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的实学思想
王海涛
[摘 要]劉鹗生活于清末时期，是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的近代知识分子，虽对儒学造诣颇深，但是却不热心功名，走出了一条游离于“学而优则仕”之外的 “实业救国”之路，屡次兴办工商实业，屡败屡战。刘鹗力图用西方的科技文明拯救处于苦难之中的中国。西方文明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土壤无法生长资本主义的文明之花，因此刘鹗的许多实业都失败了，但其“养天下”的“家国之感情”却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词]刘鹗；实学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3-0089-03
刘鹗（1857-1909），家谱名震远，原名梦鹏，又作孟鹏，后改名鹗，字铁云，又字云抟，号公约，原籍江苏丹徒（今镇江市），后迁居江苏淮安。刘鹗年轻时期加入太谷学派，一生践行学派的“养天下”的思想主张，主张实业救国，参与了清末的筑路、开矿，多次兴办工商实业，屡败屡战。刘鹗著有《老残游记》一书，是清末著名的小说家、实业家。
实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提出来的，它的内涵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程颐的实学，指的是儒家的经学，是相对于佛道二教的“空”、“无”而言的。南宋以后，实学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一般就指经世致用之学，是相对于空谈的性命义理之学而言。明代中期以后，提倡实学成为思想界的新潮流。当时的东林学派以高攀龙、顾宪成为代表，认为理学家“以学术杀天下”，要求对朝政进行改革，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可谓是实学的代表者，特别是顾炎武，主张学术研究要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清代提倡实学的代表人物是颜元、章学诚、阮元等人。清末，由于西学东渐，实学传统渐渐与学习西方、了解世界大势的趋势相结合，成为中国近代改革的先声。
刘鹗生活的年代，正是国门洞开之时，屡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凋敝，清政权摇摇欲坠，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遭受着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
清朝由于是异族入主中原，为钳制人们的思想，泯灭汉人的反清意识，执行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扶植空疏无用的宋明理学，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趋向考据学，形成了学术史上的乾嘉学派，这主要是以当时的皖派和吴派以及扬州学派为代表。他们埋首于故纸堆中，对文献做一字一句的考证，完全脱离了与现实的互动。他们皓首穷经，对文字谬误多有纠正，而对其中的义理却少有挖掘发挥，使中国的学术发展步入了死胡同，学术的研究与现实脱节，不能为现实服务。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受当时西学传播的影响，一些有眼光的士人已经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和学术上的危机。他们不甘沉沦，努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以挽救颓废之势，这其中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改革弊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图国家富强。
刘鹗出生于1857年，此时是咸丰七年，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也已经四年了，刘鹗的出生地六合时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刘鹗的父亲在1852年考中进士，随后在北京为官，1861年，任河南汝宁府知府，此后一直在河南做官。在任期间，治理了贾鲁河和黄河，并且在救灾和学习西方新技术方面也卓有成效，曾仿制龙尾车。刘鹗5岁时随父去任所，经常往来于住所与河南任所之间，受其父影响甚大。
刘鹗对儒学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从其著作《老残游记》中，可以一窥其儒家思想。在书中，刘鹗倾向于儒家积极的入世观，对老残的所作所为比较赞成，推崇儒家创始人孔孟的学说，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在汉代就已经失传了。刘鹗反对韩愈，认为韩愈丢弃了孔孟的民本思想，同时也反对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主张。刘鹗认为 “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1]三教合一是自宋以来就有的观点，而太谷学派的思想是宗儒兼释道，三教之中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占主流地位，所以刘鹗说“儒家的铺子大些”。刘鹗又认为儒、释、道三教“其同处在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惟儒教公到极处”。这是对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诠释，没有“公”和“公心”，天下就不会太平。
