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比较研究
张润峰+张艳
摘要：世界持久和平是人类追求的梦想，康德文化对世界持久和平的建构与信念是对世界混乱、发动战争的批判。这种构建世界持久和平、合作共赢的和谐世界理念思维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谋而合。从共同愿景、实现路径、价值取向及理论威胁等角度分析两者的共性，同时从内涵丰富性上、理论渊源上、意识形态上、政策路径现实性上的差异性进行理论对话，可知康德文化对世界持久和平夙愿的思维只有内化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外交战略中，才能最终成为现实。
关键词：康德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世界持久和平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8）01-0063-07
2012年党的十八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1]这是党中央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正式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从而打造一个以世界和平为终极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其实，世界和平这个词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来说，是一种渴求，古今中外致力于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理念发展的能人贤士倾其一生奉献于理念的发展与推广。其中，康德就是一位典型的世界和平主义者，他关于世界和平的思想论述主要集中于《永久和平论》一书中，亚历山大·温特将该思想称为康德文化。本文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探析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存在的共性与差异性，进而更具体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共赢的外交新战略。
一、 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性
《永久和平论》是康德晚年一部关于国际乃至人类发展的著作，该书著作于18世纪末，当时欧洲各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后期民族国家逐渐兴起、新一轮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热潮之中，此时以宗教信仰而发动战争的状况逐渐向为国家安全而进行结合松散联盟的转变。虽该书向世人传达一种世界和平的信念，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后期的局部战争都对世界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发起了复杂的挑战，正如现实主义者认为那样：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逻辑关系是一种自主的体系，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军事竞争甚至战争。建构主义学派重要代表者亚历山大·温特论述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秩序时认为：“无政府状态在宏观层次上至少有着三种结构，属于哪种结构取决于什么样的角色——敌人，竞争对手，还是朋友——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3]245按照该结构划分，亚历山大·温特将其归纳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其中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康德文化则是以国家间处于朋友状态为关系特征的体系文化，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再存在使用武力和发动战争来解决利益争端，而是形成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若一国遇到威胁另一国则会倾力相助，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的体系，最终目标就是保障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4]。在此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新视角，寻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维护与发展世界持久和平。
（一）共同愿景——“世界持久和平”
“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已经在西方兴起，在这种文化中，非暴力和团队行动已经成为规范。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会倒退到过去。”[3]288这是亚历山大·温特对康德文化的进一步展望，该文化理解世界国家间关系的结构是“友谊”，认为国家间应该像朋友般相互对待，遇到利益冲突时候国家首选解决方案是非暴力和平解决的方式，国际间国家处于和平的发展道路上前进，各国处于“集体安全体系”与“安全共同体”并存关系中，即成为“集体安全共同体”。“集体安全体系”主要强调的是体系内部与外部威胁进行解决争端，“安全共同体”则主要解决的是群体内部间的争端问题，在康德关于世界和平整体思想中暗含着世界和平的普世价值，具有西方普世价值主义的思想。而康德文化内化的第三等级就是强调“合法性”的问题，基于各国承认这种文化方式的合法性，因此各国之间自愿遵守“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3]288的原则，当一个国家受到侵略，另一国家要进行保护，形成“集体安全共同体”的体系格局，进而推动世界持久和平的良性发展。康德文化认为国家之间友好平等，互利互助的愿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及基础支点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认为世界各国之间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合作以及解决利益争端，人类之间（各国之间）的命运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都处于命运相连的状态，正是取决于国家之间“朋友”的角色结构，一定程度上“集体安全共同体”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主旨演讲上就论述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包容、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新型合作关系。同时，“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5]。可以看出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愿景。
（二）实现路径——“非暴力与合作互助”
上文提到亚历山大·温特按照：“敌人”、“竞争对手”、“朋友”三种角色结构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处理方式归纳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霍布斯文化”就是现实主义所倡导的无政府主义逻辑下国家之间为了自我利益必须进行战争来解决；“洛克文化”认为同样逻辑下国家间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彼此承认相互生存和财产权利，国家间发生利益冲突而使用武力解决的事件虽有发生，但不再像“霍布斯文化”那樣以占有和消灭对方为终极目的；康德文化则是认为国家间应该是以朋友角色来定位，互帮互助追求世界最终永久和平。就在《永久和平论》一书中，康德提出六条先决条款和三条正式条款作为保证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具体路径。