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发展探析
杨东昌 田广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以人类的生产实践、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矛盾运动为研究热点，以人类社会形态与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基本规律、内在逻辑为重点。它的理论支撑既有在扬弃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摩尔根人类学等基础上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化过程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有以怀特、哈里斯等为代表的文化唯物主义人类学。这些对经济人类学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上具有启发作用和指导意义，当前可资借鉴的西方经济人类学发展新趋势包括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发展”的范式以及非规则经济等。有鉴于此，新时代的研究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用更广泛的视野和更科学的方法来考察人类的行为及其经济逻辑，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经济人类学 非规则经济 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6.009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涵摄了大量的对经济人类学的论述，体现了对经济问题的人文主义认识。卡尔·亨利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晚年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人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并计划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改进自己的经济理论研究，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石。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在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在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文化唯物主义中达到了高潮。长期以来，马克思一直被西方主流社会视为党派斗争的支持者和激进的革命主义者，尽管如此，他作为一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地位，依然得到了普遍认可，其思想和理论似乎可被不带任何党派色彩地加以应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式，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马克思既是社会学理论家也是经济学理论家，倾向于用一种宏观且易于理解的方式，将经济生活具体化在人类的体验上，从而为经济人类学家创造了富有积极作用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是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和改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毋庸置疑，弗雷德里克·黑格尔（Fredrick Hegel）的学说，为经济人类学提供了关于人类社会系统结构演化的理论，主张社会系统的各部件结合为一个整体，为所有人的利益而井井有条地运作。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关于事物发展的系统性和过程性的辩证法之合理内核，抛弃了其唯心主义和谐观，转而重点探索人类社会体系各部分间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过程，从而创立了考察经济生活、社会活动和文化变革之内在联系及辩证发展的新观念，即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综观马克思的研究，经济人类学问题的探讨始终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散见于他各个不同时期的著作以及他晚年的读书札记中，内容主要涉及：古代社会史状况、阶级的起源及演化、人类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等问题[2]。
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始终与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及经济发展相伴。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中，人类的生产实践、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矛盾运动等，乃是经济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点，而人类的社会形态与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等，又是其研究的重点，他由此实现了伟大的理论突破，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就为经济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使它们之间相互渗透、融合最终走向某种形式的统一成为可能，也使它们都能在更高级的层次上和更宽阔的视野中拓展各自的研究，不断地重新发现自己，不断地实现升级换代。这也就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预备了广阔的研究空间。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源泉
马克思作为一个革命的理论家，力图扩展黑格尔的观点，即文化和国家应以和谐互惠方式服务于全体人民。基于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强调个人与群体之间紧张和对抗观点的研究，马克思注重研究团体的思考和行动方式。马克思借鉴黑格尔历史是向前流动的观点，以及费尔巴哈处理社会系统矛盾的方法，在对二者进行辩证综合及革命改造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新思维（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并将之用于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历史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伟大的理论成果，震撼了世界。
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出，历史之流应是两个相反之力，以一种能走向成长和完美的方式相互对抗，即某种新现象或观点会伴随着来自两者冲突的调和而形成的综合体出现，且整个过程循环往复，永不停止。这种范式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可应用在文化与社会变革上的历史理论和经济转化。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產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的没落和无产阶级的崛起都是无可避免的，具有历史必然性。”[3] 这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为马克主义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源泉。
由于马克思强调变革的潜在动力是物质的、经济的，而非主观想象的，所以，其方法被代表性地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和经济的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意识和文化等人类活动处于从属地位。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致力于分析少数英雄对历史的影响[4]，在当时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同一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5]和《共产党宣言》，强调客观物质因素的发展会引发社会关系变革和群众行动，批驳了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提出了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之“群众史观”，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科学史上，除了上述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之外，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比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究就对马克思和苏联的人类学以及美国的人类学产生了极大影响。19世纪早期，摩尔根居住在纽约北部，对研究易洛魁印第安人产生了强烈兴趣，并且开始研究人类文化变革的理论。他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阐述了人类文化变革的一般性进程[6]，提出了从较低级的野蛮主义到另一个极端“文明”的七种文化类型，呈现了发展式的文化观点。摩尔根认为，每个极端都有其不同的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展示出其特有的生活方式。[7]他得出结论：不管是物质性的文化、经济制度中的社会关系还是生产方式，都是社会演变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摩尔根理论的研究成果，反映在恩格斯后来所撰写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8]之中。这一著作不仅以丰富的历史材料支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让摩尔根成了马克思主义者非常看重的人类学家。因此，在东方世界，摩尔根的思想声名大噪，并成为东方人类学理论的基础。然而在西方学界，摩尔根则受到了较多诟病。例如，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就指责摩尔根是基于各种推测而非真凭实据得出的结论，不足为训。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这种状况都沒有得到改善。
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者把相对孤立的小社会看成是稳定的个体，因此，他们往往倾向于进行社会结构模型研究。直到1943年，莱斯利·怀特在其著作《文化的能量和变革》中明确指出，人均拥有的能量水平对于人类社会结构的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9]此后，怀特又在他的两部著作《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10] 和《文化变革》[11]中进一步发挥和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20世纪90年代，怀特作为一名年轻的助教接受人类学家训练时，阅读了摩尔根关于易洛魁印第安人的著作，并且在1929年游历俄罗斯和美国乔治亚州时，以各种直接的方式接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特别是关于文明的本质和发展的理论部分[12]。这些经历启发了怀特进一步将文化转变和经济因素相联系，拓展了摩尔根和马克思的研究。但是，怀特较为谦逊地坚称他仅仅是对摩尔根、马克思和其他早期革命家们的理论内容作了一些扩展，并不承认其在方法论上有什么“新”贡献。
贯穿怀特著作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文化乃是人类自身的一种管理机制，这种机制通过引导和规范人类行为，对能量进行有效管控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所以，人类社会文化系统的基本构成就是技术系统及其衍生的哲学系统。[13]怀特的这一论述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4]的序言中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体系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且有作为政治、法律和文化等社会意识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因此，这一基础与社会意识具有辩证的统一性；而物质生活中的生产模式又决定了经济基础以及社会、政治和精神过程的一般特征，人的社会性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存在。
怀特的《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将文化看作驾驭能量的机制，提出了三个有差别但息息相关的元素：基础设施、中层结构和上层建筑。[15] 基础设施包括文化中重要经济能量的生产方面，比如生产方式。怀特认为从长期看来，基础设施倾向于从其他变量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影响其他更低层次的变量。中层结构指的是社会关系，比如等级区别、政治安排等。中层结构既能被视作基础设施的从属变量，也能被视作独立变量。基础设施和中层结构都能影响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比如意识形态和宗教等，因此它们又被看作从属变量。
与怀特的研究关注文化演变的宏观层面不同，其他许多人类学研究者，如朱利安·斯图尔德，则更加重视某种文化个案、特殊性的具体文化，按斯图尔德的话说就是“关心某种具体文化胜过文化本身”[16]。当关注特殊性的文化个案之时，文化的一般规律分析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会造成某种先入为主的干扰。因此，斯图尔德主要采用多线性分析来研究进化问题以及文化转型的机理，特别强调地位、方法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平等和综合作用。[17]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既可以是大规模的变革，也可以是特殊的局部的微小调整。其研究的基本特点就是，强调技术开发和环境改变是探索行为模式的地域特点的方法论前提。[18]他运用“文化核心”这一范畴来研究文化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包括人们对重大经济事件的态度，以及由此采取的行动和建立的关系，也包括了许多与经济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人的活动。
瑟维斯（E.R.Service）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 Sahlins）等人则又进一步补充了斯图尔德和怀特的一些论点。他们强调文化演变的两个方面：其一，文化能够通过自身的适应性来不断调整并创造出层出不穷、新旧交替的多样性；其二，新旧交替的进化推动了文化进步，使得高级的文化形态取代低级的文化形态而成为主流。[19]他们的著作与斯图尔德和怀特等人的著作一起，被看作是马克思和摩尔根的人类发展思想重新注入西方人类学主流理论所获得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当然也是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所应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内，受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的“文化唯物主义”已经发挥了持久的影响力，宣扬这种范式的杰作是马文·哈里斯的《人类学理论的兴起》（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20]，表面上其是关于人类学思想的客观历史研究，实际上却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哈里斯采用系统理论观点，强调一个改变会不可避免地在整个系统中引发其他改变。哈里斯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能源的生产和利用对文化和社会生活影响深远。哈里斯将社会看作是存在于文化和生态环境下，由内在相联且互相影响的部分组成的系统，以有效的方式拓展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模型。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哈里斯相信文化是被设计的，是用于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机制，并集中研究搜集和生产必需品的方法，比如社会对能源的需求，以及开发环境需要的技术，如技术、工作模式、粮食的收获和生产方法等。由于哈里斯关心能源需求和能源管理，所以，他强调再生产问题和控制人口水平。故而，人类社会存在两种适应环境的方法：其一是生产能源/食物，其二是控制（或不控制）社会对能源和食物的需求（采用再生产和人口控制策略）。哈里斯主张将能源/食物的搜集和再生产方式相结合作为基础设施，这乃是对莱斯利·怀特观点的深入细化和精炼提纯。
在社会模式和人际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研究中，哈里斯将社会结构分成两个部分，即政治经济和国内经济。政治经济是指在社区内外管理生产、再生产和贸易的组织和机构，政治经济同时也管理物品、服务和能源的消耗，以及能接触到剩余资源的人，比如精英群体。国内经济则是指住宅、家庭和关系模式等，包括微观层面的社会组织、本地交通、消费方式和再生产。哈里斯用上层建筑这个术语，以一种宽泛和复杂的方式展示怀特所说的基础建筑和社会结构，其包括行为和精神两个层面。行为结构的上层建筑包括文娱活动、艺术、运动、民俗、审美和品味等现象。精神的上层建筑包括社会中的习惯性思维模式、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面对的挑战、评价人的方式等其他相关事物。
哈里斯认为社会是趋向于成为稳定状态的系统。类似的技术在类似的环境中使用，就会产生类似的生产与再生产、分配与再分配的结构，因此就导致形成类似的社会群体形态，于是人们会有着类似的信仰体系与价值取向，并通过不断地合作博弈和试错纠偏达成某种劳动协作和共同生产，从而最终收敛于某种稳态系统。如果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文化行为进行研究，首先关注的就应该是人类社会的经济生产与文化生活所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要考察技术—环境—经济—文化的内在决定机制和作用机理，就像我们要首先考察自然选择以便对不同时代的生产及再生产顺序进行研究一样。哈里斯接受馬克思主义的观念，强调指出社会生活的内在决定因果链条为基层结构—中层结构—上层结构，即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种种需要，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具有第一重要性和逻辑先在性。基层结构这一先在条件提供社会家庭和政治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而反过来，后者又会引导人们形成一定类型的符号、观念、价值与仪式，并以此来巩固一定的社会家庭和政治经济统治地位。
哈里斯关于人类社会演化的观念认为，物质性的基层结构首先变迁，随后是经济性的中层结构和文化性的上层结构相应做出变迁以及再变迁。[21]上层结构是由精神结构组成的，比如说意识形态和认知模式；而意识形态和认知模式，比如宗教、艺术、音乐、舞蹈和运动等，也被包括在上层建筑中。总体来说，文化之本就是受基础设施影响的结构，这种模型基本上就是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经济作用的重述。当然，文化唯物主义受益于马克思之后超过一个世纪的人类学研究的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传统人类学，使之显得更加科学严谨、具体而微。这一理论路向，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人类学中的具体运用。
