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城镇化质量提升对策分析

    涂海丽　黄国华　乐业

    [提 要]提升城镇化质量将为江西省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生命力。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江西省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化建设中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小步快跑”的经济现状，致使政府财政难以支撑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成本；第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农民工存在人力资本与财力资本双缺失；第三，制造业不强劲，致使城镇化对农民工缺乏就业支持；第四，城镇规模偏小，致使产业与人口聚集效应不明显。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增大单个城市规模、实行城市改造与加强公共服务提供、以信息技术促制造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农村建设等相关对策。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工；聚集效应

    [作者简介]涂海丽（1979—），女，东华理工大學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经济可持续发展；黄国华（1981—），男，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乐 业（1979—），男，东华理工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与贸易。（江西南昌 330013）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项目“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JJ1502）；江西省社科智库项目“依靠创新推动江西发展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根本转换对策研究”（16zk04）；江西省社科智库项目“江西经济发展中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对策研究”（16zk20）

    城镇化就是产业与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过程为城镇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城镇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质量最本质的内涵就是让进城农民工能成为真正的市民。2016年，江西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1.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1.2%，大量涌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业转移人口处于“半市民化”状态。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政府承担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的能力，城乡收入差异决定了农民工人力资本与财力资本水平，制造业发展水平影响城镇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城市规模影响城市聚集效应及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一、江西省城镇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江西省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支撑农民工市民化成本

    以2005年为基年，以长江经济带其他10省市为比较对象，算出江西省及其它10省市2005-2014年各地区实际GDP情况（见表1）。2005-2014年江西省经济总量增长2.61倍，年均增长11.2%。但江西省经济底子薄，经济总量总体偏小。以2014年为例，江西省经济总量仅相当于江苏的24.14%、浙江的39.12%、安徽的75%；湖北的57.4%和湖南的58.1%。经济总量偏小影响政府财政收入，政府无力承担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成本。

    2.不断增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致使农民工市民化资本不足

    居民收入是居民劳动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与转移支付净收入的总和。1986-2015年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729元增长到26500元，年均增长6.9%，农村居民可支配性收入由396元增长到11139元，年均增长5.3%。农村居民可支配性收入及增长率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性收入及增长率，更远低于GDP增长率。区域产品与服务收入更多流向政府与企业，而居民收入中更多流入了城镇居民手中。农民收入不足，难以支撑其进城成为市民所需的个人成本。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高于城镇居民，并且在享受医疗保障、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农村居民要差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不足与欠缺，影响其人力资本积累，使其无法依赖自身完成由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

    3.江西省制造业对农民工就业支持力度不够

    江西省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劳动力密集、科技含量不足等特征，生产主要集中在低端领域，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处于“四大不强”，制造业整体尚未达到工业2.0时代。企业转型升级应该与自身资源与能力相匹配，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员工素质、产品质量与品牌都影响企业转型升级。江西省现阶段主要是“补齐2.0，并行3.0，示范4.0”，补齐夯实2.0是2020年前的重点，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改造传统制造业将带来巨大市场机遇，用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制造产业，通过自动化、数字化、虚拟化来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提升江西省制造业水平，有利于吸纳和安排更多劳动力就业，继而拉动更多农民工流向城市，并在城市工作安家落户。

    4.江西省城市规模效应不明显

    按照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我国城市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按照这一划分标准，2013年，江西省南昌市、抚州市、宜春市属于Ⅱ型大城，新余市、赣州市、九江市、吉安市属于中等城市，景德镇市、上饶市、鹰潭市属于Ⅰ型小城市。江西省城市规模小，城市规模效应不足，城市作为经济增长核的带动作用不是很明显。

    二、江西省城镇化质量提升对策

    （一）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城市改造

    1.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2014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印发的《江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力争接近或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0%左右，将努力实现630万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江西省城镇化建设要尊重客观规律。大量研究表明，城市最大的发展规律就是集聚规律。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需要在集聚基础上实现地区专业化分工，在合理分工基础上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区域平衡发展的实现要靠人口与劳动力流动来实现，土地供应应与人口流向相匹配[1]。有学者研究表明：城市规模与经济发展有必然关联性，两者之间关系成“倒U型”[2]。江西省城市规模普遍偏小，集聚规模效应难以发挥。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绩效处于“倒U曲线”的左边，增大城市规模与集聚度能提升经济绩效。2013年，南昌市市辖区人口为226万人，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省会城市中是最小的，而且也是长江经济带所有省会城市中最小；与之相邻的武汉市辖区人口达512万人，长沙市辖区人口为299万人，合肥市有241万人。江西省城镇化的重点应是地级市及县级市，江西省有11个地级市和10个县级市。这些地区具有凝聚人口的经济基础与解决就业的能力，并且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好于县城及小城镇。南昌市应以500万市辖区人口来做规划，而其他地级城市都应100-300万人口的大城市标准来做规划。

    2.加大城市改造力度

    城市改造中，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关注：①加大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应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增加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加大对城市便捷出行方式（地铁、轻轨、快速公交系统（Bus Rapid Transit，BRT））的投资，城市出租车逐步用新能源或纯电力汽车取代传统燃油动力汽车，加大汽车充电桩建设，落实与提高对居民购置新能源汽车和电力汽车的补助。加大城市立体停车场建设，以解决城市停车难的问题，释放更大的购车消费需要。②加大对城市道路的改造。主要是将城市中诸多的断头路打通，将整个城市的道路贯通成畅通无阻的网络。③改善城市排水系统。诸多城市排水系统建设标准低，设计不合理，一遇大雨，就到处汪洋一片，被居民戏称为在“城市看海”。这项工程需要较大投入，但却能确实能提高居民福祉。④加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与均等化建设。随着城镇化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家庭举家迁入城市，这些人往往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这些地方公共服务都较为缺乏。农民工的子女入学、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等，都将存在供给不足。政府应加大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让农民工与新市民的子女都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机会。为了保障受教育的公平性，建议向日本学习：所有担任义务教育的老师在同一个中小学校不能超过五年，五年一到就必须随机调整到其他学校任教。这样有利于老师流动，更有利于城市受教育的公平性。⑤加大城市建筑生态化改造。江西省诸多建筑耗能高，不生态，不绿色。虽然尚不能像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描述那样，将建筑物转变成能源生产与储存的载体，但对江西省城市建筑实行节能改造却是可行的。

