫除了承包192.81亩棉花地外，还种了30.8亩红枣。到2014年，家庭年均收入达30万元。

    这些年，尤良英先后被授予团、连致富能手、“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致富能手”。2015年7月被师市文明委授予“最美三五九旅人—团结互助之星”。

    “去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兵团时曾要求，兵团要真正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尤良英不仅自己致富，还跨越族群界限，与维吾尔族农民建立‘姐弟关系，正是在发挥‘熔炉和‘示范的作用。”任新农说。

    建城戍边

    “现在团里14.7万亩耕地，一半种棉花，一半种红枣。”农一师十四团政委蒋欣对记者介绍说。

    十四团被称之为农一师的东大门，和沙雅县比邻。从2002年始，团里退耕还林几千亩地，种植红枣，十多年下来，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团里职工人均年收入四五万元，很多职工告别土坯房，住上了楼房。另一个明显变化是，当地城镇化率大大提高，目前达70%到80%。

    “不同于内地传统的种植，我们这里红枣树不高，但一亩地密植达500到600株。”蒋欣笑着说。

    目前，十四团还发展了4个智能大棚，种植辣椒、番茄、黄瓜等品种，为今后大棚菜的发展探路。养殖业以及旅游业，都将是十四团以后经济新的增长点。

    “回首六十多年的屯垦史，农一师在万古荒原上创造了三大成就。”任新农对记者总结说。

    首先是人进沙退的成就。农一师在寸草不生的戈壁和沙丘密布的荒野开垦良田243万亩，人均耕地8.1亩，是全国人均耕地的5.5倍。如果将耕地全部种植成粮食，一年产量可供全师30万人民食用二十年。

    其次是生态建设的成就。六十多年的屯垦建设，农一师垦区的林地面积（包括果林）比开发前多了1.1倍，林木数量多了3.5倍，植被覆盖面积增加了100多倍。沙尘暴的天数和强度减少50%，年均降水量增加了60%，垦区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还有一个是在荒漠建新城的成就。与过去的地图相比，在新版地图可以看到，在塔里木盆地的最深处，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前沿，在天山脚下，多出了一个红圈（阿拉尔市），多出了16个红点（16个农垦新镇）。农一师的城镇化率达72%，居新疆兵团的前列。

    从屯垦戍边到建城戍边，这是农一师在新阶段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无论怎么变，有一点是永不变的，即兵团人始终拥有两个身份：一是或干部或职工的身份，一个是永不穿军装、永不换防的民兵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