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卧谈会”看人际交往效能感
李婉
【摘 要】本文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对川大学生寝室卧谈会的状况与学生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问卷调查。依托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并结合反馈及噪音等因素对卧谈会的过程进行量化研究，并且引用郑日昌等人编著的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进行测量。研究发现，卧谈会对学生的影响效果确实与人际交往效能感存在相关。
【关键词】卧谈会 人际交往 效能感 量化研究
“卧谈会”，本文将其定义为晚上就寝时，大学生在宿舍内参与讨论各种问题的一种轻松性话题会。本文中将其归为一种“群体传播”。这种群体传播是指一个宿舍内部成员双向性的进行信息传播的活动。它具有追随性和遵从性，其传播效果可能会使得群体成员在认知、态度和行为方面做出改变。
本文以四川大学学生为例，研究大学生卧谈会与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学生在卧谈会的传播媒介选择上有了更多的创新：以前是以口头传播为主，如今加入了短信、QQ、微信等其他传播媒介。并且由于网络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突破地域限制的卧谈会也有一定比例，卧谈会也可以以“无声的会议”形式存在。所谓“突破地域限制”是指通过通信网络等手段实现跨寝室、跨学校、跨城市甚至跨国界的卧谈。但由于该类卧谈涉及的种类繁多，情况复杂，本文将卧谈会的发生区域定义为有固定物理空间范围的学校学生宿舍区进行研究。
目前研究卧谈会的文章多对卧谈会的成因、内容及其积极或消极的效果做了简要分析，多停留于阐释阶段，并无过多的注重卧谈会对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影响。而有关人际交往效能感的文章也多偏向于研究其内部六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未将其延伸至学生的其他领域。基于此，现从卧谈会的传播模式、影响和效果来探讨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由于卧谈会是一个短期的非正式会议，并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广泛性，而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学生在与人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本文暂且将卧谈会的传播模式进行分解，作为自变量，人际交往效能感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假设为：卧谈会能够影响人际交往效能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样本框确定为四川大学在校大学生，采用的是抽样调查中的非随机抽样，抽取方便样本。样本问卷设定为100份，有效问卷为100份，样本有效率为100%。抽样单位为每个个体的学生。数据结果输入spss软件（v21.0）。问卷由卧谈会的传播模式所涉及的多个变量变为多个问题和一套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量表组成。
从卧谈会的传播模式来看，套用了拉斯韦尔的“5w”模式，并且引入了噪音和反馈两个维度进行补充。从卧谈会的开展与否进行逻辑跳转，无卧谈会的学生会被考察未开展的原因，之后将直接测量人际交往效能感。而有卧谈会经历的学生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从传播者和受传者来看，可测量学生个体是否为卧谈会的发起者或参与者；从传播内容来看，涉及学习、爱情、家庭等8个指标；对于传播途径则有口头、短信等4个指标；传播效果则分为知识、态度和行动三个方面，其中采用里克特量表将三方面分别划分为5个程度，分别是毫无影响、有点影响、影响一般、比较有影响和影响很大。此外引入的反馈和噪音也采用里克特量表的形式划分为5个程度，形式如上。
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共分为6个维度，每个维度有6个指标。每个指标自成一题。每题有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个程度分值，得分越高表示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越高。但在问卷中并未标注程度即代表分值，以免引起受调查者的心理变化。
此外，问卷还涉及被访者的两项基本信息，即性别和学历，是因为考虑到这两项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卧谈会的传播模式中的任一环节，为后期检测结果做准备。
二、研究发现
1、基本数据
在有效问卷的性别比例中，男生占45%，女生占55%；学历比例中，本科生占61%，研究生占39%；是否开展卧谈会中有7人选择否，其余92人均有卧谈会经历；关于不开卧谈会的原因中，认为作息时间不一致而导致的居首位，占41%，最不会导致的原因为无共同话题，为14%。从寝室卧谈会涉及的内容来看，饮食起居谈论的最为普遍，约为65%，其次为自己的恋爱感情及他人的八卦，均为63%，其中自己的家庭情况谈论最少，约为37%。
