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评价与对策
黄国华 戴军 钱春燕
[提 要]工业绿色化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通过构建工业绿色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技术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化发展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取得较大改善,但存在加大区域差异性,工业绿色发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关联度大。东段地区工业绿色发展度最高,西段地区最差,中西段某些省份存在绿色发展恶化风险。最后,结合区域间协调发展要求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生态文明;
[作者简介]黄国华(1981—),男,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戴 军(1964—),男,东华理工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与市场开发;钱春燕(1995—),女,东华理工大学在读本科生。(江西南昌 330013)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项目“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JJ1502);江西省社科智库项目“依靠创新推动江西发展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根本转换对策研究”(16zk04);江西省社科智库项目“江西经济发展中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对策研究”(16zk20)
高速发展的工业在为人类提供更多的产品选择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据研究,在美国与欧洲一些工业技术先进的国家,仅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国内GDP的1.75%与2%。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与产业变革的形势下,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为导向,以绿色技术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可以有效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即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制造强国战略,走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发展道路,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工业绿色化就是指工业企业以绿色发展为目标,改变原有认识、思维和行为,在生产周期的各个阶段力行减少资源投入与环境污染,向社会提供低投入、低能耗、低排放的清洁、低碳的绿色产品的过程。
一、文献回顾
绿色发展概念始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博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持续增长”和“均衡发展”理念,认为“盲目的经济快速增长,将导致人类达到危机水平”。皮尔斯(1989)在《绿色经济蓝图》一书中提出,在编制国家经济平衡表时应充分考虑和计入有害环境和耗竭资源的活动代价,经济发展应在环境可承受范围内。这一观点与戴利(1996)《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有关“生态足迹”或“生态包袱”的观点一致。我国众多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借助国外已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对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提出了自己解释和研究思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胡鞍钢、牛文元等。胡鞍钢(2012)在《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一书中提出“绿色发展、绿色崛起、绿色贡献”,强调第三代发展战略的核心应是绿色发展。[1]胡鞍钢认为,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绿色发展具有三大特征。第一,绿色发展强调经济、社会与自然三大系统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调性。第二,绿色发展的基础是绿色经济增长模式,即绿色经济比重不断增加,以绿色科技、绿色能源和绿色资本带动的低能耗、适应人类健康、环境友好的相关产业GDP比重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强调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第三,绿色发展强调全球治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应成为绿色发展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2][3]牛文元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就是平衡和协调“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两大核心关系。[4][5]牛文元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之路,生动地体现了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的全过程,涵盖了“从自然的绿色、到经济的绿色、到社会的绿色、到心灵的绿色”文明构建的全谱系要求,生态文明特别强调“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性。[6]诸大建认为,中国的未来发展面临着绿色创新的严重挑战,循环经济研究需要从环境治理导向升华到绿色增长导向,需要“深绿色”环境治理理念。
我国学者对绿色发展研究虽然较多,但涉及到具体的城市或者特定区域的工业绿色化发展的实证分析较少。本文通过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采取因子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化进行测度,通过区域间工业绿色化发展程度的差异比较,提出区域间工业绿色化协调发展的相关对策。
二、数据与模型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统计年鉴。本文将长江经济带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中段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段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与云南。
2.工业绿色化指标体系与数据描述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从经济发展水平、绿色创新发展能力、工业能耗强度、绿色治理投入四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体系。经济发展水平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与工业绿色化程度相匹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清洁技术的涌现,发达国家对环境治理的投入越来越大,环境保护法规越来越严格,这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企业大都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所以,经济发展水平用三个指标:人均工业增加值、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一个地区绿色创新发展的能力代表了区域未来绿色发展的潜力,政府与企业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创新能力都会影响区域的绿色发展。所以,绿色创新发展能力涵盖四个指标。工业能源强度可以很好地衡量企业绿色发展现状,含有六个相关指标。绿色治理投入则指企业为节能减排的软硬件投入,包括六个指标。具体如下表1。
由表1可知,长江经济带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企業创新能力、能源消耗强度、三废治理情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上海、江苏、浙江三地产业结构已由“二三一”转变为“三二一”,贵州和云南也呈现出“三二一”产业结构特征,但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贵州与云南由于其优美的自然与地理资源,以旅游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对经济贡献较大,但随着产业转移与结构调整,其第二产业将会取代第三产业。
3.计算方法