其中映射出两条基本原则：（1）不使用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方式解决争端；（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3]289-290换句话说，康德文化认为世界各国之间处理国际利益争端等安全问题时要采用非暴力、互帮互助的方式来促进世界持久和平，这种视彼此为朋友的角色结构是国家间和平处理国际争端，进行集体安全防卫选择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峰会上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强调四个坚持，这四个坚持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的具体路径：一是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三是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四是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6]这四个关键词：平等、合作、安全、包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个支点，也是实现人类利益共同体与安全共同体必需的路径选择，其中坚持各国相互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合作互助、实现可持续安全首先是体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其次映射出我国“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价值内涵，最后也是推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原则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中先决条款中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如出一辙。这四个支点又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凸出的共赢、共建、共荣、共享的共性理念，化解国际争端、推动国家间关系友好发展，实现人类的和平之梦。然而实现“共处”必须首要坚持非暴力、非强制、合作互助的原则，在这一点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康德文化存在着共性。
（三）价值取向——“合作共赢”
康德文化中“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集体安全体系目标是达到共赢状态最终实现自我利益的发展。从价值取向视角出发，人作为理性的动物，总是把自身利益当做目的，同时康德持着人本善的观点，鉴于人的理性及人本善的理论观点，他认为人最终会选择以“善”的方式进行合作，共赢促使自身利益的发展；康德对人性的总结同样可以运用到国家间处理事务争端上，各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争端之际要运用理性的思维，采取合作共赢的方式。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讲到，国家无论大小都不能因为继承、交换、购买或赠送而被另一个国家所取得；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7]6-9这两项要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谋而合。从价值角度分析这些要求都是在保障单个国家自身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的国家利益。在中国，“人本善”道德对中国人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这也是中国人爱好和平、推动和平的内在文化修养。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一国两制”，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一脉相承的，体现出中国和平外交的战略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又是前两者的继承与升华。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不仅适用于地区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域外国家开展合作。”[6]对自身利益与他国利益及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的辩证分析与康德文化有着极其相似性。康德认为国家间合作的最佳方式应该是国家间的松散联盟，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倡结伴不结盟的合作方式虽本质上有差异，但在价值取向方面都体现出合作共赢的理念。
（四）理论威胁——“安全困境”
国家间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康德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现实主义理论的威胁，即“安全困境”的冲击，“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 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8]“安全困境”这个国际安全体系中的基本概念是由巴特菲尔德和赫兹两位学者共同提出，其概念渊源最早可追溯到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9] 后世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一直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铁律，主要是指一国会因他国的发展强大或者军事发展而感到不安，从而采取军事竞争、军事战争或者先发制人的方略进行自我保护。国家权力的大与小都就有可能招致安全风险，力量太小，则可能造成他国入侵，力量太大则同样招致他国之间联盟或增强军备来与之对抗，这就造成一个悖论即“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思维下一国的自保就有可能被视为威胁，肯尼思·沃尔兹同时也谈到：“无政府状态下 ，一方聊以自卫的源泉就成为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10]这种认为彼此是敌人的心理，采取暴力解决争端的思维方式一直困扰着当今世界部分国家间关系的处理战略，同时也是康德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实践发展面临的重要理论障碍，阻碍着世界持久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景。
二、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差异性
（一）内涵的丰富性上有差异性
一个理论的价值内涵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或者说理论正是对所处时代背景的一种回应和体现。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一书写于1795年，开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仍在继续进行，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地区开始频繁的战争，沙俄同瑞典、奥地利两国作战，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联合发表声明威胁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反法联盟与法国作战，雅各宾派建立专政，映衬出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处于相互战争、相互不信任的境地，资产阶级革命所带动的资产阶级与封建社會间的战争逐渐取代因宗教信仰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表述了追求世界和平的夙愿，通篇看来康德认为战争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安全利益是造成战争的直接原因，六条先决条款都是旨在维护各国间的安全利益，规避战争爆发的前提条款，其中第三款提出废除常备军是从取消战争所需条件入手规避战争。可想而知，没有常备军队大规模战争是难以爆发，同时“安全困境”也会得以突破，彼此不会再担心因军事实力差距而引起的恐慌（在这里暂且不讨论该条款的现实性与实践性）；其余五项条款都是从根源上消除发生战争的动因，保障国家间的安全，特别是第一款指出反对建立假和平，秘密条约，这些是造成未来战争的原因素（主要源于1795年5月5日法国与普鲁士签订的《巴塞尔和平条约》），“它就只是单纯的停战协定，即交战行动的推延，而并不意味着结束一切敌对行为的和平，再附以永久这个形容词，它就更是一纸可疑的空文了。”[7]5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康德文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保障国家间安全，规避国家战争方面。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更加复杂多变，既有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不仅有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凸出，又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考验。