2、相互关系
（1）影响效果与人际交往效能。卧谈会对学生的影响效果分为知识、态度和行为三个方面，均分为从毫无效果到效果很大5个程度。将三项相加，分值越高代表影响效果越大。
运用皮尔森积差相关分析，相关性为0.302，显著性（双侧）为0.006，即两者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根据研究假设，将分析影响效果和自我印象效能、亲和效能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数据显示两者的皮尔森相关性为0.137（<0.3），成弱相关，但显著性（双侧）为0.224（>0.05）不显著，因此零假设不能被拒绝，原假设不成立，即卧谈会对学生的影响效果和学生的自我印象效能无相关性。
影响效果和亲和效能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34（>0.3），且显著性（双侧）为0.002（<0.05），则在0.1水平（双侧）上两者显著相关。拒绝零假设，接受原假设，即卧谈会对学生的影响效果越大，学生的亲和效能越高。
（2）反馈与人际交往效能。问卷中将反馈设置为从毫无影响到影响很大5种程度，为方便统计，将前两种程度和后两种程度分别并为一种程度，共3种，即不积极、一般和积极。
结果显示反馈积极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相关，相关系数为0.238，且显著性（双侧）为0.033（<0.05），表示两者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再具体测量反馈积极程度与人际交往效能下的6个维度的相关性，只与亲和效能相关，系数为0.290，显著性（双侧）为0.009（<0.05），两者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反馈的积极度与其他5个维度均无显著相关。
（3）角色、内容与自我印象效能。根据数据输出结果，是否是卧谈会的发起者与自我印象效能相关，系数为0.231，（双侧）显著性为0.038，即是否是发起者与他的自我印象效能感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个体在卧谈会上主动提及的内容范围与自我印象效能感也存在显著相关，系数为0.251，（双侧）显著性为0.024，自我提及的范围领域数量与自我效能感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调查还发现男女生性别与卧谈会的内容中是否涉及家庭这一话题上相关。卡方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为0.018（<0.05），且无单元格的期望频数小于5，最小期望频数为16.14，则性别与是否涉及家庭这一话题存在显著相关。（见表1）
（4）传播渠道与沟通效能。由于大学生是使用各种社交媒介的重要群体，并且卧谈会也可以成为一种“无声会”，因此研究假设之一是探究在卧谈会中使用的传播渠道的数量与其沟通效能是否存在相关。
但结论显示两者的相关性为0.075（<0.3），且显著性（双侧）为0.505（>0.05），两者无显著相关。数据中除7份选择无寝室卧谈外，有91人选择口头卧谈这一传统方式，只有2人不选择口头传播，而是分别选择短信、微信两种传播方式。选择短信传播形式的占4%，选择qq传播的占5%，选择微信的占9%。从此次抽样结果看出卧谈会的传播模式依旧以口头传播为主，各种社交媒体并无太多介入。因此，这应是选择传播模式的多少与学生沟通效能感并无显著相关的原因。
（5）噪音与情绪控制效能。根据研究假设，原假设认为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的高低相关，则零假设为两者无关，数据显示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0，且显著性（双侧）为0.426（>0.05），则不能拒绝零假设，原假设不成立，即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感的高低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三、结论与不足
本文运用量化的方法对大学生开展卧谈会的情况与其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卧谈会中扮演的具体角色和受卧谈会的影响与其人际交往效能感及细化的6个维度之间存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学生在卧谈会中扮演的角色及自己愿意涉及的话题与其自我印象效能感显著相关，并且性别在卧谈内容方面产生了显著差异，尤其表现在是否涉及家庭这一潜在范围；第二，在对于卧谈话题的反馈方面，积极程度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高低显著相关，也与其中的亲和效能这一维度相关。这表明在卧谈文化中，越积极的反馈代表越高的亲和力以及越高的人际交往效能；第三，受卧谈会影响的大小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高低存在相关，受卧谈会影响越大的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和更细化的维度——亲和效能感越高。但卧谈会的影响效果与自我印象效能感只呈弱相关关系。若学生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寻求同伴的帮助和解答，使自己在知识储备、心理态度以及付诸实践方面都有所改变和取舍，并不一意孤行，那么其亲和效能及人际交往效能就会更高；第四，卧谈会中的传播渠道数量与沟通效能高低并不存在相关性。研究假设中认为随着各种社交媒介的应用，大学生在选择卧谈会的传播形式时会有所改变，但调查中发现这种改变的确存在，但影响很小。