文化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文化系统的普遍结构依赖于人类本性的生物和心理常数，也取决于思想与行为、主位与客位之间的区别。马克思认为文化注定会向某一个具体的方向发展，而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对基于其发展的一切产生重大影响作用。基于这种思路，文化唯物主义者提出了用分析模型和方法来预测文化的活动和发展趋势。简而言之，基础设施常常影响其次要变量，即结构的主要变量；反过来，结构又成为主要变量，凭借其自身的力量来影响成为次要变量的上层建筑。西方多数论者认为，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而无党派的、用于解释文化如何发展和为何发展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被修改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当代经济人类学家对这种变化常常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因为建设健康而成功的组织，必须能够理解需求和欲望如何随着时间而转变以及文化何以时常改变。这当然也应该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理论要旨
经济人类学这门学科，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其早期发展阶段主要侧重研究原始人的经济社会生活；随后出现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形式与实在”的争论；此后又是20世纪70年代左翼思潮带动下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滥觞。它的研究领域显得日益多样和广泛，几乎囊括所有具有积极性和经验性的有关人类经济制度及经济行为的研究，包括市场营销、性别定位和非正式经济等交叉性及综合性的主题。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记述，重点是对前工业社会非发达地区（欧美以外）的封闭性、分散性和小规模的社会进行研究。因而，从社会科学主流的研究视野来看，这是一种孤立的、静态碎片化式的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其因缺乏对问题全面和纵深的系统分析，故而很难科学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克服这一严重的局限性，越来越多有成就的当代经济人类学家，在对非发达地区（欧美以外）的社会进行研究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力图用辩证唯物论的视野和发展的观点来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过程。[22]
马克思模型研究了群体反应，而非个人反应；此外，也应用了科学的方法，而非人文学方法。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工作是“科学社会主义”，从而与关于美好未来的乌托邦相区分，后者是空想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天马行空创作出来的。马克思早期曾抱有更加人文主义的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讨了一些人文学或人类学的问题，如人的异化或人的疏离问题。西方许多论者认为这些著作能让我们近距离地了解更加真实的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19世纪不断兴起的工业化生产系统紧紧地控制着人们的需求和极限，削弱了个性精神，导致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异化或疏离。马克思研究了现代社会是如何从劳动力、创作行为和人们自身这三个方面让人们异化或疏离的。比如，工厂环境减少了人们在劳动力结构方面的制约因素，因为工作流程日渐被严格的管理方式控制，而且，这种无人情味的规定、盲目重复的工作难以给工人带来成就感，工作变成了枯燥的任务。马克思用“商品化”这一词来形容谋取现金价值的非人道行为（减少人们劳动结果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尽管很多工作场所已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但仍存在潜在的非人道因素。因此，当人们被迫与自己以及与他人疏离时，或者表现为内在的精神猥琐，或者表现为外在的敌意和对抗。[23]
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充分应用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或疏离的理论（又叫批判理论），开始了一项寻求更加宽广的、多学科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导向的运动。批判理论倾向将马克思理论的各个方面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以创造关于人和经济之间关系更健全的模型。久而久之，批判理论就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包括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文学者。此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艾里西·弗洛姆（Erich Fromm）、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20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让·保尔·萨特（Jean Paul Sartre）采纳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我们时代的哲学”，这是让存在主义以及后来的诸如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知识运动更加充分接受人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源。20世纪70年代，批判分析的潮流发展到美国，此后一直影响深远。因此，人文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这种理论思维与之前讨论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也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古典经济理论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解析。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人类的社会化大生产越来越不相适应的矛盾，它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障碍。资本主义在越来越不能驾驭人类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也培育出了自己的掘墓人——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工人阶级。人类未来的发展，就寄托在工人阶级的身上，因为人类的其他阶级（包括现在还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都会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衰落，只有工人阶级随其发展而发展。因此，通过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借助它的日益发展的力量进行社会变革，人类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在对商品、劳动、价值、土地、资本等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展开分析的基础上，还充分借鉴了当时欧洲先进的理论成果（如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抽象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体系，并通过这一客观体系科学地阐释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们的观念冲突。[24]
尽管早期马克思曾推崇空想社会主义，并从其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批判中抽象出了人的异化和劳动异化的观念，但在后来的研究中，马克思强调了经济活动的首要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并把资本增值归因于生产劳动过程中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论证了商品的价值实体乃是社会化的抽象劳动；资本正是商品发展到连劳动力也成为商品之时，通过剥削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成其为资本的；当市场配置资源成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得以进行的主要手段时，资本家控制的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的有机结合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踏步前进。[25]马克思还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以前（一直追溯到史前人类阶段）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从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著作中获益良多，晚年做了大量的人类学研究，留下了大量的人类学笔记。
正是这种经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结合研究，使马克思洞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将其看成是对人类过去社会形态的溶解剂，而它最终也要被新的社会形态溶解。[26]马克思还因此阐明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溶解，以及资本主义导致的人类生存状态的严重异化和激烈冲突，正蕴含于资本控制下的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新型结合中。[27]但从人类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使我们摆脱了自然依赖和人身依附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因此，资本主义曾经大大促进了人类生产力和新社会经济因素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类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和对经济活动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当今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与人类学研究，以及二者的结合研究中，阶级范畴无疑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明确指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业逻辑浸淫了社会生产的绝大部分，之后，资本主义之前人类社会中较为复杂多样的秩序、身份和阶级状况才逐渐演化和简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并成为决定着今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当然，他们也认为，一些旧社会残留的阶级在特定条件下仍然会在新社会发展中产生较大的影响，人类社会从来就是一个波浪螺旋式演化发展的复杂巨系统，切忌简单化和教条化地看待经济因素和人类发展的关系。他们的这些思想为当今经济人类学的新发展提供了具有穿透力的独特视角。此外，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也为当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工具，使研究者们在面对如今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人类社会时，有了探索前行的指南而不至于迷失方向。
当前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活动，哪怕是与最近的一百年前相比，都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有的甚至是质的飞跃，这使全球化达到了全新的水平。例如，信息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就令人惊叹连连甚至猝不及防。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借助这些现代科技而拓展和深化的、几乎无孔不入的网络联系，就将全球不同民族、国家和阶层等紧紧包裹在一起并使其加速融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当此之时，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如果继续固守传统的典型对象，只做显微镜式的考察，那就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了。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各阶层等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加紧打破封闭、孤立和沙化的状态，渴望融入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有机开放大循环体系。而融入这一大循环体系的形式与程度，或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也必然成为决定广大发展中国家或民族改变其落后状况的重要因素。
所有这些新变化、新发展，都为新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为此，新经济人类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要进行重大调整或重心转移，更加注重从宏大视野对动态联系进行考察，唯有如此才能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知。而被一些人批判为过于“宏大叙事”的马克思研究经济人类学的方法，恰好适应了研究当今全球化新时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西方许多优秀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者，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或接近于运用马克思的研究范式，结合对民族志述和田野调查的深入细致、长期大量的研究，并实证考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面临的困境，而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论著，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28]
马克思所进行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当时主要是为研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特有规律服务，他深入分析和阐明了在这一特殊阶段中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和新转折的内在经济逻辑。但是，马克思也通过解剖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这一特殊案例而进一步揭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因此，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学与哲学等社会科学是高度统一、有机融合的，它们不分彼此地共同为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服务。为了走出当前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低谷，这种“宏大叙事”的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也正是我们所急需的。马克思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还启示我们：“西方中心主义”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否认非西方社会的自主演化，其实是一种包含了种族主义偏见和唯心主义臆想的妄自尊大的思想观念，它必然成为人们全面认识人类演化规律的巨大障碍。如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日益成型也越来越证明了此點。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尽管很多人误认为马、恩也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但熟知他们的人都不会怀疑，他们的思想是真正的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甚至是生态主义的典范。如今全球经济形态的发展已经处在由传统工业化升级换代为信息化、生态化的过渡时期，我们如何善用马克思的启示，探索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
