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民族学沃土的一棵参天大树
陈之秀
记者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中认识熊坤新教授的，他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热情、开朗、幽默、风趣，像个“老顽童”。经朋友介绍，记者才了解到熊坤新教授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世界民族》、《中国藏学》等报刊发表文章及论文350余篇，独撰或合撰出版各类著作30余部，累计達300余万字。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级和省部级多项研究课题，研究范围涉及民族伦理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法学、印度民族文化等诸多领域，其中《民族伦理学》是其代表作。于是，记者产生了采访他的念头。近日，记者通过对他面对面的采访，获知了许多他鲜为人知的故事。
痛失双亲，开始独立生活
1953年7月，熊坤新出生在四川省三台县一个农民家庭，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他是老五。他的两个妹妹都是在困难时期出生的，两个妹妹因母亲没有奶水，饿死了。
熊坤新6岁时，就读于公社小学。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初中，但因为家庭贫困，只得辍学回家，帮着父母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比如喂猪、放牛、砍柴、下地干活等。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熊坤新14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16岁时，父亲又病逝了。
“爸爸是老大，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即我大叔、二叔。两个叔叔看我父母去世后，我一个人独立生活有困难，就开了家庭会，安排谁照顾我。”熊坤新说，当时，我二姐夫参加了家庭会。会上，二姐夫说，我爸爸在生病期间，曾经在他家生活过，爸爸私下里对二姐夫说，如果他走了，希望二姐夫照顾我，因为二姐夫是公社的兽医，每月按时领工资，家庭条件最好。经过商讨，大家一致同意我去二姐夫家生活。
熊坤新在二姐家生活不到两年，就生气离开了，原因是他想去当兵，而二姐又不支持他。
“17岁时，二姐给我介绍了对象，说等我到了18岁就跟对方结婚。二姐买好了木材，要给我单独修房子，让我独立成家。”熊坤新说，想当兵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是悄悄去报名的。当我那个“准岳父”知道后，非常生气，说：“你这小子，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们商量，你去当兵，我的女儿谁管？”我说：“我的事情我做主。”因为这件事，我跟二姐闹翻了。二姐认为，我不能体谅他们对我的好心。一气之下，我回了老家，开始了独立生活。
部队复员，去了西藏那曲
那时，农村孩子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读书，要么当兵。读书的路断了，熊坤新执着地选择了当兵。苍天不负有心人，1972年底，他幸运地参了军，成为北京军区某部的一名战士。
“在部队呆了三年多后，马上就面临复员回乡的问题。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名叫《祖国处处是家乡》的记录片，讲述沈阳军区某部的两名战士，一个叫倪慧康，一个叫李德祥，他们原籍在江苏南通地区，退伍前夕，他们向部队写申请，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们的要求得到了上级批准。”熊坤新说，看了这部影片，很受启发，于是我就发动六名战士，给领导写信，要求复员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边疆。我们的信得到了批复，北京军区政委秦基伟几次接见我们，军区还下发了通知，要求全军区指战员向我们学习。最后，由军区的两名干部陪同，把我们送到了西藏自治区的那曲牧区，沿途受到了各军区的热烈欢迎和欢送，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6年4月底。
在辽阔的藏北草原上，熊坤新和他的同伴们需要过三关：生活关、语言关、风俗习惯关。生活关、语言关都是可想而知的，当地的风俗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在藏北草原上，有一些不同于内地的风俗习惯。”熊坤新回忆说，这些习惯虽然不会对他们这些支边青年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容易与当地群众产生误会。
“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饮食问题。”熊坤新说，因为从小受环境影响，不吃牛、羊肉，但在牧区，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它，你不吃牛、羊肉就无法生存，于是就入乡随俗，“咬着牙来克服，把它当成一个革命任务来完成。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什么都能吃了，以致连半生不熟的手抓肉和生肉也能吃了。”熊坤新说，手抓肉一般是煮七成熟，用刀切开，里面还带着血丝。生肉分两种，一种是刚杀的牛羊肉，马上吃；另一种是经过风干的那种，可以撕下来一条一条地吃。因为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很快就融入进去了。
考上大学，人生发生转折