刘鹗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加之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人生之路本该是学习八股文章，通过科举进入仕宦之路，做一个封建官吏。但是刘鹗的人生之路却与一般的封建士子大有不同，他不热心科举，而对有利于民生的治河、医学以及天算等实学有浓厚的兴趣。治河是关于河流治理的学问，有助于发挥河流的灌溉作用和其他益处，防止其危害性。医学和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可以治病，甚至延年益寿。天算即天文历法，可以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这些都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可以经世致用。正是其重视实学，才有后来的郑州治理黄河，让刘鹗的声名大振，为其后来从事工商实业和写作《老残游记》奠定了基础。
刘鹗的洋务思想也应该是其实学思想的一部分。简单地说，洋务思想就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的思想，他们虽有派系之分，所持的洋务思想也各有差异，但是他们基本思想的核心就是“自强求富、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时间从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开始，到19世纪90年代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结束，历时30余年，而这30余年也正是刘鹗从一名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实业家的30余年，以刘鹗的志趣，洋务运动及其思想不会不对刘鹗产生深刻的影响。刘鹗的洋务思想主张就是筑路开矿，学习西方兴办工商实业，学习西方的金融制度。当时的山东巡抚福润就认为刘鹗通洋务，1892年和1894年两次把他保送到总理衙门考验，认为“该员向习算学、河工，兼谙机器、船械、水学、力学、电学、测量等事，著有《勾股天元草》《弧角三术》《历代黄河变迁图考》等书……其所著各书，考据尚属祥明，有益于用”。[2]从福润的这个奏折中可以看出，刘鹗在洋务方面的知识的广博。总理衙门就是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立的专门办理洋务的外交机构， 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是把刘鹗看成通洋务的洋务派。
刘鹗本人在其日記中也多次提到自己读洋书、学洋务的事情，如壬寅日记正月十八日记：“晚间归读洋书。”[3]二月十九日记：“读《译书汇编》之《理财学》二本。论理之精，译笔之絜，均甚佩服，惜未终而止矣。”[4]刘鹗对西方的股票、公司经营制度也颇有研究。壬寅日记正月初十日记：“晚间，拟矿路章程竟。”十一日记：“因与王议买卖股票事。本日王寿臣录矿路章程并写股票卖据，竟一日之功，甚劳矣！”[5]刘鹗了解了西方公司制度、金融股票知识、理财知识等，并运用于实践，参与了多个公司的章程拟定，撰写《大清银行创办节略》，论述银行的重要性，多次参与了买卖股票等事。
探究刘鹗之所以会重视实学而不喜欢科举，应该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本人的性格和志趣的影响。刘鹗在家排行最小，性情脱略，不尚规矩，不喜欢用科举来猎取功名，20岁赴南京参加乡试，落第归来，去扬州谒见李龙川，回来后即放弃应试的帖括时艺，着力于实学，从家学治河开始。正如刘大绅所说：“先君少年时，负奇气，性豪放，不规于小节。”[6]因此其母与其长兄都不喜欢他，加上其父在外做官，刘鹗经常往来于家庭和父亲任所之间，生活环境相对宽松，接触社会比较早，管束较松，生活可谓自由散漫，逍遥放荡，对知识的学习也就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特别是在1877年，刘鹗的父亲丁忧回里，定居淮安后的六、七年间，刘鹗更是以志趣所向，埋首于书中，苦学治河、天算、乐律、辞章、医学、兵法等实学。正如刘厚泽所说：“由于他在兄弟姐妹中是最小的一个，性情脱略，不尚规矩，不被母亲所喜。又因不能‘循规蹈矩，猎取名利，也不为年长七岁的长兄所欢喜。所以他只有在自由散漫、逍遥放荡的生活中随着自己的兴趣所至，在强烈的求知欲的支配下猎取广泛的知识。这就是二十年间作者（指刘鹗）之所以钻研治河、天算、乐律、辞章、医学等的重要原因之一。”[7]
