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逻辑
李瑗瑗
《中国好声音》作为近年来中国大陆最火爆的真人秀节目之一，以“真声音、真音乐、真故事”为节目宗旨，以 “励志”“专业”为看点，给了外在条件和出身平凡的普通人展示才华、改变命运的机会，也一改往常真人秀节目靠“绯闻”“毒舌”博眼球的“为秀而选”策略，因此得到了大众的关注。《中国好声音》的热播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大多数论者的视点都集中在《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形态创新及传播价值创新上。在对后者的论述中，《中国好声音》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公正、平等”以及情感传播中的励志因素所构成的“正能量”是论者绕不开的话题。
“声音”：“灰姑娘”神话背后的商品逻辑
正如《中国好声音》这个名字所强调的一样，“声音”是《中国好声音》的最大看点，其“盲听盲选”“导师考核”“终极对决”“巅峰之夜”的节目设置，也主要是围绕着声音而来。声音，作为人人与生俱来的生理属性，具有天然的平等性和自主性特征，《中国好声音》就借此拥有了一种“昭告天下，唯才是举”的自由与平等气质，地域、阶层、职业甚至性别、外形、年龄，在“盲听盲选”环节似乎被一概抹平。在这里，“声音”既是学员晋级的唯一通行证，也是节目的意识形态策略。一个人人都有机会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神话故事在以“声音”为唯一考核指标的节目设置中，似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在阶层分化、固化日益明显的中国社会，在外在资源而非自身能力越来越左右人生命运的当下现实里，制造了一个人人皆可凭借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励志生产线。《中国好声音》通过对学员“声音”因素的放大和外表、出身因素的压低，在营造悬念等戏剧效果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大众“平等、公正”社会理想的塑造和满足。参赛的学员在盲听盲选环节纷纷以“普通人”“草根”的形象登台，使在现实生活中很难遇到的“励志”神话在舞台上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比如在《中国好声音》2012年7月13日的全国首播上，就有来自农村、喜欢赤脚踩在泥土上唱歌却拥有国际范儿的演唱激情和震撼力的黄鹤，以一首《春天里》感动杨坤泪奔；曾在工厂打工、做过保安、当过售票员的美甲店老板黄勇，以及对邓丽君《独上西楼》进行完美演绎台湾淡水街头卖唱的36岁盲歌女张玉霞……草根的出身、平凡甚至低微的外表和惊如天籁的声音形成巨大的反差，摆脱以往选秀节目凭借外形吸引观众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戏剧张力。而导师们按灯回转后的惊讶表情，在满足大众“窥私”欲望的同时，也满足了观众对于“普通人成功梦想”的心理投射，让观众以认同选手的方式来体验参赛者的感受，完成对自身“灰姑娘”“丑小鸭”无意识原型的替代性满足，并通过“观众投票”等互动模式参与到这种意义快感的生产上来。
然而，这样的反差却先天性地带有某种“理想”色彩。当声音开始成为大众文化中可以交换的资源，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商品的属性。作为真人秀节目中最重要的审美体验方式，声音已不再具有传统社会“天赋异禀”“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卡里斯玛气质，甚至不具备现代社会理性主义下与“人工”相对的“天然”意味，而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任何一名选手，想获得符合这个工业标准的合格产品，除了天然的嗓音条件和自身努力外，重要的是能够购买获得这种文化产品的符号资本。资本的稀缺性，决定了“好声音”实现的现实逻辑，仍然是属于那些有资源购买这种符号资本的选手。这样，无疑使以“声音”为看点的真人秀节目具有常人不能承受的高门槛，而这种现实中不平等却被貌似平等的遴选标准——“声音”一概抹平。《中国好声音》播出没多久，各种曝光学员身份的小道消息就在网上流传起来，让人们看到，那些所谓的“草根故事”不过是主办方营造戏剧冲突的“道具”。
专业：“公平、公正”神话背后的资本修辞