可资借鉴的西方经济人类学发展新趋势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人类学在应用领域的发展，西方许多人类学研究者在发展机构供职。因此，发展问题，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尤其农业发展方面的问题，也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热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惨痛教训，使一些人类学研究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他们模糊地意识到，对于贫困无助的人们而言，原有的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知识或许被错误地应用了，政府旨在对落后地区居民进行帮助的反贫困决策，往往不能帮助他们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使他们更深地陷入了贫困的旋涡，甚至走向毁灭。于是，许多人类学研究者开始怀疑原来的经济学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他们试图进行某种新的结合，探索经济人类学的新方法和新视域。为此，他们开始走向实地调研，对具体项目的运行过程和机制及其如何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大体与此同时，依附理论的兴起也吸引了许多人类学研究者注意、探讨政治关系如何导致反贫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出现悖论：以帮助穷人为名而最终实际是为富人服务，贫富两极分化还是日益拉大。例如，许多打着绿色革命旗号的援助项目，原意是准备以生态的手段来提高当地的粮食生产效率，结果却是许多贫困的农民因为无法适应这种变革而被迫离开故土流入城市贫民窟。[29]这样不仅没有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还造成了新的问题——城市贫民窟问题——开始凸显。这些实践中发生的悖论和矛盾，就为新时代经济人类学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问题和议题。其中，关于贫困和发展的关系、非规则经济与超越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与新增长理论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关于贫困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有关贫困和发展的关系问题研究，西方研究者一般都坚持运用经济人类学传统的形式主义方法论为其指导，并且常常倾向于做出这样的学理分析和事实描述——贫困是因为“非理性”和“非逻辑”，从而将贫困的原因主要归于贫困者自身的行为偏差。（其实，这种观念恰恰是长期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导致的结果。）事实与这种看法相反，贫困者自有其理性和逻辑，而且往往能更加合理高效、更加谨慎忍耐地利用他们所能获得的极其有限的资源，创造出人间奇迹。他们重点聚焦于腐败现象、税务体系、政策公平和政府机构等方面的研究，因为它们会导致发展中社会的诸多严重问题，如规模移民、都市颓废、地下（黑市）经济、贩吸毒品、摧毁雨林等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危机。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其类似的研究奠定了此后经济人类学“文化转向”的基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的三部论著：《农业内卷化》《小贩和王子》《尼加拉》。《农业内卷化》采用传统的范式对瓜哇经济模式进行了研究，并试图从中找出它之所以不发达的原因。《小贩和王子》对爪哇的市镇经济模式进行了研究，将其区分为两种理想模型——“集市型”与“公司型”，前者代表大多数人自发的分散的街道经济活动类型；后者则与之相反，是指占少数的但比较集中化、规模化的并由国家法律加以保护的企业。它们之间通过市场竞争和经济计算展开活动，并力求避免发生危机。“公司型”的企业为了减少竞争、获取优势，则会寻求国家权力机构为其提供某种保障，以使它们的资本积累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而“集市型”的人群则是一盘散沙的竞争性个人主义者们，因其孤立、分散和弱小等不利因素，他们的资本积累很难达到较高的规模和水平。[30]《尼加拉》重点研究的则是“集市型”，主要探讨个人如何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合理性选择，同时也指出，“集市型”存在的问题乃是国家霸权或国家垄断资本控制经济运行条件下的必然产物。[31]
当今的政治性改革导致了社会生产、居民生活以及企业路线发生巨变，许多现代人文学科转向了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经济人类学研究者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开始参与探讨经济全球化与不平等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32]他们倾向于这样的结论：国家越发展和强大，国家的社会权力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垄断也会跟着发展和强大，也就越有可能成为国家垄断特权主体。[33]随着“发展”问题日益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越来越多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发展”问题。但是也有论者批评他们的研究结果往往“不是在认真调研经济的增长和下降之间内在关系基础上得出的结论”。[34]工业革命时代，主流理论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包含彼此相关的两个含义：获得资源的增长，以及为了进一步增长所导致的对资源的破坏。这是这个“发展”概念的内在矛盾悖论和恶性循环，也是许多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常常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切入点。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的《反政治机器》[35]就揭示出莱索托发展项目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为目标的经济行动，最终却以城市居民的利益大幅提升而宣告结束。他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性的前景》，通过对赞比亚产铜区居民的生活状况进行考察，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和悖论。他在该著作中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借鉴了一些自由贸易学派的观点（如伊古德曼等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36]因此，整个思路存在明显的二元论特点，好多问题的研究并未透彻。
贫困与发展关系问题研究促进了跨学科的合作以及空间范围内学术分工的细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认为，现代化就是使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元而又有机统一，因此“传统”的东西应该被“现代”的东西包含和超越。例如，资本家们通过拥有和控制资本这一关键因素，将科技与教育、民主与法治等因素以城市为中心重重组合起来。虽然这会导致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但由此带来的“发展”收益将会补偿那些不利方面，最终还是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于是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似乎变得可以接受。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日益严重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这样的“发展”观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极其有害的。这样的发展最终造成了发展中穷国对资本主义发达富国的依附性越来越大，从而被动融入其控制的全球資本体系中，并居于低端和外围的地位，无法实现自身真正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穷国要发展就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退出，改变自己零和游戏中的边缘人和受害者的地位，但是一旦脱离了全球资本体系，它们的发展又会因丧失外部的支持而陷于困顿。这一典型的两难处境与福斯特（Foster）论著中提及的“好农民”所面对的困境恰好相互印证[37]。
如何解决整个西方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的城市贫困与物质进步之间的矛盾，始终是经济人类学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他们试图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来精确量化“贫困”问题，并高度关注具有较强技术性的测量和计算。这些数学工具的应用虽然对研究很有意义，但如果在属于“宏大叙事”的定性问题上不正确，就会暴露出它的巨大局限。对此，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极其尖锐地指出：“对数学建模的过度迷恋和不加甄别地滥用，恰恰暴露了我们研究内容的贫乏以及理论的缺失。”[38]国际经济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经济顾问、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对于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崇拜也不以为然，他曾经不无深刻地指出，主流经济学家中许多人太过自信，以为他们的那些数学模型都是唯一正确的，可以包打天下。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漠视了人类经济活动在不同人文环境条件下的变化性和复杂性。经济学在这些人那里真正成了“人（类）学空场”，只见数学公式而不见人及其文化。众所周知，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都是极其宏大和复杂的，数学的抽象和拟合只是权宜之计，未来真正进步的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它的数学工具应该越来越简明，而文化背景的嵌入则会越来越深入。也即是说，经济学研究将涵摄越来越多人类学的内容，进行更多的文化研究。[39]这也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非规则经济与超越发展。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其论著中用“贫民窟中的一颗恒星”来描述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他写道：“街道充满着小贩、乞丐、小偷、骗子、搬运工、皮条客、的士司机等不同的人群混合体，热热闹闹充满生气。但他们几乎没有从一份‘真正的工作中获得过什么好处以便维持其生计。”[40]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这种现代早期街道经济的名字术语，像“地下”“监管”“隐藏”“黑市”“第二经济体”等。如果说人类学家在对官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烈批判中并没有兑现多少关于发展的诺言，那么，他们至少在对发展的研究过程中贡献了“非规则经济”（或“非正式经济”）这一概念和范畴。
实行“文化转向”之前比较有影响的人类学研究，是上文曾提到的克利福德·格尔茨关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小贩与王子》论述了关于印尼企业家们存在的两面性问题。他指出，大部分印尼爪哇的城镇居民进行的经济活动是“集市型”街道经济。[41]“公司型”规则经济的主体则主要是西方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它们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并根据规则来计算和规避风险、系统化地进行资本积累，这就是韦伯等人所定义的所谓“理性企业”。与之相比，“集市型”经济则是个人主义和分散性的竞争，几乎不可能进行资本积累。更为不利的是，官方只承认现存的企业，而“集市型”的经济活动是“非规则的”或“非正式的”，其资本积累受到了起点和规则的双重限制而几乎不可能成功。这样一来，集市模型必然败给公司模型，而后者在19世纪后期，随着规模化生产和企业流水线的发展，会更加增强垄断地位而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石。[42]这就是资本主义体系下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
一些世袭的王室王子继承工厂之后继续聘用政府雇佣军，很少管理这些企业或者完全没有按照经济原则进行管理。他们让自己的工人在任何环境下工作，不管利润如何，重要的是维持自身的追随者。这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的规则经济或理性企业相对立的模式。哈特在完成对西非城市内贫民窟中经济规则极度不合理的地方的研究之后，便尝试将他的经济人类学经验传达给发展经济学家。[43]路易斯在关于发展经济学家的二元模型中，尝试将农业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的市场，这种尝试对正式和非正式名词概念的建立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正式和非正式方面的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非正式的想法在继承制度上对于组织社会而言，是沿着正式的路线来努力的。
在關于“发展”问题的政策决策层，“第三世界城市失业”问题所造成的恐慌，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主要体现。政府和企业的习惯性思维就是特别注重所谓“正规就业”。马克思和凯恩斯等人的经济学观念也特别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增长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但今天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于：“我们”或官僚和顾问们如何提供住房、卫生和就业等？而需要这些的人们或称之为“他们”的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如果不会发生“什么”——如城市暴乱或革命的幽灵再现， 那么“失业”导致大量危险人群骚动的大萧条场景是否就不会发生？这一连串的设问，与哈特在阿克拉贫民区超过两年的领域工作经验不同。他想说服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习惯性思维认定的“失业”的模式和想法，更多地研究基层经济。他没有太大的理论野心，只是试图在关于工业化发展面临问题的持续辩论中，插入不规则的经济活动，建立一个特定的民族志的学科视野。根据一些极不发达地区和国家（如肯尼亚）的资料，在他们的国际劳工部门中，“非正式部门”已经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关键词，据此可以帮助顾问和官僚们做出决策。[44]可以这样认为，一个“非规则经济”的想法，具有两重性的含义，这既反映了官僚主义（国际劳工部门）的发展，也反映了民族志意义上的“人民”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使世界经济以及国家经济在“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别上越来越模糊，机构精简、企业外包和劳动临时合同等几乎遍地开花；对公共职能进行自由化改革并没有减少腐败，而只是使腐败现象更加普遍化或半公开化了；非法武器以及毒品走私行业似乎爆发性地增长了；“知识产权”的争夺成了新的全球化战争；假设中央和地方是整个国家的利润驱动器，利润就总能钻到法律的空子，挖掉法律的墙角，使法律最后成为利润的守护神和保护伞。官僚机构和国家政权的制高点会在市场狂热的氛围下或迟或早由非正规经济接管。典型的例子是，大部分（70%～90%）非洲国家，已然承认“非规则经济”是合法的，它允许资本主义非法形式融入原有经济体系，二者相互渗透、难分彼此。于是整个非洲似乎就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市型”经济体，一个外来垄断资本可以肆意运作、榨取财富的冒险家乐园。这其实是非洲深陷贫困泥潭难以摆脱的重要原因之一。古哈认为，“非规则经济”作为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结果之一，已有很长的历史。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也许我们会歧视“非规则经济”的活动，但久而久之似乎就习以为常、不足为怪了。但是，如果怀抱着真诚的、提高贫困地区生活水平的发展愿望，那么在现实情况之下，我们还是不得不尝试着运用政府权力来协调和引导自我组织的发展。[45]
如果说，一战前10年的全球化是以大规模欧洲人口迁移到温带地区、大量亚洲“苦力”迁移到热带地区为标志，那么，今天与之不同的则是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迁移到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垄断的西方资本操控着大规模崛起的工业文明时代的世界经济，促使富裕家庭从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中脱颖而出，可惜数量比例还是不高。现在，巴西提供最低价的农产品，中国提供最便宜的制成品，印度提供最廉价的信息服务，俄罗斯提供最好性价比的受过较好教育的移民，等等。当然，伴随着从贫穷国家涌入的大规模移民潮，西方发达国家的本国劳动者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政策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资本全球化的程度如此迅速和深入，使得生产、消费、交换、分配以及积累等似乎都扩展到全球资本大循环中进行，例如久处边缘的亚洲就是在最近几十年间迅速融入其中了。但种族、宗教、文化等的无形壁垒仍然森严，因之造成的收入差异的鸿沟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这已然成为一个真正的资本全球化的普遍现象，它在各种规模和各个层次上不断地复制发展着。[46]
可持续发展与新增长理论。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等危机的日益严峻，大家不得不开始对当前人类的组织原则进行深入的反思，以重新构想更加合理的模式。经济人类学者对此责无旁贷，他们不仅要研究处在全球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条件下的贫困地区，如何就地组织起来形成合力，以缩小与富裕地区的差距；而且还要研究如何在发展名义下，使社会可以创造出更多实实在在的财富，大大增加其总量。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前提是，现在的穷人们不能再模仿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否则必然会导致地球环境资源难以为继。因此，人类必须寻找一种创新的模式，使穷人、富人和环境之间能实现共赢。为了发展经济和限制人口实现耦合，西方及亚洲一些国家再次对“有限增长”理论产生了兴趣。这一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梅多斯（Meadows）等人首先提出的。[47]富人精英们向来都很担心贫困人口的无限制膨胀会影响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会威胁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但残酷的现实是，现在贫困人口确实达到了全球较高比例，并且最近的将来还看不到大幅降低的可能。
内生增长理论即新增长理论则假定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认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复杂的，以及其由人力资本的积累所决定。新增长理论侧重于研究由技术投资所引发的经济增长。因此，相对于新古典经济模型，新增长理论视技术为一个内生变量。无论是由私人还是由公共部门所实行的R&D;活动，都被认为会增加经济中的技术存量，其中的一些也许会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及增加利润。因而，R&D;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在资本和劳动力既定的情况下，新技术使生产方式更有效率。
新增长理论强调R&D;活动和创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不仅有利于创新，而且有利于整合其他领域发展的知识。因此，该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发展与致力于研发的人数增加有关，因为它对创意的增加有积极的影响。因规模报酬递增，人类知识的进步将会使创新的成本下降。[48]总之，人力资本的增加，会促进技术创新，而这些从长期看会促进经济增长。
