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驴儿为何这么横
摘 要：《窦娥冤》中的张驴儿蛮横嚣张，看似不合情理，实则意涵深刻。本文将从历史情境、元剧整体、关氏处境三方面综合分析，探析出张驴儿如此嚣张跋扈的种种缘由。以期能从张驴儿人物刻画这一角度丰富对《窦娥冤》的探究，为推动元杂剧研究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关键词：张驴儿；窦娥冤；关汉卿
在經典戏剧《窦娥冤》中，张驴儿一副蛮横嘴脸。从初次见面就扯着窦娥拜堂，“这歪剌骨！便是黄花女儿，刚刚扯的一把，也不消这等使性，平空的推了我一交，我肯干罢！”，到流氓敲诈，“叫我三声嫡嫡亲亲的丈夫”，再到官司相逼，“你早些与我做老婆，倒也便宜了你。”但按理说，面对“家中颇有些钱财”的蔡婆婆家，张驴儿只不过是一个贫穷的无业流民，怎么就敢如此刁横？在细致分析之后，我们才能发现隐含其中的深层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剧中相关人物的身份地位。蔡婆婆是“楚州人氏”，即南（汉）人。而考量张驴儿的身份，我们可以从“张驴儿”名字中的“驴”字入手。“驴”在蒙古名字中十分常见，比如《元史》中就曾记载过一位名为“张驴”的蒙古官员。最重要的是，从张驴儿的言行、无业流民身份进行分析，他属于典型的泼皮。而当时的泼皮多为蒙古人。另外，张驴儿曾自夸道：“你看我爷儿两个这等身段，尽也选得女婿过。”进一步佐证了张驴儿的蒙古血统。因为元初，流民多为蒙古人，他们曾为蒙元军队效力，所以张驴儿才有此等身段。
其次，我们需要弄清《窦娥冤》的社会背景，元朝属于少数民族政权，“元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北汉人和南汉人四个等级，进行种族统治。”[1]张驴儿父子的地位远高于蔡婆婆家，属于统治阶级，因此张驴儿才有底气如此骄横。
元朝有大批蒙古无业游民，高于汉族，因此能够通过欺侮汉人来牟利。社会也常出现泼皮强抢民女，独霸家产的事件，张驴儿逼婚就属于此种类型。而“元杂剧对掠夺婚姻的恶霸流民多有反映。”[2]
张驴儿甚至在官府内依然血口喷人，原因就在于他的种族特权。“整个官吏阶层是为种族统治服务的工具”[3]，因此官府在判案时势必会偏袒张驴儿。张驴儿深知此道，因而如此蛮横嚣张。
蒙古婚姻实行继婚制，男子娶寡属常见之事。元朝也曾颁布过“保护妇女再嫁的律例。”[4]于蒙元风俗和法律方面，张驴儿都是有资格娶窦娥的，因而他才如此理直气壮。
赘婚对于蒙古族而言是很正常的现象，甚至只要男方入住女方家就等于缔结姻缘，俗称“据拜门”。因而在蒙元王朝，“赘婚成为一种当普遍的合法婚姻形式。”[5]“外据拜门一节未曾举复。照得国朝蒙古婚聘并自来典故内俱无如此体例。此系女真风俗，其汉人往往傲学，习以成风”[6]。只要张家父子入住蔡家，即可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因此张驴儿才敢这样放肆地强行赘婚，以期霸占女人和财产。
蔡婆婆愿意入赘张驴儿父子，也正是看中了他们的蒙古流民身份。毕竟此种尊贵地位可以减少生意和人身安全上的忧患。尤其是刚经历过赛卢医索命后，蔡婆婆更会在这方面有所考量。而蔡婆婆的纵容默许，更使得张驴儿颐指气使，不可一世。
而且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中原地区相当大程度上已经接纳了蒙元婚俗，妇女再嫁已是寻常，“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萌于中者。”[7]而统治者坚持蒙风习俗，相当排斥儒家伦理。当忽必烈读孔孟之书时，帝师便赶紧去向太后告状，“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陈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损太子真性。”[8]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驴儿娶寡并不会引起过大的争议，他也自然有了蛮横强娶的伦理基础。
关汉卿把张驴儿写得如此骄纵，成功实现了对异族专制的讽刺。而通过此种反角手法，“以达到贬斥异族统治的民族目的，成为元杂剧作家的一种通常表现手段。”[9]
张驴儿会表现得如此蛮横，与作家本身的行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身为汉人的关汉卿在蒙元统治下怀才不遇，对异族统治心存愤懑，因而他会有意无意地把张驴儿塑造得强横贪婪，以达到批判的目的，批判以张驴儿为代表的蒙元异族。
在入仕无望后，关汉卿愈发放浪形骸，“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10]不仅诗文张扬，在实际生活，他也敢于“面博粉墨，躬践排场，偶倡优而不辞。”[11]一方面，他个性中不羁的一面融到了张驴儿身上，另一方面张狂的性格也更使他敢于以戏讽压迫，仿佛斗士。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2] 《元典章》（二）[M]，陈高华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年版.