《中国好声音》一直所强调的对声音的专业化要求是一种看似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实则暗含资本逻辑的修辞策略。无论“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的定位还是节目环节的设置、“导师”的选择，《中国好声音》一直都在用“专业”与其他选秀节目划清界限。“专业”这一伴随着工业革命社会分工出现的社会新规范，在这里成为“音乐”“声音”的新标准。这意味着曾经拥有革命性、解放性审美功能的“音乐”，已经丧失了上世纪80年代邓丽君、李谷一歌声所拥有的“救赎”魅力，仅仅成为资本扩张到日常感性生活之后生活审美化的另一种文化商品样式，这种将审美感性物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审美趣味的高度专业化。同样，音乐的作用不再是为了个人化的心理塑造，而服从于专业化社会的结构化需求，“资本、雇佣的技术劳动者与批评生产成为审美活动的基本要素”。①这种情景，一方面导致声音的高门槛，另一方面也左右着位居文化商品“把关人”位置的“导师”的选择。那些不能更好地参与生产审美消费价值的学员纷纷在“专业化”这个貌似公平的评价体系下落败，而他们通常是那些没有资源参与其中的“草根”、业余学员。比如，在“盲听盲选”期间感动四位导师按灯转身的台湾盲歌女张玉霞，其“个人作坊”式的唱功与略显丑陋的外貌，显然无法给这个商业消费的市场带来更多的资源与卖点，其落选也就在所难免了。
专业化的要求使得“声音”这一审美形式日益物化，声音成为纯粹的“能指”，这一点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学员们的出身不管来自于“草根”还是“精英”，其演唱的内容不再与其自身的生活和情感有关。来自农村的男歌手可以深情演绎域外黑人女性的心声，从来没出过国门的普通女孩也能将国际大牌明星的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朋克的愤怒、摇滚的激情，“Rap”的琐碎与反抗、“Blues”的忧郁与悲伤，各种高音、假声、颤音、爆音全都成为换取导师“转身”的手段。它所带来的能指与所指的撕裂，带给人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情感失落。声音已经完全成为一种消费品，一种为了满足耳朵精致享受的“唯美之物”。
除此之外，最能显示《中国好声音》“公平、平等”的是其“学员反选”环节的设置。诸多论者或从“价值创新”或从“受众传播创意”的角度，对这一环节给予赞赏，认为其改变了“评委与选手之间选择权利单向性”，并“实现了选择权在导师与学员之间的双向流动”，体现了“双方地位的平等和权利的对等”的“公平正义”。②但实际上，这一设置并没有改变导师在整个节目权力控制中的优势地位。首先，师生关系的设置就先天决定了在中国这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学生对于导师权威的服从；其次，正如曾有研究者所发现的那样，在真人秀节目中，“参赛者和评委通过七个功能块来交流，其中，评委单独使用的功能块为四个或五个，而参赛者仅能使用一个，评委处于绝对高的权势地位。评委控制着大部分的话题，经常插话打断参赛者的谈话，而参赛者则处于一个劣势的地位，被动地接受评委选择的话题，回答评委的问题，忍受评委的插话和打断。”③《中国好声音》的“学员反选”环节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参赛者一定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完全不足以与导师所拥有的权力抗衡。在“导师考核”环节，导师在对自己在第一轮争取来的学员进行一对一的考核中依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所谓的“公平、平等”不过是节目组为了增强叙事强度的修辞策略。
“正能量”还是“仿像”？
除了对声音的强调，贯穿《中国好声音》另一看点是满满的“正能量”。《中国好声音》力图塑造一个人人互相关爱、互相理解的和谐世界，这种“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正能量”贯穿整个节目始终。在盲听盲选环节，导师会给唱得好的学员奉上毫不吝啬的赞美甚至会为他们的表现感动得落泪，更会给落选的学员中肯的建议和真诚的鼓励；在导师考核环节，彼此竞争的选手会在结果出来之后坦诚相拥，献上彼此的欣赏和祝福；到了最后的“巅峰对决”，每位导师和最后一名学员的关系更是上升到了更加亲密的私人关系上。“爱”似乎成为他们之间的唯一纽带……比比皆是的“正能量”围绕着“任何人都可以追逐梦想”的励志主题无限释放，淡化了节目的商业气息和竞争氛围。
