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注定》中的游民与侠气

    佟彤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

    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

    欧洲就减少。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约翰·多恩

    1849年4月23日，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同年12月22日他被判处死刑后改为4年苦役，而后他被流放在鄂尔木斯克幸苦役，从肉体到精神都受到极大折磨。直到被捕的1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重返彼得堡，开始他中断了10年的创作征程。当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如匕首般直击朽落的制度，如锥般刻下曾受过的苦难时，他却反之向内看，探索人性最深处的罪恶，在基督教神学的意义上进行哲学式原罪（sin）的探索。贾樟柯导演并没有开始如此深层的关于灵魂、原罪等终极哲学问题的形而上思考。《天注定》是指对当代社会背景下的法律与法制、伦理与道德进行的追问以及对潜在阶级之间不可调和之矛盾的正视。导演通过4个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串联起一个主题：悲剧的诞生。从暴力的愤怒（大海的枪声）到悲剧的绝望（小辉的跳楼），4个串联起来的案件看上去荒诞不经，无论是从隐喻还是象征，他们共同表达着一种厚重而统一的社会底层情绪，当天真遇上经验就会产生悲剧。贾樟柯用其特有的导演作者风格构建了一个当代武侠故事。

    一、 影片中的江湖与“游民”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认为“游民”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一个群体，他们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固定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1]江湖是游民的生存空间，是绿林好汉肝胆相照的世界，也是干犯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王学泰称游民社会是“隐形社会”，是被主流社会有意识遮蔽的社会。从这个角度上说，《天注定》中四个故事的四个主人公正是在江湖中辗转、徘徊的游民中的“侠者”。

    影片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山西，村庄的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让平民胡大海举起猎枪，“快意恩仇”；第二个故事的打工青年三儿是重庆人，他冷静无情地成为职业杀手，在犯罪中“实现自我”；第三个故事是湖北的桑拿服务员小玉，因与其情人之妻的纠纷，并遭遇土豪逼良为娼，愤而抽刀反抗；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东莞，大工厂打工的小辉在疏离了友情、爱情和亲情后自杀。其间还穿插了温州动车事故、东莞服务业等社会事件。影片中的4个故事紧密相连，第一个故事中的三明同第二个故事中的三儿在一艘船上，三儿和第三个故事中的小玉情人在一辆车上，小玉的情人又是第4个故事中小辉的老板，这是影片有纪录片风格又不同于纪录片的戏剧性处理。贾樟柯在采访时说：“暴力事件发生单独看是偶然，但在中国，这是有普遍性的，我想以社会问题的形式呈现。因为我想表达所有事情紧密相连，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在经过现代新闻传媒的大清洗之后，社会一片欣欣向荣与和谐，而底层人如何活着，感性世界看不到。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三个方面来考量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权力与政治、社会声望。影片中的四个主人公或者说现实中的四个犯罪原型，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分析。他们都是城市中的低收入者，是城市中的“农民工”，他们在县城或者城乡结合部的“江湖”中“游离”，形成“游民阶层”。纪录片导演徐童曾在采访中就其“游民三部曲”指出：“我用这些人物，展现出一个个断裂，农业社会面对现代化问题，解决不好的时候，面临的那种断裂感。”在主人公的游离与暴力背后，是现实的焦灼以及中国传统艺术情节中英雄无助的错位。事实上，“游民”这一意象在贾樟柯的个人电影史上，可追溯到“回家三部曲”，《小武》中的小武、《站台》中的崔明亮等等都可归入“游民”的行列。当贾樟柯将真实的新闻事件戏剧性地转化到电影里，还是让观众感到强烈震撼，当代游民的沉默、愤怒，他们的简单、朴素的情绪中依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草莽与侠气。

    二、 游民的“侠气”

    乱世为人，世间不平，唯剑能行，这或许就是《天注定》中“游侠”们的心理状态。“侠”是中国民间的悠远弥长的一种精神气质，《史记·游侠传》里说：“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己诺 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顾名思义，“游侠”就是有侠气的、为了深信不疑的信念而付诸行动的一群人，只要有必要，就不在乎是否合法，就能够用武力去济贫扶难。他们勇于为了原则而战死。而最著名的“侠”精神莫过于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里所写道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或者影片中的四位主人公更好的定位是“残侠”，在法制并不完善的今天，民众尚未具有现代性思想的今天，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充满隔阂和矛盾，甚至彼此憎恶、怨恨，其中由于社会和他人所造成的不公和怨愤将唤起一部分人的“侠义”精神，而他们率先的“狭义”行为便是举起暴力伤害人间大“义”，贾樟柯说这是“一步否定暴力的电影”，因此这些人也可被称为“残侠”。[2]

