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

    周利方　胡振平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以对“文革”的惨痛教训和由此激起的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为发端。在正确认识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特殊贡献的同时，也必须深入分析对他晚年错误的反思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作用。“以人为本”、“和谐发展”这两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形成，都与中国共产党这一反思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中，党领导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再认识、再思考，并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新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也作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晚年；反思；理论贡献

    ［中图分类号］Ａ８［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1－0003－04

    “要获得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1］恩格斯的这句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人们在认识道路上常见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所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出于对自己错误的反省，特别是“文革”的惨痛教训和由此引发的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的光辉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阶段，它的道路是由“走俄国的路”到进一步懂得了“走自己的路”，从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并且在实践上获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是对于“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总结。须知，那些错误，特别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曾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正是这些惨痛的灾难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之认同了毛泽东的路线，从而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实践基础和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然而也应当看到，中国革命是个伟大的人民革命的事业。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是其坚实的基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其先进的知识分子，最早也是最为自觉地投入了这场以“救亡”为主题的革命运动中去的。党内外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也为中国革命的实践和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许多贡献。例如，李达、艾思奇等革命知识分子就为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贡献。我们在看到伟大领袖人物的贡献时，也不能忘记他身后的一个伟大的群体；在估价领袖人物的理论贡献时，也不能忘记他背后有着知识分子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则开始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时期至今还在继续。它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历程，即前20年的曲折和后30年的改革开放年代（这个年代还在继续着）。前30年的探索虽然也有一些经验，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破坏了党内民主，是最为重要的教训。而真正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还是在后30年里，即中国共产党在对前30年反思基础上开辟出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这个阶段高举的旗帜和主题。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飞速发展，不断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提升，同时也是对整个5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的光辉成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深刻反思之后开辟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探索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且不说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重要政策和观点至今仍然对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借鉴意义，就从实践中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说，毛泽东1956年就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再思考。这一探索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没有成功，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遗产，其中既包括正面的积极的思想理论成果——这些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也包括更多的负面教训——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然而，更加应当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深刻反思之后才能开辟的。

    毛泽东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着特殊贡献的。这不仅是指“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包括“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邓小平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2］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业化进程，在既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又没有自己正确的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开始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苏联建设中暴露出一些问题，特别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等，促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经验中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并全面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究竟该如何去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成果，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邓小平指出，“他（毛泽东）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3］“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4］这里，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开始了特色理论的最初探索，也肯定了毛泽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在中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十个重大关系，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中央和地方等一系列问题上，明确指出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和缺陷。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它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5］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建设上也要走自己的路的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至今仍然是我们分析当今社会矛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如“十大关系”）的辩证思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思想以及关于“双百方针”的提出，对我们今天统筹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经济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最早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6］的基本方针，而这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先声。从哲学上说，和谐是矛盾的一种动态平衡状态。任何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是什么样的矛盾和如何解决矛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毛泽东开创性地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从理论上作了概括和分析，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他强调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这里蕴含着一个化消极因素、消极力量为积极因素、积极力量的重大方针。这就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完善，创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这一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另外，毛泽东还提出，要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提供较为充分的物质基础；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而且希望通过整风，达到“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邓小平对这些思想非常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起到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7］

    但是，也应当看到，历史性的一个个巨大胜利使得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独断论思想开始露头。譬如，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关于真理发展的规律的论述只讲了斗争，并且隐含着唯我独革、唯我独马、唯我独真的苗头。1957年的反右斗争、国际上出现的一些情况以及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长期残酷斗争中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定势，为后来一轮又一轮地向“左”转提供了主客观条件。而毛泽东的独断论思想的膨胀又导致了他对民主的严重破坏，严重损害了党内外的制约机制，从而造成了“文革”大灾难。十年曲折、十年动乱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就像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伟大成绩与毛泽东分不开一样，应当肯定这些灾难和错误，也是和毛泽东分不开的。而最主要由他自己承担的错误则是独断论的错误。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总的来看，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错误，而且是党的错误，是原来那种社会主义模式的错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阶级斗争为纲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历史的文献来看，反右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不仅毛泽东有，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有。计划经济体制则更是一个要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才能逐步认识和解决的问题。正如邓小平说的“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他还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8］这些制度也是历史造成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和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反思和纠正的开端。大跃进的失败，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百姓的饿死，特别是“文革”，充分暴露了以上一系列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了党的领导层的觉醒，更加重要的是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中国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和人民的觉醒以及领导层的觉醒分不开的。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是顺应了党心民心。他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纵向的大历史观的角度，多次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9］

    还应当看到，今天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道路的反思，不仅仅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有着时代的意义。二战之后，由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科技革命的逐步兴起，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冷战转向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主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只有放在时代进步和世界文明的大潮流下，才能全面体现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意义。唯其如此，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打开缺口，才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特色理论的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标志：“以人为本”、“和谐发展”两大理念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标志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特别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鲜明标志则是“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和谐发展”的方法论理念。这两大理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飞跃。二者都是对于我们党的宗旨以及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提升，也是对于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片面理解的否定，不仅适应了我们党长期执政和平建设的条件，也适应了世界的潮流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特点。