二是受其父及其家庭的影响。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在河南任上的时候，刘鹗经常往来于住所与任所之间。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字子恕，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卒于光绪九年（1883）。因家贫，刘成忠年轻时寄住在姑母家读书，后来联捷，于咸丰壬子年（1852）中进士，改庶吉士，授职编修，后在河南做官，历任祥符县知县、汝宁府知府、开封府知府、归德府知府、南汝光道、开归陈许道等，退休时加布政使衔。刘成忠喜欢博览群书，尤其注重实学，精于河防，在豫治水卓有成效。著有《河防刍议》，提出“筑堤束水，束水攻沙”和“堤不如埽，埽不如坝”的主张，后来刘鹗投身治理黄河，与其父亲的经历很有关系。刘鹗少时即随父居任所，20岁始归，因之受其父各方面影响甚深，对治河的兴趣和在治河上的功绩都是与其父的影响分不开的。刘鹗“生而敏异，年未逾冠，已能传其先德子恕观察（成忠）之学，精畴人术，尤长于治河”。[8]刘成忠在赈灾救荒方面，也著有文章，主张让百姓安居乐业，遇到荒年则减免税收，采取救济措施。刘鹗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北上赈济饥民，掩埋荒尸，后来又兴办实业，这与他父亲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刘成忠还著有《因斋诗存》，并在同治己巳年间，以《泰西水法》为准，仿制龙尾水车八具，并对于学习西方技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吸收使用，后来刘鹗开矿山建铁路，与刘成忠的影响不无关系。
刘鹗的母亲朱氏是当时六合世家的女儿，知识较广博，通达时务，通晓音律和医学，这对刘鹗在发展音律和医学方面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刘鹗的洋务思想受马建忠的影响颇深，刘、马两家是世交。马建忠早年跟随李鸿章办理洋务，主张筑路开矿，学习西方。随着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他认为只学习西方的制器是不够的，还要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早期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对刘鹗影响较大。
三是太谷学派的影响。刘鹗的父亲刘成忠1877年从河南丁忧回里，从此落户淮安。在淮安的六、七年间，刘鹗埋首于治河、天算、医学、兵法等经世致用之学中，对新科学知识有着莫大的兴趣。同时随着个性的发展，刘鹗也在寻求如何来“安身立命”，并力图从哲学真理中寻求解脱，以解决对人生的认识和确定将来的方向，回答自幼年以来耳闻目睹的悲惨国运与人民经受的流离失所的痛苦的疑问。刘鹗在博览儒家经典，埋首实学之余，于1876年到1884年的数年间，三次谒见太谷学派二代传人李龙川先生，拜李龙川为师，成为太谷学派弟子，接受了太谷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确定了自己“以养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太谷学派由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周太谷创立，是民间的儒学暗流，主张土地国有，以养民为本，富而后教，教养并重。正如刘鹗在给黄葆年的信中所说：“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9]养天下是需要财富的，而兴办工商实业就是求利求富，刘鹗求富的目标不是为己，而是为养天下，目标层次比较高。实学思想使刘鹗确立了“养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反过来又促使刘鹗坚定了自己的实学思想，并努力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那就是筑路开矿、举办工商实业。此信虽然写于1902年，但却是刘鹗一生的行事指导思想。
四是动乱的社会环境的影响。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特权，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耀武扬威。刘鹗的家乡镇江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可谓咽喉之地，也是江宁（南京）的屏障。镇江城雄峙长江南岸，西北有金山，东北有北固山、焦山、象山。1842年6月，吴淞、宝山、上海相继失陷后，英军以攻占镇江、控制南北交通命脉为目的，溯长江西上，发生了镇江保卫战，镇江最后陷落。1853年3月至1857年12月，太平天国与清军在镇江展开了拉锯战。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又将镇江开辟为通商口岸，英国人可在该地租地盖屋，设立栈房，建立教堂、医院、墓地等。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捻军又在豫鲁苏皖地区兴起，刘鹗的父亲就曾亲自带兵与捻军作战。1868年捻军失败。经过长期战乱，中国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江苏受害尤为严重，战争的创伤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刘鹗出生后，就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成长，后来往返于父亲任所和家之间，沿途所见所闻也少不了这些现象。人民生活的困苦，“养天下”的思想主张，使得刘鹗不会对此熟视无睹和无动于衷。正如刘鹗自己所说：“今日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朘削为事，民不堪矣。”[10]中国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生活水平极其低下，这一切都给了刘鹗强烈的刺激，希望通过筑路开矿，举办工商实业，做到国富民强，达到“养天下”的目的，因此抛弃了空洞无物的八股文，专心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