    （二）利用信息技术推进江西省制造业升级

    江西省具有数量众多的传统制造企业，这些企业数量多，单个规模小，生产设备较为陈旧，产品种类丰富但质量一般，市场竞争力普遍不强。传统制造企业是江西省产业的中坚力量，其解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一般认为产业转型升级就是抛弃原来附加值低的产业，但同一产业往往因为生产工艺、员工素质、产品质量等不同而存在不同的附加值层级，生产统一产品的不同企业获得不同附加值水平。政府应该通过财税政策引导这些中坚企业视角内向，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升级，将收入中更多资金投入到生产自动化、数字化改造和创建企业研发中心中去，以实现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质量水平，从容应对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所造成的发展瓶颈，完成制造业升级到自动化时代[3]。江西省传统制造业升级换代，有几个方面的事情要做。第一，需要落实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建设。只有具有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持，企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自动化、数字化和虚拟化。第二，是培育企业未来需要的员工。在2.0时代以及将来3.0时代，传统制造业的生产将发生巨大改变，所需员工素质与技能与现在也有巨大差异。避免因员工素质跟不上需要，而导致应有效率上不来。面对未来员工培训，政府、社会培训机构、企业、员工四者之间应通力合作，培训资金由政府、企业、员工个人三者按比例分担，由社会培训机构和企业组织员工培训。第三，坚决淘汰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的制造业，某些具有一定效益的“三高”企业，也要坚决取缔，并防治“三高一低“型企业向农村及边远地区转移。

    （三）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到2030年左右，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62亿（蔡昉，2010），城市化率为75%-80%（林毅夫，2013）。按此估测数据计算，届时中国农村仍有约3.3亿人，约6600万户家庭，其中有能力从事农业生产人数为2亿人；届时，江西省也将有1000多万人留在农村。农村不会消失，但可能会衰败，存在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可能。增加农民收入，释放农村消费与投资需求，提升农业供给效率，是城乡协调发展与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新农村与新农业的建设，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使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流向城市，并转化为市民。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非常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教育、卫生与农村信息化，等等。①农村交通。很多村庄都已实现村村通公路与路面硬化，但农村公路尚需修宽、修直。我国在做新农村规划时，乡村公路往往设计为3.5米宽以下，这种路宽设计在前些年尚可，但随着农村农机与私家车数量增加，农村路宽严重不够。②农村水利。现在农村水利实际上还是在利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修的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水库、河道淤积，存水调剂能力大幅度下降，且无人管理，导致无论是否干旱，一到需要用水季节，水库与河道就缺水。农业现代化应以科学、合理的现代农村水利为基础的，没有水利工程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的现代化。所以，对农村水利工程的投资与管理是重中之重。③农村教育投资。农村教育存在软硬兼失。农村教育硬件环境远不如城市，诸多农村学校没有像样的操场、没有舞蹈室、音乐室，没有像样的食堂和宿舍。农村教师流失严重，有能力或者有关系的教师，要不转到条件好一些的学校，有的干脆放弃教师这一职业，导致农村教育水平难以提升。④农村卫生让人担忧。当城市居民还在构想农村田园诗般的生活时，农村的卫生环境却在迅速的发生着改变。第一，工业向农村蔓延。当工业从城市向农村蔓延时，其工业废水、废渣、废气也侵入到农村。随着城镇化不断提升，很多農村的山体因建筑材料的需要而遍体鳞伤。第二，农业工业化种植导致土地与水资源污染。以往农村种田都采用农家肥，极少使用化肥与农药。而现在农村种田更像工业化生产，化肥和农药大量使用，导致土地肥力不断下降，水质不断恶化。第三，农村垃圾不断增多，而垃圾处理却远远跟不上。农村卫生环境正在不断恶化，急需政府参与进来，对农村垃圾进行有计划、科学的处理。⑤农村物流工程建设。电子商务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商务流通方式，也将改变农场品流通与经营方式。加大对农村物流工程的建设与投入。有利于工业品快速进入农村与农户家中，降低农民购买成本。另外，通过“互联网+”，农产品可以通过快捷的农村物流，绕过中间环节而进入城镇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这是一个既可以改变农村需求，又可以提升农村供给质量的事情。

    总之，城镇化质量提升应以人为本，以大力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为依托，以提升农业转移人口人力资本与财力资本积累为手段，以国家相关政策为支撑，让更多农民能“离乡无顾虑，进城有能力”，它是国家、企业、市民、农民共同作用的一个过程。

    [参考文献]

    [1]曾刚.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基础与谋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2]迟福林.转型抉择-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挑战[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3]吕铁，吴福象，魏际刚，李义平，吴晓波，张建平，王佳宁.“中国制造2025”的六重玄机 改革传媒发行人、编辑总监王佳宁深度对话六位知名学者[J].改革，2015，（4）.

    [4]周乃翔，徐美健.中国苏州发展报告.2014[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上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