随着开放性的日益重要，新增长理论承认国内制度的重要性。开放性经济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构建一个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的环境，知识产权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另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争论来自其静态和动态效果。一般来说，在静态环境中，知识产权并不是福利最大化，因为在一轮创新后，理性的企业家便成为合法的垄断者。然而，一旦创新发生，外溢效应便可能扩散到经济体中的其他部门。研发活动需要大量的沉没成本，如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建立，因而临时性的垄断是需要的。如果新发明被广泛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继续进行创新的激励将会变得更大。在动态环境中，专利保护是合理的，因为市场参与者从事有风险的活动、促进技术进步并且将其扩散到其他部门，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49]在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有非对称的影响：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可能并不会使每个国家的福利最大化。知识产权的净进口国也许需要付出更多的特许权使用费。因此，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其本身可能无法保证经济增长。一方面，发达国家倡导知识产权需要无歧视性的保护，这样市场力量足以推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认为无歧视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阻碍本国的R&D;，并且怀疑私营跨国公司会转移最新技术支持其国内学习。现在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还须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和特色；同时，还须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保持良好的知识产权合作关系，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并搭建起良好的交流平台，使创新成果能更快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加速发展态势。[50]
[36][美]詹姆斯·弗格森：《现代性的前景》，杨芳、王海民、王妍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38][美]华西里·列昂惕夫：《经济学论文集：理论、事实与政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
[39][波兰]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主流经济学过时了》，《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14期，第66～67页。
[40]Davis， M.， Planet of Slums， New York： Verson， 2006.
[41]Geertz，C.， Peddlers and Prince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wo Indonesian Tow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26.
[4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43]Hann， C.and Hart， K.， Econom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44]Bangasser， P.E.， The ILO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0， p. 8.
[45]Hann， C.and Hart， K.， Econom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116.
[46]Hann， C.and Hart， K.， Econom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118.
[47] [美]德內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李涛、王智勇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
[48]潘士远、史晋川：《知识吸收能力与内生经济增长——关于罗默模型的改进与扩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18卷第11期，第82～85页。
[49]Dunning J.and Narula 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Routledge， 2003.
[50]王亚星、周方：《开放经济体中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第1期，第61～68页。
[51]Schiff M. and Wang Y.， "North‐South and South‐South trade‐related technology diffusion： an industry‐level analysis of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2006 （3）， pp. 831-844.
[52]Diao X； Roe T.and Yeldan E.， "Strategic policies and growth： an applied model of R&D-driven;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 60 （2）， pp. 34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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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编/刁 娜
Abstract： Marxist economic anthropology takes human production practices，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s formed between them as the hot research topics， with a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basic laws and internal logic of the forms of human society and economic system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not only includ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forms of human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Hegel's dialectics， Feuerbach's materialism， and Morgan's anthropology， but also the cultural materialist anthropology represented by White， Harris and other academics. These have inspiring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 in terms of problem awarenes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objects.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Western economic anthropology that we can learn from include the imbalance of worl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rregular economy. For this， researchers in the new era must use Marxism as the guide to examining human behaviors and economic logic with a broader perspective and a more scientific approach，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im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Keywords： Marxism， economic anthropology， irregular economy， endogenous growth
根据新增长理论的假设，不合理的机制所导致的与外部R&D;接触较少通常与较低的生产力增长率有关。[51]由于跨国界的外部性和知识外溢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将有助于其经济增长。Diao等人论证贸易开放影响对外国R&D;的吸收：如果一国能有效地利用外国技术，收益将显著。[52]Lederman和Maloney[53]检验了R&D;投资和发展模式，验证了虽然发展中国家R&D;投资回报率更高，但是其他制度变量应该也计算到了R&D;投资决定中。尽管发达国家投资回报率较小，但证据表明其在R&D;有更多的投资。这表明拥有国家创新机制可以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
总之，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假设，有政策导向的文献表明，贸易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外溢和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由于新贸易议题包括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如通信服务）、理论和实证的争论对贸易政策和貿易谈判有重要的影响，并且有可能影响国内的R&D;政策，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是当代贸易议题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并涉及有关政策空间和国内制度建立的争议。这也是新经济人类学发展过程中必然重点关注的议题。
结论
从卡尔·马克思到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再到现代文化唯物主义人类学，整个基本过程为研究经济和技术模式与文化、社会系统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提供了相关工具。然而很多研究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只关注了单线发展，比如莱斯利·怀特的研究在文化和经济历史上的一般性趋势，其他的多线模型则承认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些马克思社会学理论的变体都十分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坚固的模型来预测经济人类学家感兴趣的课题：经济实力的变化如何引发相应的行为变化，这个变化又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从系统理论观点来看（按照马文·哈里斯的看法），这些模型就更加重要了。当经济人类学家分析未来趋势，研究特定人群在市场中、在生产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的反应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指导。
随着实践的展开，世界和经济的“发展”概念，被不同时期的学者们重新加以定义。二战之后，随着新兴科技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以及战后重建拉动经济高速发展，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两极分化也发展了，全球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变得相当严重。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向来就对世界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非常关注，于是他们把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大量应用到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对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们发现，“非规则经济”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乃是对“规则经济”天然的必要的补充。这种体现个体之间激烈竞争关系的“非规则经济”，在经历各种严酷条件的考验而顽强生存之后，最终往往能被官方认可而有机融入当地的“规则经济”之中，并促进它的演化过程。可以这样说，有关可持续发展和超越发展等社会经济新增长理念的提炼和弘扬，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功莫大焉，善莫大焉。可持续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为此而努力。在开放性的经济环境背景下，内生增长理论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创新、R&D;活动和知识产权保护是关注的重点。
总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能够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人类发展论对接起来，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得到完善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则为之提供深入、精确和具体的理论基础。另外，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也是经济学与人类学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的产物，它将人类行为的经济逻辑作为研究对象，从而使经济学的研究拓展到人类学领域，又使人类学的研究精确到经济学水平，从而使无论经济学还是人类学的发展都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境界。传统的西方经济人类学主要是以西方知识史和传统方法论来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逻辑，局限性无疑是巨大的，其研究成果经常被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家认为过度微观和非典型而使其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大打折扣。新时代的研究者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用更广泛的视野和更科学的方法来考察人类的行为及其经济逻辑，发现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更多真理。具体而言，经济人类学不仅要开展跨领域研究，还要扩大到历史的中观和宏观层次，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与“望远镜”的有机结合。今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在积极进行各方面的实践和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新发展也因此具有了现实需要的紧迫性。它的发展正当其时，值得期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生态化拓展研究”和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7BJL019、MKSZB1105；印度Jamia Millia Islamia [A Central University] 博士生李玮、汕头大学商学院硕士生万永安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匈牙利]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李斌玉、孙建茵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2]隽鸿飞：《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及其史学意义》，《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第1～5页。
[3][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成仿吾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4][苏格兰]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5][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6][7][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新译本）》，杨东纯、马雍、马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
[8][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9]White， L.A.，" Energy and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3， 45（3）， pp. 335-356.
[10][15][美]萊斯利·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曹锦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13]White， L.A.， Evolu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McGraw Hill， 1959.
[12]Barnes， H.E.， "Foreword： My Personal Friendship for Leslie White"， in G.E.Dole and R.L.Carneiro （eds.）， Essays in the Science of Culture in Honor of Leslie A. White， New York： Crowell， 1960.
[14][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16][17][18][美]朱利安·斯图尔德：《文化变迁的理论》，史徙华译，新疆：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19][美]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韩建军、商戈令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20]Harris， M.，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Thomas Crowell， 1968.
[21]孙晶：《马文·哈里斯的文化进化论与文化唯物主义》，《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47～49页。
[22]王燕祥：《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经济人类学的影响》，《世界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第38～41页。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24]王德峰：《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42～48页。
[25]丁晓安：《“资本雇佣劳动”及其产权逻辑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反思》，《管理学刊》，2011年第4期，第24～27页。
[26][37]田广、罗康隆：《经济人类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
[27]Wilk， R.R. and Cliggett， L.， Economies and Cultures：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p. 30.
