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避权力”到“争取权力”
林德山／文
法国社会党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不过，与其他一些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大党相比，法国社会党的政治发展轨迹较为特别，并常常有出人意料的表现。一战以后，当其他社会民主党迅速崛起并进入执政党行列之时，法国社会党却由于内部的分裂而表现出滞后的特点。而到20世纪30年代，当欧洲陷入法西斯主义的阴霾、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等纷纷陷入政治困境的时期，法国社会党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则成为欧洲左翼政治的一个亮点。到20世纪80年代，当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正在经历从曾经的辉煌走向低落之时，法国却进入了一个社会党的时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再次陷入政治低迷状态，但奥朗德领导的法国社会党先后赢得了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和国民议会选举，再次成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最大亮点。法国社会党的百年发展历史带有其明显的特征。
法国社会党政治
发展的几个阶段
法国社会党是社会主义思想与法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法国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发源地，从19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法国曾是欧洲革命的中心。但巴黎公社失败后社会主义力量受到重大打击。1879年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法国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法国早期的工人政党派系林立，有马克思主义、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布鲁斯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以及一些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如饶勒斯）。1902年前后，这些力量重新组合，形成两派，一派是由盖德领导的法兰西社会党，另一派则是聚集在饶勒斯周围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决议敦促法国社会党统一。在此背景下，1905年两派合并成统一的社会党，即“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1905年统一后，社会党有了一定的发展。1906—1914年，社会党的选举得票数和议会席位都几乎翻了一番。不过，不同思想倾向的派系林立始终是制约法国社会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统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社会党的精神领袖是饶勒斯。他凭借其个人的智慧和一种独特的双重对立模式维系了社会党的统一。但一战爆发后，围绕对待战争态度，社会党内部分化，反对战争的饶勒斯本人也被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法国社会党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党内形成以让·龙格为首的反对战争的少数派和以列诺得尔等为代表支持战争的多数派。十月革命尤其是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建立后，围绕着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法国社会党陷入分裂。在1920年12月底的图尔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支持加香等人提出的接受共产国际二十一条、加入共产国际的提案。多数派随即宣布成立法国共产党，原社会党的大多数党员（11万）转向共产党。而反对接受二十一条的少数派沿用了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名称，并只剩下3万党员，但社会党原有议员的大多数选择留在社会党。从此以后，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分裂——它们当时都声称是工人阶级政党——成为法国左翼政治中的一个持续性因素。
1924年社会党参加了左翼联盟，但拒绝参加激进党领导的政府。一部分力量因此分离加入了共和社会党。1934年，受共产国际态度变化的影响，法国共产党改变态度，几支左翼力量组成了人民阵线。人民阵线赢得了1936年的选举并组成政府，勃鲁姆成为社会党第一位政府总理。法共没有参加政府、但予以了支持。上台伊始（1936年6月），人民阵线就促成了资方与工会达成“马提翁协议”（Matignon agreements）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协定。根据协定，资方同意给工人增加7—12%的工资，工会的权利得到加强。随后人民阵线政府又推行了一些激进的社会改革，包括每周40小时工作制、工人两周带薪休假及对工会权利的保障。不过，由于经济形势没有好转和通货膨胀等原因，勃鲁姆政府停止了改革。同时，西班牙内战问题上，人民阵线政府所持的不干涉政策引起了内部的分裂。1937年6月，政府的财政计划被参议院否决后，勃鲁姆政府集体辞职。二战爆发后，1940年6月在对待维希政权的态度上，大部分社会党人投票支持，勃鲁姆等少数派反对，社会党再次分裂。部分社会党成员参加了维希政权，而一部分社会党党员参加了抵抗运动。