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姿态不过是消费社会的另一种标准产品。就在徐海星那期的《中国好声音》播出不久，就有网民爆出其借亲情炒作自己，由此引发观众对其行为的一系列质疑。爆料者的心态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后《中国好声音》的辟谣内容则让人们看到其节目“情感消费”的实质。面对大众“好声音”还是“好故事”的质疑，《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坦言：“讲好故事，一开始就是作为《好声音》的重要谋略，也是作为节目的一大卖点加以设计的。”他还详细讲述了徐海星“亡父故事”的出炉过程：“我们前期策划时一致认为，徐海星的故事很可能是首期《好声音》最大的亮点。”故事有了，如何让徐海星自然地讲述，成了栏目组最大的难题，“如果让她在舞台上直接说父亲去世了，就显得节目太刻意了。”最终栏目组做通徐海星的工作，让她隐晦地说出“我觉得爸爸也来了”，由此引发了她感人至深的讲述……
舞台上令人动容的情感故事与导师、学员之间的情感互动，其实是节目组从一开始就策划出来的“情绪启动程序”，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得较好“节目效果”。说白了，“励志、情感”在节目中，不过是为了赢得收视率的商业策略，是为了满足大众快感消费的文化产品。正如特里·洛威尔在《文化生产》一文中表述的那样“文化产品是情绪和感觉的表述结构，这些情绪与感觉不但包括个人的欲望与快乐，而且包括群体的共同经历，文本的快感至少部分的来自共同的理想、社会希望的实现和社会欲望”。④《中国好声音》就是这种视听结合的文化产品文本，实现了大众在这个亲情、爱情日益功利化的时代对于人间真情的想象性满足。所以，当“没故事没眼泪也不是美女”学员陶红旭以一曲《听海》赢得了晋级机会却最终在电视上以远低于那些有故事未晋级的选手的30秒的片段呈现时，其背后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如果说，在最初的学员引介阶段，节目组对“励志故事”还处于有则“包装渲染”之、无则“忽略”之的话，⑤那么，到了节目后期，当被留下的学员越来越少，其对于节目的参与程度越来越深，也是其被节目的板块限制与生产嵌入越来越深的时候。“励志”作为节目一开始就设定的“卖点”，在影视文本这样的“仿像”介质前，“秀”的成分越来越大，而“真”的成分越来越小。“励志、情感”成为节目组为了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和经济收益而与选手、导师共同生产的、具有明确销售对象和效果目标的标准产品，那些不同意这种“共谋”方式的选手甚至导师在这台不断轰鸣着的“情感流水线”面前，只能选择或主动或被动离开。导师刘欢就曾在《锵锵三人行》里坦言，自己并不赞同他们（节目组）“做”故事，这导致媒体的八卦消息令自己疲于应付并最终选择了退出。
当大众根据自己不同的情感诉求沉浸于师生情谊的感动中时，摄像机最后暴露出师生共唱环节的设置，不过是对于“情感”“明星”以及“有梦就去追”意识形态的再消费。仔细观察每一组师生共唱时给导师和学员的镜头和景别，不难辨识镜头更多给了那些更有明星消费能力的导师，给学员的镜头少得可怜，且多是远景、中景，近景、特写镜头几乎没有，而这些最能表现个人魅力的镜头都毫不吝啬地给了导师。《中国好声音》在节目中努力营造的公平、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在冷冰冰的机器语言面前无所遁形，这依然是大众文化工业流水线上受资本逻辑控制的标准文化消费品。它制造娱乐、欲望乃至意识形态，所谓的“公平、励志”，不过是包装产品、提高经济收益的手段和迎合主流价值观的神话。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栏目责编：邵满春
注释：
①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第252页。
②覃 晴，谭 天：《<中国好声音>的传播特征与价值创新》，《新闻爱好者》，2012（10）上；张广彩，《论<中国好声音>传播的创意策略——从受众的角度切入》，《大众文艺》，2014（2）。
③丁双凤： 《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真人秀会话中的不平等权势》，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6月。
④陆 扬，王 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一版，第127页。
⑤据《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透露，被同事在各大城市选中的选手会提前来到上海，导演组成员要分别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最好的平衡是有3分声音、2分故事，这样的选手我们会重点推荐，栏目组也会进行精心设计，以求场上的氛围正好可以带出选手的故事。而如果选手的故事并不精彩，我们就不会设计环节让他们讲故事了。”资料来源：《“好声音”承认造假：安排徐海星谈亡父 刘欢忘词》http：//news.66wz.com。