[28]王燕祥：《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经济人类学的影响》，《世界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第38～41页。
[29]罗康隆、田广：《论经济人类学与社会发展问题》，《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5期，第15～22页。
[30][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3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32]许婧：《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发展的历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56～60页。
[33]寿思华：《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系列研究之二》，《改革与战略》，2017年第9期。
[34]陈庆德：《昆明：发展人类学引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
[35]Ferguson， J.，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以人类的生产实践、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矛盾运动为研究热点，以人类社会形态与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基本规律、内在逻辑为重点。它的理论支撑既有在扬弃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摩尔根人类学等基础上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化过程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有以怀特、哈里斯等为代表的文化唯物主义人类学。这些对经济人类学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上具有启发作用和指导意义，当前可资借鉴的西方经济人类学发展新趋势包括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发展”的范式以及非规则经济等。有鉴于此，新时代的研究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用更广泛的视野和更科学的方法来考察人类的行为及其经济逻辑，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行积极探索和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经济人类学 非规则经济 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6.009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涵摄了大量的对经济人类学的论述，体现了对经济问题的人文主义认识。卡尔·亨利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晚年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人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并计划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改进自己的经济理论研究，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石。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在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在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文化唯物主义中达到了高潮。长期以来，马克思一直被西方主流社会视为党派斗争的支持者和激进的革命主义者，尽管如此，他作为一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地位，依然得到了普遍认可，其思想和理论似乎可被不带任何党派色彩地加以应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式，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马克思既是社会学理论家也是经济学理论家，倾向于用一种宏观且易于理解的方式，将经济生活具体化在人类的体验上，从而为经济人类学家创造了富有积极作用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是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和改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毋庸置疑，弗雷德里克·黑格尔（Fredrick Hegel）的学说，为经济人类学提供了关于人类社会系统结构演化的理论，主张社会系统的各部件结合为一个整体，为所有人的利益而井井有条地运作。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关于事物发展的系统性和过程性的辩证法之合理内核，抛弃了其唯心主义和谐观，转而重点探索人类社会体系各部分间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过程，从而创立了考察经济生活、社会活动和文化变革之内在联系及辩证发展的新观念，即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综观马克思的研究，经济人类学问题的探讨始终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散见于他各个不同时期的著作以及他晚年的读书札记中，内容主要涉及：古代社会史状况、阶级的起源及演化、人类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等问题[2]。
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始终与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及经济发展相伴。在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中，人类的生产实践、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矛盾运动等，乃是经济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热点，而人类的社会形态与经济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规律和内在逻辑等，又是其研究的重点，他由此实现了伟大的理论突破，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就为经济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使它们之间相互渗透、融合最终走向某种形式的统一成为可能，也使它们都能在更高级的层次上和更宽阔的视野中拓展各自的研究，不断地重新发现自己，不断地实现升级换代。这也就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预备了广阔的研究空间。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源泉
马克思作为一个革命的理论家，力图扩展黑格尔的观点，即文化和国家应以和谐互惠方式服务于全体人民。基于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强调个人与群体之间紧张和对抗观点的研究，马克思注重研究团体的思考和行动方式。马克思借鉴黑格尔历史是向前流动的观点，以及费尔巴哈处理社会系统矛盾的方法，在对二者进行辩证综合及革命改造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新思维（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并将之用于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历史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伟大的理论成果，震撼了世界。
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出，历史之流应是两个相反之力，以一种能走向成长和完美的方式相互对抗，即某种新现象或观点会伴随着来自两者冲突的调和而形成的综合体出现，且整个过程循环往复，永不停止。这种范式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可应用在文化与社会变革上的历史理论和经济转化。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產党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的没落和无产阶级的崛起都是无可避免的，具有历史必然性。”[3] 这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为马克主义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源泉。
由于马克思强调变革的潜在动力是物质的、经济的，而非主观想象的，所以，其方法被代表性地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和经济的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意识和文化等人类活动处于从属地位。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致力于分析少数英雄对历史的影响[4]，在当时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同一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5]和《共产党宣言》，强调客观物质因素的发展会引发社会关系变革和群众行动，批驳了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提出了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之“群众史观”，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科学史上，除了上述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之外，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比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究就对马克思和苏联的人类学以及美国的人类学产生了极大影响。19世纪早期，摩尔根居住在纽约北部，对研究易洛魁印第安人产生了强烈兴趣，并且开始研究人类文化变革的理论。他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阐述了人类文化变革的一般性进程[6]，提出了从较低级的野蛮主义到另一个极端“文明”的七种文化类型，呈现了发展式的文化观点。摩尔根认为，每个极端都有其不同的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展示出其特有的生活方式。[7]他得出结论：不管是物质性的文化、经济制度中的社会关系还是生产方式，都是社会演变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摩尔根理论的研究成果，反映在恩格斯后来所撰写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8]之中。这一著作不仅以丰富的历史材料支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让摩尔根成了马克思主义者非常看重的人类学家。因此，在东方世界，摩尔根的思想声名大噪，并成为东方人类学理论的基础。然而在西方学界，摩尔根则受到了较多诟病。例如，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就指责摩尔根是基于各种推测而非真凭实据得出的结论，不足为训。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这种状况都沒有得到改善。
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者把相对孤立的小社会看成是稳定的个体，因此，他们往往倾向于进行社会结构模型研究。直到1943年，莱斯利·怀特在其著作《文化的能量和变革》中明确指出，人均拥有的能量水平对于人类社会结构的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9]此后，怀特又在他的两部著作《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10] 和《文化变革》[11]中进一步发挥和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20世纪90年代，怀特作为一名年轻的助教接受人类学家训练时，阅读了摩尔根关于易洛魁印第安人的著作，并且在1929年游历俄罗斯和美国乔治亚州时，以各种直接的方式接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特别是关于文明的本质和发展的理论部分[12]。这些经历启发了怀特进一步将文化转变和经济因素相联系，拓展了摩尔根和马克思的研究。但是，怀特较为谦逊地坚称他仅仅是对摩尔根、马克思和其他早期革命家们的理论内容作了一些扩展，并不承认其在方法论上有什么“新”贡献。
贯穿怀特著作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文化乃是人类自身的一种管理机制，这种机制通过引导和规范人类行为，对能量进行有效管控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所以，人类社会文化系统的基本构成就是技术系统及其衍生的哲学系统。[13]怀特的这一论述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4]的序言中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体系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且有作为政治、法律和文化等社会意识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因此，这一基础与社会意识具有辩证的统一性；而物质生活中的生产模式又决定了经济基础以及社会、政治和精神过程的一般特征，人的社会性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存在。
怀特的《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将文化看作驾驭能量的机制，提出了三个有差别但息息相关的元素：基础设施、中层结构和上层建筑。[15] 基础设施包括文化中重要经济能量的生产方面，比如生产方式。怀特认为从长期看来，基础设施倾向于从其他变量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影响其他更低层次的变量。中层结构指的是社会关系，比如等级区别、政治安排等。中层结构既能被视作基础设施的从属变量，也能被视作独立变量。基础设施和中层结构都能影响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比如意识形态和宗教等，因此它们又被看作从属变量。
与怀特的研究关注文化演变的宏观层面不同，其他许多人类学研究者，如朱利安·斯图尔德，则更加重视某种文化个案、特殊性的具体文化，按斯图尔德的话说就是“关心某种具体文化胜过文化本身”[16]。当关注特殊性的文化个案之时，文化的一般规律分析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会造成某种先入为主的干扰。因此，斯图尔德主要采用多线性分析来研究进化问题以及文化转型的机理，特别强调地位、方法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平等和综合作用。[17]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既可以是大规模的变革，也可以是特殊的局部的微小调整。其研究的基本特点就是，强调技术开发和环境改变是探索行为模式的地域特点的方法论前提。[18]他运用“文化核心”这一范畴来研究文化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包括人们对重大经济事件的态度，以及由此采取的行动和建立的关系，也包括了许多与经济生产没有直接联系的人的活动。
瑟维斯（E.R.Service）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 Sahlins）等人则又进一步补充了斯图尔德和怀特的一些论点。他们强调文化演变的两个方面：其一，文化能够通过自身的适应性来不断调整并创造出层出不穷、新旧交替的多样性；其二，新旧交替的进化推动了文化进步，使得高级的文化形态取代低级的文化形态而成为主流。[19]他们的著作与斯图尔德和怀特等人的著作一起，被看作是马克思和摩尔根的人类发展思想重新注入西方人类学主流理论所获得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当然也是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所应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内，受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的“文化唯物主义”已经发挥了持久的影响力，宣扬这种范式的杰作是马文·哈里斯的《人类学理论的兴起》（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20]，表面上其是关于人类学思想的客观历史研究，实际上却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哈里斯采用系统理论观点，强调一个改变会不可避免地在整个系统中引发其他改变。哈里斯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能源的生产和利用对文化和社会生活影响深远。哈里斯将社会看作是存在于文化和生态环境下，由内在相联且互相影响的部分组成的系统，以有效的方式拓展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模型。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哈里斯相信文化是被设计的，是用于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机制，并集中研究搜集和生产必需品的方法，比如社会对能源的需求，以及开发环境需要的技术，如技术、工作模式、粮食的收获和生产方法等。由于哈里斯关心能源需求和能源管理，所以，他强调再生产问题和控制人口水平。故而，人类社会存在两种适应环境的方法：其一是生产能源/食物，其二是控制（或不控制）社会对能源和食物的需求（采用再生产和人口控制策略）。哈里斯主张将能源/食物的搜集和再生产方式相结合作为基础设施，这乃是对莱斯利·怀特观点的深入细化和精炼提纯。
在社会模式和人际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研究中，哈里斯将社会结构分成两个部分，即政治经济和国内经济。政治经济是指在社区内外管理生产、再生产和贸易的组织和机构，政治经济同时也管理物品、服务和能源的消耗，以及能接触到剩余资源的人，比如精英群体。国内经济则是指住宅、家庭和关系模式等，包括微观层面的社会组织、本地交通、消费方式和再生产。哈里斯用上层建筑这个术语，以一种宽泛和复杂的方式展示怀特所说的基础建筑和社会结构，其包括行为和精神两个层面。行为结构的上层建筑包括文娱活动、艺术、运动、民俗、审美和品味等现象。精神的上层建筑包括社会中的习惯性思维模式、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面对的挑战、评价人的方式等其他相关事物。
哈里斯认为社会是趋向于成为稳定状态的系统。类似的技术在类似的环境中使用，就会产生类似的生产与再生产、分配与再分配的结构，因此就导致形成类似的社会群体形态，于是人们会有着类似的信仰体系与价值取向，并通过不断地合作博弈和试错纠偏达成某种劳动协作和共同生产，从而最终收敛于某种稳态系统。如果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文化行为进行研究，首先关注的就应该是人类社会的经济生产与文化生活所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要考察技术—环境—经济—文化的内在决定机制和作用机理，就像我们要首先考察自然选择以便对不同时代的生产及再生产顺序进行研究一样。哈里斯接受馬克思主义的观念，强调指出社会生活的内在决定因果链条为基层结构—中层结构—上层结构，即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种种需要，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具有第一重要性和逻辑先在性。基层结构这一先在条件提供社会家庭和政治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而反过来，后者又会引导人们形成一定类型的符号、观念、价值与仪式，并以此来巩固一定的社会家庭和政治经济统治地位。
