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曾彦修

    杜尚儒

    从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宣传部门高官、南方日报社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著名杂文家，再加上又曾是全国出版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曾彦修跌宕起伏的人生，既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一个缩影，又树立了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员的榜样。

    3月初，曾彦修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媒体纷纷刊出纪念文章。人们感叹，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少了一位可亲可敬的“老运动员”。

    这个“老运动员”并非指参加竞技体育的运动员，而是说他亲身经历了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当然，曾彦修也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运动员”，他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

    90岁那年，曾彦修写了一首诗《九十自励》：“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徐庆全评价说，在多灾多难、政治运动不断的20世纪，曾老“一生未整人”的人格风范，实属罕见。

    在延安

    他学到了求真向善的做人原则

    曾彦修是四川宜宾人，出生于1919年7月。公开资料显示，18岁之前，曾彦修几乎没有离开过四川。1933年，曾彦修入本县叙州联中读书。后转入重庆北碚兼善中学，并于1935年毕业。1936年，在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做初级练习生。1937年上半年在成都联中（石室中学）读书。

    这年12月，曾彦修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他来到了当时非常神秘又神圣的延安，并且进入了延安著名的陕北公学学习。

    在延安，曾彦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后入马列学院学习、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如雷贯耳的中共领导人，为他授课的老师中就有张闻天、康生这样大名鼎鼎的“红色理论家”。

    1941年夏，曾彦修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两年后，调至中央宣传部。在这段时间内，他因送文件等公务，常会“接触”到毛泽东，毛泽东管他们这个年龄的都叫“小鬼”。

    曾彦修亲身经历了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 这个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让曾彦修这位“小运动员”受益匪浅，他从此确立了一条求真向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做人做事原则。

    “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惟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若干年后，曾彦修在总结自己一生的“运动”经历时这样说。

    在中央根据地，曾彦修历任中央宣传部干事、编审，中央图书馆代主任，新华社评论组组员、编辑委员会委员兼资料研究室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曾彦修先后在山西、河北、山东三省的解放区参加过土改。

    1949年，年仅30岁的曾彦修随军南下，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南方日报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等职。他是《南方日报》的创办者之一和首任社长。

    镇反中

    他深夜给叶剑英打电话

    1950年初，广东、四川、云南等地解放才几个月，但全国范围内已开始了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据曾彦修回忆，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恐怕整整有近一年或一年多时间，镇反都是最中心的工作，天天要向北京报告镇压人数。曾彦修解释说，“镇压”就是死刑代名词。

    1951年4月底的一天晚上，曾彦修与报社各部门负责人商议第二天报纸四个版面的安排时，采访部政法组组长成幼殊紧急拿来记者刚从广东省公安厅带回来的一份140多人的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第二天就要被处决的。曾彦修记得，其中确有一些罪大恶极的，如1927年杀害苏联驻广州总领事的执行连长，但其中还有一个解放前的省教育厅长，经记者了解，是解放后从香港公开投奔内地的，这人要处决究竟是怎么回事？

    曾彦修一听连说“坏了、坏了”，因为他们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根据近一年来京沪等地的报纸，每一次镇反，报纸是必须同时推出四个版面甚至是加页，集中持续宣传。“而我们则刚刚拿到罪状名单，明天如何见报？我们没有社论、没有事先写好的大量控诉资料，没有社会名流支持的谈话，没有受害者对死刑犯的控诉，任何宣传资料都没有，连个社论也写不出来。何况一次处决140多人，历史空前，新区群众如何能体会这些？！”当时的情况是，广州解放稍晚，广州市民对共产党、解放军的了解程度，比起其他城市有相当的距离，而且广州又地邻港澳，形势更要复杂一些。

    这次编前会议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夜里十一点，大家还是拿不出个结果。副社长杨奇说：“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由老曾同志打电话给‘203了。”