熊坤新在那曲工作了两年多，直到1978年考上大学，才离开那里。熊坤新说，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一点信息都不知道，等后来知道时，高考时间早已过了，只能等到第二年。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78年，熊坤新参加高考，如愿考上了设在陕西省咸阳市的西藏民族学院（现改为西藏民族大学）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他留校当了一名教师。“最初，我是被分配在党委宣传部的，同时兼任德育课教师，主要负责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熊坤新说，我觉得我后来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基础还是在西藏民族学院打下的，因为在那里没有什么琐事的干扰，也得到了很多前辈的支持，还有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那时很年轻，时间和精力比较充沛。也是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爱人，成就了一段“校园恋情”。
意外结缘，关注民族伦理
熊坤新说，因为工作的关系，开始关注学生因民族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伦理特点。“当时我就觉得，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应该结合学生的民族伦理特点，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1987年4月，中国西部伦理学会首届研讨会在陕西西安召开。在会上，熊坤新与其他几位学者一起提出了“应重视从民族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民族伦理学”的设想。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西部伦理学会的积极支持，并成为该学会长期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我提出这个设想的依据是，西部地区民族成分众多、民族道德传统文化遗产异常丰富。”回想起当年的情景，熊坤新依然记忆犹新，“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审张毅辉不断地鼓励我，让我坚持研究下去。”
西北轻工业学院徐少锦教授也给了熊坤新不少帮助。熊坤新说，上大学期间，徐老师给我们上过课，他见我爱写、爱思考，就与我建立了联系。留校以后，他就让我与他一起合作撰写论文、文章，还合作编书。当时徐老师编写了一本《科技伦理学》，我撰写了其中一章，后来这本书还获得了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类图书二等奖。
从此，熊坤新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民族研究》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民族伦理学研究的论文，比如《民族伦理学刍议》《中国民族学界應关注民族伦理学研究》等，其中很多观点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的还获了奖。
“当时，张毅辉正在给北京大学国学泰斗张岱年老先生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任责任编辑，该书出版后，她第一时间给我寄了一本，还附信一封，鼓励我给张岱年先生这本书写书评。”熊坤新说，我看完信，立即回信说，张岱年老先生学术声望那么高，而我只是一个讲师，由我给他的书写书评是不是不太合适。张毅辉说，没事，初生牛犊不怕虎嘛。我写好书评后投给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没多久，就发表了。
应聘进京，创建民族伦理学
“算了算，加上上大学的四年，我在西藏民族大学一共呆了17年。在调到中央民族大学之前，也就是1992～1993年，我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师从罗国杰教授作国内高级访问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呆了一年，实际上在西藏民族大学呆了16年。”熊坤新说，以前我根本没有想过离开西藏民族大学，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时认识了一个博士，闲暇时一起吃饭、聊天，他说，老熊啊，你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挪挪窝，虽然西藏民族学院也不错，但从做学问方面、信息方面，还是北京好……听他这一说，我就付诸行动了。
1994年，熊坤新在各种因素的促成下，成为北京市首届全国人才招聘的获益者和成功者，他主调，爱人孩子随调，一家三口一次性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
1997年，熊坤新主持的全国社科基金项目结题，他的专著《民族伦理学》作为项目成果出版发行，张岱年和林耀华两位先生分别为该书作序。
谈及《民族伦理学》这本书时，熊坤新滔滔不绝地说，民族伦理学是民族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是一门介于民族学和伦理学之间的新兴边缘学科，是研究民族伦理道德的学科，具有多元化结构的特点。它综合地、全面地研究民族伦理道德的各种问题。
熊坤新试图站在民族学和伦理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分别在民族伦理学、中国少数民族伦理思想和族别伦理思想等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
微观上，熊坤新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大部分聚居在西藏的少数民族。熊坤新说：“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宏观上，熊坤新认为各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各民族在其自身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各民族聪明智慧和优秀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民族地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规范体系。