基于人类面临的共同的危机与需求，中国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来予以应对。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打造一个经济上“利益共同体”、民生上“命运共同体”、安全上“责任共同体”的三位一体共同体格局，并在今后的一系列外交过程中运用并丰富共同体概念，构建出一个全新的理念，先后提出“中俄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以及2015年3月亚洲博鳌上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再到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演讲，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1]，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系统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布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基本内涵体现在经济上伙伴关系、政治上共同安全、外交上互利共赢、文化上包容互鉴、生态上和谐共生，打造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利益共享、危机共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可以看出，两者在内涵丰富性方面有差异性，前者注重国家安全方面构建，后者更为全面的从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生态方面打造利益共同体。
（二）理论的渊源上有差异性
康德文化思想直接来源于《永久和平论》一书中，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形成于中国外交实践过程中，两者渊源上差异性主要可以从现实回应、文化传统、理论实践三个角度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在现实回应方面。康德著作《永久和平论》主要源于当时传统安全问题突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与封建主义国家以及封建国家之间家战争频发，期待世界和平相处的声音越发强烈，特别是法国与普鲁士签订《巴塞尔和平条约》后，康德就针对此现实做出和平愿景的回应。当前处于大国无战争、局部战争偶发的传统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时期，尤其是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疾病突发等问题突出严重，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增强世界各国的相互关联性，荣辱与共共同应对严峻的现实挑战。
其次在文化传统方面。西方国家前期经历古希腊罗马时期文化繁荣期，短暂的进入中世纪文明，后期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之产生根深蒂固的优胜思想，伴随着该文明优胜思想不可避免的就会进行殖民侵略、独裁霸权，形成殖民主义与霸权理论。生活在18世纪后期的康德正经历启蒙运动的熏陶，虽其反对战争期待和平，但世界和平的构想仅仅局限于西方世界。中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包容互惠、四海之内皆一家、君子和而不同等精神深刻影响中国人民以及处世之道，放大观之在整个国际关系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价值内涵都在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再次在理论实践方面。康德文化以友谊建构国际关系处理方略，是对“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的修正，从“敌人”到“竞争对手”再到“朋友”的转变，是源于对“历史教训的总结、相互依赖的增强、国际制度的完善”[12]等方面认知加深。康德反对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利益争端，因为“每个国家都只能暂时性地持有其既得利益和权利，惨烈的战争最终可能导致在‘人类的巨大坟墓上实现永久和平”。[12]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境问题会见印度代表时候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和平外交思想战略。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访问莫斯科之际就明确表示：“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3]。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对叶剑英同志的观点总结时首次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一国两制”的方针，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思想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外交战略，一以贯之的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热爱和平、维护和平、发展和平的坚定信念和美好愿景。
（三）意识形态上有差异性
上文提到康德文化是在西方文明优胜论的影响下形成的，在意识形态上具体体现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永久和平论》是在卢梭的著作与法国和普鲁士签订和平条约直接启发和影响之下完成的。一方面是基于西方文明发展，另一方面是基于欧洲具体的战争现实。“西方中心主义”最主要的贯彻体现就是“价值普世主义”。康德认为建立“世界共和国”从而制定出一种公共的法律，建立起“世界公民宪政”，即自由国家的联盟制，是保障世界公民权利，进而保证世界持久和平必要条件。这种“世界公民”、“世界共和国”的概念完全体现出康德追求价值普世主义的理念，同时结合写作背景我们可以看出，康德文中所指“世界共和国”的范围仅是西方欧州国家，从这纵向的两个层次可以看出康德的“西方中心主义”理念。
《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是对“以和为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具体阐述，表达了追求多样统一，相互尊重的精神，“和而不同”当今被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到多次讲话和文章之中，赋予了深刻的含义，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和而不同”的深意尽显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将之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则体现出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追求世界多元统一、多元求和、多元求同、多元共建的理念。“和而不同”并非消除异己，而是“求同存异”，发展社会主义的同时尊重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现各美其美的基础上美美与共，构建多元主义的和谐世界，各个文明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政策路径的现实性上有差异性
康德认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达到一种最完美的国家制度，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一个自然又必须经历的过程就是构建世界各个国家联合体的世界大同，即世界国家。 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书中讲到，一国的每一次动荡都会给其余周边的国家带来显著的负效应，他国为了规避风险即使不具有合法的权威，但也坚决站出来充当仲裁者，并在试想在未来建立一个先前世界并未出现过的、伟大的世界共同体即世界国家，来保障彼此的利益。康德认为：“由纯粹理性概念设想为与之相符而被称为柏拉图式的理想的这种共同体，并不是一种空虚的幻念，而是一切公民体制的普遍的永恒规范，并且它会排除一切战争的。”[7]80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前期或许还只是君主们的义务，但要采用共和的治理方式，后期就会衍生出一个世界民主国家。两个多世纪过去了，显然康德自始至终坚持会实现的超级“世界国家”并未真正出现。