研究中假设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的高低相关，但最终数据未能证明这一点，至于深层次原因，从问卷及数据分析上并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再者，情绪控制自我效能感在国外的研究至今只有12年，国内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仅限于对国外成果的介绍与验证，因此，可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①李晓云、史运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及实证研究》[J].《科技信息》，2011（26）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责编：周蕾
（3）角色、内容与自我印象效能。根据数据输出结果，是否是卧谈会的发起者与自我印象效能相关，系数为0.231，（双侧）显著性为0.038，即是否是发起者与他的自我印象效能感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个体在卧谈会上主动提及的内容范围与自我印象效能感也存在显著相关，系数为0.251，（双侧）显著性为0.024，自我提及的范围领域数量与自我效能感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调查还发现男女生性别与卧谈会的内容中是否涉及家庭这一话题上相关。卡方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为0.018（<0.05），且无单元格的期望频数小于5，最小期望频数为16.14，则性别与是否涉及家庭这一话题存在显著相关。（见表1）
（4）传播渠道与沟通效能。由于大学生是使用各种社交媒介的重要群体，并且卧谈会也可以成为一种“无声会”，因此研究假设之一是探究在卧谈会中使用的传播渠道的数量与其沟通效能是否存在相关。
但结论显示两者的相关性为0.075（<0.3），且显著性（双侧）为0.505（>0.05），两者无显著相关。数据中除7份选择无寝室卧谈外，有91人选择口头卧谈这一传统方式，只有2人不选择口头传播，而是分别选择短信、微信两种传播方式。选择短信传播形式的占4%，选择qq传播的占5%，选择微信的占9%。从此次抽样结果看出卧谈会的传播模式依旧以口头传播为主，各种社交媒体并无太多介入。因此，这应是选择传播模式的多少与学生沟通效能感并无显著相关的原因。
（5）噪音与情绪控制效能。根据研究假设，原假设认为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的高低相关，则零假设为两者无关，数据显示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0，且显著性（双侧）为0.426（>0.05），则不能拒绝零假设，原假设不成立，即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感的高低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三、结论与不足
本文运用量化的方法对大学生开展卧谈会的情况与其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卧谈会中扮演的具体角色和受卧谈会的影响与其人际交往效能感及细化的6个维度之间存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学生在卧谈会中扮演的角色及自己愿意涉及的话题与其自我印象效能感显著相关，并且性别在卧谈内容方面产生了显著差异，尤其表现在是否涉及家庭这一潜在范围；第二，在对于卧谈话题的反馈方面，积极程度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高低显著相关，也与其中的亲和效能这一维度相关。这表明在卧谈文化中，越积极的反馈代表越高的亲和力以及越高的人际交往效能；第三，受卧谈会影响的大小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高低存在相关，受卧谈会影响越大的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和更细化的维度——亲和效能感越高。但卧谈会的影响效果与自我印象效能感只呈弱相关关系。若学生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寻求同伴的帮助和解答，使自己在知识储备、心理态度以及付诸实践方面都有所改变和取舍，并不一意孤行，那么其亲和效能及人际交往效能就会更高；第四，卧谈会中的传播渠道数量与沟通效能高低并不存在相关性。研究假设中认为随着各种社交媒介的应用，大学生在选择卧谈会的传播形式时会有所改变，但调查中发现这种改变的确存在，但影响很小。