出国留学，拓宽学术视野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国热兴起，受其影响，熊坤新也想出国留学。他认为，出国深造，也是一种学习。1998年，熊坤新被教育部公派去印度尼赫鲁大学留学，两年后获社会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
“在国外的这段时间，我的感触颇多”。熊坤新说，无论是哪个方面，它都有个参照系，如服饰、饮食，以及文化、教育。“
回国后的熊坤新，通过对比、总结，写出了大量研究性论文，发表在各权威学术刊物上，比如《印度帮助落后地区的措施、成就和经验》《巴西开发不发达地区的重要举措及经验》《美国开发不发达地区的重要举措及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部大开发中需要借鉴的外国经验》等等。
海纳百川，旁及社会热点
谈到饮食问题，熊坤新说，刚刚改革开放时，我国物质匮乏，虽然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没有选择的权利。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物质丰富了，我们开始讲究饮食的色香味、品种、式样。进入21世纪，就是和谁吃的问题了。熊坤新表示，与志同道合者吃饭，吃的是精神，吃的是文化。他说，他的许多研究思路都是在饭桌上产生的。
熊坤新的职务不仅是教授，他还兼任多个社会职务，比如中国民族伦理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民族团结教育研究平台首席专家等等。问及他为何要加入这么多学会时，熊坤新说，我认识人多，有些人就拉我去参加，而我又是来者不拒，只要有时间、有精力。我认为，做学问也需要广泛地了解社会、参与社会。一个人整天固守在一个学科里，视野和思想容易被禁锢。人们经常形容大学像一个象牙塔，如果你长年累月呆在里面，不走出校门，就会导致你的思想逐渐狭隘、封闭。了解社会，接触社会，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产生新的灵感，可以深入学术上的一些研究、探讨。所以，我是抱着一种海纳百川的心态去看待吃饭问题的。我觉得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也是一种学习，正如孔夫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去获得灵感、吸收营养，因为一个人掌握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
从2005年起，熊坤新每年都要对上一年国际国内有关民族领域里发生的大事和热点问题进行盘点和评析，为此，他经常接受《环球时报》、《南华早报》、《法兰克福汇报》、BBC等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的采访，俨然已成为有关民族问题的权威发言人。
作为文科二级教授，按规定，65岁就得退休。因此，熊坤新在今年7月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目前已接受西藏大学的邀请，将继续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我们期待，在他这棵民族学研究的大树上结出更多丰硕的果实来。
记者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中认识熊坤新教授的，他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热情、开朗、幽默、风趣，像个“老顽童”。经朋友介绍，记者才了解到熊坤新教授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世界民族》、《中国藏学》等报刊发表文章及论文350余篇，独撰或合撰出版各类著作30余部，累计達300余万字。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级和省部级多项研究课题，研究范围涉及民族伦理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法学、印度民族文化等诸多领域，其中《民族伦理学》是其代表作。于是，记者产生了采访他的念头。近日，记者通过对他面对面的采访，获知了许多他鲜为人知的故事。
痛失双亲，开始独立生活
1953年7月，熊坤新出生在四川省三台县一个农民家庭，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他是老五。他的两个妹妹都是在困难时期出生的，两个妹妹因母亲没有奶水，饿死了。
熊坤新6岁时，就读于公社小学。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初中，但因为家庭贫困，只得辍学回家，帮着父母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比如喂猪、放牛、砍柴、下地干活等。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熊坤新14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16岁时，父亲又病逝了。
“爸爸是老大，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即我大叔、二叔。两个叔叔看我父母去世后，我一个人独立生活有困难，就开了家庭会，安排谁照顾我。”熊坤新说，当时，我二姐夫参加了家庭会。会上，二姐夫说，我爸爸在生病期间，曾经在他家生活过，爸爸私下里对二姐夫说，如果他走了，希望二姐夫照顾我，因为二姐夫是公社的兽医，每月按时领工资，家庭条件最好。经过商讨，大家一致同意我去二姐夫家生活。
熊坤新在二姐家生活不到两年，就生气离开了，原因是他想去当兵，而二姐又不支持他。
“17岁时，二姐给我介绍了对象，说等我到了18岁就跟对方结婚。二姐买好了木材，要给我单独修房子，让我独立成家。”熊坤新说，想当兵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是悄悄去报名的。当我那个“准岳父”知道后，非常生气，说：“你这小子，这么大的事都不跟我们商量，你去当兵，我的女儿谁管？”我说：“我的事情我做主。”因为这件事，我跟二姐闹翻了。二姐认为，我不能体谅他们对我的好心。一气之下，我回了老家，开始了独立生活。
部队复员，去了西藏那曲
