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对当下语文教学方法的启示

    丁合林

    【摘 要】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有着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对当下的语文教学方法在三个方面尤其具有启示意义：教法上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学法上强调诵读揣摩，渐进领悟；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倡导多向交流，相互启发。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语文教法；学法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05-02

    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颇具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从教育方法来看，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重在激发个人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不但教法多种多样，而且学法也多具自主性的鲜明特点，对今天各层次的语文教学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我国的语文教育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大体而言，首先它为全体公民提供文化教育的机会，满足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其次是语文教育在理念上的现代化，从语文的角度促进对现代公民的塑造和培养。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语文教育亦有诸多误区。比如，中小学语文教育围绕各类考试指挥棒而动，呈现出应试教育主导的现实困局。根源于此，学生在语文素养和文化精神方面出现大幅度的下滑趋势。学生大多不具备学习语文和文化的兴趣和动机，只是迫于社会和家长的压力而被动学习，更不用说学习语文可以满足心灵之提升与理想之追求这种更高层次的需求。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应试教育强调知识和技术而轻视了情感道德和个性发展，极大程度上减低了教育的人文内涵，造成人文内涵的大幅缺失。同时，应试教育无视提升国民素质的精髓，仅仅采用“过筛子”和“掐尖”之法，人为生产出一大批只认字而不懂文的、唯科技至上的“失败者”。其次是教育体制管得太死板。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制度和陈旧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放任各级教育部门的因袭依赖，混日子、不出乱子的心态普遍存在，既无心更无力推进有效的改革。再次受功利化社会风气的影响，教师素质日趋空洞化，普遍沦为“不读书”状态。由于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期，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教师的精神、信仰、思想和行为难免受到影响，文化素质空洞化，满足于追逐物质利益，而对自身素质缺乏反思。

    以上还主要是教育的总体格局上的制约因素。具体到语文教学上，当下中国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语文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往往十分诱人，但在教法上却相当落后。老师们习以为常地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授课思路，介绍作家生平，联系时代背景，归纳段落大意，概括中心思想，总结写作特色成为固化的套路。常常是教师照本宣科地极力兜售，颇似一个人在真空中表演，而讲台之下的学生却昏昏欲睡，像老僧入定。这种授课方式以老师的单向度传输为主，老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漫不经心地听，极少互动和反馈。这种单调枯燥的教法和学法势必助长学生的厌学之风，提不起对语文的发自内心的喜爱，更不能去奢求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提升其人文内涵，扩展其人格成长的空间。20世纪以来，由于一批唯西方价值观是从的激烈的反传统人士的鼓吹，由于“打翻一切”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学教育的精华一概被斥为封闭、守旧、反动、复古，好像其中皆为糟粕，应全部打倒。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许多宝贵的材料、经验和智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反省和总结。大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一直奉行以“五经”、“六艺”为基础和核心的、包括众多文化经典在内的一种文学教育。它突出了以书面雅言为中心的语文，表现出对具体语文材料（即经典）的深刻领会和灵活运用。从根本上讲，现代语文教育是从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的，并且面对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现实，有着新材料、新思想和新立场。显而易见，与古代文学教育相比，现代语文教育基于分工，其命意、内容和精神都比古代文学教育狭窄了许多。我们应当向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取经，以期改变目前语文教育的尴尬现状。我们着力改革的目标就是按照新的教育理念改革教学方法，重新定位教师和学生的相互关系，深刻把握教法的灵活，学法的自主。笔者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为语文教育的完美实施而逆向回溯，乞灵于历史的成功经验，重新激活古法的灵光。

    首先，教法上应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当下语文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把重心放在教师对课程或知识的全面系统讲授上，通过制订周密的教学计划，密集地安排课程、实践实习等活动，以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相应的完整教育。古代文学教育更加注重采用各种措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根源上引导学生自发的学习动机。孔子作为教育家就很善于采用启发式教学，《论语》中记载圣人语录说“不愤不悱，不启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①即是有力的明证。如果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启发、解惑、点拨、督促、评估等教学活动中，就能够为整个教学过程灌注生气，增添活力。正如当代学者所总结的，“孔子施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故教无定所，教无定时，教无定规。或习礼于大树之下，或弦歌于杏坛之上，或习射于园圃之中，或述志于侍坐之际，或正谬于病榻之侧，或督促于庭院之内，或启发于愤悱之时，或释疑于问难之顷。”②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者总是敢于破除陈规，立足创新，善于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运用灵活多样的教法。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上述孔子的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法，还有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法也被后人继承和发扬光大。南宋大儒朱熹曾主持白鹿洞书院，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为授书法、读书法、讲书法，即多读、多背、温故、讲书四个方面。宋元以至明清时期，书院到处开花。老师多为名师鸿儒，他们多采用讲授法，讲授次数很少但水平高，往往还能根据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和学习程度，组织辩论、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思维。

