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之殇

    方华

    

    

    

    2015年3月1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但这天的主角，却突然戏剧性地变为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

    这一天，在李克强总理记者会结束17分钟后，中纪委发布了一条消息，仅仅发布26个字：“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而就在这天上午，仇和还在人代会上投票，并在十点会议结束后坐车回到云南代表团的驻地职工之家。

    中纪委并未指明仇和涉嫌严重违纪的具体细节，但3月15日这一天，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篇《史记·仇和列传》却“透露”了仇和的一些问题：“包揽新城之营造者，坊间所指，乃仇和乡党云尔。”

    按多年来一直实名举报仇和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的说法：仇和是白恩培的亲密战友。

    “有人来开会，没准就回不去了！”网友们戏称，原来段子有时候不仅是段子。

    叛逆式改革

    仇和落马后，很多人便想起《政道：仇和十年》那本书。

    “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2004年，仇和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正是《南方周末》当时发表的《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使宿迁与仇和一夜之间名扬全国。

    这一年，仇和46岁，已从政八年。

    1995年，仇和参加“江苏省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回国后不久，即1996年9月，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宿迁市的副市长。三个月后，他又被派到辖下的沭阳县兼任县委书记，当时的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

    这位自称推崇萨缪尔森的“为公改革”者，在沭阳开始实施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叛逆式改革”。当时沐阳流传两个顺口溜：“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沭阳的一位官员曾评价，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在推行小城镇建设时，每个乡镇都领有任务指标，以致有的乡镇因完不成任务，干脆强行拆除老百姓的房子，逼其重建。

    刚到沭阳时，仇和强行扣除公务员工资的10%甚至20%修路，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据媒体报道，“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炸了锅，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1998年，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上了央视《焦点访谈》。1999年，沭阳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被《南方周末》曝光。

    自2000年底开始，仇和先后任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2001年8月起任宿迁市委书记。2002年，宿迁推行三分之一干部离岗招商、三分之一干部轮岗创业，催生了上千名“官商”。

    仇和在宿迁最富争议的举措，是卖掉了公立医院、学校、幼儿园。据媒体报道，他曾说过一句话让举国哗然：“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央视《焦点访谈》曾三次质疑宿迁教改、医改，仇和尽管放缓了脚步，但并没有停下。

    面对质疑，仇和回应：“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中国要用五十多年走完西方三百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仇和新政

    “仇和新政”是2008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石鹏飞首次提出来的。这一概念此后被学术界和媒体广泛采用。

    所谓“仇和新政”，就是仇和到了云南昆明后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整顿吏治、治理滇池水系和城市交通拥堵、全面整治城市绿化、强力拆迁、招商引资、超常规发展等措施。

    2006年，在宿迁从政十年之后，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2007年12月28日，他被意外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之职，再次主政一方。原昆明市委书记杨崇勇给仇和的定义是：全国有名的改革家。

    据与仇和有过多次交集的著名记者褚朝新长期观察，仇和很具有“两面”性。“观察仇和的仕途，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任沭阳县委书记，折腾;任宿迁市委书记，折腾;任江苏省副省长，安静;任昆明市委书记，折腾，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又安静了。仇和名满天下的几次改革，都是在当一把手，担任副职时则相对消停。”

    2008年初，新官上任的仇和开始了在昆明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烧官员，即“铁腕治吏”。这是仇和一直能赢得老百姓称道的手段之一，也是他在昆明最受肯定的一个举措。一个“瞌睡门”事件，被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为仇和在昆明开展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官场行动奠定了舆论基础。

    而在此之前，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此后，仇和又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接着，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

    有资料显示，在仇和任职其间，昆明有1200多名官员因“影响软环境”被问责。

    仇和的第二把火是治理滇池。他上任的第六天，就到环保局调研，提出“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观点。从2008年3月开始，滇池流域主要入湖河道实行综合环境控制目标“河长负责制”，这一举措从提出构想再到付诸实践只有一个多月，“仇和速度”震惊整个昆明官场。

    据昆明的一位官员回忆：“巡河，杀鸭子和拆房子是当时的主要工作。”他记忆最深刻的是杀鸭子，“巡河才知道，河道两边居然还有大片的养鸭等家禽饲养这样的污染源，于是成千上万的鸭子被杀。”

    第三把火是强拆城市，大搞城建。2012年，记者在昆明的北京路上，听一位出租车司机调侃，“自从仇和来了，这条北京路就没有消停过，年年起来修。”此时，昆明市民中就流传一个说法，“仇和来了，背后带来了江浙的商人，昆明的城建都是由江苏人来搞”。

    从2008年到2011年，仇和在昆明启动了大量城市建设。他曾经问了众多官员一个问题：“二环一年能不能修好？”在场的官员吓了一大跳。随后，昆明遍地挖坑、尘土满天、噪音轰鸣，所有道路都因二环施工陷入拥堵中。接着，仇和决定修地铁，且6条地铁线同时开工，昆明又是一片哗然。

    当时民怨最大的就是强拆城中村。2008年，昆明五华区借棕树营村改造，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昆明医学院附一院、大观幼儿园、春城小学等数十个公共单位划入拆迁改造范围，惹来非议。2010年，云南“两会”期间，曾有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称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存在扩大化问题，应尽快纠正。

    神秘商人

    其实，对仇和的落马，宿迁的官员们并不意外。今年2月底，宿迁市的全国人大代表、中豪集团董事长刘卫高被曝正在接受调查。“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觉得仇和要倒霉了。”宿迁市一位官员称。

