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大叙事”到“微观细描”
关键词：辛亥革命，问题生成，日常生活史，方法引领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5-0059-07
中学历史教材叙事，往往以宏大为主，有些问题若不厘清逻辑、呈现细节，学生往往不知其所以然。一直以来，笔者对日常生活史颇为关注，认为将宏大叙事与微观细描结合，有助于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写作源于学生对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等问题的质疑，以日常生活史为依据，搜集相关研究成果，围绕“辛亥革命前的‘巨变和新生”的主题，重构教学设计，并从“细节见整体”“边缘见主流”“底层看上层”“个体看社会”四个层面进行思考，以期更好地促进历史核心素养在课堂中落实。
一、研究缘起
一日，笔者在讲解人民版《辛亥革命》时，学生提出若干疑问，大致如下：
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事件之一，教材对其背景知识却介绍寥寥，是否给人一种空洞说教的感觉？
教材说，“黄花岗起义中，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加速革命进程的发展”。①黄花岗起义是1911年4月27日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的一次武装斗争，地点发生在广东省广州市黄花岗。由于起义军内部沟通不当，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其余各路均未行动，战争持续3天，除黄兴逃离，其余起义者基本覆没。这次失败的起义，是如何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起义失败的消息如何迅速传到了中国各地？当各地人民听到这个消息，是否全都是斗志满满，会有惊恐抑或淡漠的情绪吗？
教材还有一处表述存在类似的问题，“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到十一月下旬，全国有十几个省区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清政府统治土崩瓦解”。②武昌起义后，各省真的都纷纷响应吗？辛亥革命中心为何在湖北，革命进程发展和思想传播何以如此之快？这种“土崩瓦解”是否具有普遍性？
面对学生的质疑，笔者非常高兴，恰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我的学生已初步具有问题意识，关键在于教师如何引导学生解决问题。
细思学生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辛亥革命前期各区域信息的交流；二是辛亥革命前期人们对革命的态度；三是辛亥革命在武昌成功爆发的条件。
产生质疑原因有三：一是教材缺乏日常生活史角度的史料，历史史实与学生现实生活之间难以产生对话；二是教材叙事线索单一，缺乏不同时空下的史实比较论证，侧重主要事件，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内在演变展示不足；三是关注主流群体，忽视边缘化事件和人物的影响。基于此，笔者认为，要理清楚辛亥革命前的“巨变和新生”，最直接、有效的资源就是研究这一阶段“人及人的社会关系、意识观念等的变化”。
“人是一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研究辛亥革命更应该把握“人”这一主体的变化，而与人最相关的就是日常生活的演进。因此以日常生活史理论为基础，研究辛亥革命前期民众社会生活的整体变迁、研究不同区域的人们的行为表现、研究不同人物矛盾的思想观念，可能有助于理解教材的知识、彰显人文主义的精神。
二、理论阐释
什么是日常生活史？杨建华先生认为：
日常消费活动是日常生活世界最基本的层面，主要包括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宗旨的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得与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重点体现在日常社会活动，主要以杂谈闲聊、礼尚往来、情感交流、游戏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日常交往活动；日常观念活动是一种非创造性的、以重复性为本质特征的自在的思维活动。它包括传统、习惯、风俗、经验、常识等自在的日常思维。①
立足杨先生的观点，笔者认为将日常生活史理论引入历史教学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坚持以“人”为核心，关注生活的“日常性”。“人性”从某种程度来说，都具有相似性，但在不同空间和时间范畴内，人会带有不同烙印。研究人的消费方式的变化，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能够看到該区域经济发展和思想解放程度的变化；研究人的行为方式变化，如交往人群、交谈内容、学习方式等，能够洞察到时代主题和主流力量的变化。二是坚持“综合性”的原则，要在单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就学生质疑的问题而言，学生看待历史问题具有单一性，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如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农村经济产生冲击，城乡之间的差异都会成为社会整体演进的影响因子。一个人的行为在某一时间内看似对社会影响不大，但从长时间界限看，它或许会成为一股主流力量。布罗代尔曾在其《地中海》一书中提出时段理论。按此理论，辛亥革命前期中国的社会结构、思想结构、经济结构等本质上属于长时段的演变，辛亥革命就是一个短时间的历史事件，但长时段积累的社会变化已经产生，于是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因此，在教学设计中不仅要探究辛亥革命前物质生活的显性变化，更要探究社会组织结构的隐性变化。
