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精神的现代悖论式解读：论《大明锦衣卫》的侠文化
赵保峰
侠文化早在先秦时代即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播撒下了由侠而义的文成武就的侠义基因，同时，也以这种由侠义基因而侠义精神的升华，而在中国历史上擘分出了文化层次中的侠义特有的辉煌篇章。在中华传统侠义精神的一力撑持之下，整个中国的历史结构才得以真正完形。《大明锦衣卫》一片以较为紧凑的叙事剧情，由朱棣、锦衣卫、东厂、乌思藏（明代西藏的称谓，即影片中的吐蕃）喇嘛、太子五方以五元对立的罕见多元对立形式演绎了一场宏大的最高权力角逐大戏。
一、《大明锦衣卫》及其侠文化蕴含
（一）《大明锦衣卫》中的侠文化内涵
《大明锦衣卫》以威风凛凛的紫禁城开篇，以紫禁城内的朱棣的行将就木为关键线索，由此引出了一场围绕着锦衣当国、太监篡国、太子监国、外番乱国的多元化的纷乱谜局。包括朱棣在内的多达五方为了最高权力的争权斗法令人目不睱给。片中的解缙大学士对于男主角有着侠义精神最高指引式的规训，规训其职责所系，为的是江山和黎民百姓。由此可见，事实上，影片中所出现的侠文化有着一文一武、一明一暗两条主线，文的暗线是解缙的慷慨激昂，武的明线是男主角的侠肝义胆。而影片中的侠文化更是精彩剧情而外的一股清流，这股清流由男主角所秉持着的侠义精神加以阐扬，影片中的男主角以其侠义精神而将自身命运与家国命运牵系在一起，其不计自身安危，家国危难关头能够挺身而出，与解缙大学士的视死如归同样对侠文化作出了最佳的内涵诠解。
（二）侠文化的分野
《大明锦衣卫》中隐含了侠文化的舍生取义的精髓，同时，亦以侠义精神中的正义为主线，描绘了一幅大明盛极而衰始末的大戏。侠文化与侠义精神诞生于先秦，而先秦之后士的两极分化，事实上直接导致了两种后世世俗观的分野，这实际上亦是一种城府化的机关术构设于内心的仁，与无差别的博爱胸襟的万事莫贵乎义的分野，同时也使得侠文化中的侠与义从此形成了分化。因此，这种分野也是一种“乱以尚武平天下，治则修文化人心”的分野。这两种世俗观为先秦之前的社会清明，与先秦之后的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提供了具先验性的判若云泥的实践参照。先秦之前的人性侠化，与先秦之后的人性儒化乃至犬儒化，事实上才是后世世风日下的无可辩驳的社会失范根源。先秦之前的士的侠化的为国为民，与先秦之后的士的儒化的随波逐流与明哲保身孰优孰劣不辩自明。
（三）侠义精神的现代启示
侠文化内涵的戏剧化诠解为本片的精彩剧情增添了一种形而上于单纯的武打闹剧的宏旨，诚然，先秦以降的侠文化的分野，事实上已经为中国社会历史的阶梯式等而下之的社会历史实践提供了绝佳的客观参照。在这种社会历史的客观参照之下，人性的渐趋复杂化已经对中华传统的侠文化与侠义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力的解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侠文化与坚守侠义精神，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奢侈品。从《大明锦衣卫》一片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在面对侠义精神的坚守上，男主角的不忘初心、一以贯之，的确令人敬服。回归现代精神这一话题，我们若由世界大范畴加以审慎观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世界中的主流民主，实际上恰恰就是一种具体而微的人性侠化的伟大社会历史实践，并且，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视域来看，人性侠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
二、《大明锦衣卫》中的侠文化引申
（一）侠文化表象引申
时至今日，侠文化仍然是中华文明中的一种文化象征，只不过与先秦时期的纯粹侠义精神已经有所不同，现代侠义精神其实已经仅剩侠义精神的表象而已，这种侠义精神的躯壳与中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侠义精神已经是表里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甫一传至东瀛，立即被奉为至宝，进而在东瀛进化成为一种纯粹的武士道精神，不能不说其实恰恰是这种勇毅决绝的武士道精神才成就了日本大和民族其后的快速崛起。然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却在先秦以降不断地为其他意识形态所消解，从而导致了一种侠文化的不断萎缩。《大明锦衣卫》中的男主角身处重重危难之中，身边的弟兄或死或叛，血雨腥风却从未曾动摇过男主角所秉持着的那种家国一体的侠义精神，这种侠文化表象的影视艺术化诠释使得这部影片的文化意义已经远高于其影视意义。
（二）侠文化图符引申
《大明锦衣卫》中的侠文化表象为侠文化提供了一种直观的视觉要素，这种表象化侠文化的释出，为现代社会带来了高于其表象的侠义精神的规训，而这种侠义精神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最为缺乏的。侠文化在《史记》这部人类历史著名典籍之中，即已被赋予了与帝王将相列席而坐的崇高地位，由侠文化所蕴育生发的侠义精神更是一种正义现象所凝结而成的文化图符，这种文化图符显然极大地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社会生存体验、社会生命价值、社会人文正义生态，而这些对于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形态而言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可见，侠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道耀眼的闪光，这道耀眼的闪光为先秦时期的社会正义带来了最为基本的原始民主的大力保障，同时，也将中华传统文明推向了一个后世不可企及的巅峰，同时，亦为后世的永恒流传，留下了千古传颂的那种较为纯粹的令后世文人不惜以血泪踵继的那种侠骨飘香。[1]