《中国好声音》作为近年来中国大陆最火爆的真人秀节目之一，以“真声音、真音乐、真故事”为节目宗旨，以 “励志”“专业”为看点，给了外在条件和出身平凡的普通人展示才华、改变命运的机会，也一改往常真人秀节目靠“绯闻”“毒舌”博眼球的“为秀而选”策略，因此得到了大众的关注。《中国好声音》的热播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大多数论者的视点都集中在《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形态创新及传播价值创新上。在对后者的论述中，《中国好声音》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公正、平等”以及情感传播中的励志因素所构成的“正能量”是论者绕不开的话题。
“声音”：“灰姑娘”神话背后的商品逻辑
正如《中国好声音》这个名字所强调的一样，“声音”是《中国好声音》的最大看点，其“盲听盲选”“导师考核”“终极对决”“巅峰之夜”的节目设置，也主要是围绕着声音而来。声音，作为人人与生俱来的生理属性，具有天然的平等性和自主性特征，《中国好声音》就借此拥有了一种“昭告天下，唯才是举”的自由与平等气质，地域、阶层、职业甚至性别、外形、年龄，在“盲听盲选”环节似乎被一概抹平。在这里，“声音”既是学员晋级的唯一通行证，也是节目的意识形态策略。一个人人都有机会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神话故事在以“声音”为唯一考核指标的节目设置中，似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在阶层分化、固化日益明显的中国社会，在外在资源而非自身能力越来越左右人生命运的当下现实里，制造了一个人人皆可凭借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励志生产线。《中国好声音》通过对学员“声音”因素的放大和外表、出身因素的压低，在营造悬念等戏剧效果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大众“平等、公正”社会理想的塑造和满足。参赛的学员在盲听盲选环节纷纷以“普通人”“草根”的形象登台，使在现实生活中很难遇到的“励志”神话在舞台上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比如在《中国好声音》2012年7月13日的全国首播上，就有来自农村、喜欢赤脚踩在泥土上唱歌却拥有国际范儿的演唱激情和震撼力的黄鹤，以一首《春天里》感动杨坤泪奔；曾在工厂打工、做过保安、当过售票员的美甲店老板黄勇，以及对邓丽君《独上西楼》进行完美演绎台湾淡水街头卖唱的36岁盲歌女张玉霞……草根的出身、平凡甚至低微的外表和惊如天籁的声音形成巨大的反差，摆脱以往选秀节目凭借外形吸引观众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戏剧张力。而导师们按灯回转后的惊讶表情，在满足大众“窥私”欲望的同时，也满足了观众对于“普通人成功梦想”的心理投射，让观众以认同选手的方式来体验参赛者的感受，完成对自身“灰姑娘”“丑小鸭”无意识原型的替代性满足，并通过“观众投票”等互动模式参与到这种意义快感的生产上来。
然而，这样的反差却先天性地带有某种“理想”色彩。当声音开始成为大众文化中可以交换的资源，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商品的属性。作为真人秀节目中最重要的审美体验方式，声音已不再具有传统社会“天赋异禀”“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卡里斯玛气质，甚至不具备现代社会理性主义下与“人工”相对的“天然”意味，而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任何一名选手，想获得符合这个工业标准的合格产品，除了天然的嗓音条件和自身努力外，重要的是能够购买获得这种文化产品的符号资本。资本的稀缺性，决定了“好声音”实现的现实逻辑，仍然是属于那些有资源购买这种符号资本的选手。这样，无疑使以“声音”为看点的真人秀节目具有常人不能承受的高门槛，而这种现实中不平等却被貌似平等的遴选标准——“声音”一概抹平。《中国好声音》播出没多久，各种曝光学员身份的小道消息就在网上流传起来，让人们看到，那些所谓的“草根故事”不过是主办方营造戏剧冲突的“道具”。
专业：“公平、公正”神话背后的资本修辞