哈里斯关于人类社会演化的观念认为，物质性的基层结构首先变迁，随后是经济性的中层结构和文化性的上层结构相应做出变迁以及再变迁。[21]上层结构是由精神结构组成的，比如说意识形态和认知模式；而意识形态和认知模式，比如宗教、艺术、音乐、舞蹈和运动等，也被包括在上层建筑中。总体来说，文化之本就是受基础设施影响的结构，这种模型基本上就是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经济作用的重述。当然，文化唯物主义受益于马克思之后超过一个世纪的人类学研究的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传统人类学，使之显得更加科学严谨、具体而微。这一理论路向，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人类学中的具体运用。
文化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文化系统的普遍结构依赖于人类本性的生物和心理常数，也取决于思想与行为、主位与客位之间的区别。马克思认为文化注定会向某一个具体的方向发展，而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对基于其发展的一切产生重大影响作用。基于这种思路，文化唯物主义者提出了用分析模型和方法来预测文化的活动和发展趋势。简而言之，基础设施常常影响其次要变量，即结构的主要变量；反过来，结构又成为主要变量，凭借其自身的力量来影响成为次要变量的上层建筑。西方多数论者认为，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而无党派的、用于解释文化如何发展和为何发展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被修改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当代经济人类学家对这种变化常常抱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因为建设健康而成功的组织，必须能够理解需求和欲望如何随着时间而转变以及文化何以时常改变。这当然也应该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理论要旨
经济人类学这门学科，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其早期发展阶段主要侧重研究原始人的经济社会生活；随后出现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形式与实在”的争论；此后又是20世纪70年代左翼思潮带动下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滥觞。它的研究领域显得日益多样和广泛，几乎囊括所有具有积极性和经验性的有关人类经济制度及经济行为的研究，包括市场营销、性别定位和非正式经济等交叉性及综合性的主题。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记述，重点是对前工业社会非发达地区（欧美以外）的封闭性、分散性和小规模的社会进行研究。因而，从社会科学主流的研究视野来看，这是一种孤立的、静态碎片化式的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其因缺乏对问题全面和纵深的系统分析，故而很难科学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克服这一严重的局限性，越来越多有成就的当代经济人类学家，在对非发达地区（欧美以外）的社会进行研究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力图用辩证唯物论的视野和发展的观点来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过程。[22]
马克思模型研究了群体反应，而非个人反应；此外，也应用了科学的方法，而非人文学方法。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工作是“科学社会主义”，从而与关于美好未来的乌托邦相区分，后者是空想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天马行空创作出来的。马克思早期曾抱有更加人文主义的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讨了一些人文学或人类学的问题，如人的异化或人的疏离问题。西方许多论者认为这些著作能让我们近距离地了解更加真实的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19世纪不断兴起的工业化生产系统紧紧地控制着人们的需求和极限，削弱了个性精神，导致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异化或疏离。马克思研究了现代社会是如何从劳动力、创作行为和人们自身这三个方面让人们异化或疏离的。比如，工厂环境减少了人们在劳动力结构方面的制约因素，因为工作流程日渐被严格的管理方式控制，而且，这种无人情味的规定、盲目重复的工作难以给工人带来成就感，工作变成了枯燥的任务。马克思用“商品化”这一词来形容谋取现金价值的非人道行为（减少人们劳动结果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尽管很多工作场所已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但仍存在潜在的非人道因素。因此，当人们被迫与自己以及与他人疏离时，或者表现为内在的精神猥琐，或者表现为外在的敌意和对抗。[23]
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充分应用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或疏离的理论（又叫批判理论），开始了一项寻求更加宽广的、多学科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导向的运动。批判理论倾向将马克思理论的各个方面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以创造关于人和经济之间关系更健全的模型。久而久之，批判理论就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包括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文学者。此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艾里西·弗洛姆（Erich Fromm）、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20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让·保尔·萨特（Jean Paul Sartre）采纳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我们时代的哲学”，这是让存在主义以及后来的诸如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知识运动更加充分接受人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源。20世纪70年代，批判分析的潮流发展到美国，此后一直影响深远。因此，人文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这种理论思维与之前讨论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也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古典经济理论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解析。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人类的社会化大生产越来越不相适应的矛盾，它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障碍。资本主义在越来越不能驾驭人类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也培育出了自己的掘墓人——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工人阶级。人类未来的发展，就寄托在工人阶级的身上，因为人类的其他阶级（包括现在还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都会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衰落，只有工人阶级随其发展而发展。因此，通过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借助它的日益发展的力量进行社会变革，人类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在对商品、劳动、价值、土地、资本等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展开分析的基础上，还充分借鉴了当时欧洲先进的理论成果（如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抽象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体系，并通过这一客观体系科学地阐释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们的观念冲突。[24]
尽管早期马克思曾推崇空想社会主义，并从其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批判中抽象出了人的异化和劳动异化的观念，但在后来的研究中，马克思强调了经济活动的首要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并把资本增值归因于生产劳动过程中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论证了商品的价值实体乃是社会化的抽象劳动；资本正是商品发展到连劳动力也成为商品之时，通过剥削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成其为资本的；当市场配置资源成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得以进行的主要手段时，资本家控制的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的有机结合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踏步前进。[25]马克思还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以前（一直追溯到史前人类阶段）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从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著作中获益良多，晚年做了大量的人类学研究，留下了大量的人类学笔记。
正是这种经济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结合研究，使马克思洞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将其看成是对人类过去社会形态的溶解剂，而它最终也要被新的社会形态溶解。[26]马克思还因此阐明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溶解，以及资本主义导致的人类生存状态的严重异化和激烈冲突，正蕴含于资本控制下的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新型结合中。[27]但从人类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使我们摆脱了自然依赖和人身依附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因此，资本主义曾经大大促进了人类生产力和新社会经济因素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类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和对经济活动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当今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与人类学研究，以及二者的结合研究中，阶级范畴无疑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明确指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业逻辑浸淫了社会生产的绝大部分，之后，资本主义之前人类社会中较为复杂多样的秩序、身份和阶级状况才逐渐演化和简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并成为决定着今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当然，他们也认为，一些旧社会残留的阶级在特定条件下仍然会在新社会发展中产生较大的影响，人类社会从来就是一个波浪螺旋式演化发展的复杂巨系统，切忌简单化和教条化地看待经济因素和人类发展的关系。他们的这些思想为当今经济人类学的新发展提供了具有穿透力的独特视角。此外，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也为当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工具，使研究者们在面对如今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人类社会时，有了探索前行的指南而不至于迷失方向。
当前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活动，哪怕是与最近的一百年前相比，都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有的甚至是质的飞跃，这使全球化达到了全新的水平。例如，信息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就令人惊叹连连甚至猝不及防。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借助这些现代科技而拓展和深化的、几乎无孔不入的网络联系，就将全球不同民族、国家和阶层等紧紧包裹在一起并使其加速融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当此之时，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如果继续固守传统的典型对象，只做显微镜式的考察，那就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了。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各阶层等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加紧打破封闭、孤立和沙化的状态，渴望融入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有机开放大循环体系。而融入这一大循环体系的形式与程度，或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也必然成为决定广大发展中国家或民族改变其落后状况的重要因素。
所有这些新变化、新发展，都为新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为此，新经济人类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要进行重大调整或重心转移，更加注重从宏大视野对动态联系进行考察，唯有如此才能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知。而被一些人批判为过于“宏大叙事”的马克思研究经济人类学的方法，恰好适应了研究当今全球化新时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西方许多优秀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者，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或接近于运用马克思的研究范式，结合对民族志述和田野调查的深入细致、长期大量的研究，并实证考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面临的困境，而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论著，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28]
马克思所进行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当时主要是为研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特有规律服务，他深入分析和阐明了在这一特殊阶段中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和新转折的内在经济逻辑。但是，马克思也通过解剖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这一特殊案例而进一步揭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因此，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学与哲学等社会科学是高度统一、有机融合的，它们不分彼此地共同为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服务。为了走出当前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低谷，这种“宏大叙事”的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也正是我们所急需的。马克思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还启示我们：“西方中心主义”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否认非西方社会的自主演化，其实是一种包含了种族主义偏见和唯心主义臆想的妄自尊大的思想观念，它必然成为人们全面认识人类演化规律的巨大障碍。如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日益成型也越来越证明了此點。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尽管很多人误认为马、恩也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但熟知他们的人都不会怀疑，他们的思想是真正的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甚至是生态主义的典范。如今全球经济形态的发展已经处在由传统工业化升级换代为信息化、生态化的过渡时期，我们如何善用马克思的启示，探索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