（三）侠文化意象引申
《大明锦衣卫》一片中的男主角虽然其剧中身份是奉命行事的锦衣卫，但是，在其行为之中已经透露出了一种超乎其职责的侠义精神的使命意象。這种使命意象颇有一股人生当有作为，行侠仗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魄。应该看到，从影片中男主角身上所迸发出来的这种完全掩盖了其职责身份的英雄气魄，就其影视而外的意义，已经成为消解现代过度功利戾气的一股难能可贵的清流。这种升华了的侠文化意象亦已成为了一种规训整个社会精神的超文化图景。从这种意义而言，侠文化已经由一种文化视域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侠义精神意象，这种侠义精神意象恰恰是一种以社会实践与历史存在，所承托着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心理依赖与社会正义认证，这种社会心理依赖与社会正义认证，不仅在我国传统社会影响深远，而且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现代社会中的英雄主义情结若合符节。
三、《大明锦衣卫》中的侠义精神的现代悖论
（一）侠之大者的神性侠义精神
与现代社会中的魔性狭义侠义精神相比，《大明锦衣卫》中所宣扬的神性广义侠义精神更值得赞扬。抚今思昔，回顾历史，当楚攻宋之际，墨子赴楚与鲁班战棋推演，以论辩救宋，即以其侠义精神而被后世尊为侠之大者。若无墨子的侠义之举，楚宋之间的战争不仅对宋国百姓而言是一场生灵涂炭，即便是对于楚国百姓而言，每一位士兵的逝去也会破碎一个完整的楚国家庭。可见，墨子的侠义精神及其非攻思想，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精髓，才是真正值得后世传扬的侠文化。墨子的这种至纯至粹的侠义精神，在先秦思想最为璀璨的时代曾为一时之显学，只可惜春秋战国的纷争搅得人心思乱，这才导致了至纯至粹的侠义精神为世俗的机巧急智、急功近利所湮灭。因此，巧取豪夺只能称之为狭义的侠，而如墨子一般的为国为民才能称之为广义的侠，这种广义的侠义精神显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翘首企盼的，同时又是最值得加以宣扬的，这种广义的侠义精神亦最为符合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核心价值观。[2]
（二）现代影视及世俗精神批判
某些现代武侠电影中，所宣扬的侠义精神，事实上已经劣化为对中国先秦时代最为纯正、最为传统的侠义精神的一种颠覆式篡改。那些看似赏心悦目的“千里不留行，十步杀一人”的刀光剑影的“魔性侠义精神”，与墨子的“侠之大者”的“神性侠义精神”相比自然是相形见绌等而下之。而其之所以存在，原因恰在于其投世之所好。然而世之所好就真的是正义之所存吗？恐怕不尽然。人心的趋利避害，事实上往往与纯粹的侠义精神的舍生取义大相径庭。因此，从这种意义而言，如果绝大多数人都选择奉行趋利避害作为行为准则的话，那么就必然会形成中国社会目前的“个人自扫门前雪”的等而下之的劣化的世俗性，而这种劣化的世俗性，显然与正义社会中的那种纯粹的“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侠义精神早已经是渐行渐远了。[3]
（三）神性侠义精神的内涵阐扬
勿庸讳言，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精神，事实上均已深受来自全球化的浸染侵蚀式影响的巨大挑战，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不待言。当代世界的主流意识的大融合一方面正在推动整个世界的一体化发展，而另一方面亦在不断地更新着社会心理体验。基于全球视野，我们看到，侠文化中的江湖已经成为一种地球村的概念，而侠文化与侠义精神在地区间的不均衡分布正在主流意识大融合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改善。值得指出的是，后现代魔幻类影视的出现，已经混淆了正邪之辨与神魔之分，而如果正義屡屡被邪恶扭曲，那么，世间的侠义精神也会由神而魔每况愈下。[4]因此，从这种意义而言，正义是侠义能否存在的前提要件，正义是孕育侠义的必要的社会氛围，正如影片中的男主角那样，能够为国为民，才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侠之大者。
结语
当人类历史进入到后现代时期，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趋势早已势不可挡，在世界优势文化的强烈侵袭之下，中华本土文化已经处于一种相对而言的弱势地位。面对这一他者文化强势浸染的不争事实，弘扬民族特色叙事势在必行。《大明锦衣卫》以一种远超平素侠文化的视角，演绎了一出文侠客与武侠客交相辉映的侠义精神，这种侠义精神以其中流砥柱的姿态，对影片中的黑恶势力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镇慑力量，并最终凝结成为了一种正义的中坚力量。中华传统的侠文化虽已渐行渐远，但是侠义精神却历久弥新，影片中的侠义精神更以其秉持正义的神性广义侠义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一力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