进入20世纪以来，面对当下多元文明的世界族群，如何处理共存问题，一直考验着世界各国政要及专家学者，有学者提出“霸权稳定论”打造一个超级大国统领国际事务；有学者提出“普世价值论”推崇某种先进文明价值观或制度来引领世界，有学者提出“全球治理论”主张弱化各国家权力，制定共同法则来管理世界，这一点类似康德提出的超级“世界国家”，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政治或文化不平等基础之上，注定不会被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中国政府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正是基于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回应，包容互惠、相互平等、尊重世界多样化与文明多元化、追求共同繁荣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虽然有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已经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但笔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前提是奠基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民族国家是该理论的逻辑起点，该理论所提倡的平等、包容、互信、公平、互惠与共赢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最终目标旨在实现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发展，规避零和博弈，打造利益共建、共荣、共享、共赢的四共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从全体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包容互惠、共同发展，是顺应这一世界潮流，不仅是中国的需要，更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需要，全人类的需要。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同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进联合国决议中，这不仅仅彰显该理念已被广大会员国所接受，更体现出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可实践性与现实性。
三、启示
通过对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两者终极目标都追求世界持久和平，前者早于后者近两个多世纪，但两者核心思想有其相同的地方，都寄希望于采用非暴力、合作互助的原则来解决国际争端，达到“集体安全共同体”的状态，实现共赢。其实康德文化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的处理方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演变，被尊称为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之父的修昔底德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提出雅典日益增长的势力必定造成斯巴达的恐慌而最终引发战争，后世称为“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视彼此为敌人的现实主义心态几乎一直主导西方中世纪国家的对外战略，霍布斯文化则是很好继承了修昔底德国际关系方面的思想，国际社会花费很久的时间从霍布斯文化状态过渡到洛克文化状态，康德文化的出现可以看出西方世界正在自觉的朝着和平状态发展，由“敌人”的角色结构转向为“朋友”的角色几乎颠覆了西方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处理外交的逻辑。康德文化对和平建构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趋势紧密发展越来越证明和平发展乃是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最佳选择，中国政府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方面體现爱好和平的优良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更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的这一潮流，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世界和平建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吸取借鉴了康德文化的精髓。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借鉴的同时又注入了许多新鲜的中国元素，一个理论不仅要具有理论意义，更要具有现实意义。康德文化对和平世界的理论建构，被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从理论意义上讲，其价值内涵仅仅局限于安全共同体，适用范围上仅仅局限于西方国家或西方文明的主导，这种片面的国家命运在理论意义上是残缺的；从现实意义上讲，康德文化致力于构建一个超级“世界国家”实现永久和平，上文也提到这在现实性上行不通，缺乏现实意义。但是康德文化内化的“朋友”思维以及追求世界和平的夙愿依旧是值得肯定和当下遵循的原则和目标，“如若所有国家都把康德无政府文化内化到自己的外交思维、决策程序和行为方式中去，那么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便会变为现实”[12]。尤其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价值内涵上体现“五位一体”的共同体理念，着眼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尊重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相互依存、包容互惠打造人类共同的命运，丰富了世界和平发展理论的价值内涵，同时以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民族国家作为打造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强化了其现实性，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世界最终定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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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sting peace in the world is the dream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belief of the lasting Peace of the world by Kants culture is a critique of the chaos of the world and the waging of war. The idea of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oper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has coincided with the “A community of shared human destiny ” advocated b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onness of the tw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vision， realization path，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threat， and theoretically talks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connotation richness， theory origin， ideology and policy path reality. The thought of enduring peace in the world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new diplomatic strategy of “ a community of shared human destiny ” from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Key words： Kants culture； A community of shared human destiny；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Enduring peace in the world