可资借鉴的西方经济人类学发展新趋势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人类学在应用领域的发展，西方许多人类学研究者在发展机构供职。因此，发展问题，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尤其农业发展方面的问题，也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热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惨痛教训，使一些人类学研究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他们模糊地意识到，对于贫困无助的人们而言，原有的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知识或许被错误地应用了，政府旨在对落后地区居民进行帮助的反贫困决策，往往不能帮助他们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使他们更深地陷入了贫困的旋涡，甚至走向毁灭。于是，许多人类学研究者开始怀疑原来的经济学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他们试图进行某种新的结合，探索经济人类学的新方法和新视域。为此，他们开始走向实地调研，对具体项目的运行过程和机制及其如何对人们日常生活造成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大体与此同时，依附理论的兴起也吸引了许多人类学研究者注意、探讨政治关系如何导致反贫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出现悖论：以帮助穷人为名而最终实际是为富人服务，贫富两极分化还是日益拉大。例如，许多打着绿色革命旗号的援助项目，原意是准备以生态的手段来提高当地的粮食生产效率，结果却是许多贫困的农民因为无法适应这种变革而被迫离开故土流入城市贫民窟。[29]这样不仅没有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还造成了新的问题——城市贫民窟问题——开始凸显。这些实践中发生的悖论和矛盾，就为新时代经济人类学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问题和议题。其中，关于贫困和发展的关系、非规则经济与超越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与新增长理论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关于贫困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有关贫困和发展的关系问题研究，西方研究者一般都坚持运用经济人类学传统的形式主义方法论为其指导，并且常常倾向于做出这样的学理分析和事实描述——贫困是因为“非理性”和“非逻辑”，从而将贫困的原因主要归于贫困者自身的行为偏差。（其实，这种观念恰恰是长期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导致的结果。）事实与这种看法相反，贫困者自有其理性和逻辑，而且往往能更加合理高效、更加谨慎忍耐地利用他们所能获得的极其有限的资源，创造出人间奇迹。他们重点聚焦于腐败现象、税务体系、政策公平和政府机构等方面的研究，因为它们会导致发展中社会的诸多严重问题，如规模移民、都市颓废、地下（黑市）经济、贩吸毒品、摧毁雨林等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危机。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其类似的研究奠定了此后经济人类学“文化转向”的基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的三部论著：《农业内卷化》《小贩和王子》《尼加拉》。《农业内卷化》采用传统的范式对瓜哇经济模式进行了研究，并试图从中找出它之所以不发达的原因。《小贩和王子》对爪哇的市镇经济模式进行了研究，将其区分为两种理想模型——“集市型”与“公司型”，前者代表大多数人自发的分散的街道经济活动类型；后者则与之相反，是指占少数的但比较集中化、规模化的并由国家法律加以保护的企业。它们之间通过市场竞争和经济计算展开活动，并力求避免发生危机。“公司型”的企业为了减少竞争、获取优势，则会寻求国家权力机构为其提供某种保障，以使它们的资本积累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而“集市型”的人群则是一盘散沙的竞争性个人主义者们，因其孤立、分散和弱小等不利因素，他们的资本积累很难达到较高的规模和水平。[30]《尼加拉》重点研究的则是“集市型”，主要探讨个人如何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合理性选择，同时也指出，“集市型”存在的问题乃是国家霸权或国家垄断资本控制经济运行条件下的必然产物。[31]
当今的政治性改革导致了社会生产、居民生活以及企业路线发生巨变，许多现代人文学科转向了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经济人类学研究者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开始参与探讨经济全球化与不平等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32]他们倾向于这样的结论：国家越发展和强大，国家的社会权力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垄断也会跟着发展和强大，也就越有可能成为国家垄断特权主体。[33]随着“发展”问题日益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越来越多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发展”问题。但是也有论者批评他们的研究结果往往“不是在认真调研经济的增长和下降之间内在关系基础上得出的结论”。[34]工业革命时代，主流理论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包含彼此相关的两个含义：获得资源的增长，以及为了进一步增长所导致的对资源的破坏。这是这个“发展”概念的内在矛盾悖论和恶性循环，也是许多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常常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切入点。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的《反政治机器》[35]就揭示出莱索托发展项目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为目标的经济行动，最终却以城市居民的利益大幅提升而宣告结束。他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性的前景》，通过对赞比亚产铜区居民的生活状况进行考察，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和悖论。他在该著作中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借鉴了一些自由贸易学派的观点（如伊古德曼等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36]因此，整个思路存在明显的二元论特点，好多问题的研究并未透彻。
贫困与发展关系问题研究促进了跨学科的合作以及空间范围内学术分工的细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认为，现代化就是使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元而又有机统一，因此“传统”的东西应该被“现代”的东西包含和超越。例如，资本家们通过拥有和控制资本这一关键因素，将科技与教育、民主与法治等因素以城市为中心重重组合起来。虽然这会导致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但由此带来的“发展”收益将会补偿那些不利方面，最终还是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于是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似乎变得可以接受。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日益严重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这样的“发展”观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极其有害的。这样的发展最终造成了发展中穷国对资本主义发达富国的依附性越来越大，从而被动融入其控制的全球資本体系中，并居于低端和外围的地位，无法实现自身真正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穷国要发展就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退出，改变自己零和游戏中的边缘人和受害者的地位，但是一旦脱离了全球资本体系，它们的发展又会因丧失外部的支持而陷于困顿。这一典型的两难处境与福斯特（Foster）论著中提及的“好农民”所面对的困境恰好相互印证[37]。
如何解决整个西方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的城市贫困与物质进步之间的矛盾，始终是经济人类学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他们试图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来精确量化“贫困”问题，并高度关注具有较强技术性的测量和计算。这些数学工具的应用虽然对研究很有意义，但如果在属于“宏大叙事”的定性问题上不正确，就会暴露出它的巨大局限。对此，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极其尖锐地指出：“对数学建模的过度迷恋和不加甄别地滥用，恰恰暴露了我们研究内容的贫乏以及理论的缺失。”[38]国际经济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经济顾问、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对于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崇拜也不以为然，他曾经不无深刻地指出，主流经济学家中许多人太过自信，以为他们的那些数学模型都是唯一正确的，可以包打天下。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漠视了人类经济活动在不同人文环境条件下的变化性和复杂性。经济学在这些人那里真正成了“人（类）学空场”，只见数学公式而不见人及其文化。众所周知，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都是极其宏大和复杂的，数学的抽象和拟合只是权宜之计，未来真正进步的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它的数学工具应该越来越简明，而文化背景的嵌入则会越来越深入。也即是说，经济学研究将涵摄越来越多人类学的内容，进行更多的文化研究。[39]这也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非规则经济与超越发展。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其论著中用“贫民窟中的一颗恒星”来描述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他写道：“街道充满着小贩、乞丐、小偷、骗子、搬运工、皮条客、的士司机等不同的人群混合体，热热闹闹充满生气。但他们几乎没有从一份‘真正的工作中获得过什么好处以便维持其生计。”[40]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这种现代早期街道经济的名字术语，像“地下”“监管”“隐藏”“黑市”“第二经济体”等。如果说人类学家在对官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烈批判中并没有兑现多少关于发展的诺言，那么，他们至少在对发展的研究过程中贡献了“非规则经济”（或“非正式经济”）这一概念和范畴。
实行“文化转向”之前比较有影响的人类学研究，是上文曾提到的克利福德·格尔茨关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小贩与王子》论述了关于印尼企业家们存在的两面性问题。他指出，大部分印尼爪哇的城镇居民进行的经济活动是“集市型”街道经济。[41]“公司型”规则经济的主体则主要是西方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它们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并根据规则来计算和规避风险、系统化地进行资本积累，这就是韦伯等人所定义的所谓“理性企业”。与之相比，“集市型”经济则是个人主义和分散性的竞争，几乎不可能进行资本积累。更为不利的是，官方只承认现存的企业，而“集市型”的经济活动是“非规则的”或“非正式的”，其资本积累受到了起点和规则的双重限制而几乎不可能成功。这样一来，集市模型必然败给公司模型，而后者在19世纪后期，随着规模化生产和企业流水线的发展，会更加增强垄断地位而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石。[42]这就是资本主义体系下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
一些世袭的王室王子继承工厂之后继续聘用政府雇佣军，很少管理这些企业或者完全没有按照经济原则进行管理。他们让自己的工人在任何环境下工作，不管利润如何，重要的是维持自身的追随者。这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的规则经济或理性企业相对立的模式。哈特在完成对西非城市内贫民窟中经济规则极度不合理的地方的研究之后，便尝试将他的经济人类学经验传达给发展经济学家。[43]路易斯在关于发展经济学家的二元模型中，尝试将农业劳动力迁移到城市的市场，这种尝试对正式和非正式名词概念的建立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正式和非正式方面的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非正式的想法在继承制度上对于组织社会而言，是沿着正式的路线来努力的。
在關于“发展”问题的政策决策层，“第三世界城市失业”问题所造成的恐慌，是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主要体现。政府和企业的习惯性思维就是特别注重所谓“正规就业”。马克思和凯恩斯等人的经济学观念也特别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增长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但今天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于：“我们”或官僚和顾问们如何提供住房、卫生和就业等？而需要这些的人们或称之为“他们”的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如果不会发生“什么”——如城市暴乱或革命的幽灵再现， 那么“失业”导致大量危险人群骚动的大萧条场景是否就不会发生？这一连串的设问，与哈特在阿克拉贫民区超过两年的领域工作经验不同。他想说服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习惯性思维认定的“失业”的模式和想法，更多地研究基层经济。他没有太大的理论野心，只是试图在关于工业化发展面临问题的持续辩论中，插入不规则的经济活动，建立一个特定的民族志的学科视野。根据一些极不发达地区和国家（如肯尼亚）的资料，在他们的国际劳工部门中，“非正式部门”已经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关键词，据此可以帮助顾问和官僚们做出决策。[44]可以这样认为，一个“非规则经济”的想法，具有两重性的含义，这既反映了官僚主义（国际劳工部门）的发展，也反映了民族志意义上的“人民”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使世界经济以及国家经济在“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别上越来越模糊，机构精简、企业外包和劳动临时合同等几乎遍地开花；对公共职能进行自由化改革并没有减少腐败，而只是使腐败现象更加普遍化或半公开化了；非法武器以及毒品走私行业似乎爆发性地增长了；“知识产权”的争夺成了新的全球化战争；假设中央和地方是整个国家的利润驱动器，利润就总能钻到法律的空子，挖掉法律的墙角，使法律最后成为利润的守护神和保护伞。官僚机构和国家政权的制高点会在市场狂热的氛围下或迟或早由非正规经济接管。典型的例子是，大部分（70%～90%）非洲国家，已然承认“非规则经济”是合法的，它允许资本主义非法形式融入原有经济体系，二者相互渗透、难分彼此。于是整个非洲似乎就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市型”经济体，一个外来垄断资本可以肆意运作、榨取财富的冒险家乐园。这其实是非洲深陷贫困泥潭难以摆脱的重要原因之一。古哈认为，“非规则经济”作为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结果之一，已有很长的历史。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也许我们会歧视“非规则经济”的活动，但久而久之似乎就习以为常、不足为怪了。但是，如果怀抱着真诚的、提高贫困地区生活水平的发展愿望，那么在现实情况之下，我们还是不得不尝试着运用政府权力来协调和引导自我组织的发展。[45]
如果说，一战前10年的全球化是以大规模欧洲人口迁移到温带地区、大量亚洲“苦力”迁移到热带地区为标志，那么，今天与之不同的则是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迁移到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垄断的西方资本操控着大规模崛起的工业文明时代的世界经济，促使富裕家庭从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中脱颖而出，可惜数量比例还是不高。现在，巴西提供最低价的农产品，中国提供最便宜的制成品，印度提供最廉价的信息服务，俄罗斯提供最好性价比的受过较好教育的移民，等等。当然，伴随着从贫穷国家涌入的大规模移民潮，西方发达国家的本国劳动者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政策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资本全球化的程度如此迅速和深入，使得生产、消费、交换、分配以及积累等似乎都扩展到全球资本大循环中进行，例如久处边缘的亚洲就是在最近几十年间迅速融入其中了。但种族、宗教、文化等的无形壁垒仍然森严，因之造成的收入差异的鸿沟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这已然成为一个真正的资本全球化的普遍现象，它在各种规模和各个层次上不断地复制发展着。[46]
可持续发展与新增长理论。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等危机的日益严峻，大家不得不开始对当前人类的组织原则进行深入的反思，以重新构想更加合理的模式。经济人类学者对此责无旁贷，他们不仅要研究处在全球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条件下的贫困地区，如何就地组织起来形成合力，以缩小与富裕地区的差距；而且还要研究如何在发展名义下，使社会可以创造出更多实实在在的财富，大大增加其总量。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前提是，现在的穷人们不能再模仿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否则必然会导致地球环境资源难以为继。因此，人类必须寻找一种创新的模式，使穷人、富人和环境之间能实现共赢。为了发展经济和限制人口实现耦合，西方及亚洲一些国家再次对“有限增长”理论产生了兴趣。这一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梅多斯（Meadows）等人首先提出的。[47]富人精英们向来都很担心贫困人口的无限制膨胀会影响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会威胁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但残酷的现实是，现在贫困人口确实达到了全球较高比例，并且最近的将来还看不到大幅降低的可能。
内生增长理论即新增长理论则假定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认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复杂的，以及其由人力资本的积累所决定。新增长理论侧重于研究由技术投资所引发的经济增长。因此，相对于新古典经济模型，新增长理论视技术为一个内生变量。无论是由私人还是由公共部门所实行的R&D;活动，都被认为会增加经济中的技术存量，其中的一些也许会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及增加利润。因而，R&D;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在资本和劳动力既定的情况下，新技术使生产方式更有效率。
新增长理论强调R&D;活动和创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不仅有利于创新，而且有利于整合其他领域发展的知识。因此，该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发展与致力于研发的人数增加有关，因为它对创意的增加有积极的影响。因规模报酬递增，人类知识的进步将会使创新的成本下降。[48]总之，人力资本的增加，会促进技术创新，而这些从长期看会促进经济增长。
随着开放性的日益重要，新增长理论承认国内制度的重要性。开放性经济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构建一个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的环境，知识产权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另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争论来自其静态和动态效果。一般来说，在静态环境中，知识产权并不是福利最大化，因为在一轮创新后，理性的企业家便成为合法的垄断者。然而，一旦创新发生，外溢效应便可能扩散到经济体中的其他部门。研发活动需要大量的沉没成本，如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建立，因而临时性的垄断是需要的。如果新发明被广泛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继续进行创新的激励将会变得更大。在动态环境中，专利保护是合理的，因为市场参与者从事有风险的活动、促进技术进步并且将其扩散到其他部门，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49]在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有非对称的影响：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可能并不会使每个国家的福利最大化。知识产权的净进口国也许需要付出更多的特许权使用费。因此，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其本身可能无法保证经济增长。一方面，发达国家倡导知识产权需要无歧视性的保护，这样市场力量足以推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认为无歧视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阻碍本国的R&D;，并且怀疑私营跨国公司会转移最新技术支持其国内学习。现在看来，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还须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和特色；同时，还须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保持良好的知识产权合作关系，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并搭建起良好的交流平台，使创新成果能更快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加速发展态势。[50]