1943年法国社会党开始重建，达尼埃尔·梅耶出任党的总书记。1944年法国解放后，社会党清洗了党内同德军合作分子。战后，面对来自左右两端的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党力量发展的压力，社会党内部出现分歧。勃鲁姆已经失去了在党内的影响力。1946年居伊·摩莱接替梅耶出任党的总书记，法国社会党进入了摩莱领导的时代，直至1971年。这期间，法国社会党经历了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两个阶段。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社会党人多次参加联合政府，并五次出任政府总理。但面对第四共和国的崩溃和第五共和国体制的建立，法国社会党再次陷入分裂，部分派别脱离社会党，另组“独立社会党”，1960年它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共产主义论坛”等合并，改称“统一社会党”。社会党再次出现衰落。
1969年，法国社会党与“争取左翼复兴俱乐部联盟”和“社会主义小组、社会主义俱乐部联盟”举行合并大会成立“新社会党”。1971年在埃皮内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密特朗领导的共和制度大会党并入社会党，密特朗当选为第一书记，社会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密特朗为法国社会党带来了一系列新变化，社会党一方面通过与共产党和左翼激进党组成“左翼联盟”的形式加强了左翼整体力量，另一方面采取了务实的纲领政策。1981年，密特朗作为社会党和共产党共同推举的统一候选人赢得了总统大选，社会党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获胜，组成了有法共参加的联合政府。社会党终于在在野23年后重新回到法国政治的中心。社会党还在1981—1986年、1988—1993年间取得议会多数。
但在密特朗退出后，社会党进入一个新的艰难发展时期，除了若斯潘在1997—2002年间领导了联合政府外，社会党先后在1995年、2002年和2007年总统竞选中失败。直至2012年奥朗德领导社会党重新赢得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
法国社会党
百年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在其百年发展历史中，法国社会党显示出了自己的政治特色，也经受了许多挫折。其中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直接影响了社会党的发展进程。
一、理论方面长期纠结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法国社会党以重视理论著称。但在密特朗时代之前，法国社会党人长期给人的印象是有理论但不善治理国家。长期纠结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是法国社会党政治崛起滞后于其他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前，法国社会党前后四代领袖饶勒斯、勃鲁姆、居伊·摩莱和密特朗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该党的政治表现。四人的思想变化也成为法国社会党思想理论演变的一个缩影。早期的法国社会党多种思想并存，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力量的分散。其中理论上的最主要分歧是对革命与改良关系的不同认识。以盖德为代表的激进力量认为议会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形式，坚信社会主义不能通过选举来实现。普选应该是劳动者提高觉悟的机会，议会只能是为阶级提出诉求的讲台。与之相对，饶勒斯则赋予普选以更多的肯定意义。一方面，他把国家与阶级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他不认为国家只是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显示了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无产阶级可以根据其影响，让国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不过，始终维护民主制的饶勒斯并未因此而放弃革命的目标。他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革命，它是对现存社会的否定，社会党人最终目标是为了改造社会。饶勒斯试图把“变革”（即改良）与革命综合起来，认为每一次的变革都会使工人阶级获得更大的力量，进而要求其他的变革。饶勒斯由此发展了一种渐进主义的革命思想：在左翼联盟改革纲领的推动下，共和制将为社会主义铺平态度，可以用缓慢的渐进方式夺取政权。这种渐进主义的革命思想在法国社会党中有广泛的影响，它也成为法国社会党改良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革命与改良思想的并存是欧洲各国早期社会民主党普遍的特点，也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所面临的矛盾现实的反映。饶勒斯之后，勃鲁姆继承了其思想衣钵，但更进一步发展了其改良主义的思想。勃鲁姆发展了“渐进社会主义”的学说，认为变革就是革命，变革社会就是革命的目的。夺取政权不是革命的目的，只是变革社会的一种手段，“变革就像是社会改造的尝试”。 他指责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没有进行社会改造。虽然勃鲁姆理论上承认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革命才能实现，但实际上是全力投入改良活动。而且，和饶勒斯一样，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法国的民主制的彻底实现。勃鲁姆在20年代形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行使权力”的观点，提出区别夺取政权和行使权力。行使权力只是参加政府而不是掌握国家权力。社会党政府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行动，既没有权力也未被授权从法律上对这种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者”。到晚年更进一步认为，“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法律体系没有发生革命变革以前，有可能不仅使工人的命运，而且使人类的命运之公正、平等、自由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一些社会党人更进一步把当代资本主义看作是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过渡阶段，即旧资本主义结束与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间的过渡阶段，表现在国家观上即更为强调国家的独立意义。勃鲁姆本人也强调，“现代国家逐渐从资本主义分离出来，这正是为什么各国社会党有可能在运作现代国家时不为资本主义所利用”。这与当时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