    “203”是叶剑英的代号，当时有个规定，报社主要负责人在万不得已时，可以在深夜直接打电话给党委主要负责人。但规定是规定，没有人敢打过。

    电话打通后，叶帅直呼曾彦修的名字，说：“这事你有意见吗？这可是毛主席定的政策啊，你有什么意见！”曾彦修说：“不是，是具体情况太奇怪了。”

    曾彦修简单汇报了几分钟，叶帅反复询问后，要他一点钟前赶到自己的住处。曾彦修赶到叶帅的住处后不一会儿，负责这次行动的省府某厅长、华南分局社会部一处长也气呼呼地赶来了。

    原来叶帅事先也不知道，更不用说连夜赶来的省府常务副主席古大存、华南分局另一位宣传部副部长李凡夫等人。听完曾彦修的发言后，这次行动的执行方强调他们只是在执行中央与分局的指示，并坚持说参加行动的有一千多人，一切已准备完毕，不肯让步。叶帅最后说：“我们要记住中央苏区的教训呢，这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党委手里，还是掌握在保卫部门手里，这是有很深的血的教训呀！”这才迫使对方连夜通知“停止执行”。

    反右时

    他报名当了“右派”

    1954年3月，曾彦修从广州调至北京，到人才济济的人民出版社工作，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不久，“反胡风”运动开始，全国开展了不加宣传的“肃反运动”，在各个单位摸底、过滤，清查潜伏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上级指定在单位内部成立一个不公开的“五人领导小组”，简称“五人小组”。实际上，这个五人小组就成为本单位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为了集中权力，规定不设副组长。

    曾彦修曾说，“我无学识，但很佩服有学问的人。”他进入人民出版社后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戴文葆（时任人民出版社内部的“三联”编辑室副主任），戴的审稿意见很长，有学术根据，措辞谦逊，文辞简洁扼要，全部用楷书书写。

    曾彦修获知，此人在重庆考入复旦大学（20世纪40年代），毕业后不久就进了很有影响的《大公报》。但是，戴因“历史问题”被怀疑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而且上面对此人抓得很紧。1955年初夏，陆定一（中央“十人小组”组长）对人民出版社的另一位负责人王子野说：你们那里有个军统分子，《大公报》来的，怎么置之不理？

    不久，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责问曾彦修：你们怎么放着个死老虎戴文葆不打？当时，单位定下要查清历史问题的有15人，戴的调查分工在曾彦修名下。经过几次谈话，曾彦修了解到戴的“问题”主要出在这段历史：1939年下半年，戴文葆高中毕业后在原籍苏北政府属下的原国民党阜宁县“情报科”任科员及科长（曾彦修原注：或代科长约半年多），1940年偷偷逃离阜宁，辗转数省到重庆考入复旦大学。

    若真如戴所讲，根本不算什么“历史问题”，应该属于弃暗投明的进步表现。曾彦修派单位人事科副科长到阜宁调查核实。第一次调查无功而返，曾彦修要求再次调查，主要从当地公安、民政部门了解情况。结果取得了重要证据，证实戴所讲属实。

    单位五人小组一致通过，并由曾彦修执笔做出结论：戴文葆没有什么历史罪行，此段经历完全清楚。戴文葆当时在出版界很有影响，他是早就被上面“挂上号”的人物，而曾彦修的结论与中宣部、文化部两个主管上级某些负责人的看法完全相反。这件事也为曾彦修日后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1957年“反右”时，人民出版社迟迟没有行动，因为曾彦修觉得没有什么人应当被划为“右派分子”。但是，曾彦修接受本单位黑板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却成了活的“反面教材”。曾彦修在谈话中引用了杜甫的诗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提醒执政党要吸取历史教训，避免专制和腐败，等等。据说，康生对这两句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上了杠杠，批示“单凭引用这两句话，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

    曾彦修是单位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反右”的负责人，上级追得紧，还有一定的指标。“上面催要‘右派名单了，五人小组急急议了几次，很难拟定。倒不是大家要划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报‘右派。”曾彦修在回忆中说，“我拟的‘右派名单大约共三个或四个，其中有我。”