那时，农村孩子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读书，要么当兵。读书的路断了，熊坤新执着地选择了当兵。苍天不负有心人，1972年底，他幸运地参了军，成为北京军区某部的一名战士。
“在部队呆了三年多后，马上就面临复员回乡的问题。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名叫《祖国处处是家乡》的记录片，讲述沈阳军区某部的两名战士，一个叫倪慧康，一个叫李德祥，他们原籍在江苏南通地区，退伍前夕，他们向部队写申请，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们的要求得到了上级批准。”熊坤新说，看了这部影片，很受启发，于是我就发动六名战士，给领导写信，要求复员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边疆。我们的信得到了批复，北京军区政委秦基伟几次接见我们，军区还下发了通知，要求全军区指战员向我们学习。最后，由军区的两名干部陪同，把我们送到了西藏自治区的那曲牧区，沿途受到了各军区的热烈欢迎和欢送，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6年4月底。
在辽阔的藏北草原上，熊坤新和他的同伴们需要过三关：生活关、语言关、风俗习惯关。生活关、语言关都是可想而知的，当地的风俗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在藏北草原上，有一些不同于内地的风俗习惯。”熊坤新回忆说，这些习惯虽然不会对他们这些支边青年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容易与当地群众产生误会。
“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饮食问题。”熊坤新说，因为从小受环境影响，不吃牛、羊肉，但在牧区，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它，你不吃牛、羊肉就无法生存，于是就入乡随俗，“咬着牙来克服，把它当成一个革命任务来完成。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什么都能吃了，以致连半生不熟的手抓肉和生肉也能吃了。”熊坤新说，手抓肉一般是煮七成熟，用刀切开，里面还带着血丝。生肉分两种，一种是刚杀的牛羊肉，马上吃；另一种是经过风干的那种，可以撕下来一条一条地吃。因为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很快就融入进去了。
考上大学，人生发生转折
熊坤新在那曲工作了两年多，直到1978年考上大学，才离开那里。熊坤新说，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一点信息都不知道，等后来知道时，高考时间早已过了，只能等到第二年。经过半年多的准备，1978年，熊坤新参加高考，如愿考上了设在陕西省咸阳市的西藏民族学院（现改为西藏民族大学）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他留校当了一名教师。“最初，我是被分配在党委宣传部的，同时兼任德育课教师，主要负责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熊坤新说，我觉得我后来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基础还是在西藏民族学院打下的，因为在那里没有什么琐事的干扰，也得到了很多前辈的支持，还有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那时很年轻，时间和精力比较充沛。也是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爱人，成就了一段“校园恋情”。
意外结缘，关注民族伦理
熊坤新说，因为工作的关系，开始关注学生因民族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伦理特点。“当时我就觉得，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应该结合学生的民族伦理特点，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1987年4月，中国西部伦理学会首届研讨会在陕西西安召开。在会上，熊坤新与其他几位学者一起提出了“应重视从民族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民族伦理学”的设想。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西部伦理学会的积极支持，并成为该学会长期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我提出这个设想的依据是，西部地区民族成分众多、民族道德传统文化遗产异常丰富。”回想起当年的情景，熊坤新依然记忆犹新，“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审张毅辉不断地鼓励我，让我坚持研究下去。”
西北轻工业学院徐少锦教授也给了熊坤新不少帮助。熊坤新说，上大学期间，徐老师给我们上过课，他见我爱写、爱思考，就与我建立了联系。留校以后，他就让我与他一起合作撰写论文、文章，还合作编书。当时徐老师编写了一本《科技伦理学》，我撰写了其中一章，后来这本书还获得了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类图书二等奖。
从此，熊坤新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民族研究》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民族伦理学研究的论文，比如《民族伦理学刍议》《中国民族学界應关注民族伦理学研究》等，其中很多观点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的还获了奖。
“当时，张毅辉正在给北京大学国学泰斗张岱年老先生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任责任编辑，该书出版后，她第一时间给我寄了一本，还附信一封，鼓励我给张岱年先生这本书写书评。”熊坤新说，我看完信，立即回信说，张岱年老先生学术声望那么高，而我只是一个讲师，由我给他的书写书评是不是不太合适。张毅辉说，没事，初生牛犊不怕虎嘛。我写好书评后投给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没多久，就发表了。