[3] 杨健. 封建礼教的民间礼赞——《窦娥冤》思想主题辨析[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8，03.
注释
[1]杨健. 封建礼教的民间礼赞——《窦娥冤》思想主题辨析[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8，03：11.
[2]参见王毅：“元杂剧中反掠夺婚姻的思潮”，《江汉论坛》1988年第7期.
[3]杨健. 封建礼教的民间礼赞——《窦娥冤》思想主题辨析[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8，03：13.
[4]参见《元典章》（二），陈高华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年版，页618、628、635.
[5]参见《元典章》（二），陈高华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年版，页625——656.
[6]《元典章》（二），陈高华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年版，页1051.
[7]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二十.
[8]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二.
[9]陈颀. 司法冤案与儒家礼法 以《窦娥冤》为例[J]. 中外法学，2014，05：133.
[10]王季思等《元散曲选注》第50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11]（明）减晋叔：《元曲选》自序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页.
作者简介
郑世琳（1995-），女，重庆市，研究方向：影视文学。
关键词：张驴儿；窦娥冤；关汉卿
在經典戏剧《窦娥冤》中，张驴儿一副蛮横嘴脸。从初次见面就扯着窦娥拜堂，“这歪剌骨！便是黄花女儿，刚刚扯的一把，也不消这等使性，平空的推了我一交，我肯干罢！”，到流氓敲诈，“叫我三声嫡嫡亲亲的丈夫”，再到官司相逼，“你早些与我做老婆，倒也便宜了你。”但按理说，面对“家中颇有些钱财”的蔡婆婆家，张驴儿只不过是一个贫穷的无业流民，怎么就敢如此刁横？在细致分析之后，我们才能发现隐含其中的深层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剧中相关人物的身份地位。蔡婆婆是“楚州人氏”，即南（汉）人。而考量张驴儿的身份，我们可以从“张驴儿”名字中的“驴”字入手。“驴”在蒙古名字中十分常见，比如《元史》中就曾记载过一位名为“张驴”的蒙古官员。最重要的是，从张驴儿的言行、无业流民身份进行分析，他属于典型的泼皮。而当时的泼皮多为蒙古人。另外，张驴儿曾自夸道：“你看我爷儿两个这等身段，尽也选得女婿过。”进一步佐证了张驴儿的蒙古血统。因为元初，流民多为蒙古人，他们曾为蒙元军队效力，所以张驴儿才有此等身段。
其次，我们需要弄清《窦娥冤》的社会背景，元朝属于少数民族政权，“元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北汉人和南汉人四个等级，进行种族统治。”[1]张驴儿父子的地位远高于蔡婆婆家，属于统治阶级，因此张驴儿才有底气如此骄横。
元朝有大批蒙古无业游民，高于汉族，因此能够通过欺侮汉人来牟利。社会也常出现泼皮强抢民女，独霸家产的事件，张驴儿逼婚就属于此种类型。而“元杂剧对掠夺婚姻的恶霸流民多有反映。”[2]
张驴儿甚至在官府内依然血口喷人，原因就在于他的种族特权。“整个官吏阶层是为种族统治服务的工具”[3]，因此官府在判案时势必会偏袒张驴儿。张驴儿深知此道，因而如此蛮横嚣张。
蒙古婚姻实行继婚制，男子娶寡属常见之事。元朝也曾颁布过“保护妇女再嫁的律例。”[4]于蒙元风俗和法律方面，张驴儿都是有资格娶窦娥的，因而他才如此理直气壮。
赘婚对于蒙古族而言是很正常的现象，甚至只要男方入住女方家就等于缔结姻缘，俗称“据拜门”。因而在蒙元王朝，“赘婚成为一种当普遍的合法婚姻形式。”[5]“外据拜门一节未曾举复。照得国朝蒙古婚聘并自来典故内俱无如此体例。此系女真风俗，其汉人往往傲学，习以成风”[6]。只要张家父子入住蔡家，即可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因此张驴儿才敢这样放肆地强行赘婚，以期霸占女人和财产。