如何在日常生活史视域下对辛亥革命的“巨变和新生”进行教学设计？笔者认为研究课标是前提，基于课标的教学立意是灵魂，史料是重要补充。《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就“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和救亡图存专题”做出如下要求：认识列强侵华对中国的社会影响，概括晚清时期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事迹，理解其性质和意义；认识社会各阶级为挽救社会所作的努力及存在的局限性。加之前面已经明确学生质疑，为了解决问题，笔者围绕辛亥革命前的“巨变和新生”，从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反射、《申报》广告中的生活折射、留学生籍贯下的行为映射、通讯传媒背后的信息影射四个方面进行论证。
三、教学落实
（一）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反射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综合性”角度出发，笔者展现辛亥革命前黔西南、湖北和江苏三个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的相关史料，构成西部、中部和东部的比较研究视野，从空间上帮助学生理解其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发展状况和思想观念的开放程度。
材料1：辛亥革命前，黔西县石板乡200多户苗族农民中，每年秋收交租后，粮食够吃一年的只有1户，够吃3个月的只有4户，其余人家则不到两个月即断粮，要靠野菜充饥，200多户人家竟无1户有棉被，盖的是秧被，穿的是破烂麻布衣，有130多户人家不得不以山洞为家。
——《贵州省黔西县石板、金坡两乡
社会经济调查》①
材料2：1907年，汉口铜币局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定额罢工，1909年汉口染业工人为保卫自己的生活权利罢工，1909年丰顺、阜昌、兴泰等外资企业八九千工人为反对工头盘剥、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1910年汉口谌家矶扬子机器公司工人为反对侮辱和压迫而罢工。
——梁家贵：《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地区的
工人运动》②
材料3：江苏的工场手工业在全国也处于较高的水平。以最重要的手工棉织业为例，在1899—1911年间，江苏开设的手工棉织工场数量接近全国的一半。
——转引自周志初：《辛亥革命前江苏资本主义
经济的发展及其特点》③
观察材料可知，贵州黔西县、湖北汉口、江苏三个区域经济差异巨大。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对比可以反射出三个问题：
一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不仅内部结构不平衡，而且地区分布也不平衡。二是不同区域人们思想解放程度不一。江苏地区开设手工工场实行实业救国；汉口地区人民维权意识明显，通过选择罢工方式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保障人身安全；黔西地区保持传统生产方式，缺乏突破现状的动力。三是晚清社会潜伏着诸多危机现象和社会变革力量。江苏地区工场手工业的快速发展将会促进工场手工业资本家队伍的壮大；汉口地区的工人运动可视为武汉民主革命的先声；黔西地区，长期高压的生活对人民心理健康发展会存在一定不利影响，随着各区域革命思想的传播，黔西地区的暴動只是时间早晚之事。
（二）《申报》广告词的生活折射
《申报》创刊于1872年，内容“既刊登军国大事，也刊闾阎琐闻；既有生意行情，又有吃喝玩乐”，④被称为“中国的泰晤士报”，具有消费娱乐和生活指南的双重功能。《申报》共生存78年，作为上海和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的广告量也相当大，且涉及的商品和服务无所不包，从而参与建构了近代上海市民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其记载信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笔者以所见1910年12月15日《申报》两版广告词统计为楔子，意在观察中西文明的融合趋势（表1）。
展示这份广告统计，可设置两个问题。一是该份广告统计有何不足之处？二是这份广告统计折射出的生活现实是什么？分析第一个问题，主要培养学生的史料鉴别能力。该广告统计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呈现地区来源，内容中“外国”表述不清楚，不能直观地看到某个区域的生活变化。但这份广告统计也有合理之处，能够局部反映出中西企业的竞争态势，可以引导学生从来华国家国籍折射清末政治环境变迁，从广告主题内容观察思想观念变迁。
