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人的日本观看日本文化
摘 要：《菊与刀》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通过自己的“文化模式”思维理论成功解读日本文化形态的经典。虽然作者尽可能地排除偏见和误解，站在相对中立的立场来写，但是由于中日文化和立场的差异，以及作者在分析问题上角度和认知的不同，仍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人观日本的偏颇失真，故本文试图分析《菊与刀》中作者以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的身份去观察的日本，研究其背后带来的重要意义，为以后的跨文化研究带来更多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菊与刀；跨文化传播；日本民族
《菊与刀》的作者于1944年6月，被委任对日本进行研究，然而从1942年12月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日美正处于战争态势，因为战争原因不能实地考察，作者不得不舍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田野调查，只能通过分析日本过去的事件和统计资料，采用文化人类学相关原理，对日本民族的社会文化、行为方式、政治制度等进行全面分析概括。
本尼迪克特將日本形容为一个具有完全对立的特性却能够凭此独立生存的社会，就如同书名《菊与刀》一样，它包含了矛盾的双面，却又将矛盾同一在了一个框架之中。
菊是日本皇室的标志，刀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菊”体现着日本民族温和、谦卑的一面，“刀”却代表着日本民族精神中激进、凶猛的另一面；“菊”是柔，“刀”是刚。于是，融合菊与刀的日本民族，就呈现出静与动的交手，文与武的相融，善与恶的对抗，菊与刀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物走到一起，并承载了日本大和民族不同一般的文化模式。
由此使“日本人特殊”的命题深入人心。从这个方面来说，《菊与刀》作为第一部从矛盾概念出发解读日本的著作，对用“悖论式”理论来研究日本的学术发展的影响巨大，从而导致了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思想的产生。
可是本尼迪克特的分析方法也有其文化局限，每一个文化都在其文化中具有其特征，在《菊与刀》中提出了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本尼迪克特指出，人们在描写日本国民性时常用“但是”“也”“既……又……”这样一类的连接词。“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服又恼怒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好新”，这些性格特点构成对立、矛盾关系。
日本人的“双重”民族性形成二元对立，也可以他们前所未有的“彬彬有礼”但是也很“傲慢、专横”，“民族在为人处世上无比顽固，但是他们乐意调整自己，去适应极端的革新”，“一个国家具有普遍的审美崇拜，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很高的荣誉，如何在菊花栽培的技艺上愿意费时费力时，一般而言，他不会另写一书补充说，那个民族也崇拜刀，并把最高的声望献给武士。”这些语句都是用来证明“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有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有懦怯，既保守又好新。”
“菊与刀”这种文化冲突，这种冲突视角去切入日本民族看起来奇异，但并没做到真正的深入日本社会，作者也说她从未到过日本，只对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日本战俘的资料进行研究，甚至是一些作战时的宣传口号等。她以一种“旁观者”的眼光、一种战胜国的视角去鸟瞰日本。
虽然作者说到排除美日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但是要想做到真正客观的表达日本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行动习惯，这种文化面面观是不可能的。民族之间观察生活的眼光是不同的，而本民族很难领悟到自己观察视角的存在。
所以笔者认为，就其没有进行过实地的“田野调查”和只是对文献资料进行的了解和其作为美国人、以战胜国人的心态做出的研究难免会有偏颇之处。这可以看做是“作者个人体验的扩大化和研究对象的典型化”，东西方文化体系本就不同，“菊文化”与“刀文化”在日本人眼中是相融而对于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的作者来说这种文化之间是相互抵牾的，而更加是在书中有意地放大了这种矛盾。
例如武士道的精神，在日本人眼中就是“死而美的哲学”，这在西方人乃至中国人眼中却是不可接受的文化哲学。而“菊文化”与“刀文化”都是日本的亚文化，就像大众熟知的日本的“茶文化”和“花文化”此处也可称为是“茶道”、“花道”。而西方学者在研究日本时候，多少都会有些“乡愁式的缅怀”，正如日本的“武士道”和欧洲的“骑士道”精神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
《菊与刀》此书在日本销量很好，但在美国销量其实一般，因为这写的是美国人眼中的日本，所以日本乐于接受美国这种惋惜式地笔触，有一种斯德哥尔摩群症候群狂欢的感觉。
就文化模式而言，一元论的研究方式自然饱受批评，但是奇怪的是在对日研究领域中大行其道的“日本特殊论”的理论基础之一正好就是源于此。由于作者自身未到过日本的局限，说是以文化人类学者的身份去研究日本，其中以战胜国的角度对战俘这类典型群体的研究，难免会有“作者个人体验的扩大化和研究对象的典型化”特点。
作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既不懂日语， 也未去过日本，在当时两国正交战的情况下，他放弃了文化人类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手段：实地考察，仅仅通过资料收集、分析或统计资料和对在美日本人的采访调查等，完成了这样影响深远的著作，其主要原因是作者对日常琐事的研究。
作者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生活中其日常琐事都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以及代表性，在任何一个原始部落或任何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中，人类行为以及民族性的形成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习得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由小及大，不但是对一个民族的研究需要从细微小事做起，其他更多的研究都应该是日常琐事做起，从小着眼，这样才能找到正确的研究方向，树立正确的研究思路。同时，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时刻考虑到文化背景这样一个大因素的作用，这样的研究才能摈弃偏见、客观中立。
参考文献