研究中假设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的高低相关，但最终数据未能证明这一点，至于深层次原因，从问卷及数据分析上并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再者，情绪控制自我效能感在国外的研究至今只有12年，国内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仅限于对国外成果的介绍与验证，因此，可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①李晓云、史运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及实证研究》[J].《科技信息》，2011（26）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责编：周蕾
（3）角色、内容与自我印象效能。根据数据输出结果，是否是卧谈会的发起者与自我印象效能相关，系数为0.231，（双侧）显著性为0.038，即是否是发起者与他的自我印象效能感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个体在卧谈会上主动提及的内容范围与自我印象效能感也存在显著相关，系数为0.251，（双侧）显著性为0.024，自我提及的范围领域数量与自我效能感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调查还发现男女生性别与卧谈会的内容中是否涉及家庭这一话题上相关。卡方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为0.018（<0.05），且无单元格的期望频数小于5，最小期望频数为16.14，则性别与是否涉及家庭这一话题存在显著相关。（见表1）
（4）传播渠道与沟通效能。由于大学生是使用各种社交媒介的重要群体，并且卧谈会也可以成为一种“无声会”，因此研究假设之一是探究在卧谈会中使用的传播渠道的数量与其沟通效能是否存在相关。
但结论显示两者的相关性为0.075（<0.3），且显著性（双侧）为0.505（>0.05），两者无显著相关。数据中除7份选择无寝室卧谈外，有91人选择口头卧谈这一传统方式，只有2人不选择口头传播，而是分别选择短信、微信两种传播方式。选择短信传播形式的占4%，选择qq传播的占5%，选择微信的占9%。从此次抽样结果看出卧谈会的传播模式依旧以口头传播为主，各种社交媒体并无太多介入。因此，这应是选择传播模式的多少与学生沟通效能感并无显著相关的原因。
（5）噪音与情绪控制效能。根据研究假设，原假设认为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的高低相关，则零假设为两者无关，数据显示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0，且显著性（双侧）为0.426（>0.05），则不能拒绝零假设，原假设不成立，即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感的高低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三、结论与不足
本文运用量化的方法对大学生开展卧谈会的情况与其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卧谈会中扮演的具体角色和受卧谈会的影响与其人际交往效能感及细化的6个维度之间存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学生在卧谈会中扮演的角色及自己愿意涉及的话题与其自我印象效能感显著相关，并且性别在卧谈内容方面产生了显著差异，尤其表现在是否涉及家庭这一潜在范围；第二，在对于卧谈话题的反馈方面，积极程度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高低显著相关，也与其中的亲和效能这一维度相关。这表明在卧谈文化中，越积极的反馈代表越高的亲和力以及越高的人际交往效能；第三，受卧谈会影响的大小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高低存在相关，受卧谈会影响越大的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和更细化的维度——亲和效能感越高。但卧谈会的影响效果与自我印象效能感只呈弱相关关系。若学生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寻求同伴的帮助和解答，使自己在知识储备、心理态度以及付诸实践方面都有所改变和取舍，并不一意孤行，那么其亲和效能及人际交往效能就会更高；第四，卧谈会中的传播渠道数量与沟通效能高低并不存在相关性。研究假设中认为随着各种社交媒介的应用，大学生在选择卧谈会的传播形式时会有所改变，但调查中发现这种改变的确存在，但影响很小。
研究中假设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的高低相关，但最终数据未能证明这一点，至于深层次原因，从问卷及数据分析上并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再者，情绪控制自我效能感在国外的研究至今只有12年，国内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仅限于对国外成果的介绍与验证，因此，可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①李晓云、史运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及实证研究》[J].《科技信息》，2011（26）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责编：周蕾