从广告中所涉国家看，有英国（6处）、日本（1处）、外国（4处）、中国（2处）、中西联营（1处）等。清朝统治下，西方资本输出加剧，从广告统计来看，1910年中西之间的联系加强；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前期英国经济实力仍然强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对广告宣传重视不足。
从广告主题内容看，主要有保险、补品、酒器、洋行、药物、机器等。笔者认为，这可以论证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物品的观念逐步发生变化：保险是财产意识的体现，补品是健康意识的体现，洋行是理财意识的体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民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中西交流频繁。前面我们曾学习到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原因是外商企业丰厚利润的诱导，《申报》广告中展现出的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外商企业，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能激发民族企业家的爱国热情，如甲午战后，大批爱国人士纷纷投资设厂，促进了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形成社会变革的新的主流力量。
（三）留学生籍贯下的行为映射
1863年，李鸿章上奏折说：“选派留学生，实在是中国自强的根本”。此后，留学生逐渐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主流力量，很多历史事件都与之相关。研究留学生群体的籍贯，从一定程度上可窥探某一区域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思想解放程度。下面笔者以1908—1911年期间留日学生群体的籍贯和留学生生活困惑进行论证。
观察表2可以发现：1908—1911年间湖北地区留日毕学生最多，西部地区的陕西、甘肃，东北地区的满洲、吉林和蒙古地区人数相对较少；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广东、浙江自费留学生大于官费留学生；西南区域的四川现象最为特殊，自费留学远远大于官费留学生。云南地区留学生总数远远大于河南、陕西和甘肃、吉林等地。
从上述现象可推断：一是近代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反映了近代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如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留学人数多；西北和东北经济欠发达，留学生人数偏少。二是地方督抚的思想开放程度及其对教育的支持力度影响各区域留学生的数量，如张之洞经营武汉，大兴实业和构建交通网络，并极力支持教育，促进了武汉经济的繁荣。这些留日知识分子使得武汉地区新文学风气盛行，为新思想的传播和武汉成为革命中心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和社会氛围。相对西南其他地区来说，云南当局之所以重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与巡抚林绍年有一定关系。他曾说：“滇省僻处边隅，民智未开，自上年开办学堂虽中西并授而教习颇难，其选教法程度亦未尽合宜，各厅、州、县尤难遍及，叠经臣筹款陆续选派员生资潜出洋前赴日本游学，并学习速成师范，以期作育人材。”②四川省留学开始时间相对较晚，主要是在清末新政期间，当时四川都督奎俊认为“本省设学堂难满足急需，不若就学彼国之易于精进也，派知府李立元带队赴日本国家公学堂肄业3年”。③三是有识之士向西方学习的意识在逐步增强。如1908—1911年间留日学生以官费留学为主体，自费留学数量也颇多，同时各区域基本都有留日毕业生分布。四是留日毕业生的籍贯数量的多少可以从侧面解读1911年4月在广州掀起的黄花岗起义，1911年6月至9月四川掀起的保路运动，1911年10月武昌成为辛亥革命爆发地等出现的必然性。
以上分析主要阐释留日学生群体反映出的经济发展和整体思想开放情况，那么就留日学生生活而言，他们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以怎样的姿态自处呢？李喜所说：“近代留学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浓厚的政治意识、文化交流的逆差性和文化选择的多元性、‘不中不西的双重文化人格”。①我们可以秋瑾为例，观察之：
肤色白皙，眼睛细长，体格稍瘦。上身着黑色和服单衣，下身穿着当时甚为流行的紫色裤裙。缠足，日本式的束发，莲步璃跚，每日往来学校，不曾缺欠。
——松本龟次郎：《中华五十日游记》
秋瑾身穿和服和流行裤裙，仍然缠足，其装束形象既有对传统的保留，也有对日本文化的吸取，反映出留学生在中西文化交流时的多元性和矛盾性。从性别来看，秋瑾作为女性留学，说明传统教育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侧面反映出一些中国人要求改变传统的愿望，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四）通讯传媒背后的信息影射
为了进一步解释清楚革命信息的传播和各区域纷纷起义问题，笔者觉得有必要展示辛亥革命前期的信息传播情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问题，不仅仅局限在交通工具上，还在于通讯设施上。