《中国好声音》一直所强调的对声音的专业化要求是一种看似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实则暗含资本逻辑的修辞策略。无论“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的定位还是节目环节的设置、“导师”的选择，《中国好声音》一直都在用“专业”与其他选秀节目划清界限。“专业”这一伴随着工业革命社会分工出现的社会新规范，在这里成为“音乐”“声音”的新标准。这意味着曾经拥有革命性、解放性审美功能的“音乐”，已经丧失了上世纪80年代邓丽君、李谷一歌声所拥有的“救赎”魅力，仅仅成为资本扩张到日常感性生活之后生活审美化的另一种文化商品样式，这种将审美感性物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审美趣味的高度专业化。同样，音乐的作用不再是为了个人化的心理塑造，而服从于专业化社会的结构化需求，“资本、雇佣的技术劳动者与批评生产成为审美活动的基本要素”。①这种情景，一方面导致声音的高门槛，另一方面也左右着位居文化商品“把关人”位置的“导师”的选择。那些不能更好地参与生产审美消费价值的学员纷纷在“专业化”这个貌似公平的评价体系下落败，而他们通常是那些没有资源参与其中的“草根”、业余学员。比如，在“盲听盲选”期间感动四位导师按灯转身的台湾盲歌女张玉霞，其“个人作坊”式的唱功与略显丑陋的外貌，显然无法给这个商业消费的市场带来更多的资源与卖点，其落选也就在所难免了。
专业化的要求使得“声音”这一审美形式日益物化，声音成为纯粹的“能指”，这一点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学员们的出身不管来自于“草根”还是“精英”，其演唱的内容不再与其自身的生活和情感有关。来自农村的男歌手可以深情演绎域外黑人女性的心声，从来没出过国门的普通女孩也能将国际大牌明星的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朋克的愤怒、摇滚的激情，“Rap”的琐碎与反抗、“Blues”的忧郁与悲伤，各种高音、假声、颤音、爆音全都成为换取导师“转身”的手段。它所带来的能指与所指的撕裂，带给人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情感失落。声音已经完全成为一种消费品，一种为了满足耳朵精致享受的“唯美之物”。
除此之外，最能显示《中国好声音》“公平、平等”的是其“学员反选”环节的设置。诸多论者或从“价值创新”或从“受众传播创意”的角度，对这一环节给予赞赏，认为其改变了“评委与选手之间选择权利单向性”，并“实现了选择权在导师与学员之间的双向流动”，体现了“双方地位的平等和权利的对等”的“公平正义”。②但实际上，这一设置并没有改变导师在整个节目权力控制中的优势地位。首先，师生关系的设置就先天决定了在中国这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学生对于导师权威的服从；其次，正如曾有研究者所发现的那样，在真人秀节目中，“参赛者和评委通过七个功能块来交流，其中，评委单独使用的功能块为四个或五个，而参赛者仅能使用一个，评委处于绝对高的权势地位。评委控制着大部分的话题，经常插话打断参赛者的谈话，而参赛者则处于一个劣势的地位，被动地接受评委选择的话题，回答评委的问题，忍受评委的插话和打断。”③《中国好声音》的“学员反选”环节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参赛者一定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完全不足以与导师所拥有的权力抗衡。在“导师考核”环节，导师在对自己在第一轮争取来的学员进行一对一的考核中依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所谓的“公平、平等”不过是节目组为了增强叙事强度的修辞策略。
“正能量”还是“仿像”？
除了对声音的强调，贯穿《中国好声音》另一看点是满满的“正能量”。《中国好声音》力图塑造一个人人互相关爱、互相理解的和谐世界，这种“人间自有真情在”的“正能量”贯穿整个节目始终。在盲听盲选环节，导师会给唱得好的学员奉上毫不吝啬的赞美甚至会为他们的表现感动得落泪，更会给落选的学员中肯的建议和真诚的鼓励；在导师考核环节，彼此竞争的选手会在结果出来之后坦诚相拥，献上彼此的欣赏和祝福；到了最后的“巅峰对决”，每位导师和最后一名学员的关系更是上升到了更加亲密的私人关系上。“爱”似乎成为他们之间的唯一纽带……比比皆是的“正能量”围绕着“任何人都可以追逐梦想”的励志主题无限释放，淡化了节目的商业气息和竞争氛围。
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姿态不过是消费社会的另一种标准产品。就在徐海星那期的《中国好声音》播出不久，就有网民爆出其借亲情炒作自己，由此引发观众对其行为的一系列质疑。爆料者的心态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后《中国好声音》的辟谣内容则让人们看到其节目“情感消费”的实质。面对大众“好声音”还是“好故事”的质疑，《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坦言：“讲好故事，一开始就是作为《好声音》的重要谋略，也是作为节目的一大卖点加以设计的。”他还详细讲述了徐海星“亡父故事”的出炉过程：“我们前期策划时一致认为，徐海星的故事很可能是首期《好声音》最大的亮点。”故事有了，如何让徐海星自然地讲述，成了栏目组最大的难题，“如果让她在舞台上直接说父亲去世了，就显得节目太刻意了。”最终栏目组做通徐海星的工作，让她隐晦地说出“我觉得爸爸也来了”，由此引发了她感人至深的讲述……