刘鹗在其实学思想指导下，先在淮安开办烟店，年终因赔钱倒闭；后去扬州投奔亲戚，悬壶济世，依然门可罗雀。他去南京参加科举考试，未终场，即弃去，到上海开办石昌书局，印刷了大量的太谷学派的书籍，是我国第一家石印书局，但最后“因戚属盗售人印书”，书局被迫关门。1888年，黄河在郑州决口，久未合拢，刘鹗于是投效河工，为国尽力，他“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11]治理好黄河后，他旋赴山东测绘黄河，著书数篇，山东巡抚福润以刘鹗奇才异能，保送总理衙门考验。刘鹗本想参加芦汉铁路的修筑，并建议修筑津镇铁路，皆失败，至此，刘鹗决定弃官入贾。随后他应聘为福公司的华人经理，欲利用外资开采山西煤矿，因维护国权被解聘华人经理一职。南归后，在上海办五层楼商场失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他入京办赈，之后动议创办织布厂、织绸厂、炼钢厂、自来水厂、电车公司、海北精盐公司、海运航船，均不成。最后，决定在浦口购买地产，欲自开商埠，但由于地方士绅强取豪夺，最后刘鹗被朝廷流放新疆并客死他乡。
刘鹗在其养天下和实学思想的指导下，实践多数都失败了。刘鹗力图用西方的科技文明拯救处于苦难之中的中国，而西方文明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土壤无法生长资本主义的文明之花，无怪乎刘鹗的许多实业都失败了，但其“养天下”的“家国之感情”却是显而易见的。
[ 参 考 文 献 ]
[1]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26.
[3]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46.
[4] 刘德隆，朱禧，劉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52.
[5]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45.
[6] 刘鹗著，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5.
[7] 刘厚泽.刘鹗与老残游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5.
[8] 罗振玉.刘铁云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66.
[9] 刘鹗著，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754.
[10] 刘鹗著，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754.
[11] 罗振玉.刘铁云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67.
[责任编辑：钟 岚]
[摘 要]劉鹗生活于清末时期，是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的近代知识分子，虽对儒学造诣颇深，但是却不热心功名，走出了一条游离于“学而优则仕”之外的 “实业救国”之路，屡次兴办工商实业，屡败屡战。刘鹗力图用西方的科技文明拯救处于苦难之中的中国。西方文明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土壤无法生长资本主义的文明之花，因此刘鹗的许多实业都失败了，但其“养天下”的“家国之感情”却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词]刘鹗；实学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3-0089-03
刘鹗（1857-1909），家谱名震远，原名梦鹏，又作孟鹏，后改名鹗，字铁云，又字云抟，号公约，原籍江苏丹徒（今镇江市），后迁居江苏淮安。刘鹗年轻时期加入太谷学派，一生践行学派的“养天下”的思想主张，主张实业救国，参与了清末的筑路、开矿，多次兴办工商实业，屡败屡战。刘鹗著有《老残游记》一书，是清末著名的小说家、实业家。
实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提出来的，它的内涵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程颐的实学，指的是儒家的经学，是相对于佛道二教的“空”、“无”而言的。南宋以后，实学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一般就指经世致用之学，是相对于空谈的性命义理之学而言。明代中期以后，提倡实学成为思想界的新潮流。当时的东林学派以高攀龙、顾宪成为代表，认为理学家“以学术杀天下”，要求对朝政进行改革，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可谓是实学的代表者，特别是顾炎武，主张学术研究要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清代提倡实学的代表人物是颜元、章学诚、阮元等人。清末，由于西学东渐，实学传统渐渐与学习西方、了解世界大势的趋势相结合，成为中国近代改革的先声。
刘鹗生活的年代，正是国门洞开之时，屡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凋敝，清政权摇摇欲坠，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遭受着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