责任编辑：王廷国
摘要：世界持久和平是人类追求的梦想，康德文化对世界持久和平的建构与信念是对世界混乱、发动战争的批判。这种构建世界持久和平、合作共赢的和谐世界理念思维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谋而合。从共同愿景、实现路径、价值取向及理论威胁等角度分析两者的共性，同时从内涵丰富性上、理论渊源上、意识形态上、政策路径现实性上的差异性进行理论对话，可知康德文化对世界持久和平夙愿的思维只有内化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外交战略中，才能最终成为现实。
关键词：康德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世界持久和平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8）01-0063-07
2012年党的十八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1]这是党中央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正式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从而打造一个以世界和平为终极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其实，世界和平这个词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来说，是一种渴求，古今中外致力于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理念发展的能人贤士倾其一生奉献于理念的发展与推广。其中，康德就是一位典型的世界和平主义者，他关于世界和平的思想论述主要集中于《永久和平论》一书中，亚历山大·温特将该思想称为康德文化。本文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探析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存在的共性与差异性，进而更具体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共赢的外交新战略。
一、 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性
《永久和平论》是康德晚年一部关于国际乃至人类发展的著作，该书著作于18世纪末，当时欧洲各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后期民族国家逐渐兴起、新一轮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热潮之中，此时以宗教信仰而发动战争的状况逐渐向为国家安全而进行结合松散联盟的转变。虽该书向世人传达一种世界和平的信念，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后期的局部战争都对世界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发起了复杂的挑战，正如现实主义者认为那样：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逻辑关系是一种自主的体系，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军事竞争甚至战争。建构主义学派重要代表者亚历山大·温特论述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秩序时认为：“无政府状态在宏观层次上至少有着三种结构，属于哪种结构取决于什么样的角色——敌人，竞争对手，还是朋友——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3]245按照该结构划分，亚历山大·温特将其归纳为：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其中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康德文化则是以国家间处于朋友状态为关系特征的体系文化，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再存在使用武力和发动战争来解决利益争端，而是形成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若一国遇到威胁另一国则会倾力相助，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的体系，最终目标就是保障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基本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4]。在此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新视角，寻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维护与发展世界持久和平。
（一）共同愿景——“世界持久和平”
“一个新的政治文化已经在西方兴起，在这种文化中，非暴力和团队行动已经成为规范。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会倒退到过去。”[3]288这是亚历山大·温特对康德文化的进一步展望，该文化理解世界国家间关系的结构是“友谊”，认为国家间应该像朋友般相互对待，遇到利益冲突时候国家首选解决方案是非暴力和平解决的方式，国际间国家处于和平的发展道路上前进，各国处于“集体安全体系”与“安全共同体”并存关系中，即成为“集体安全共同体”。“集体安全体系”主要强调的是体系内部与外部威胁进行解决争端，“安全共同体”则主要解决的是群体内部间的争端问题，在康德关于世界和平整体思想中暗含着世界和平的普世价值，具有西方普世价值主义的思想。而康德文化内化的第三等级就是强调“合法性”的问题，基于各国承认这种文化方式的合法性，因此各国之间自愿遵守“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3]288的原则，当一个国家受到侵略，另一国家要进行保护，形成“集体安全共同体”的体系格局，进而推动世界持久和平的良性发展。康德文化认为国家之间友好平等，互利互助的愿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及基础支点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认为世界各国之间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合作以及解决利益争端，人类之间（各国之间）的命运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都处于命运相连的状态，正是取决于国家之间“朋友”的角色结构，一定程度上“集体安全共同体”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主旨演讲上就论述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包容、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新型合作关系。同时，“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5]。可以看出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愿景。
（二）实现路径——“非暴力与合作互助”
上文提到亚历山大·温特按照：“敌人”、“竞争对手”、“朋友”三种角色结构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处理方式归纳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霍布斯文化”就是现实主义所倡导的无政府主义逻辑下国家之间为了自我利益必须进行战争来解决；“洛克文化”认为同样逻辑下国家间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彼此承认相互生存和财产权利，国家间发生利益冲突而使用武力解决的事件虽有发生，但不再像“霍布斯文化”那樣以占有和消灭对方为终极目的；康德文化则是认为国家间应该是以朋友角色来定位，互帮互助追求世界最终永久和平。就在《永久和平论》一书中，康德提出六条先决条款和三条正式条款作为保证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具体路径。