舞台上令人动容的情感故事与导师、学员之间的情感互动，其实是节目组从一开始就策划出来的“情绪启动程序”，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得较好“节目效果”。说白了，“励志、情感”在节目中，不过是为了赢得收视率的商业策略，是为了满足大众快感消费的文化产品。正如特里·洛威尔在《文化生产》一文中表述的那样“文化产品是情绪和感觉的表述结构，这些情绪与感觉不但包括个人的欲望与快乐，而且包括群体的共同经历，文本的快感至少部分的来自共同的理想、社会希望的实现和社会欲望”。④《中国好声音》就是这种视听结合的文化产品文本，实现了大众在这个亲情、爱情日益功利化的时代对于人间真情的想象性满足。所以，当“没故事没眼泪也不是美女”学员陶红旭以一曲《听海》赢得了晋级机会却最终在电视上以远低于那些有故事未晋级的选手的30秒的片段呈现时，其背后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如果说，在最初的学员引介阶段，节目组对“励志故事”还处于有则“包装渲染”之、无则“忽略”之的话，⑤那么，到了节目后期，当被留下的学员越来越少，其对于节目的参与程度越来越深，也是其被节目的板块限制与生产嵌入越来越深的时候。“励志”作为节目一开始就设定的“卖点”，在影视文本这样的“仿像”介质前，“秀”的成分越来越大，而“真”的成分越来越小。“励志、情感”成为节目组为了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和经济收益而与选手、导师共同生产的、具有明确销售对象和效果目标的标准产品，那些不同意这种“共谋”方式的选手甚至导师在这台不断轰鸣着的“情感流水线”面前，只能选择或主动或被动离开。导师刘欢就曾在《锵锵三人行》里坦言，自己并不赞同他们（节目组）“做”故事，这导致媒体的八卦消息令自己疲于应付并最终选择了退出。
当大众根据自己不同的情感诉求沉浸于师生情谊的感动中时，摄像机最后暴露出师生共唱环节的设置，不过是对于“情感”“明星”以及“有梦就去追”意识形态的再消费。仔细观察每一组师生共唱时给导师和学员的镜头和景别，不难辨识镜头更多给了那些更有明星消费能力的导师，给学员的镜头少得可怜，且多是远景、中景，近景、特写镜头几乎没有，而这些最能表现个人魅力的镜头都毫不吝啬地给了导师。《中国好声音》在节目中努力营造的公平、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在冷冰冰的机器语言面前无所遁形，这依然是大众文化工业流水线上受资本逻辑控制的标准文化消费品。它制造娱乐、欲望乃至意识形态，所谓的“公平、励志”，不过是包装产品、提高经济收益的手段和迎合主流价值观的神话。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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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第252页。
②覃 晴，谭 天：《<中国好声音>的传播特征与价值创新》，《新闻爱好者》，2012（10）上；张广彩，《论<中国好声音>传播的创意策略——从受众的角度切入》，《大众文艺》，2014（2）。
③丁双凤： 《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真人秀会话中的不平等权势》，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6月。
④陆 扬，王 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一版，第127页。
⑤据《中国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透露，被同事在各大城市选中的选手会提前来到上海，导演组成员要分别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最好的平衡是有3分声音、2分故事，这样的选手我们会重点推荐，栏目组也会进行精心设计，以求场上的氛围正好可以带出选手的故事。而如果选手的故事并不精彩，我们就不会设计环节让他们讲故事了。”资料来源：《“好声音”承认造假：安排徐海星谈亡父 刘欢忘词》http：//news.66wz.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