【摘 要】本文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对川大学生寝室卧谈会的状况与学生个体的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问卷调查。依托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并结合反馈及噪音等因素对卧谈会的过程进行量化研究，并且引用郑日昌等人编著的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进行测量。研究发现，卧谈会对学生的影响效果确实与人际交往效能感存在相关。
【关键词】卧谈会 人际交往 效能感 量化研究
“卧谈会”，本文将其定义为晚上就寝时，大学生在宿舍内参与讨论各种问题的一种轻松性话题会。本文中将其归为一种“群体传播”。这种群体传播是指一个宿舍内部成员双向性的进行信息传播的活动。它具有追随性和遵从性，其传播效果可能会使得群体成员在认知、态度和行为方面做出改变。
本文以四川大学学生为例，研究大学生卧谈会与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学生在卧谈会的传播媒介选择上有了更多的创新：以前是以口头传播为主，如今加入了短信、QQ、微信等其他传播媒介。并且由于网络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突破地域限制的卧谈会也有一定比例，卧谈会也可以以“无声的会议”形式存在。所谓“突破地域限制”是指通过通信网络等手段实现跨寝室、跨学校、跨城市甚至跨国界的卧谈。但由于该类卧谈涉及的种类繁多，情况复杂，本文将卧谈会的发生区域定义为有固定物理空间范围的学校学生宿舍区进行研究。
目前研究卧谈会的文章多对卧谈会的成因、内容及其积极或消极的效果做了简要分析，多停留于阐释阶段，并无过多的注重卧谈会对学生的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影响。而有关人际交往效能感的文章也多偏向于研究其内部六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未将其延伸至学生的其他领域。基于此，现从卧谈会的传播模式、影响和效果来探讨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由于卧谈会是一个短期的非正式会议，并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广泛性，而人际交往效能感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学生在与人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本文暂且将卧谈会的传播模式进行分解，作为自变量，人际交往效能感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假设为：卧谈会能够影响人际交往效能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样本框确定为四川大学在校大学生，采用的是抽样调查中的非随机抽样，抽取方便样本。样本问卷设定为100份，有效问卷为100份，样本有效率为100%。抽样单位为每个个体的学生。数据结果输入spss软件（v21.0）。问卷由卧谈会的传播模式所涉及的多个变量变为多个问题和一套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量表组成。
从卧谈会的传播模式来看，套用了拉斯韦尔的“5w”模式，并且引入了噪音和反馈两个维度进行补充。从卧谈会的开展与否进行逻辑跳转，无卧谈会的学生会被考察未开展的原因，之后将直接测量人际交往效能感。而有卧谈会经历的学生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从传播者和受传者来看，可测量学生个体是否为卧谈会的发起者或参与者；从传播内容来看，涉及学习、爱情、家庭等8个指标；对于传播途径则有口头、短信等4个指标；传播效果则分为知识、态度和行动三个方面，其中采用里克特量表将三方面分别划分为5个程度，分别是毫无影响、有点影响、影响一般、比较有影响和影响很大。此外引入的反馈和噪音也采用里克特量表的形式划分为5个程度，形式如上。
人际交往效能感量表，共分为6个维度，每个维度有6个指标。每个指标自成一题。每题有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个程度分值，得分越高表示人际交往效能感水平越高。但在问卷中并未标注程度即代表分值，以免引起受调查者的心理变化。
此外，问卷还涉及被访者的两项基本信息，即性别和学历，是因为考虑到这两项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卧谈会的传播模式中的任一环节，为后期检测结果做准备。
二、研究发现
1、基本数据
在有效问卷的性别比例中，男生占45%，女生占55%；学历比例中，本科生占61%，研究生占39%；是否开展卧谈会中有7人选择否，其余92人均有卧谈会经历；关于不开卧谈会的原因中，认为作息时间不一致而导致的居首位，占41%，最不会导致的原因为无共同话题，为14%。从寝室卧谈会涉及的内容来看，饮食起居谈论的最为普遍，约为65%，其次为自己的恋爱感情及他人的八卦，均为63%，其中自己的家庭情况谈论最少，约为37%。