但战后以居伊·摩莱为代表的党内左翼指责勃鲁姆的这种思想是“修正主义”。在居伊·摩莱领导下，社会党在思想上固守传统，拒绝对理论修改。尤其是到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政治困境的社会党理论上更趋僵化。这引起了党内主张改革力量的不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行事独特而注重实际的密特朗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密特朗就任党领导后，着手为社会党制定贴近现实的纲领和政策。法国社会党1972年的新纲领《改变生活》表示了这一特点。它去掉了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词句，代之以更具体的政策主张，包括一批经济改革措施和国有化名单。从此以后，社会党在纲领政策方面与现实的结合更为密切。例如，社会党当时以国有化作为政策重点，而在当时的欧洲其他国家，一些社会党事实上已经放弃了把国有化作为主要政治议程。密特朗执政之初，立即开始着手推进原有的社会经济政策，包括对一些企业的国有化。但面对经济形势不佳的压力，社会党很快改变了政策，主要政策目标转向了控制货币和赤字。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执政经历，社会党人过去那种高尚有理想但不善管理国家的形象得以改变。
二、如何维护党的统一和处理与其他左翼政党的关系
在法国社会党的发展历史中，有两个因素长期制约了社会党的发展。一是党内派系林立，各种思想背景的派别之间相互斗争。二是自从共产党分离后，社会党左边始终站着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如何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这往往是社会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战略的出发点。这方面，社会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令人灰心的教训。
统一的社会党成立之初，如何处理盖德派与饶勒斯派之间的关系是影响社会党发展空间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方面，饶勒斯通过将“阶级斗争”与“保护共和”这两种不同话语“综合”的方式防止了党的分裂。有人把这种方式称之为“对立的双重模式”，即一方面是一种进攻性的动作即强调阶级斗争，而另一方面则是防御性的姿态，强调“保卫共和”。前者容纳了革命的话语，而后者则为现实改良留下了空间。这一方式实际是为使不同的力量能够共存于一个体制中。不过，在现实斗争中，保持这两者的平衡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一战以后，当社会党更多的日常工作集中在议会斗争和地方市政活动之时，这些工作在理论上得不到承认。为了解决这一矛盾，20世纪20年代中期，法国社会党提出了一个最低纲领，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全体选民的各种期待。这一纲领并不是一个争取从内部改造资本主义的整体性纲领，而只是在一系列领域的具体政策，包括平衡预算、税制改革、国有化，以及一些社会政策的改革。但该纲领并没有考虑如何协调这一系列领域的政策，也没有提出具体的、相互兼容的干预生产、贸易和金融活动的整体措施。除了这种理论缺陷外，在对待激进党的态度、工会与社会党的关系等问题上，两种力量之间的分歧也制约了社会党的实际政策选择。
而在对待共产党问题上，虽然两者之间常常会发生冲突，但社会党依然长期把共产党视为“兄弟”，并不断寻求调和。在人民阵线以及在战后一个时期，社会党与共产党都曾有过合作关系。但意识形态的分歧、尤其是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严重制约了两者间的关系发展。实际上，1934年后法国共产党对社会党的态度转变首先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态度转变。战后，共产党崛起，一度成为国内最大党，但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常常导致这种合作关系的破裂。由于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所获得的强大支持，社会党长期未能如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一样，真正成为左翼政治的中心。
这种形势从60年代开始改变，尤其是在60年代中期后，在适应1962年总统直选体制过程中，密特朗积极推动左翼俱乐部的联合。1969年社会党的重组也是这一需求的反应。密特朗就任党领袖后，改变了社会党过去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他在具体推进与共产党的合作中，与过去社会党的政策不同——过去社会党在与共产党合作谈判时，首先强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接受——把主要的目标不是放在意识形态上，而是放在具体的政策纲领上。他认为，意识形态上数十年分歧不是一两年就能弥合的，应该着重从共同的政策基础入手。在此思想指导下，1972年社会党与法国共产党、左翼激进党人运动一起签订了《共同施政纲领》，正式形成了“左翼联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推进政治民主权利和社会经济改革措施。而在一些有分歧的问题如欧洲共同体问题上，则用一种模糊的方式掩饰了双方的严重分歧。社会党意在利用共产党的选民基础（后者有500万选民）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社会党也的确通过左翼联盟达到了这一目的。社会党迅速超过了共产党，成为左翼的最大力量。在1974年总统选举中，密特朗仅以0.2%败北，但他赢得了接下来的两次总统选举。