    有人梳理了仇和的执政路线，发现刘卫高的商业版图，几乎是跟着仇和的仕途在扩展的。

    2005年，仇和主政的宿迁市政府提出全力支持刘卫高投资建设义乌国际商贸城，这是当时宿迁最大的外来投资项目，总投资2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46万平方米，这一年，正是刘卫高商业版图崛起的一年，有知情人透露，“他一个人就盖了半个宿迁城”。

    2008年，仇和在昆明大拆大建，提出要以大项目带动城中村改造。这年2月，由刘卫高带队的义乌考察团进入昆明。随后，仇和启动了对原螺蛳湾商业片区的拆迁，尽管螺蛳湾批发市场上千商户因为补偿问题上街堵路示威，但涉及上万摊位的旧螺蛳湾仍旧消失了。

    2008年9月23日下午，“中国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的小商品城项目土地拍卖会在昆明市土地交易中心举行，刘卫高的中豪公司以64.87亿元价格，一举拿下27块需整体竞买的地块。

    但新螺蛳湾建成后招商效果并不理想，很多铺位都空置着，政府花大力气建设的各种新区，几乎都等同鬼城。

    今年2月，刘卫高被曝出在宿迁市房产和商业项目已全部停工。3月17日，仇和落马后的第三天，中豪商业集团的官方微信对外宣布，董事长刘卫高因个人原因辞去职务。

    杨维骏举报

    仇和在昆明实施的“新政”，从一开始就引起很多争议。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张鸣在2008年2月就提出，拿人开刀的“仇和新政”能有多大作为？“就算我们认定仇和就是那个百姓理想中颇有权谋的清官，能有多大作为，其实很难说。就算他三板斧四板斧能砍下去，创出一个‘新政出来，只要他走了，十有八九也是人亡政息。”

    92岁高龄的云南“反腐斗士”杨维骏一直在实名举报仇和。据他称，仇和是白恩培的亲密战友。

    杨维骏说，仇和刚主政昆明时，他与许多云南人一样，对这位明星官员怀有期待，“在江苏这种发达省份历练过的新任市委书记能够重视和解决昆明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建设一个新昆明。”

    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正大力推广“大云南”策略，遭到杨维骏的极力反对，他担心仇和到来之后，继续这样做。据杨维骏称，刚上任不久，仇和曾亲自到家中探望他，征询他对市委、市政府及仇和本人工作的意见。对于杨维骏提出的一些建议，仇和当场表示，愿意邀请四位专家同他共同讨论滇池治理问题。

    此后，杨维骏再没有能见到仇和。他曾多次跑到市委打听，但工作人员均告知，“仇书记比较忙，再等等。”

    不久，杨维骏的担心就成了事实，相比白恩培的“大云南”计划，仇和推行的政策更进了一步。2010年12月，杨维骏在昆明“公车上访”，亲自带领12名失地农民代表到省政府反映情况。第二年，经过实地调研，杨维骏通过昆明市委提交了一份题为《对现代新昆明建设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但未得到有关部门和仇和的回应。

    “他之所以后来不见我，就因为我提的反对意见都是他预备实施的。”杨维骏称，昆明短时间就变为“拆城”，600万昆明市民面临拆迁，“完全不符合昆明和云南的实际，云南90%以上是山地半山地，怎么能适应这种城镇化？”

    在201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陈勋儒也暗讽昆明，指出：“某些城市的荣誉竟多达三四十项，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城市发展业绩，但过多的标榜，被网民及群众嘲笑为‘作秀和‘最能吹牛城市。”

    此后，杨维骏就一直在向中纪委和有关部门举报仇和，据他掌握的情况，“在昆明的大拆大建中，仇和与其中的开发商有勾结。”

    杨维骏还透露，2011年年底，白恩培离任云南省委书记，按照他的部署，省委书记之职由仇和接任。但这一方案遭到云南省委很多老领导的坚决反对，最终未能如愿。后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转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缘何落马

    仇和落马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意外。

    “他主政的二十年，恰好处在中国改革最激烈的时代中。”有评论指出，仇和破坏旧体制的过程，伴随的是日渐庞大的任性权力，由此“带来的可能是推动社会的变革，但也很可能带来的是尾大不掉的恶瘤”。

    用褚朝新的话来说：当一把手，不管是对老百姓还是对手下官员，仇和都很“仇”，变成副职后，他就变“和”了。可见，仇和的“仇与和”不是随着阅历改变而变的，而是与权力大小直接相关。当一把手，权力大，想干就干，想怎么干怎么敢，既不管支持的人是多是少，也不管是违法还是不违法。

    “不经任何组织程序，一句话就能免掉一个政府官员的职务;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就能让一个城市由着他的个人意志大拆大建;政府公然肆意侵犯公民私有财产，公权明显与现代法治理念是相违背的。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非法夺取公民合法的收入，为了治安下指标错抓人，这都是赤裸裸的违法。可是，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仇和的个性，把违法当个性。”褚朝新评论说。

    其实，仇和的落马并不是没有“前兆”的。早在2013年9月，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一次公开会议上，罕见地严厉批评“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

    此时，昆明主政者张田欣正是沿袭着仇和的“路线”，后被“断崖式”的降级。

    而据昆明官场人士证实，仇和被查主要还是存在官商勾结，他身后的江浙商人难逃干系，特别就新螺蛳湾项目。据昆明市环保局一位官员称，新螺蛳湾项目的观赏树木，全部从江苏运抵昆明，价值不菲。

    众多评论家也认为，仇和的作为跟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而值得玩味的是，一张2012年2月8日薄熙来率领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在云南交流考察时与仇和一起在滇池边喂海鸥的图片，在仇和落马后，也在网上爆红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