2、相互关系
（1）影响效果与人际交往效能。卧谈会对学生的影响效果分为知识、态度和行为三个方面，均分为从毫无效果到效果很大5个程度。将三项相加，分值越高代表影响效果越大。
运用皮尔森积差相关分析，相关性为0.302，显著性（双侧）为0.006，即两者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根据研究假设，将分析影响效果和自我印象效能、亲和效能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数据显示两者的皮尔森相关性为0.137（<0.3），成弱相关，但显著性（双侧）为0.224（>0.05）不显著，因此零假设不能被拒绝，原假设不成立，即卧谈会对学生的影响效果和学生的自我印象效能无相关性。
影响效果和亲和效能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34（>0.3），且显著性（双侧）为0.002（<0.05），则在0.1水平（双侧）上两者显著相关。拒绝零假设，接受原假设，即卧谈会对学生的影响效果越大，学生的亲和效能越高。
（2）反馈与人际交往效能。问卷中将反馈设置为从毫无影响到影响很大5种程度，为方便统计，将前两种程度和后两种程度分别并为一种程度，共3种，即不积极、一般和积极。
结果显示反馈积极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相关，相关系数为0.238，且显著性（双侧）为0.033（<0.05），表示两者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再具体测量反馈积极程度与人际交往效能下的6个维度的相关性，只与亲和效能相关，系数为0.290，显著性（双侧）为0.009（<0.05），两者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反馈的积极度与其他5个维度均无显著相关。
（3）角色、内容与自我印象效能。根据数据输出结果，是否是卧谈会的发起者与自我印象效能相关，系数为0.231，（双侧）显著性为0.038，即是否是发起者与他的自我印象效能感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个体在卧谈会上主动提及的内容范围与自我印象效能感也存在显著相关，系数为0.251，（双侧）显著性为0.024，自我提及的范围领域数量与自我效能感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调查还发现男女生性别与卧谈会的内容中是否涉及家庭这一话题上相关。卡方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为0.018（<0.05），且无单元格的期望频数小于5，最小期望频数为16.14，则性别与是否涉及家庭这一话题存在显著相关。（见表1）
（4）传播渠道与沟通效能。由于大学生是使用各种社交媒介的重要群体，并且卧谈会也可以成为一种“无声会”，因此研究假设之一是探究在卧谈会中使用的传播渠道的数量与其沟通效能是否存在相关。
但结论显示两者的相关性为0.075（<0.3），且显著性（双侧）为0.505（>0.05），两者无显著相关。数据中除7份选择无寝室卧谈外，有91人选择口头卧谈这一传统方式，只有2人不选择口头传播，而是分别选择短信、微信两种传播方式。选择短信传播形式的占4%，选择qq传播的占5%，选择微信的占9%。从此次抽样结果看出卧谈会的传播模式依旧以口头传播为主，各种社交媒体并无太多介入。因此，这应是选择传播模式的多少与学生沟通效能感并无显著相关的原因。
（5）噪音与情绪控制效能。根据研究假设，原假设认为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的高低相关，则零假设为两者无关，数据显示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0，且显著性（双侧）为0.426（>0.05），则不能拒绝零假设，原假设不成立，即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感的高低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三、结论与不足
本文运用量化的方法对大学生开展卧谈会的情况与其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卧谈会中扮演的具体角色和受卧谈会的影响与其人际交往效能感及细化的6个维度之间存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学生在卧谈会中扮演的角色及自己愿意涉及的话题与其自我印象效能感显著相关，并且性别在卧谈内容方面产生了显著差异，尤其表现在是否涉及家庭这一潜在范围；第二，在对于卧谈话题的反馈方面，积极程度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高低显著相关，也与其中的亲和效能这一维度相关。这表明在卧谈文化中，越积极的反馈代表越高的亲和力以及越高的人际交往效能；第三，受卧谈会影响的大小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高低存在相关，受卧谈会影响越大的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和更细化的维度——亲和效能感越高。但卧谈会的影响效果与自我印象效能感只呈弱相关关系。若学生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寻求同伴的帮助和解答，使自己在知识储备、心理态度以及付诸实践方面都有所改变和取舍，并不一意孤行，那么其亲和效能及人际交往效能就会更高；第四，卧谈会中的传播渠道数量与沟通效能高低并不存在相关性。研究假设中认为随着各种社交媒介的应用，大学生在选择卧谈会的传播形式时会有所改变，但调查中发现这种改变的确存在，但影响很小。