同时，密特朗也致力于将社会党重建为一个统一联合的党，一个把不同见解的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的社会党。到1974年左右，社会主义者实现了统一。当然，党内依然面临着派系斗争的问题，尤其是以米歇尔·罗卡尔为代表的党内右翼力量不断增强。密特朗通过一些手段很好地驾驭了形势。在政治策略上他采取了联合左翼和中间派共同对付右翼的政策，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了一种“左右开弓”的策略，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在需要的时候利用右翼联合孤立理论上的左翼，有时又站在马克思主义左翼一边，遏制威胁其领导地位的党内“修正主义”。依靠其政治灵活性和个人威望，密特朗把不同的派别联合在了一起。而从密特朗时代之后的社会党发展来看，能否处理好这种内部派系的关系往往是社会党政治上成功与否的关键。
三、在执政问题上的态度转变——从回避权力到追求权力
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在实现从革命向改良转变后很快转向以追求执政为主要政治目标，并很快取得成功。与之不同，法国社会党却在追求政治权力的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持回避权力的立场。这首先与法国社会党的激进政治传统有关。受米勒兰入阁事件的影响，早期社会党人对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持谨慎态度。饶勒斯认为，“一个孤立的社会党人进入一届资产阶级的政府，并不能被看做正常的夺取政权的开始，而仅仅是被迫的、暂时的和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种对政权的普遍不信任，也扩大到了对选举和议会活动的态度上。在1934年以前，社会党几次拒绝激进党人提出的参加联合政府的邀请。为此勃鲁姆做了一些理论准备，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阶级行动”和“行政行动”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党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为出发点的，而激进党只打算在现行的社会制度范围内进行改良，“而这些改良是现行财产所有制容许的”。但面对现实的政治需求，社会党又不能不开始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所以勃鲁姆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行使权力”的命题。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整个欧洲面临法西斯主义威胁时，保护共和成了社会党的一个现实任务。人民阵线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可一旦真正执政，社会党往往就必须要在社会党的改造社会的革命目标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者”这一定位之间做出政策选择。而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人民阵线政府及战后多次参政和执政的社会党常常都因为这两者间的两难选择痛苦不已，以致放弃权力成了一种解脱。虽然勃鲁姆夺取权力与行使权力的区别从理论上为社会党人参与政府提供了支持，但这种区分本身也使得社会党长期对权力抱有一种回避的态度，它长期影响了社会党的发展和行动战略，尤其是在居伊·摩莱领导下，社会党常常尽可能避免单纯为了行使权力而非掌握权力而去争取权力。
密特朗改变了法国社会党对权力的态度。密特朗与前任社会党领袖的最大差别就是对党的价值和追求的不同理解。在饶勒斯、勃鲁姆时代，他们是将党的利益置于权力追求之前。他们常常为了党的统一而牺牲执政的眼前考虑。与之不同，密特朗非常现实地把追求权力作为衡量党的价值本身来看待。由此他也改变了社会党对党的目标及其功能的态度。例如他反对社会党过去以党员数量而不是党在民众中的听众数量来权衡联盟的重要性，指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超过这个度，这部机器就失去理智了。当某一政党的党员数量与相信这个政党的公民数量之间不再有直接的联系时，就会出现一种人为的和危险的形势。长此以往，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政党更不民主的，因为他的党员在做自己事情的时候，忘记了民主是所有公民的事情。党的使命就是活跃、教育群众，向群众提供信息，而不是替代他们。” 这种对党的权力追求的态度使得密特朗能够以不同以往的思维来对待一系列问题。例如在第五共和国的问题上，摩莱领导下的社会党是反对这一体制的。密特朗最初也是该体制的反对者。但在1962年的宪法改革、总统改为直选后，密特朗敏感地看到，伴随这一制度的可能是政治的两极化，这对左翼及对他本人来说都是一个机会。因此，他不再直接谴责总统制本身，而是着意于揭露该制度的精神实质和社会基础。也就是说，他谴责戴高乐作为总统的总统制是一种独裁，而他要通过赢得总统，让这种制度重归民主。为此他强调左翼通过联合推出候选人的方式来与右翼竞争，他也由此取得了一种政治合法性。从1965年参加总统选举为人所知开始，密特朗一步步地使自己同时也使社会党进入了权力的中心。他推动了左翼的联合和社会党的重组，并终于获得了回报。同样，也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权力观使得执政后的法国社会党不像过去那样拘泥于自己的传统纲领和政策。虽然密特朗时代之后的法国社会党再次经历了政治上的起伏，但从过去十年法国社会党的变化，以及目前奥朗德领导下的社会党的现状中，人们看到了同样的对权力的渴望和追求。
法国社会党以上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对我们理解法国社会党的历史，而且也对于我们理解其他一些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以及欧洲许多激进左翼政党的历史现状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是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
“国外执政党治党理政比较研究”子课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流政党治党理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