应聘进京，创建民族伦理学
“算了算，加上上大学的四年，我在西藏民族大学一共呆了17年。在调到中央民族大学之前，也就是1992～1993年，我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师从罗国杰教授作国内高级访问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呆了一年，实际上在西藏民族大学呆了16年。”熊坤新说，以前我根本没有想过离开西藏民族大学，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时认识了一个博士，闲暇时一起吃饭、聊天，他说，老熊啊，你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挪挪窝，虽然西藏民族学院也不错，但从做学问方面、信息方面，还是北京好……听他这一说，我就付诸行动了。
1994年，熊坤新在各种因素的促成下，成为北京市首届全国人才招聘的获益者和成功者，他主调，爱人孩子随调，一家三口一次性调入了中央民族大学。
1997年，熊坤新主持的全国社科基金项目结题，他的专著《民族伦理学》作为项目成果出版发行，张岱年和林耀华两位先生分别为该书作序。
谈及《民族伦理学》这本书时，熊坤新滔滔不绝地说，民族伦理学是民族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是一门介于民族学和伦理学之间的新兴边缘学科，是研究民族伦理道德的学科，具有多元化结构的特点。它综合地、全面地研究民族伦理道德的各种问题。
熊坤新试图站在民族学和伦理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分别在民族伦理学、中国少数民族伦理思想和族别伦理思想等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
微观上，熊坤新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大部分聚居在西藏的少数民族。熊坤新说：“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宏观上，熊坤新认为各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各民族在其自身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各民族聪明智慧和优秀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民族地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规范体系。
出国留学，拓宽学术视野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国热兴起，受其影响，熊坤新也想出国留学。他认为，出国深造，也是一种学习。1998年，熊坤新被教育部公派去印度尼赫鲁大学留学，两年后获社会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
“在国外的这段时间，我的感触颇多”。熊坤新说，无论是哪个方面，它都有个参照系，如服饰、饮食，以及文化、教育。“
回国后的熊坤新，通过对比、总结，写出了大量研究性论文，发表在各权威学术刊物上，比如《印度帮助落后地区的措施、成就和经验》《巴西开发不发达地区的重要举措及经验》《美国开发不发达地区的重要举措及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部大开发中需要借鉴的外国经验》等等。
海纳百川，旁及社会热点
谈到饮食问题，熊坤新说，刚刚改革开放时，我国物质匮乏，虽然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没有选择的权利。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物质丰富了，我们开始讲究饮食的色香味、品种、式样。进入21世纪，就是和谁吃的问题了。熊坤新表示，与志同道合者吃饭，吃的是精神，吃的是文化。他说，他的许多研究思路都是在饭桌上产生的。
熊坤新的职务不仅是教授，他还兼任多个社会职务，比如中国民族伦理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民族团结教育研究平台首席专家等等。问及他为何要加入这么多学会时，熊坤新说，我认识人多，有些人就拉我去参加，而我又是来者不拒，只要有时间、有精力。我认为，做学问也需要广泛地了解社会、参与社会。一个人整天固守在一个学科里，视野和思想容易被禁锢。人们经常形容大学像一个象牙塔，如果你长年累月呆在里面，不走出校门，就会导致你的思想逐渐狭隘、封闭。了解社会，接触社会，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产生新的灵感，可以深入学术上的一些研究、探讨。所以，我是抱着一种海纳百川的心态去看待吃饭问题的。我觉得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也是一种学习，正如孔夫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去获得灵感、吸收营养，因为一个人掌握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
从2005年起，熊坤新每年都要对上一年国际国内有关民族领域里发生的大事和热点问题进行盘点和评析，为此，他经常接受《环球时报》、《南华早报》、《法兰克福汇报》、BBC等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的采访，俨然已成为有关民族问题的权威发言人。
作为文科二级教授，按规定，65岁就得退休。因此，熊坤新在今年7月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目前已接受西藏大学的邀请，将继续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我们期待，在他这棵民族学研究的大树上结出更多丰硕的果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