    其次，学法上强调诵读揣摩，渐进领悟。诵读是古人学习诗文经典的不二法门。《昭明文选》是由南朝梁代萧统领衔首创的“文选型”教材，欲入文学之门，必先诵读前贤名作，朝夕揣摩思虑，精读讽诵，通过渐进式领悟，方能得其三昧。此法暗合语文教学客观规律，既能传播知识，又具文学价值，具有示范作用，为以后历代的文章选家所效法，的确成为学习语文的理想模式。《朱子语类》记载朱熹论读书之语亦给人启示良多，“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③但现代语文教学强调理解的重要性，注重融会贯通基础上的记忆，批判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直斥其笨拙机械。于是语文课堂变成的老师的“肢解”表演，它把一篇篇文质兼美的文章活生生地分解成段落划分、中心总结和字词理解等部分，这样的重复劳动于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理解能力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古代的文学教育十分重视文章的阅读和背诵，古时孩童入学后即开始诵读诗文经典，但不要求全然理解，而是利用其机械记忆程度高的特点，先记住书中内容，待其长大和阅历增加之后再慢慢消化，在诵读的同时，要求学生记录自己的心灵感受，尤重体验和感悟。通过这种熟读精思之法，积累语言材料，形成语感，既培养读书习惯，也锻炼了学生的记忆力和专注力。学生因此可以蒙受先贤的思想熏陶和智慧启迪，感受文学之美，寻觅人生乐趣，领悟文化底蕴，从而实现文学教育的价值，养成优良的人格。当然，重视诵读并非一味呆读、傻读，重拾传统也非一味师古、拟古，而是传承、创新并举，使之相克相生。对于语文教学，我们既不能一边倒地追随西方教育理论中的民主、对话、合作的观念而忽略诵读，也不能重返20世纪中后期语文教学一味分析讲解的旧途。

    再次，师生关系中倡导多向交流，相互启发。这样做的意义在于能够打破当下语文教学方法的僵局，为语文教育接续古代传统寻找新支点。在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老师与学生之间、同学之间，经常会有交流对话或论辩讨论，通过多向交流，可以相互启发，学问和知识往往在不经意间获得提升。《论语·公冶长第五》中孔子在弟子侍坐时，让弟子颜渊、子路“盍各言尔志”，弟子言志之后，在子路追问之下，夫子自道其志。④孔子可谓循循善诱，在双向交流中互换意见，师徒得以了解各自的内心想法，这样做既有利于老师进一步把握学生心态，调整教育策略，因材施教，同时也为学生树立榜样，使其更深入地走进老师的内心。《世说新语·言语》载东晋谢安有一天正在“讲论文义”，雪突然下大了，便让众人试着咏雪。侄女谢道韫的诗句“未若柳絮因风起”远胜侄子谢朗“散盐空中差可拟”，谢安“大笑乐”，用笑声愉快地肯定侄女但又不令其他子侄难堪。谢安的提问是在考验诸人的想象能力，想象力的活泼往往意味着更富创造力。谢安与子侄辈的交流在轻松的家庭聚会中进行，他的教育方法祛除了生硬的成分，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有种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味道。大儒朱熹对于个人读书与对话交流的区别深有体会，“载之简牍，纵说得甚分明，那似当面议论，一言半句，便有通达处。所谓‘共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到透彻处，何止十年之功也。”⑤可见师生、同学、友朋之间的辩论对话式的深度交流，能使施受双方皆受益。当然这种交流的目的和意义，关键在于提升学生个人学习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故深谙此道的朱熹又有箴言：“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⑥施教者崇尚教无定法，因材施教，受教者绝不应依赖老师的耳提面命，而是着力于自我探究，养成自我体察、自我领会、自我涵养的习惯，这样最易于被文学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顺利到达审美的彼岸，它将成为受教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它对当下语文教学的启示远非上述几点可以概括，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很好地总结、继承和发扬。

    注释：

    ①《论语·述而第七》，朱熹：《四书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②孙培青、任钟印主编：《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山东教育书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③朱熹：《朱子语类》卷10，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页。

    ④《论语·公冶长第五》，朱熹：《四书集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⑤朱熹：《朱子语类》卷117，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09页。

    ⑥朱熹：《朱子语类》卷1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