其中映射出两条基本原则：（1）不使用战争和战争的威胁方式解决争端；（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3]289-290换句话说，康德文化认为世界各国之间处理国际利益争端等安全问题时要采用非暴力、互帮互助的方式来促进世界持久和平，这种视彼此为朋友的角色结构是国家间和平处理国际争端，进行集体安全防卫选择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峰会上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强调四个坚持，这四个坚持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施的具体路径：一是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三是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四是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6]这四个关键词：平等、合作、安全、包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个支点，也是实现人类利益共同体与安全共同体必需的路径选择，其中坚持各国相互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合作互助、实现可持续安全首先是体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其次映射出我国“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价值内涵，最后也是推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原则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中先决条款中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如出一辙。这四个支点又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凸出的共赢、共建、共荣、共享的共性理念，化解国际争端、推动国家间关系友好发展，实现人类的和平之梦。然而实现“共处”必须首要坚持非暴力、非强制、合作互助的原则，在这一点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康德文化存在着共性。
（三）价值取向——“合作共赢”
康德文化中“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集体安全体系目标是达到共赢状态最终实现自我利益的发展。从价值取向视角出发，人作为理性的动物，总是把自身利益当做目的，同时康德持着人本善的观点，鉴于人的理性及人本善的理论观点，他认为人最终会选择以“善”的方式进行合作，共赢促使自身利益的发展；康德对人性的总结同样可以运用到国家间处理事务争端上，各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争端之际要运用理性的思维，采取合作共赢的方式。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讲到，国家无论大小都不能因为继承、交换、购买或赠送而被另一个国家所取得；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7]6-9这两项要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谋而合。从价值角度分析这些要求都是在保障单个国家自身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的国家利益。在中国，“人本善”道德对中国人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这也是中国人爱好和平、推动和平的内在文化修养。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一国两制”，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一脉相承的，体现出中国和平外交的战略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又是前两者的继承与升华。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不仅适用于地区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域外国家开展合作。”[6]对自身利益与他国利益及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的辩证分析与康德文化有着极其相似性。康德认为国家间合作的最佳方式应该是国家间的松散联盟，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倡结伴不结盟的合作方式虽本质上有差异，但在价值取向方面都体现出合作共赢的理念。
（四）理论威胁——“安全困境”
国家间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康德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现实主义理论的威胁，即“安全困境”的冲击，“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 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8]“安全困境”这个国际安全体系中的基本概念是由巴特菲尔德和赫兹两位学者共同提出，其概念渊源最早可追溯到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9] 后世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一直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铁律，主要是指一国会因他国的发展强大或者军事发展而感到不安，从而采取军事竞争、军事战争或者先发制人的方略进行自我保护。国家权力的大与小都就有可能招致安全风险，力量太小，则可能造成他国入侵，力量太大则同样招致他国之间联盟或增强军备来与之对抗，这就造成一个悖论即“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思维下一国的自保就有可能被视为威胁，肯尼思·沃尔兹同时也谈到：“无政府状态下 ，一方聊以自卫的源泉就成为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10]这种认为彼此是敌人的心理，采取暴力解决争端的思维方式一直困扰着当今世界部分国家间关系的处理战略，同时也是康德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实践发展面临的重要理论障碍，阻碍着世界持久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景。
二、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差异性
（一）内涵的丰富性上有差异性
一个理论的价值内涵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或者说理论正是对所处时代背景的一种回应和体现。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一书写于1795年，开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仍在继续进行，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地区开始频繁的战争，沙俄同瑞典、奥地利两国作战，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联合发表声明威胁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反法联盟与法国作战，雅各宾派建立专政，映衬出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处于相互战争、相互不信任的境地，资产阶级革命所带动的资产阶级与封建社會间的战争逐渐取代因宗教信仰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表述了追求世界和平的夙愿，通篇看来康德认为战争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安全利益是造成战争的直接原因，六条先决条款都是旨在维护各国间的安全利益，规避战争爆发的前提条款，其中第三款提出废除常备军是从取消战争所需条件入手规避战争。可想而知，没有常备军队大规模战争是难以爆发，同时“安全困境”也会得以突破，彼此不会再担心因军事实力差距而引起的恐慌（在这里暂且不讨论该条款的现实性与实践性）；其余五项条款都是从根源上消除发生战争的动因，保障国家间的安全，特别是第一款指出反对建立假和平，秘密条约，这些是造成未来战争的原因素（主要源于1795年5月5日法国与普鲁士签订的《巴塞尔和平条约》），“它就只是单纯的停战协定，即交战行动的推延，而并不意味着结束一切敌对行为的和平，再附以永久这个形容词，它就更是一纸可疑的空文了。”[7]5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康德文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保障国家间安全，规避国家战争方面。