研究中假设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的高低相关，但最终数据未能证明这一点，至于深层次原因，从问卷及数据分析上并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再者，情绪控制自我效能感在国外的研究至今只有12年，国内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仅限于对国外成果的介绍与验证，因此，可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①李晓云、史运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及实证研究》[J].《科技信息》，2011（26）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责编：周蕾
（3）角色、内容与自我印象效能。根据数据输出结果，是否是卧谈会的发起者与自我印象效能相关，系数为0.231，（双侧）显著性为0.038，即是否是发起者与他的自我印象效能感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个体在卧谈会上主动提及的内容范围与自我印象效能感也存在显著相关，系数为0.251，（双侧）显著性为0.024，自我提及的范围领域数量与自我效能感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调查还发现男女生性别与卧谈会的内容中是否涉及家庭这一话题上相关。卡方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为0.018（<0.05），且无单元格的期望频数小于5，最小期望频数为16.14，则性别与是否涉及家庭这一话题存在显著相关。（见表1）
（4）传播渠道与沟通效能。由于大学生是使用各种社交媒介的重要群体，并且卧谈会也可以成为一种“无声会”，因此研究假设之一是探究在卧谈会中使用的传播渠道的数量与其沟通效能是否存在相关。
但结论显示两者的相关性为0.075（<0.3），且显著性（双侧）为0.505（>0.05），两者无显著相关。数据中除7份选择无寝室卧谈外，有91人选择口头卧谈这一传统方式，只有2人不选择口头传播，而是分别选择短信、微信两种传播方式。选择短信传播形式的占4%，选择qq传播的占5%，选择微信的占9%。从此次抽样结果看出卧谈会的传播模式依旧以口头传播为主，各种社交媒体并无太多介入。因此，这应是选择传播模式的多少与学生沟通效能感并无显著相关的原因。
（5）噪音与情绪控制效能。根据研究假设，原假设认为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的高低相关，则零假设为两者无关，数据显示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0，且显著性（双侧）为0.426（>0.05），则不能拒绝零假设，原假设不成立，即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感的高低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三、结论与不足
本文运用量化的方法对大学生开展卧谈会的情况与其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卧谈会中扮演的具体角色和受卧谈会的影响与其人际交往效能感及细化的6个维度之间存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学生在卧谈会中扮演的角色及自己愿意涉及的话题与其自我印象效能感显著相关，并且性别在卧谈内容方面产生了显著差异，尤其表现在是否涉及家庭这一潜在范围；第二，在对于卧谈话题的反馈方面，积极程度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高低显著相关，也与其中的亲和效能这一维度相关。这表明在卧谈文化中，越积极的反馈代表越高的亲和力以及越高的人际交往效能；第三，受卧谈会影响的大小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高低存在相关，受卧谈会影响越大的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和更细化的维度——亲和效能感越高。但卧谈会的影响效果与自我印象效能感只呈弱相关关系。若学生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寻求同伴的帮助和解答，使自己在知识储备、心理态度以及付诸实践方面都有所改变和取舍，并不一意孤行，那么其亲和效能及人际交往效能就会更高；第四，卧谈会中的传播渠道数量与沟通效能高低并不存在相关性。研究假设中认为随着各种社交媒介的应用，大学生在选择卧谈会的传播形式时会有所改变，但调查中发现这种改变的确存在，但影响很小。