    影片展示的是残暴、不公之下主人公的侠气与复仇。第一个故事主人公胡大海对礼俗社会的幻想破灭，戏台上林沖逼上梁山，戏台下大海揭竿而起。胡大海“为国为民”“为友为邻”的侠客梦成为孤独“英雄”的挽歌，江湖梦远、逍遥无地，为民出头，反为民害。于是，流民成为暴民，大海举枪打死了村长、董事长和笑脸做奴才的顺民。影片略去了现实中胡文海被捕的情节，只是展现了“苛政猛于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万年不变的社会。通过胡大海，影片直击暴力的直接原因——贫富差距、资源垄断。第二个故事中的小三儿更多的是匪气，他沉迷于枪声，享受“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快感。隔一条长江，那边高楼林立这边棚户凋敝，贫富之间无休的沟壑践踏着游民们的尊严。至于为什么杀人？“问老天爷去。”也许是宣泄也许就是为了杀人而杀人。第三个故事中的小玉是一个不为强暴的侠女，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三《列女传》中记载“魏衡妻王氏……薛仁……逼而妻之”后“王氏取其佩刀斩之”，小玉和魏王氏一样，为保护弱者尊严而使用暴力。情节未变，只是时代变幻，历史重复，“现在的情况，跟过去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经历和心态，不同的是社会背景（王学泰语）。”最后一个故事中的小辉，可以将其归纳为弱小无辜者的复仇式自杀，当代社会中底层青年的个人出路问题，面对“无物之阵”，从张皇失措到绝望自杀。他频繁更换工作，逃开了对朋友的赔偿，对从事色轻服务业的女孩萌生爱意，家人的逼迫和工厂工作日复一日的流水线，面对无处安放的青春，前途渺茫，他终于以跳楼自尽来反抗无望、绝望的生活。他们均以有形可见的暴力来反抗无形潜在的暴力。

    传统的游民往往具有集体性和组织性，三五成群或是一个帮派，而当下更多的则是“个体游民”。在主流社会欣欣向荣的意识自上而下地流过，底层部分游民们便会渴望“乱”的出现，也只有如此，才能改变命运，因此一小部分的底层民众的行为在重压之下便会带有暴力特征。当然，在法治社会背景下所付诸行动的侠气，法理难容，也必以法网终之。然而当“官不畏民死，奈何以民死惧之”，“民不畏死”也成为一个巨大讽刺。

    三、 这个世界会好吗？

    贾樟柯曾说，所有电影都是在讲述人类的困境，不论什么时代，人类的困境是永远的。影片中呈现出社会角落里小人物的生命肌质，真实的时间、真实的空间、真实的需求，导演用影像记录下这个时代，并试图“用半个小时告诉观众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突然变得如此暴力”，震惊之余反思这种并非突如其来的暴力是如何产生的，根源何在？台湾大学的历史教师吕世浩在讲“秦始皇”时，开宗明义，“我们何其有幸又何其不幸，活在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剧变的时代”。价值观混乱、曾经深信不疑的事情忽然变得不明所以，整个社会如同一场盛大的拆迁，有车水马龙十里洋场的大都市，也有穷途末路暗无天日的半城半乡。在旧媒体、新媒体大清洗、过滤之后的歌舞升平之外，游民们何去何从？而自媒体的讨论兴起以来，社会事件成为群体关注的对象，却缺少个人的话语或者反抗，贾樟柯用《天注定》来实践“当代人讲当代事”，或许可以让观众来思考一下真实的银幕之外的世界。“贾樟柯眼中的空间，无论是物质的空间还是心理的恐惧，都渗透着权力的影响，都在权力网络的包裹之中，都记录了在权力的主宰下变动、变迁与损害的痕迹。”[3]影片构建起来的世界就如同一个真实社会侧面的微景观，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微景观中的奔走、流动和逃亡。当社会失去了某种价值共识或者信仰的时候，就如同失去了脊梁，也就失去了崇高和壮烈，四处荒原，这是现实的一种——魔幻现实。再也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和力量，唯有相信自身的暴力，说服自己举起暴力获得自由的大海，如同自由奔跑在马路上的骏马，也如同《老炮儿》中自由逃亡在高速路上的鸵鸟，背后是囚禁、暴力和罪恶，面前却是海市蜃楼般清晰可见的自由。

    “流民”与“侠气”，支撑起了影片的肉身与精神，而暴力与日常生活的衔接、不同故事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影片呈現出纪实性与戏剧性的融合。影片结尾借用了《玉堂春》的一句“你可知罪”，完成了以戏开始以戏结局的循环，通过戏台上下的对照、戏里戏外的对话，观众、电影中的“游民”、戏里的侠义之士，三者开始息息相关。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晋剧《苏三起解》，判官厉喝：“苏三，你可知罪？”镜头扫向台下，毫无表情麻木的脸。那么是问谁的罪呢？是充满冷暴力的社会？是资源垄断、位高一等的贪官污吏？还是由于压迫产生绝望从而拿起猎枪的大海们？或许答案在影片刚开始时的一个镜头，小城镇的马路上，一群人骑着三轮车，合抱着韦罗基奥的油画《圣母与圣灵》走过毛泽东的雕像下——我们走得太快，精神跟不上，或者说是现代化道路中缺少了现代性。

    “社会主义的不发达状况与市场化的冲击相遇。这一冲突的结果是一副杂陈着漂泊灵魂和破碎梦想的景象，其中充满遭压抑的愤怒、失望和绝望，这些情绪的奔流潜藏得如此之深，就像一种慢性疾病一般，它们渐渐成为惯常生活的一部分。”[4]在《天注定》中，贾樟柯自己也客串了一个土豪嫖客的角色，一边讲电话“拿下徐悲鸿”“澳门见”一边挑选着陪客，好一出黑色幽默。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富贵与贫穷、权力与被规训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总是讲不通，所以我们视若罔闻、沉默不语或者我们根本看不到。贾樟柯正是借助电影来尝试揭开沉默的面具，让被遮蔽的、被遗弃的、被压抑的和被忽略的重新被发现和看见。看见并且尊重，才是改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