[36][美]詹姆斯·弗格森：《现代性的前景》，杨芳、王海民、王妍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38][美]华西里·列昂惕夫：《经济学论文集：理论、事实与政策》，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
[39][波兰]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主流经济学过时了》，《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14期，第66～67页。
[40]Davis， M.， Planet of Slums， New York： Verson， 2006.
[41]Geertz，C.， Peddlers and Prince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wo Indonesian Tow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26.
[4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43]Hann， C.and Hart， K.， Econom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44]Bangasser， P.E.， The ILO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0， p. 8.
[45]Hann， C.and Hart， K.， Econom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116.
[46]Hann， C.and Hart， K.， Econom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118.
[47] [美]德內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李涛、王智勇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
[48]潘士远、史晋川：《知识吸收能力与内生经济增长——关于罗默模型的改进与扩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18卷第11期，第82～85页。
[49]Dunning J.and Narula 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Routledge， 2003.
[50]王亚星、周方：《开放经济体中知识产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第1期，第61～68页。
[51]Schiff M. and Wang Y.， "North‐South and South‐South trade‐related technology diffusion： an industry‐level analysis of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2006 （3）， pp. 831-844.
[52]Diao X； Roe T.and Yeldan E.， "Strategic policies and growth： an applied model of R&D-driven;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 60 （2）， pp. 34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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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编/刁 娜
Abstract： Marxist economic anthropology takes human production practices，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s formed between them as the hot research topics， with a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basic laws and internal logic of the forms of human society and economic system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not only includ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forms of human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Hegel's dialectics， Feuerbach's materialism， and Morgan's anthropology， but also the cultural materialist anthropology represented by White， Harris and other academics. These have inspiring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 in terms of problem awarenes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objects.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Western economic anthropology that we can learn from include the imbalance of worl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rregular economy. For this， researchers in the new era must use Marxism as the guide to examining human behaviors and economic logic with a broader perspective and a more scientific approach， in order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im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Keywords： Marxism， economic anthropology， irregular economy， endogenous growth
根据新增长理论的假设，不合理的机制所导致的与外部R&D;接触较少通常与较低的生产力增长率有关。[51]由于跨国界的外部性和知识外溢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将有助于其经济增长。Diao等人论证贸易开放影响对外国R&D;的吸收：如果一国能有效地利用外国技术，收益将显著。[52]Lederman和Maloney[53]检验了R&D;投资和发展模式，验证了虽然发展中国家R&D;投资回报率更高，但是其他制度变量应该也计算到了R&D;投资决定中。尽管发达国家投资回报率较小，但证据表明其在R&D;有更多的投资。这表明拥有国家创新机制可以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
总之，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假设，有政策导向的文献表明，贸易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外溢和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由于新贸易议题包括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如通信服务）、理论和实证的争论对贸易政策和貿易谈判有重要的影响，并且有可能影响国内的R&D;政策，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是当代贸易议题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并涉及有关政策空间和国内制度建立的争议。这也是新经济人类学发展过程中必然重点关注的议题。
结论
从卡尔·马克思到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再到现代文化唯物主义人类学，整个基本过程为研究经济和技术模式与文化、社会系统与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提供了相关工具。然而很多研究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只关注了单线发展，比如莱斯利·怀特的研究在文化和经济历史上的一般性趋势，其他的多线模型则承认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些马克思社会学理论的变体都十分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坚固的模型来预测经济人类学家感兴趣的课题：经济实力的变化如何引发相应的行为变化，这个变化又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从系统理论观点来看（按照马文·哈里斯的看法），这些模型就更加重要了。当经济人类学家分析未来趋势，研究特定人群在市场中、在生产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的反应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指导。
随着实践的展开，世界和经济的“发展”概念，被不同时期的学者们重新加以定义。二战之后，随着新兴科技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以及战后重建拉动经济高速发展，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两极分化也发展了，全球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变得相当严重。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向来就对世界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非常关注，于是他们把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大量应用到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对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们发现，“非规则经济”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乃是对“规则经济”天然的必要的补充。这种体现个体之间激烈竞争关系的“非规则经济”，在经历各种严酷条件的考验而顽强生存之后，最终往往能被官方认可而有机融入当地的“规则经济”之中，并促进它的演化过程。可以这样说，有关可持续发展和超越发展等社会经济新增长理念的提炼和弘扬，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功莫大焉，善莫大焉。可持续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为此而努力。在开放性的经济环境背景下，内生增长理论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创新、R&D;活动和知识产权保护是关注的重点。
总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能够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人类发展论对接起来，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得到完善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则为之提供深入、精确和具体的理论基础。另外，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也是经济学与人类学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的产物，它将人类行为的经济逻辑作为研究对象，从而使经济学的研究拓展到人类学领域，又使人类学的研究精确到经济学水平，从而使无论经济学还是人类学的发展都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境界。传统的西方经济人类学主要是以西方知识史和传统方法论来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逻辑，局限性无疑是巨大的，其研究成果经常被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家认为过度微观和非典型而使其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大打折扣。新时代的研究者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用更广泛的视野和更科学的方法来考察人类的行为及其经济逻辑，发现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更多真理。具体而言，经济人类学不仅要开展跨领域研究，还要扩大到历史的中观和宏观层次，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与“望远镜”的有机结合。今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在积极进行各方面的实践和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的新发展也因此具有了现实需要的紧迫性。它的发展正当其时，值得期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生态化拓展研究”和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7BJL019、MKSZB1105；印度Jamia Millia Islamia [A Central University] 博士生李玮、汕头大学商学院硕士生万永安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匈牙利]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李斌玉、孙建茵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2]隽鸿飞：《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及其史学意义》，《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第1～5页。
[3][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成仿吾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4][苏格兰]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5][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6][7][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新译本）》，杨东纯、马雍、马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
[8][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9]White， L.A.，" Energy and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3， 45（3）， pp. 335-356.
[10][15][美]萊斯利·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曹锦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13]White， L.A.， Evolu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McGraw Hill， 1959.
[12]Barnes， H.E.， "Foreword： My Personal Friendship for Leslie White"， in G.E.Dole and R.L.Carneiro （eds.）， Essays in the Science of Culture in Honor of Leslie A. White， New York： Crowell， 1960.
[14][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16][17][18][美]朱利安·斯图尔德：《文化变迁的理论》，史徙华译，新疆：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
[19][美]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韩建军、商戈令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20]Harris， M.，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Thomas Crowell， 1968.
[21]孙晶：《马文·哈里斯的文化进化论与文化唯物主义》，《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47～49页。
[22]王燕祥：《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经济人类学的影响》，《世界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第38～41页。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24]王德峰：《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42～48页。
[25]丁晓安：《“资本雇佣劳动”及其产权逻辑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反思》，《管理学刊》，2011年第4期，第24～27页。
[26][37]田广、罗康隆：《经济人类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
[27]Wilk， R.R. and Cliggett， L.， Economies and Cultures：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p. 30.
[28]王燕祥：《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经济人类学的影响》，《世界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第38～41页。
[29]罗康隆、田广：《论经济人类学与社会发展问题》，《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5期，第15～22页。
[30][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3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32]许婧：《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发展的历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56～60页。
[33]寿思华：《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系列研究之二》，《改革与战略》，2017年第9期。
[34]陈庆德：《昆明：发展人类学引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
[35]Ferguson， J.，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