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意正面、取材典型、持论客观、出版意义显著
杨艳庆
【摘要】罗银胜著的《杨绛传》立意正面，着眼于倡导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挖掘和使用典型材料，展现杨绛先生的个性和事迹；运用多种笔法，立体塑造人物形象。该书结构别致，持论客观，积极倡导学者风范，对解决新时期知识分子的道德失范问题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正面；典型；客观；《杨绛传》
【作者单位】杨艳，大连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杨绛，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和文学翻译家。罗银胜著的《杨绛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12月版）记录了杨绛坎坷的人生经历，展示了杨绛丰硕的文学成就，表现了杨绛坚韧的学术品格，成为对夏衍所言“你们捧钱钟书，我捧杨绛”的一种回应。
一部优秀人物传记的编写要求作者具备理论准备、资料搜集、文字修饰等多方面的能力，否则“传主立不起来，人物传写成了简历、履历表、追悼词，干巴巴的，很不丰满”[1]。《杨绛传》是作者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的一部佳作，为人们打开了审视中国当代大学者的又一个窗口，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
一、立意正面，倡导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
唐代杜牧曾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文采辞句为之兵卫；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2]立意是人物传记写作的核心环节。一部人物传记立意的层次与境界直接决定了其质量的优劣、价值的高低和意义的大小。编写一部人物传记，作者要收集丰富的传主资料，写或不写什么，详写或略写什么，“采用什么表达方式，使用什么字词，都必须根据传文的主题来确定”[3]。在人物传记的写作过程中，选择材料、遣词造句、行文表达、布局谋篇、技巧运用等都必须服从表意的需要。纵观《杨绛传》全书，其倡导一种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立意的境界值得肯定。
本书通过描述杨绛对待人生中坎坷的态度，倡导处变不惊的人生哲学。晚年的传主虽然相继失去爱女、老伴，却仍然保持对生活的一份童心，她想如果自己走在前面，爱女、老伴一定会受不了，慨叹“让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4]杨绛的处变不惊彰显了一种看透生老病死的洞察力，一种面对任何灾难都沉得住气的意志力。
本书通过描述杨绛待人接物的方式，倡导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作者重点描述传主总是替他人着想、时刻尊重他人的品格：杨绛作为世俗人眼中的“大小姐”，虽有佣人使唤，但对别人总是客客气气的，从不盛气凌人，从不指手画脚。书中还分析了杨绛与人为善品行形成的家庭因素，特别是母亲的性格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融入时代的元素，使人生和社会尽早达到真善美的境界。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梁寒冰曾经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写人物传，要有一个目的。”[5]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个“目的”应该是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杨绛传》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显示了其重要的出版意义。
二、挖掘和使用典型材料展示杨绛的个性和事迹
“任何一篇人物传，都不可能把人的一生原原本本地写进去，这就要选材，选典型事例。”[6]一部人物传记的编写必须围绕立意对材料进行取舍，在材料的取舍上必须坚持去伪、存真、求实的原则，对传主及其亲友所提供的材料加以考证核实，在保证材料真实的基础上选用有代表性的材料。在这方面，《杨绛传》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
本书通过挖掘和使用典型材料，成功地描绘杨绛为人与治学的崇高风范。20世纪50年代后期，杨绛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时，耐心指导青年研究人员进行翻译工作，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进步。为了表现杨绛这种高尚的职业道德，书中选取了当时的青年才俊董衡巽亲聆杨绛教诲的事例。在《流年沉浮》一章中，杨绛指出了董衡巽翻译中的不少错误，帮助他分析了错误的原因，然后谈自己的翻译经验。书中描述了董衡巽接受教育后的心得与体会，既真实地体现了杨绛的良好教育效果，又告诉翻译后学一条基本经验：“认真的翻译和不认真的翻译，对同一个译者来说，效果的差别是惊人的。”[4]像这种表现杨绛诚恳细心育人的典型事例，书中还选用了不少，这成功地展示了传主为人治学的崇高风范。
本书通过挖掘和使用典型材料，成功地表现了杨绛内心深厚的人文关怀。《定居京华》一章，详细地描述了杨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件既后悔又心酸的事情。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高崇熙先生由于在政治运动中遭受了冤屈，在家中接待好友杨绛与钱钟书时，殷勤却不热情，虽未板着脸却笑得很勉强，巴不得客人快走却在客人辞行时送了又送。杨绛觉得他言行古怪，却又捉摸不透。就在当天，高崇熙自杀了。杨绛十分后悔自己当时不察，没有及时了解原因并阻止悲剧的发生，以至于数十年后仍不能忘怀。这个典型事例体现了杨绛心底深厚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对人主体地位的体认，对人个性、人格、尊严的肯定，对人生存状态、生活条件和生活保障的关注。本书在描写传主时，保留了表现传主品行的典型材料。事实上，任何一部人物传记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包罗万象，只能通过具体的“个别”来表现抽象的“一般”。
三、运用多种笔法立体塑造人物形象
人物传记的写作为了清楚地介绍传主的基本情况，必须坚持以叙述为主。但是叙述过多容易变成流水账式的平铺直叙，导致传主的经历、事迹读起来平淡而枯燥乏味。《杨绛传》除将叙述作为主要的行文方法外，还根据立意的需要使用了对话、描写、说明、引用、议论等多种辅助性笔法。
本书高度重视人物对话在传记中的作用，作者运用传主与亲友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的性格。在《定居京华》一章中，杨绛在家中独自照顾生病的女儿钱媛。围绕要不要女儿照常陪妈妈外出听音乐，母女二人进行了一场充满亲情的对话。这段对话把杨绛要强的性格展露无遗。在《生活侧影》一章中，杨绛在医院照顾病重的钱钟书，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展开了一段深情的对话，表现了杨绛视夫妻情如同生命。这些对话丰富了故事情节，使人物形象更加完整、逼真。