清朝由于是异族入主中原，为钳制人们的思想，泯灭汉人的反清意识，执行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扶植空疏无用的宋明理学，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趋向考据学，形成了学术史上的乾嘉学派，这主要是以当时的皖派和吴派以及扬州学派为代表。他们埋首于故纸堆中，对文献做一字一句的考证，完全脱离了与现实的互动。他们皓首穷经，对文字谬误多有纠正，而对其中的义理却少有挖掘发挥，使中国的学术发展步入了死胡同，学术的研究与现实脱节，不能为现实服务。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受当时西学传播的影响，一些有眼光的士人已经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和学术上的危机。他们不甘沉沦，努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以挽救颓废之势，这其中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改革弊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图国家富强。
刘鹗出生于1857年，此时是咸丰七年，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也已经四年了，刘鹗的出生地六合时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刘鹗的父亲在1852年考中进士，随后在北京为官，1861年，任河南汝宁府知府，此后一直在河南做官。在任期间，治理了贾鲁河和黄河，并且在救灾和学习西方新技术方面也卓有成效，曾仿制龙尾车。刘鹗5岁时随父去任所，经常往来于住所与河南任所之间，受其父影响甚大。
刘鹗对儒学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从其著作《老残游记》中，可以一窥其儒家思想。在书中，刘鹗倾向于儒家积极的入世观，对老残的所作所为比较赞成，推崇儒家创始人孔孟的学说，认为他们的学问道德在汉代就已经失传了。刘鹗反对韩愈，认为韩愈丢弃了孔孟的民本思想，同时也反对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主张。刘鹗认为 “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1]三教合一是自宋以来就有的观点，而太谷学派的思想是宗儒兼释道，三教之中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占主流地位，所以刘鹗说“儒家的铺子大些”。刘鹗又认为儒、释、道三教“其同处在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惟儒教公到极处”。这是对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诠释，没有“公”和“公心”，天下就不会太平。
刘鹗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加之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人生之路本该是学习八股文章，通过科举进入仕宦之路，做一个封建官吏。但是刘鹗的人生之路却与一般的封建士子大有不同，他不热心科举，而对有利于民生的治河、医学以及天算等实学有浓厚的兴趣。治河是关于河流治理的学问，有助于发挥河流的灌溉作用和其他益处，防止其危害性。医学和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可以治病，甚至延年益寿。天算即天文历法，可以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这些都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可以经世致用。正是其重视实学，才有后来的郑州治理黄河，让刘鹗的声名大振，为其后来从事工商实业和写作《老残游记》奠定了基础。
刘鹗的洋务思想也应该是其实学思想的一部分。简单地说，洋务思想就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的思想，他们虽有派系之分，所持的洋务思想也各有差异，但是他们基本思想的核心就是“自强求富、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时间从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开始，到19世纪90年代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结束，历时30余年，而这30余年也正是刘鹗从一名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实业家的30余年，以刘鹗的志趣，洋务运动及其思想不会不对刘鹗产生深刻的影响。刘鹗的洋务思想主张就是筑路开矿，学习西方兴办工商实业，学习西方的金融制度。当时的山东巡抚福润就认为刘鹗通洋务，1892年和1894年两次把他保送到总理衙门考验，认为“该员向习算学、河工，兼谙机器、船械、水学、力学、电学、测量等事，著有《勾股天元草》《弧角三术》《历代黄河变迁图考》等书……其所著各书，考据尚属祥明，有益于用”。[2]从福润的这个奏折中可以看出，刘鹗在洋务方面的知识的广博。总理衙门就是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立的专门办理洋务的外交机构， 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是把刘鹗看成通洋务的洋务派。