    尽管五人小组的其他四人都不同意，曾彦修还是坚持将自己列为“右派”，报给上级。于是，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这样的报道：引题是“党内也有右派分子”，正题是“曾彦修蜕化变质了”，副标题是“人民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举行批判会”。

    曾彦修一夜之间闻名全国，因为他是单位的第一位“右派”，也是当时全国出版界最大的“右派”。

    平反时

    他为昭雪“61人叛徒集团”冤案提供证据

    若干年后，曾彦修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反右记幸》的文章，“庆幸”自己被打成了“右派”。他解释说：“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他还说道，“要我无缘无故地去把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打成‘右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除了自杀，就是被捕。要我划二十人以上‘右派才能交差，我丝毫不会犹豫地选择‘自报‘右派为最好。这样，我一开始就可以离开反右的事情了。”

    曾彦修被划为右派后，又被开除出党。两年后又被摘了右派的“帽子”，叫“摘帽右派”，“帽子”虽摘了，仍拖着一条右派的“尾巴”。

    1960年到1978年，曾彦修调至上海辞海编辑所工作，自然是“靠边站”了。其中1964年至1965年间，曾彦修参加了一个出版系统的“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工作队，到上海的一个大型印刷厂做“四清”工作。曾彦修所在的工作组，被分配在有180多人的装订车间。

    因为曾彦修已经不是党员了，一开始只叫他做些群众工作，并没有具体任务，后来发现他懂得多，又会做调查，组长请示过上级后，让他做了“资料员”，可以接触到所有审查对象的档案，开会可以听，可以提意见。

    实际上，曾彦修成了调查的设计者与分析者，还是每一份调查结论的起草者和执笔者。“我认为，我一生真正谈得上是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即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为被审查的三十来个工人及干部，全部洗清了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这一类的怀疑或帽子，全部彻底以书面撤销了这些怀疑。我一生的其他工作，我认为也就是办公而已。”曾彦修若干年后说。

    1978年夏，曾彦修调回北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筹备小组工作。一天上午，曾彦修正在开会，他的好友、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派人来找他，说有要事。原来是于光远在前一天见到了胡耀邦，说起手里有一份康生详谈“六十一人案件”的材料，胡耀邦听后非常高兴，让于光远立刻送来。此时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但有人抵制平反冤假错案，拒不交出一、二、三专案办的档案材料，中组部不得不另起炉灶，对一些重要案件由中央组织部单独进行调查。

    于光远所说的材料，是曾彦修一年前在上海时写给中央的两份材料，他当时交给于光远，让他回京转呈叶帅。于光远返京后看到局势很不明朗，出于谨慎暂时将材料压下了。现在突然要，一时又找不到，只好请曾彦修来重写。

    曾彦修凭回忆很快就写好了。于是，由于光远、曾彦修二人共同署名的这份材料很快就送到了胡耀邦手里。不久，中央为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正式平反的文件出来了。据说正式文件后面所附的惟一附件就是于、曾二人提供的材料，只是后来编辑的中央内部文件省去了这个附件。“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正文内已经引用这个附件了。”曾彦修解释说。

    “我这个小小的晚辈，在偶然的机会中，掌握了可以完全推翻康生等的阴谋的具体资料。”曾彦修说，“这真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退休后

    写真言讲教训成为他的“主业”

    1979年9月起，曾彦修先后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作为出版人，曾彦修主持拍板，在国内第一家出版了杨绛的《干校六记》。当时，描写“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生活，似乎还是个禁区。

    在出版界，历经多次运动的磨练，曾彦修已从延安时期的“小鬼”成长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但他在编书时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从遴选作者到审读稿件，从与作者面谈到最终定稿，无不事必躬亲。

    杂文家陈四益回忆说，他在《瞭望》周刊担任编辑时，曾向曾彦修约稿，曾彦修在稿纸上方特别申明：“对稿件如有一字之改动，请与作者联系。”这给年轻的编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能对自己文章如此认真的人，必定对别人的文字也同样尊重。