[1]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塔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
[2]杨柳.从《菊与刀》看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2
作者简介
刘雅楠（1997-），女，汉，江西省 九江市，大学本科在读，南昌大学，学生，研究方向：社会学。
关键词：菊与刀；跨文化传播；日本民族
《菊与刀》的作者于1944年6月，被委任对日本进行研究，然而从1942年12月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日美正处于战争态势，因为战争原因不能实地考察，作者不得不舍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田野调查，只能通过分析日本过去的事件和统计资料，采用文化人类学相关原理，对日本民族的社会文化、行为方式、政治制度等进行全面分析概括。
本尼迪克特將日本形容为一个具有完全对立的特性却能够凭此独立生存的社会，就如同书名《菊与刀》一样，它包含了矛盾的双面，却又将矛盾同一在了一个框架之中。
菊是日本皇室的标志，刀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菊”体现着日本民族温和、谦卑的一面，“刀”却代表着日本民族精神中激进、凶猛的另一面；“菊”是柔，“刀”是刚。于是，融合菊与刀的日本民族，就呈现出静与动的交手，文与武的相融，善与恶的对抗，菊与刀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物走到一起，并承载了日本大和民族不同一般的文化模式。
由此使“日本人特殊”的命题深入人心。从这个方面来说，《菊与刀》作为第一部从矛盾概念出发解读日本的著作，对用“悖论式”理论来研究日本的学术发展的影响巨大，从而导致了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思想的产生。
可是本尼迪克特的分析方法也有其文化局限，每一个文化都在其文化中具有其特征，在《菊与刀》中提出了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本尼迪克特指出，人们在描写日本国民性时常用“但是”“也”“既……又……”这样一类的连接词。“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服又恼怒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好新”，这些性格特点构成对立、矛盾关系。
日本人的“双重”民族性形成二元对立，也可以他们前所未有的“彬彬有礼”但是也很“傲慢、专横”，“民族在为人处世上无比顽固，但是他们乐意调整自己，去适应极端的革新”，“一个国家具有普遍的审美崇拜，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很高的荣誉，如何在菊花栽培的技艺上愿意费时费力时，一般而言，他不会另写一书补充说，那个民族也崇拜刀，并把最高的声望献给武士。”这些语句都是用来证明“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有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有懦怯，既保守又好新。”
“菊与刀”这种文化冲突，这种冲突视角去切入日本民族看起来奇异，但并没做到真正的深入日本社会，作者也说她从未到过日本，只对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日本战俘的资料进行研究，甚至是一些作战时的宣传口号等。她以一种“旁观者”的眼光、一种战胜国的视角去鸟瞰日本。
虽然作者说到排除美日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但是要想做到真正客观的表达日本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行动习惯，这种文化面面观是不可能的。民族之间观察生活的眼光是不同的，而本民族很难领悟到自己观察视角的存在。
所以笔者认为，就其没有进行过实地的“田野调查”和只是对文献资料进行的了解和其作为美国人、以战胜国人的心态做出的研究难免会有偏颇之处。这可以看做是“作者个人体验的扩大化和研究对象的典型化”，东西方文化体系本就不同，“菊文化”与“刀文化”在日本人眼中是相融而对于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的作者来说这种文化之间是相互抵牾的，而更加是在书中有意地放大了这种矛盾。
例如武士道的精神，在日本人眼中就是“死而美的哲学”，这在西方人乃至中国人眼中却是不可接受的文化哲学。而“菊文化”与“刀文化”都是日本的亚文化，就像大众熟知的日本的“茶文化”和“花文化”此处也可称为是“茶道”、“花道”。而西方学者在研究日本时候，多少都会有些“乡愁式的缅怀”，正如日本的“武士道”和欧洲的“骑士道”精神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
《菊与刀》此书在日本销量很好，但在美国销量其实一般，因为这写的是美国人眼中的日本，所以日本乐于接受美国这种惋惜式地笔触，有一种斯德哥尔摩群症候群狂欢的感觉。
就文化模式而言，一元论的研究方式自然饱受批评，但是奇怪的是在对日研究领域中大行其道的“日本特殊论”的理论基础之一正好就是源于此。由于作者自身未到过日本的局限，说是以文化人类学者的身份去研究日本，其中以战胜国的角度对战俘这类典型群体的研究，难免会有“作者个人体验的扩大化和研究对象的典型化”特点。
作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既不懂日语， 也未去过日本，在当时两国正交战的情况下，他放弃了文化人类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手段：实地考察，仅仅通过资料收集、分析或统计资料和对在美日本人的采访调查等，完成了这样影响深远的著作，其主要原因是作者对日常琐事的研究。
作者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生活中其日常琐事都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以及代表性，在任何一个原始部落或任何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中，人类行为以及民族性的形成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习得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由小及大，不但是对一个民族的研究需要从细微小事做起，其他更多的研究都应该是日常琐事做起，从小着眼，这样才能找到正确的研究方向，树立正确的研究思路。同时，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时刻考虑到文化背景这样一个大因素的作用，这样的研究才能摈弃偏见、客观中立。
参考文献
[1]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塔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
[2]杨柳.从《菊与刀》看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2
作者简介
刘雅楠（1997-），女，汉，江西省 九江市，大学本科在读，南昌大学，学生，研究方向：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