蔡婆婆愿意入赘张驴儿父子，也正是看中了他们的蒙古流民身份。毕竟此种尊贵地位可以减少生意和人身安全上的忧患。尤其是刚经历过赛卢医索命后，蔡婆婆更会在这方面有所考量。而蔡婆婆的纵容默许，更使得张驴儿颐指气使，不可一世。
而且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中原地区相当大程度上已经接纳了蒙元婚俗，妇女再嫁已是寻常，“往往有夫骨未寒而求匹之念已萌于中者。”[7]而统治者坚持蒙风习俗，相当排斥儒家伦理。当忽必烈读孔孟之书时，帝师便赶紧去向太后告状，“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陈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损太子真性。”[8]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驴儿娶寡并不会引起过大的争议，他也自然有了蛮横强娶的伦理基础。
关汉卿把张驴儿写得如此骄纵，成功实现了对异族专制的讽刺。而通过此种反角手法，“以达到贬斥异族统治的民族目的，成为元杂剧作家的一种通常表现手段。”[9]
张驴儿会表现得如此蛮横，与作家本身的行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身为汉人的关汉卿在蒙元统治下怀才不遇，对异族统治心存愤懑，因而他会有意无意地把张驴儿塑造得强横贪婪，以达到批判的目的，批判以张驴儿为代表的蒙元异族。
在入仕无望后，关汉卿愈发放浪形骸，“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10]不仅诗文张扬，在实际生活，他也敢于“面博粉墨，躬践排场，偶倡优而不辞。”[11]一方面，他个性中不羁的一面融到了张驴儿身上，另一方面张狂的性格也更使他敢于以戏讽压迫，仿佛斗士。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2] 《元典章》（二）[M]，陈高华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年版.
[3] 杨健. 封建礼教的民间礼赞——《窦娥冤》思想主题辨析[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8，03.
注释
[1]杨健. 封建礼教的民间礼赞——《窦娥冤》思想主题辨析[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8，03：11.
[2]参见王毅：“元杂剧中反掠夺婚姻的思潮”，《江汉论坛》1988年第7期.
[3]杨健. 封建礼教的民间礼赞——《窦娥冤》思想主题辨析[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8，03：13.
[4]参见《元典章》（二），陈高华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年版，页618、628、635.
[5]参见《元典章》（二），陈高华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年版，页625——656.
[6]《元典章》（二），陈高华等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年版，页1051.
[7]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二十.
[8]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二.
[9]陈颀. 司法冤案与儒家礼法 以《窦娥冤》为例[J]. 中外法学，2014，05：133.
[10]王季思等《元散曲选注》第50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11]（明）减晋叔：《元曲选》自序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页.
作者简介
郑世琳（1995-），女，重庆市，研究方向：影视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