材料1：大公报统计，1905年至1911年，全国共创办报刊933种，其中上海214种，华南124种，江南102种，湖广65种，西南53种，华北168种，西北15种，东北50种。
——李仁渊：《晚清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②
材料2：广州地区的邮局，1902年从11个城镇的9个邮局及其23个邮政代办所，增加到88个城镇的21个邮局及165个邮政代办所，1903年，又增加了32个城镇和乡村，其所处理的邮包达2万件。1907年8月开始利用粤汉铁路第一段运送邮件，1908年开设了112个邮政代办机构，邮递物品从1290万件增加到1820万件。
——《粤海关十年报告（三）（1902—1911）》③
材料3：据1907年邮传部统计，上海电政局所辖电报线路里程38000余里，1908年增至41000余里，1909年增至42000余里，1910年增至44000余里。至各省官办电报线路里程，1907年36000余里，直隶、广西尚不在内；1908年49000余里，1909年53000余里，广西尚不在内；1910年不详。1911年各省官电收归部办，均由上海电政局管辖。是年，电政局所辖电报线路里程连收归各省官办的电线在内共约100000里。
——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
《交通史·电政编》第二集④
第一则材料展示辛亥革命前报刊在全国各区域的分布情况，从这里可以看出报刊作为当时主要的传媒手段，具有覆盖区域广，类型多样化的特点；第二则材料展示的是广东地区邮局设立及其邮包数量，这说明广东与各地区信息交流频繁；第三则材料展示上海电报的架设里程，从信息中看出区域间联系加强。从三则材料的对比中，可以解决学生质疑的“革命信息传播迅速”的问题。如果说电报是官方或者上层人士的消费，那么报刊阅读就是一种大众化消费，这从某种程度上证明辛亥革命前期中国各区域之间都存有大的社会联动。正如《苏报》的调查所言：“如官场阅报，或阅各处新闻，以资谈助，或探他省行政，有所仿循；如商家阅报，亦为新闻行情起见；如文士阅报，不能一体视之，有阅报以新文字以资抄袭，仍无实受其惠，其果能实行者，实不可多得。”⑤
综上可知，辛亥革命前的“巨变”体现在：从铁犁牛耕到工业生产——不同区域的经济反射；从土货为主到土洋并行——《申报》广告的生活折射；从固守传统到精英引领——留日学生的行为映射；从耳目闭塞到通讯进步——报刊电报的信息映射。这一系列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责任意识，促进了中西文明的频繁交流，提升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加强了国内各区域之间的联系，也催化了清政府统治内部的矛盾。由此，我们也看到了辛亥革命前的“新生”力量，留学生群体在文化领域的引领，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贡献，工农阶级在底层社会的斗争，还有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家国意识，最终汇成一股强大的进步力量，推动着辛亥革命的到来和近代社会的转型。
四、方法引领
历史学研究过程中，宏观与微观相互依存，宏观蕴含在微观之中，微观又展现着宏观世界。《辛亥革命前的‘巨变和新生》教学设计旨在从微观生活入手，力求清晰呈现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巨变和革命力量的增长，下面笔者从“细节”见“整体”“边缘”见“主流”“底层”看“上层”“个体”看“社会”进行教学反思。
（一）由“细节”见“整体”
从教学问题提出来看，学生在预习中抓住细节知识，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历史追问。这不仅是对教材编写的反思，更是问题意识的体现。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选择黔西南，湖北武汉和江苏三个地区，试图构筑贯穿长江流域的西南部、中部和东部的民众生活情况，以此说明辛亥革命初期中国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细节来看社会整体矛盾的变化。这种以小见大的分析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历史的能力，有助于其理解辛亥革命爆发具有必然性，同时能够感受到今天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这与历史有一定关系。由“细节”见“整体”，既能感受到历史教学的温度，又能体现出历史自身的广度与深度。
（二）由“边缘”见“主流”
“边缘”有两层含义：“一是沿边的部分；二是同两方面或多方面有关系的”。①这从位置关系上说“处于相对中心的沿边位置”；从存在方式而言，指与两者或多者都有关系，但又不是其中任何一者的核心要素。教学过程中笔者展示了秋瑾留学日本的装束，秋瑾——一位封建时代末期的女性，自费前往日本留学，这本是对传统封建思想的挑战。她作为留学群体中的“边缘化”代表，行为中反映出男女平等的观念。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到1911年，留学人数以万计，那么留学生群体与中国民主革命又怎样的关系呢？周棉教授认为：“晚清留学生及其群体，就是中国最早、最直接地走向世界的先行者和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特殊群体，尤其在清末民初的政治鼎革中，以孙中山、黄兴为首创建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同盟会，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创建了中华民国，从而标志着留学生群体登上了民国乃至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舞台。”②由此可见，晚清时期留学生群体俨然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演变，推动着中国政治从专制、等差、名教、人治到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的发展，经济上从农耕时代向工業文明模式演进。正如舒新城所说：“戊戌以后的中国政治，无时不与留学生发生关系，尤以军事、外交、教育为甚。现在执军权之军人，十之七、八可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中求得其姓名……高等教育界之人员亦十分之九以上为留学生，全国重要事业无不有留学生在其中。”③