本书成功地运用说明、引用等笔法，或刻画传主成长环境的艰辛，或表现传主在特定环境下的豁达与进取，或展示传主深厚的文学素养。如《大学时代》一章详细地描述杨绛就读的东吴大学办学条件如何简陋，但“斜门框”“歪门”“旧锁”等都没能消磨杨绛进取的意志。杨绛在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时，学校师资力量虽然薄弱，但杨绛却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书中大量使用引用的笔法，增强传记的真实性和学术性。
人物传记的编写在表现手法上有很多选择，“要根据人物的个性特征，灵活运用，不可死守叙述一法。”[3]因此，人物传记的编写必须以叙述为主，综合运用多种笔法，这也是《杨绛传》的成功经验之一。
四、结构别致，持论客观
在结构上，《杨绛传》有不少亮点。作者增加了《拍卖风波》一章，充分肯定了杨绛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斗争精神。2013年5月，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未经杨绛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拍卖110件钱钟书、杨绛、钱瑗的书信及手稿。这一严重侵犯基本公民权的拍卖活动，遭到了杨绛的坚决反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众多法律专家针对此次拍卖引发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学理上支援杨绛的维权行动；中国作家协会也公开声援杨绛的合法行为，事件最后得到了妥善解决。法治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杨绛传》中增加《拍卖风波》一章，既有益于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理念的弘扬，又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杨绛传》在评价相关人物时，尽量做到有一分史料论一分话。1926年3月，北京学生发起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运动，遭到北洋政府军警镇压。杨绛的姑妈杨荫榆作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领导，却没有支持这场学生爱国运动。杨绛毫不客气地指出：“杨荫榆站错了立场。”1938年1月，在日本侵略者占领苏州后，杨荫榆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不畏艰险，挺身而出，最终命丧日寇之手。作者据此指出，杨荫榆虽然“独身而孤僻、在家中也不受孩子们欢迎”，但是她的殉难“却显示了她性格中最可贵的一面：对自己民族的大忠大勇”[2]。本书在评价杨荫榆时做到了“憎之不益其恶”。作者在介绍了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等散文之后，从对人生、历史和社会的理解上客观地评价杨绛其人，做到了“爱之不增其美”。在本书的编写中，无论是史料的考证还是人物的评价，都凸显了诚信治史的学术精神。
五、积极倡导学者风范，对解决新时期知识分子的道德失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社会上盛行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扭曲了一部分人的心理，利己主义和社会腐败现象不断侵蚀一些缺乏定力的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经不住物质的诱惑，思想道德滑坡，价值取向功利，以自我为中心，对学习和工作敷衍塞责。他们无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一味地追求金钱、名誉和地位，谋求安逸舒适的生活、金钱和社会地位成为驱使他们行为的力量源泉，他们对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表现出可怕的冷漠。《杨绛传》的出版无疑对解决新时期知识分子的道德失范问题提供了一剂良药。
《杨绛传》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从政治素质上为一些知识分子“补钙”，有益于他们在政治立场上避免“软骨病”。 “民族精神是指在长期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和。”[7]自古以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书中《艰难时刻》一章的结尾部分提到，杨绛在上海解放前夕，面临是去是留的重大抉择。为此，作者用很大的篇幅描述了杨绛的心理状态，从民族的和文化的角度阐释了杨绛选择留下的主要原因。《杨绛传》立足于弘扬民族精神，刻画传主的内心活动，表现了传主在特定环境下的感触、情绪和意识。
《杨绛传》崇尚以人的价值实现为核心的社会责任感，从思想道德上为一些知识分子“补钙”，有益于他们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感“实质上表现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包括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8]。一个人如果具有明确的责任认知、强烈的责任情感和坚定的责任意志，就会战胜内心种种不负责任的动机，最终把责任感付诸行动。《定居京华》一章中述及，杨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遭受冤屈。书中借助传主的回忆，运用心理描写，描绘了杨绛基于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在自我辩解、自我安慰中体现出来的坚韧性格。《杨绛传》展示了人物言行体现的社会心理特点，透过人的精神世界，揭示人物言行的社会依据。
《杨绛传》一书立意正面，善于挖掘和使用典型材料，娴熟地运用多种笔法，结构别致，持论客观，积极倡导学者风范，对解决新时期知识分子的道德失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杨绛传》为读者展现了一位有骨气、有追求且在为人治学上坚持正确价值取向的大学者形象，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钱钟书眼中的这位“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有助于汇聚当今社会的正能量。
[1] 崔书杰.地方志工作实用手册[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2] 傅云龙，吴可.唐宋明清文集：第1辑 唐人文集 卷4[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3]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方志编纂实用教程[M]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
[4] 罗银胜.杨绛传[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
[5] 梁寒冰.在全国北片十三省市“县志稿”评议会上的讲话[J] .辽宁地方志通讯，1984（2） .
[6] 金达迈.方志文体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7] 温静，王树荫.弘扬民族精神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2） .
[8] 杨茹等.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内涵、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探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