进入21世纪，世界格局更加复杂多变，既有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不仅有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凸出，又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考验。基于人类面临的共同的危机与需求，中国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来予以应对。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打造一个经济上“利益共同体”、民生上“命运共同体”、安全上“责任共同体”的三位一体共同体格局，并在今后的一系列外交过程中运用并丰富共同体概念，构建出一个全新的理念，先后提出“中俄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以及2015年3月亚洲博鳌上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再到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演讲，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1]，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系统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布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基本内涵体现在经济上伙伴关系、政治上共同安全、外交上互利共赢、文化上包容互鉴、生态上和谐共生，打造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利益共享、危机共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可以看出，两者在内涵丰富性方面有差异性，前者注重国家安全方面构建，后者更为全面的从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生态方面打造利益共同体。
（二）理论的渊源上有差异性
康德文化思想直接来源于《永久和平论》一书中，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形成于中国外交实践过程中，两者渊源上差异性主要可以从现实回应、文化传统、理论实践三个角度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在现实回应方面。康德著作《永久和平论》主要源于当时传统安全问题突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与封建主义国家以及封建国家之间家战争频发，期待世界和平相处的声音越发强烈，特别是法国与普鲁士签订《巴塞尔和平条约》后，康德就针对此现实做出和平愿景的回应。当前处于大国无战争、局部战争偶发的传统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时期，尤其是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疾病突发等问题突出严重，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增强世界各国的相互关联性，荣辱与共共同应对严峻的现实挑战。
其次在文化传统方面。西方国家前期经历古希腊罗马时期文化繁荣期，短暂的进入中世纪文明，后期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之产生根深蒂固的优胜思想，伴随着该文明优胜思想不可避免的就会进行殖民侵略、独裁霸权，形成殖民主义与霸权理论。生活在18世纪后期的康德正经历启蒙运动的熏陶，虽其反对战争期待和平，但世界和平的构想仅仅局限于西方世界。中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包容互惠、四海之内皆一家、君子和而不同等精神深刻影响中国人民以及处世之道，放大观之在整个国际关系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价值内涵都在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再次在理论实践方面。康德文化以友谊建构国际关系处理方略，是对“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的修正，从“敌人”到“竞争对手”再到“朋友”的转变，是源于对“历史教训的总结、相互依赖的增强、国际制度的完善”[12]等方面认知加深。康德反对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利益争端，因为“每个国家都只能暂时性地持有其既得利益和权利，惨烈的战争最终可能导致在‘人类的巨大坟墓上实现永久和平”。[12]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境问题会见印度代表时候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和平外交思想战略。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访问莫斯科之际就明确表示：“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3]。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对叶剑英同志的观点总结时首次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一国两制”的方针，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思想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外交战略，一以贯之的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热爱和平、维护和平、发展和平的坚定信念和美好愿景。
（三）意识形态上有差异性
上文提到康德文化是在西方文明优胜论的影响下形成的，在意识形态上具体体现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永久和平论》是在卢梭的著作与法国和普鲁士签订和平条约直接启发和影响之下完成的。一方面是基于西方文明发展，另一方面是基于欧洲具体的战争现实。“西方中心主义”最主要的贯彻体现就是“价值普世主义”。康德认为建立“世界共和国”从而制定出一种公共的法律，建立起“世界公民宪政”，即自由国家的联盟制，是保障世界公民权利，进而保证世界持久和平必要条件。这种“世界公民”、“世界共和国”的概念完全体现出康德追求价值普世主义的理念，同时结合写作背景我们可以看出，康德文中所指“世界共和国”的范围仅是西方欧州国家，从这纵向的两个层次可以看出康德的“西方中心主义”理念。
《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是对“以和为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具体阐述，表达了追求多样统一，相互尊重的精神，“和而不同”当今被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到多次讲话和文章之中，赋予了深刻的含义，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和而不同”的深意尽显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将之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则体现出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追求世界多元统一、多元求和、多元求同、多元共建的理念。“和而不同”并非消除异己，而是“求同存异”，发展社会主义的同时尊重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现各美其美的基础上美美与共，构建多元主义的和谐世界，各个文明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政策路径的现实性上有差异性
康德认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达到一种最完美的国家制度，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一个自然又必须经历的过程就是构建世界各个国家联合体的世界大同，即世界国家。 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书中讲到，一国的每一次动荡都会给其余周边的国家带来显著的负效应，他国为了规避风险即使不具有合法的权威，但也坚决站出来充当仲裁者，并在试想在未来建立一个先前世界并未出现过的、伟大的世界共同体即世界国家，来保障彼此的利益。康德认为：“由纯粹理性概念设想为与之相符而被称为柏拉图式的理想的这种共同体，并不是一种空虚的幻念，而是一切公民体制的普遍的永恒规范，并且它会排除一切战争的。”[7]80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前期或许还只是君主们的义务，但要采用共和的治理方式，后期就会衍生出一个世界民主国家。两个多世纪过去了，显然康德自始至终坚持会实现的超级“世界国家”并未真正出现。