由“边缘”见“主流”，既可以指边缘事件、边缘人物体现出的主流价值思想，也可以指边缘人物和事件逐步转化为主流人物和事件。从边缘到主流，能够深刻地理解历史发展的艰难性与曲折性，更能够通过这个学习过程让学生认识到个人的价值性和使命感。
（三）由“底层”看“上层”
底层与上层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两者之间具有互通性，底层需要什么？往往通过不同的方式向上层传递，底层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层的选择，上层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调适，逐渐地满足底层的意愿。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全国17个省份纷纷投入革命中，革命派迅速占领北京城，革命的思想及行动为何发展如此之快？这与底层人物的生活情形有关。笔者在本课展示《申报》广告词和黔西南、湖北武汉、江苏三处的经济发展情况，都是希望清晰展现社会下层的真实状态。《申报》中大部分广告词都涉及补药、养生部分，这或可见人们对自己的关注度逐渐提升，说明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笔者认为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上层的影响就是要关注底层社会的基本生活状况。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颁布了一系列移风易俗和奖励实业发展的措施，3月又颁布了近代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该阶段社会上下层共同选择的一种体现。当然，鉴于时代的局限性，如何客观的认识社会上下层之间流动状态和价值选择，还需要运用时段理论和微观史学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站在“底层”角度看待社会上层，“国家上层必须回应底层脉动，寻找最佳行动方略。看似国家可以做出很多种选择，但其实选项很有限。具体来看，底层各个经济部分又会在发展过程中把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举到上层各级，使之保障自己的利益。与此对应，形成上层下层相互呼应的主张各异的政治派别。多个派别之间相互争夺政策主导权，形成各派在实力基础上的均衡合力。这种均衡合力所能允许的选择空间，就是国家的现实能动空间”。①
（四）由“个体”看“社会”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由此可见，个人与社会是辩证统一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社会是个人的社会。教学设计中，笔者展示了报刊、邮政、电报的数量，这看似是个体现象，实则是社会现象。通讯设施的增多和完善说明人民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度提升，也说明社会整体文化的进步。前面叙述的秋瑾案例，虽是个人的生活现象，然而却蕴含着社会趋势的变更。
站在“个人”角度看待“社会”，不仅在于理解“个人”的基本生活模式，而且可通过个人来反映社会大趋势。因此在教学设计过程中，不要忽略细节问题。回顾学生的三个问题，其实都是个体事件，把这些问题链接在一起，就构成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要读懂教材，不仅在于理清楚教材内容的前后逻辑，还在于结合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基于日常生活史研究成果，笔者在解读材料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重时空素养，一方面渗透历史研究方法，关注与“人”相关的个体行为、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变化，兼顾宏观引领，微观补充，多维度对历史现象做出比较合理的分析；另一方面理清辛亥革命前夕社会的整体变迁的脉络，进一步理解辛亥革命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上的重要地位，让学生认识到社会发展是系统化的螺旋式的持续演进，强化学生的民族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观念。总而言之，日常生活史研究重视“人”行为的日常性和综合性，教师教学中要立足教材的宏观建构，增加微观细描的史料叙述，统筹整合，科学输出，更有利于把握歷史脉络，实现人生价值。
【作者简介】田茂刚，中学二级教师，陕西省南郑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雅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