基于指标多样性,本文采取因子分析方法,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公因子。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运用一组观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于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将原始数据进行分组,同一组内的变量相关性高,不同组内的变量相关性较低。相同组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的数据结构,用一个综合的变量来表示。这个综合变量就是提取的公共因子或是主成分。
(1)因子分析模型
设样本数为n,指标数为p。调查统计的随机变量为x=(X1,X2,X3…XP)T,提取公因子f=(F1,F2,…Fq)。即从初变量X1,X2,X3,…Xp中提取主成分(公因子)F1,F2,F3,…Fq,则可构建各初变量和因子的关系模型如下:
Xi=ai1F1+ai2F2+…+aiqFq+εi,i=1,2,…,q(公式1)
(2)因子提取
因子分析中的公因子提取具有一定原则,提取时如无约束,则因因子过多而无法提取,此时,可用主成分法予以解决。将第一个线性组合记为F1,那么F1称为第一主成分(公因子)。F1的方差即特征值,特征值越大,F1涵盖的信息量越多,也就越符合要求。将F2代表剩余变量的次主成分,其特征值比F1小。以此产生特征值大于1的q个公因子。
(3)因子载荷
Xi与Yj的相关系数aij为因子载荷,它标明了变量Xi对公因子Fj的密切度与重要性,aij绝对值越大,其密切度越高。
(4)因子旋转
如果单一运用因子载荷阵是难以对综合因子做出合理现实解释,此时需要进行因子旋转。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使每个变量在一个公因子上载荷较大,而在其余的公因子上具有较小载荷。这时突出了每个公共因子和载荷较大的那些变量的联系,凸显出类似变量的公共特性。
(5)因子得分
通过计算公因子分值,可以评价某样品在模型中作用。在因子分析模型X=AF+ε中,排除特殊因子,因子F上的相应取值可以由每个样品的指标取值X求得,即样品在因子F上的分值。数学表达式为:
Fi=bi1X1+bi2X2+…+bipXp,(i=1,2,…,p)(公式2)
由于在实际中要求q
(6)综合评价
为了评价事物的综合特征,需要通过加权对公因子的得分进行综合。由于各公因子的特征值贡献率反映了其信息含量多少,因此权数可由公因子的特征值贡献率来确定。设q个公因子的特征根分别为则权数Wi,
公式如下:
W■=■,i=1,2,3…q (公式3)
综合评价指数为:
F=W1F1+W2F2+…+WqFq(公式4)
三、實证结果
通过计算得出长江经济带2010年与2015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排名表。具体见下表2。
从表2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2010年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度从高到底依次为:江苏、浙江、贵州、安徽、上海、云南、湖北、江西、四川、湖南、重庆;2015年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度从高到底排名为:江苏、浙江、上海、贵州、云南、湖南、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重庆;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工业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差异,工业绿色化水平区域间差异较大。第二,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区工业绿色化发展有较好的改善,但部分中西部省份工业发展对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依然较大,且有不断增加的风险,如贵州、湖北、安徽、四川四省份;所以,长江经济带区域间整体工业绿色发展改善度不高。第三,2015年的长江经济带东段(上海、江苏、浙江)、中段(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与西段(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工业绿色发展平均值0.87、-0.29和-0.36,从西往东工业绿色化程度依次递进,东段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程度明显高于中西段地区,工业绿色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四、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相关建议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长江流域工业绿色发展在政策影响下已逐渐取得成效,但仍存在产业结构不够合理、能源消耗较高、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长江中上游正处于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之际,资源环境承载空间压力日益增长。长江经济带要实现工业绿色发展,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善:
1.优化工业能源结构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有效措施
优化能源结构就是以碳排放系数低的油气替代煤炭,以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石油平均低位发热量均值为42485kJ/kg,折成标煤系数为1.4497kg ce/kg;煤炭平均低位发热量均值为24672kJ/kg,折成标煤系数为0.8418 kg ce/kg;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量为38931 kJ/kg,折成标煤系数为1.3284kg ce/kg;发热当量相同下,煤炭、石油、天然气消耗比为1:0.581:0.634。同当量热量下,以油代煤可以减少碳排放54.7%,以气代煤可以减少碳排放62.4%。通过以油气替代煤炭将长江经济带煤炭所占比例控制在50%以下,工业煤炭消耗控制在60%以下,将极大的减少长江经济带碳排放。
2.积极增加绿色投入
加大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增加污染治理投资,降低企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积极运用税收政策,为实施技术改造升级的工业绿色企业提供贴息支持,建立和规范对工业绿色企业的税收优惠。灵活运用信贷政策,探索建立绿色信贷指导目录,强化环境准入的信贷约束。
3.增加区域碳汇能力
提升区域碳汇能力相当于对碳排放做减法,增加森林、草原、农作物、土地、湿地、水体等对碳排放的吸收能力,将大力缓解工业碳排放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划定城市边界,建设城市生态保护带。区域碳排放主要来自城市工业,而碳吸收来自于城市以外,所以城市碳密度高。划定城市边界,减少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碳吸收的影响,并利于集约型城市发展。建设城市生态保护带,有利于缓解城市碳排放对城市环境的压力。
4.强力推进技术改造,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瞄准重点行业、关键环节实施技术改造,提高投资质量效益。增强企业在技术装备、研发生产、质量控制、节能降耗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重点发展和培育绿色产业集群,延伸产业链,推进工业的绿色转型。钢材、水泥、乙烯、火电等化高耗能产业能源效率提升是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关键,而企业规模与技术水平是影响其能源效率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坚决关停淘汰产能低下的高耗能企业,尤其是东部地区,通过企业重组来提升企业产能,实现产品耗能提升,同时警惕高耗能型的小企业流向农村与小城镇。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国:创新绿色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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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牛文元.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经济模式[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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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诸大建(作者为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同济大学教授).促进中国跨越式发展的“深绿色”思考[N].中华读书报,2001-12-26014.
[8]诸大建,张帅.生态福利绩效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9).
[9]诸大建.解读生态文明下的中国绿色经济[J].环境保护科学,2015,(5).
[责任编辑:上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