进入20世纪以来，面对当下多元文明的世界族群，如何处理共存问题，一直考验着世界各国政要及专家学者，有学者提出“霸权稳定论”打造一个超级大国统领国际事务；有学者提出“普世价值论”推崇某种先进文明价值观或制度来引领世界，有学者提出“全球治理论”主张弱化各国家权力，制定共同法则来管理世界，这一点类似康德提出的超级“世界国家”，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政治或文化不平等基础之上，注定不会被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中国政府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正是基于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回应，包容互惠、相互平等、尊重世界多样化与文明多元化、追求共同繁荣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虽然有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已经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但笔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前提是奠基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民族国家是该理论的逻辑起点，该理论所提倡的平等、包容、互信、公平、互惠与共赢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最终目标旨在实现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发展，规避零和博弈，打造利益共建、共荣、共享、共赢的四共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从全体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包容互惠、共同发展，是顺应这一世界潮流，不仅是中国的需要，更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需要，全人类的需要。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同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进联合国决议中，这不仅仅彰显该理念已被广大会员国所接受，更体现出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可实践性与现实性。
三、启示
通过对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两者终极目标都追求世界持久和平，前者早于后者近两个多世纪，但两者核心思想有其相同的地方，都寄希望于采用非暴力、合作互助的原则来解决国际争端，达到“集体安全共同体”的状态，实现共赢。其实康德文化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的处理方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演变，被尊称为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之父的修昔底德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提出雅典日益增长的势力必定造成斯巴达的恐慌而最终引发战争，后世称为“修昔底德陷阱”，这种视彼此为敌人的现实主义心态几乎一直主导西方中世纪国家的对外战略，霍布斯文化则是很好继承了修昔底德国际关系方面的思想，国际社会花费很久的时间从霍布斯文化状态过渡到洛克文化状态，康德文化的出现可以看出西方世界正在自觉的朝着和平状态发展，由“敌人”的角色结构转向为“朋友”的角色几乎颠覆了西方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处理外交的逻辑。康德文化对和平建构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趋势紧密发展越来越证明和平发展乃是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最佳选择，中国政府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方面體现爱好和平的优良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更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的这一潮流，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世界和平建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吸取借鉴了康德文化的精髓。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借鉴的同时又注入了许多新鲜的中国元素，一个理论不仅要具有理论意义，更要具有现实意义。康德文化对和平世界的理论建构，被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从理论意义上讲，其价值内涵仅仅局限于安全共同体，适用范围上仅仅局限于西方国家或西方文明的主导，这种片面的国家命运在理论意义上是残缺的；从现实意义上讲，康德文化致力于构建一个超级“世界国家”实现永久和平，上文也提到这在现实性上行不通，缺乏现实意义。但是康德文化内化的“朋友”思维以及追求世界和平的夙愿依旧是值得肯定和当下遵循的原则和目标，“如若所有国家都把康德无政府文化内化到自己的外交思维、决策程序和行为方式中去，那么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便会变为现实”[12]。尤其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价值内涵上体现“五位一体”的共同体理念，着眼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尊重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相互依存、包容互惠打造人类共同的命运，丰富了世界和平发展理论的价值内涵，同时以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民族国家作为打造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强化了其现实性，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谐世界最终定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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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sting peace in the world is the dream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belief of the lasting Peace of the world by Kants culture is a critique of the chaos of the world and the waging of war. The idea of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oper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has coincided with the “A community of shared human destiny ” advocated b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onness of the tw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vision， realization path，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threat， and theoretically talks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connotation richness， theory origin， ideology and policy path reality. The thought of enduring peace in the world can only be realized in the new diplomatic strategy of “ a community of shared human destiny ” from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Key words： Kants culture； A community of shared human destiny；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Enduring peace in the world
责任编辑：王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