    “以人为本”作为价值论的理念，从根本上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长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斗争的根本目标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党宣言》中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共产党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没有很好地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与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目标联系起来。从而使人的问题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殊不知，真正讲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讲具体和抽象相结合的人的，是马克思。中国哲学家冯契先生也曾经说，“有一个很根本的观念被忘记了：共产主义事业正像马克思说的要‘由于人和‘为了人。”［10］“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理念既赋予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以新的内容，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是对我国30年改革开发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建国5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人为本”把“人”的问题凸显出来，不仅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本价值主体，突出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和社会发展的价值主体地位，而且适应了新的历史条件，强调了对于每个个体的关怀。这不仅坚持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深化了对这一宗旨的认识，切合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价值目的性指向，更加深刻地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要求。

    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其他建设者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以人为本”不仅与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也吸取了过去对于个人自由压抑的“左”的教训，针对着目前社会上突出存在的“以物为本”、“以钱为本”、“以权为本”的错误倾向，提升了我们的价值理念。“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以人为本”思想要求把人的利益的实现作为评价发展的价值尺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其核心是人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把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转变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来，为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立立足点，更好地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和谐发展”理念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的哲学方法论理念。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动态平衡地解决矛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现代阐述和对西方和谐思想的借鉴和汲取。它紧紧切合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质，又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扬弃，开放性地汲取其他包括国外先进的思想，更是适合了当今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的要求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是对毛泽东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斗争哲学”这些“左”的思想的彻底扬弃。党的十七大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两大理念从哲学高度科学地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为我国社会确立了发展的方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目标及其各项具体措施，可以说都贯穿着“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两大理念。这两大理念的形成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明显地体现出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的最终成果。从哲学上来看，它们也是从根子上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结和发展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以人为本”和“和谐发展”两大理念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标志。

    四、要重视知识分子对于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需要充分合理地吸取群众的智慧、群众的创新，而创新的主体包括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钻出什么新的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１1］在拨乱反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念的形成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

    然而，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有益的理论探索和思想成果，在官本位还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常常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由于“左”的错误影响，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到“文革”中，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中曾有不少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言获罪，受到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仍然坚持为真理而斗争，他们之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以真诚的态度和无畏的精神，敏感地意识到我们党的错误，并且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十分有益有用的观点，他们的思想具有很大的预见性和科学性，是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先驱。如孙冶方、顾准、卓炯等人早在改革开放前就提出对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孙冶方“准确和深刻地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缺陷的要害，最早倡导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顾准“主张利用价值规律、价格等手段来管理国民经济”；卓炯在1961年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后来形成具有独特见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提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说”。他们“以及未提到的其他经济学家、其他理论观点，都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12］这些理论观点，对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毫无疑问地有着先导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也为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材料。他们以及后来一批经济学家的探索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可贵精神。王元化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序中，这样评价顾准：“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1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对于毛泽东晚年独断论的批判拉开了“文革”后反思的先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党内外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冲破禁区，为坚持真理、全面拨乱反正作出了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各门学科的知识分子，又坚持从实际出发，以自己专业特长为切入口，大胆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起步的年代，许多中国哲学家，也从哲学的高度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反思。例如，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在哲学高度上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了反思，对以前的教科书增减了不少内容，具有广泛影响。更如，冯契先生1980年讲授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处处充满着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他深刻地指出，“对逻辑学重视不够，遇到问题不能辩证地思考，不实事求是地思考，就使得独断论、形而上学滋长起来。这是造成个人迷信的重要条件之一。”［14］

    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中国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了再思考、再认识。冯契先生建构的“智慧说”的哲学体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吸取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科技革命的成果，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智慧说”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和民族风格，真正实现了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许全兴教授撰文指出：“‘智慧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地地道道是中国的，是专业哲学家建构的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15］这些哲学家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再学习和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判，最早提出了动态平衡解决矛盾的方法问题。［16］这实际上从哲学基本理论上已经奠定了关于和谐发展问题的基础。又如在“文革”后知识界对于人道主义的讨论问题。虽然也有各种杂音，但是总的来看，这是对于毛泽东晚年错误批判和反思的表现，对于今天形成“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而中国后来在人权等理论问题上的推进，一方面是形势和实践的推动，同时也有着广大知识分子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群众性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一方面，先进知识分子必须跟上时代的脉搏，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对于知识分子提出的新观点新思想，党和国家也应当充分重视，对于他们的历史贡献要肯定，要继续发掘；对于今天新的意见，要尊重，只要出于公心，就要鼓励，好的要听取，认为不好的，也不要打击，更不能以不合吾意而一棍子打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然十分重要的是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的调动，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十分重要因素，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恰恰忽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9．

    ［2］［3］［4］［8］邓小平文选(2)［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9．297．300．308

    ［5］［6］毛泽东．论十大关系［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4－25．1．

    ［7］毛泽东选集(5)［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56、462．

    ［9］邓小平文选（3）［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1、272．

    ［10］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09．

    ［11］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９95．27．

    ［12］张问敏．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128．

    ［13］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序）［Ｍ］．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2．2．

    ［14］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

    ［15］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读冯契的“智慧”说［Ｊ］．吉林大学学报，2005，（5）．

    ［16］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80．

    责任编辑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