研究中假设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的高低相关，但最终数据未能证明这一点，至于深层次原因，从问卷及数据分析上并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再者，情绪控制自我效能感在国外的研究至今只有12年，国内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仅限于对国外成果的介绍与验证，因此，可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①李晓云、史运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及实证研究》[J].《科技信息》，2011（26）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责编：周蕾
（3）角色、内容与自我印象效能。根据数据输出结果，是否是卧谈会的发起者与自我印象效能相关，系数为0.231，（双侧）显著性为0.038，即是否是发起者与他的自我印象效能感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个体在卧谈会上主动提及的内容范围与自我印象效能感也存在显著相关，系数为0.251，（双侧）显著性为0.024，自我提及的范围领域数量与自我效能感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调查还发现男女生性别与卧谈会的内容中是否涉及家庭这一话题上相关。卡方检验结果的显著性为0.018（<0.05），且无单元格的期望频数小于5，最小期望频数为16.14，则性别与是否涉及家庭这一话题存在显著相关。（见表1）
（4）传播渠道与沟通效能。由于大学生是使用各种社交媒介的重要群体，并且卧谈会也可以成为一种“无声会”，因此研究假设之一是探究在卧谈会中使用的传播渠道的数量与其沟通效能是否存在相关。
但结论显示两者的相关性为0.075（<0.3），且显著性（双侧）为0.505（>0.05），两者无显著相关。数据中除7份选择无寝室卧谈外，有91人选择口头卧谈这一传统方式，只有2人不选择口头传播，而是分别选择短信、微信两种传播方式。选择短信传播形式的占4%，选择qq传播的占5%，选择微信的占9%。从此次抽样结果看出卧谈会的传播模式依旧以口头传播为主，各种社交媒体并无太多介入。因此，这应是选择传播模式的多少与学生沟通效能感并无显著相关的原因。
（5）噪音与情绪控制效能。根据研究假设，原假设认为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的高低相关，则零假设为两者无关，数据显示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0，且显著性（双侧）为0.426（>0.05），则不能拒绝零假设，原假设不成立，即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感的高低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三、结论与不足
本文运用量化的方法对大学生开展卧谈会的情况与其人际交往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卧谈会中扮演的具体角色和受卧谈会的影响与其人际交往效能感及细化的6个维度之间存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学生在卧谈会中扮演的角色及自己愿意涉及的话题与其自我印象效能感显著相关，并且性别在卧谈内容方面产生了显著差异，尤其表现在是否涉及家庭这一潜在范围；第二，在对于卧谈话题的反馈方面，积极程度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高低显著相关，也与其中的亲和效能这一维度相关。这表明在卧谈文化中，越积极的反馈代表越高的亲和力以及越高的人际交往效能；第三，受卧谈会影响的大小与人际交往效能感的高低存在相关，受卧谈会影响越大的学生，人际交往效能感和更细化的维度——亲和效能感越高。但卧谈会的影响效果与自我印象效能感只呈弱相关关系。若学生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寻求同伴的帮助和解答，使自己在知识储备、心理态度以及付诸实践方面都有所改变和取舍，并不一意孤行，那么其亲和效能及人际交往效能就会更高；第四，卧谈会中的传播渠道数量与沟通效能高低并不存在相关性。研究假设中认为随着各种社交媒介的应用，大学生在选择卧谈会的传播形式时会有所改变，但调查中发现这种改变的确存在，但影响很小。
研究中假设受噪音影响的大小与情绪控制效能的高低相关，但最终数据未能证明这一点，至于深层次原因，从问卷及数据分析上并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再者，情绪控制自我效能感在国外的研究至今只有12年，国内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仅限于对国外成果的介绍与验证，因此，可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①李晓云、史运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及实证研究》[J].《科技信息》，2011（26）
（作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
责编：周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