刘鹗本人在其日記中也多次提到自己读洋书、学洋务的事情，如壬寅日记正月十八日记：“晚间归读洋书。”[3]二月十九日记：“读《译书汇编》之《理财学》二本。论理之精，译笔之絜，均甚佩服，惜未终而止矣。”[4]刘鹗对西方的股票、公司经营制度也颇有研究。壬寅日记正月初十日记：“晚间，拟矿路章程竟。”十一日记：“因与王议买卖股票事。本日王寿臣录矿路章程并写股票卖据，竟一日之功，甚劳矣！”[5]刘鹗了解了西方公司制度、金融股票知识、理财知识等，并运用于实践，参与了多个公司的章程拟定，撰写《大清银行创办节略》，论述银行的重要性，多次参与了买卖股票等事。
探究刘鹗之所以会重视实学而不喜欢科举，应该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本人的性格和志趣的影响。刘鹗在家排行最小，性情脱略，不尚规矩，不喜欢用科举来猎取功名，20岁赴南京参加乡试，落第归来，去扬州谒见李龙川，回来后即放弃应试的帖括时艺，着力于实学，从家学治河开始。正如刘大绅所说：“先君少年时，负奇气，性豪放，不规于小节。”[6]因此其母与其长兄都不喜欢他，加上其父在外做官，刘鹗经常往来于家庭和父亲任所之间，生活环境相对宽松，接触社会比较早，管束较松，生活可谓自由散漫，逍遥放荡，对知识的学习也就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特别是在1877年，刘鹗的父亲丁忧回里，定居淮安后的六、七年间，刘鹗更是以志趣所向，埋首于书中，苦学治河、天算、乐律、辞章、医学、兵法等实学。正如刘厚泽所说：“由于他在兄弟姐妹中是最小的一个，性情脱略，不尚规矩，不被母亲所喜。又因不能‘循规蹈矩，猎取名利，也不为年长七岁的长兄所欢喜。所以他只有在自由散漫、逍遥放荡的生活中随着自己的兴趣所至，在强烈的求知欲的支配下猎取广泛的知识。这就是二十年间作者（指刘鹗）之所以钻研治河、天算、乐律、辞章、医学等的重要原因之一。”[7]
二是受其父及其家庭的影响。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在河南任上的时候，刘鹗经常往来于住所与任所之间。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字子恕，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卒于光绪九年（1883）。因家贫，刘成忠年轻时寄住在姑母家读书，后来联捷，于咸丰壬子年（1852）中进士，改庶吉士，授职编修，后在河南做官，历任祥符县知县、汝宁府知府、开封府知府、归德府知府、南汝光道、开归陈许道等，退休时加布政使衔。刘成忠喜欢博览群书，尤其注重实学，精于河防，在豫治水卓有成效。著有《河防刍议》，提出“筑堤束水，束水攻沙”和“堤不如埽，埽不如坝”的主张，后来刘鹗投身治理黄河，与其父亲的经历很有关系。刘鹗少时即随父居任所，20岁始归，因之受其父各方面影响甚深，对治河的兴趣和在治河上的功绩都是与其父的影响分不开的。刘鹗“生而敏异，年未逾冠，已能传其先德子恕观察（成忠）之学，精畴人术，尤长于治河”。[8]刘成忠在赈灾救荒方面，也著有文章，主张让百姓安居乐业，遇到荒年则减免税收，采取救济措施。刘鹗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北上赈济饥民，掩埋荒尸，后来又兴办实业，这与他父亲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刘成忠还著有《因斋诗存》，并在同治己巳年间，以《泰西水法》为准，仿制龙尾水车八具，并对于学习西方技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吸收使用，后来刘鹗开矿山建铁路，与刘成忠的影响不无关系。
刘鹗的母亲朱氏是当时六合世家的女儿，知识较广博，通达时务，通晓音律和医学，这对刘鹗在发展音律和医学方面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刘鹗的洋务思想受马建忠的影响颇深，刘、马两家是世交。马建忠早年跟随李鸿章办理洋务，主张筑路开矿，学习西方。随着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他认为只学习西方的制器是不够的，还要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早期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对刘鹗影响较大。
三是太谷学派的影响。刘鹗的父亲刘成忠1877年从河南丁忧回里，从此落户淮安。在淮安的六、七年间，刘鹗埋首于治河、天算、医学、兵法等经世致用之学中，对新科学知识有着莫大的兴趣。同时随着个性的发展，刘鹗也在寻求如何来“安身立命”，并力图从哲学真理中寻求解脱，以解决对人生的认识和确定将来的方向，回答自幼年以来耳闻目睹的悲惨国运与人民经受的流离失所的痛苦的疑问。刘鹗在博览儒家经典，埋首实学之余，于1876年到1884年的数年间，三次谒见太谷学派二代传人李龙川先生，拜李龙川为师，成为太谷学派弟子，接受了太谷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确定了自己“以养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太谷学派由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周太谷创立，是民间的儒学暗流，主张土地国有，以养民为本，富而后教，教养并重。正如刘鹗在给黄葆年的信中所说：“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9]养天下是需要财富的，而兴办工商实业就是求利求富，刘鹗求富的目标不是为己，而是为养天下，目标层次比较高。实学思想使刘鹗确立了“养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反过来又促使刘鹗坚定了自己的实学思想，并努力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那就是筑路开矿、举办工商实业。此信虽然写于1902年，但却是刘鹗一生的行事指导思想。