    由于工作的原因，曾彦修不得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花费在人事上。1983年，曾彦修从编辑岗位上退休，迎来了自己创作的春天。他以“严秀”为笔名陆续出版了《严秀杂文选》《牵牛花蔓》《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半杯水集》《天堂往事略》《微觉此生未整人》《京沪竹枝词》等杂文集，其中《牵牛花蔓》（主编）获全国1995-1996年优秀散文杂文荣誉奖。

    《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朱铁志曾这样评价曾彦修：“是他，系统开启了新时期杂文创作的先河，提携和发现了一大批老中青杂文作家，迎来了杂文创作的春天。”曾彦修还集中编辑整理了《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1949-1966、1976-1982），对新时期杂文创作和研究有重要影响。

    1986年，曾彦修将此前陆续在《新观察》杂志登载过的十余篇记述上海“四清”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叫《审干杂谈》。这本仅80多页4万余字的小册子，语言平实生动，不温不火，既有杂文风格，又不失纪实作品的严谨，一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著名学者吴江曾撰长文予以褒奖，称赞此书为“一本有严肃意义的书”。

    曾彦修在谈到这本书时说道：“本人一生写的东西，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篇所谓《审干杂谈》了，因为那是拼着我的生命去证明了那三十来个人都是无任何罪行的—而这却是同‘四清的目标根本相反。”有读者认为，此书堪与杨绛的《干校六记》并论，至少它为已成历史的“四清”留下了一份珍贵而有趣味的读本。

    记者注意到，1986年版《审干杂谈》一书的末尾，还有一篇附录，作者这样写道：《人民日报》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的“法律园地”专栏中，登载了下面三篇报道，同本小册子的精神完全一致。为此慝附录于本小册子之后，以表示我对正确处理这些冤案的同志们的敬意，同时也能提出更好的资料供读者参考。这三篇报道分别是《一个重视犯人申诉的监狱》《吴丙然激动得哭了》《当申诉到第二十九年时》，讲述的是三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在押犯经调查最终无罪释放的案例。

    去世后

    他“留清白在人间”

    曾彦修在自己的文字中曾提到，大约在1984年或1985年，原新闻出版总署人事司多次打来电话，要他去领回他曾经“交代”的材料，他一直未去领。有一次，有关方面又来催他领，他说：“我不领了，下次运动时我可以少写点。”其实，从他的住处坐车五分钱就可以取回那些材料。

    当时，很多人都急于拿回自己的交代材料，尽快销毁，生怕有人看到。曾彦修在回忆中写道：“我那上面没有伤及别人的一个字，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线，我一生未逾越过。我有此把握就不去领了。”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年逾古稀的曾彦修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关注苏联和东欧剧变，成为国内最早研究苏联和东欧剧变的专家之一。他对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做了深刻剖析，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见解。他在《天堂往事略》一书中提出：“思想专制与武力专制紧紧结合在一起，是苏联这个国家的根本统治方式。而思想专制又是高于其它任何专制的。其核心是个人专制，一切真理出自最高权力。”

    曾彦修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即2014年6月，出版了自己最后一部著作《平生六记》。卷首是“革命老人”陆定一为他题写的书法作品—于谦的《石灰吟》，表明了他“粉身碎骨浑不怕”的坚强意志和“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职业操守。时年108岁高龄的周有光为他题词：“良知未泯”。

    在《平生六记》中，曾彦修写下他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我自1936年冬最后一次离开家乡四川宜宾县城后，从此就再没有敢回过一次家乡了，这是我一生最为痛苦的事，至今言之落泪。”

    2015年3月3日凌晨四点四十三分，曾彦修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曾彦修逝世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敬献了花圈。知识界人士纷纷撰文纪念他的传奇一生和崇高品质。作家李晋西这样写道：“历史在他身上刻下的，他没有涂抹，没有掩盖，而是用后半生，把这种教训讲出来，把‘刀刻一样的真实留下来，让我们这些后人看见、思考。我想，共产党中多一些像他这种实事求是、对人尊重、勇于面对、敢于负责承担的人，就会赢得尊重，得到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