四是动乱的社会环境的影响。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特权，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耀武扬威。刘鹗的家乡镇江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可谓咽喉之地，也是江宁（南京）的屏障。镇江城雄峙长江南岸，西北有金山，东北有北固山、焦山、象山。1842年6月，吴淞、宝山、上海相继失陷后，英军以攻占镇江、控制南北交通命脉为目的，溯长江西上，发生了镇江保卫战，镇江最后陷落。1853年3月至1857年12月，太平天国与清军在镇江展开了拉锯战。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又将镇江开辟为通商口岸，英国人可在该地租地盖屋，设立栈房，建立教堂、医院、墓地等。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捻军又在豫鲁苏皖地区兴起，刘鹗的父亲就曾亲自带兵与捻军作战。1868年捻军失败。经过长期战乱，中国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江苏受害尤为严重，战争的创伤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刘鹗出生后，就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成长，后来往返于父亲任所和家之间，沿途所见所闻也少不了这些现象。人民生活的困苦，“养天下”的思想主张，使得刘鹗不会对此熟视无睹和无动于衷。正如刘鹗自己所说：“今日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朘削为事，民不堪矣。”[10]中国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生活水平极其低下，这一切都给了刘鹗强烈的刺激，希望通过筑路开矿，举办工商实业，做到国富民强，达到“养天下”的目的，因此抛弃了空洞无物的八股文，专心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
刘鹗在其实学思想指导下，先在淮安开办烟店，年终因赔钱倒闭；后去扬州投奔亲戚，悬壶济世，依然门可罗雀。他去南京参加科举考试，未终场，即弃去，到上海开办石昌书局，印刷了大量的太谷学派的书籍，是我国第一家石印书局，但最后“因戚属盗售人印书”，书局被迫关门。1888年，黄河在郑州决口，久未合拢，刘鹗于是投效河工，为国尽力，他“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11]治理好黄河后，他旋赴山东测绘黄河，著书数篇，山东巡抚福润以刘鹗奇才异能，保送总理衙门考验。刘鹗本想参加芦汉铁路的修筑，并建议修筑津镇铁路，皆失败，至此，刘鹗决定弃官入贾。随后他应聘为福公司的华人经理，欲利用外资开采山西煤矿，因维护国权被解聘华人经理一职。南归后，在上海办五层楼商场失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他入京办赈，之后动议创办织布厂、织绸厂、炼钢厂、自来水厂、电车公司、海北精盐公司、海运航船，均不成。最后，决定在浦口购买地产，欲自开商埠，但由于地方士绅强取豪夺，最后刘鹗被朝廷流放新疆并客死他乡。
刘鹗在其养天下和实学思想的指导下，实践多数都失败了。刘鹗力图用西方的科技文明拯救处于苦难之中的中国，而西方文明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土壤无法生长资本主义的文明之花，无怪乎刘鹗的许多实业都失败了，但其“养天下”的“家国之感情”却是显而易见的。
[ 参 考 文 献 ]
[1]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26.
[3]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46.
[4] 刘德隆，朱禧，劉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52.
[5] 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45.
[6] 刘鹗著，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5.
[7] 刘厚泽.刘鹗与老残游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5.
[8] 罗振玉.刘铁云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66.
[9] 刘鹗著，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754.
[10] 刘鹗著，刘德隆整理.刘鹗集（上）[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754.
[11] 罗振玉.刘铁云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67.
[责任编辑：钟 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