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何海兵
摘 要：企业本身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目前已有不少企业从原本社区共建的角色走向直接参与微观的社区治理过程。本文阐述了企业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的基本背景，介绍了桃源居社区、信义嘉庭社区、汇丰银行社区伙伴计划和点赞网的点赞行动在社区等四种典型的案例样本，并就企业参与社区微观治理的动机与方式、企业运作的市场化机制与社会化机制的关系、企业主体与社区其他主体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思考。
关键词：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多元共治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8）05-0078-06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全国各地在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往往提出“多元共治”的目标，但是在推动社会协同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对于企业这个主体的关注更多强调的是区域共建，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但近年来企业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本文重点分析企业直接参与城市微观层面的社区治理模式。
一、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背景
有学者将企业社区参与定义为企业通过捐赠、慈善战略、雇员志愿活动等社区公益项目，在所在社区与政府、社会组织等建构有效的伙伴关系，共同创造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的活动，目标是提高企业的社会影响力。[1]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形式也多种多样，21世纪初期企业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的典型代表是武汉的百步亭社区，创造了影响全国的百步亭模式，但当时只是一个特例。近年来，企业直接参与社区治理又蓬勃兴起，主要有两大方面的背景因素：
（一）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社区本身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近年来大量企业投身社区产业，比如万科、花样年、中信国安、万达、中民物业等进驻社区商业领域，开发社区物业服务、社区养老服务、社区文化旅游等产品，还有一些企业到广袤的农村地区开发乡村民宿、体验式生活产品等，推动农村社区营造。这些企业积极布局社区服务产业，具有长远的眼光，实际也是企业发展转型的需要。以房地产商为例，从1998年启动取消住房分配改革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房价逐年攀升，房地产企业也从开发中获取了足够的利润。在此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太重视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停留在盖房子的层面。但时至今日，由于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住房已从最初满足居住升级为满足生活，住房承载的包括居住、健康、养老、购物、便捷、休闲等多项生活功能，基于房地产行业的现状及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房地产行业的价值链正在被重构，开始把目光关注到房地产行业下游，不仅是盖好房子，还要做好社区。与此同时，很多其他行业的企业也跨界而来，包括各类O2O公司，互联网企业，都期望在社区领域一展拳脚。
（二）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是城市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需要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通常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政府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不了居民多元化的需求。应该说政府部门在加强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服务项目，也建立了诸如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运作机制往往是行政化的，以完成相关部门布置的事项为己任，一般不大考虑服务对象的需求，体现的是按部就班做事的行政逻辑和行政思维。比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上下班时间与居民的时间一样，居民如果想晚上去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基本不太可能。
2.各个条线和机构孤立地开展工作难以有效整合资源。社区共治与自治都需要资源整合，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各个机构各管一摊，服务和治理资源是分割的，没有联动和融合，比如文化的资源只是文化部门的，卫生资源只是卫生部门的，居民有哪种需求就要去找相应的机构，无形中就增加了成本。从一个城市的层面来讲，很多项目也都是一个街道搞一个，一个社区搞一个，比如慈善超市、社区基金会等，彼此之间处于分割的状态，不能连锁运营，因而成本很高，效率很低。
3.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化工作方式难以激发居民参与。从全国基层治理的现状来看，一方面，居民委员会反映自身的事务多、负担重；另一方面，居民并不知道居民委员会在忙什么，甚至不少居民尤其是在职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居民委员会在哪里，认为自己与居民委员会没有多少关系。总体而言，目前居委会的动员能力较弱，居民的参与程度较低。为了解决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近几年来，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武汉、成都、宁波等城市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社区治理改革，在党建引领下推动基层共治自治，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这也为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空间。
二、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途径与方式
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涵盖企业慈善、赞助以及伙伴关系等方面，就本文重点关注的企业直接参与城市社区微观层面治理来说，目前已经有四个典型代表案例，分别呈现出企业主导、企业项目、企业营造、企业平台等模式。
（一）企业主导模式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深圳桃源居社区。深圳桃源居社区位于宝安区西郊，依山傍水，环境优美，但是桃源居在开发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亚洲金融風暴又让企业濒临拍卖。1997年首期居民入住后，由于社区位置偏远，配套不全，长期处于缺水、停电和道路不通的状态，社区东侧还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社区治安、环境问题突出，业主抱怨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负责人通过走访学习国外十多个知名社区的管理经验，树立了“房地产开发不仅是盖房子，而是为老百姓建设一个‘家，这个‘家需要充满爱心才能‘营造。‘爱要贯穿于规划、设计、建造和服务的全过程”的文化理念，摆脱了“划地—盖房—圈钱—走人”的传统房地产开发思路，并开始按国际宜居社区标准对桃源居进行改造。桃源居集团先后投资6.8亿元建设社区休闲广场、步行街、文化艺术长廊等公共设施，引入清华实验学校等。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促进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发育，培育社区居民自治能力。2004年以来，桃源居社区开始声名鹊起，先后获得“影响中国的30大社区”奖、“国际花园社区”金奖、“联合国最适合人类居住社区”金奖和“全球人居环境最佳范例社区”奖等。
桃源居社区治理模式的成就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都派出课题组进行深入研究，都对桃源居社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桃源居模式经过10多年的探索与创新，走在了中国社区建设和创新的最前列。在社区建设领域，在社会治理领域，在社会管理创新领域，在社会组织创新领域，都具有十分积极的制度意义和推广价值”。[2]
2008年11月，桃源居集团捐资1亿元人民币注册成立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这是我国首家非公募社区基金会，其宗旨为推动中国人居事业发展，专责培育社区公益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公益人才培养、灾害救援、社会公益、社区理论研究五大类公益项目，扮演社区公益事业的“输血者”和“风险投资者”两大角色。2014年，桃源居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通过资金支持、理论研究、输出管理等方式将社区基金会从深圳推广到天津、重庆、北京、上海，推动了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和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
（二）企业项目模式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汇丰银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是首批本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汇丰将回馈社会当作一项重要使命，认为成功的企业要顾及社会的期望及其行为对社区和环境的长远影响。20多年来，汇丰银行广泛地支持教育、环保和社区慈善事业。自2011年起，匯丰银行与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合作，开展给予社区整体发展的建设项目。汇丰银行的志愿者也活跃在各个城市的社区，每年投入数千小时的志愿服务，参与社区公益活动。
2013年12月，“汇丰社区伙伴计划”正式启动，第一期项目汇丰银行投入80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四个城市19个街道的39个社区试点运行，并获得地方政府配比资金350万元。第一期共收到来自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居民的提案236份，经过评审立了108个项目，项目领域涉及邻里互助、外来人口融入、空巢孤寡老人照护、青少年教育、居民心理健康、妇女权益维护与婚姻家庭、社区志愿者管理、居民组织能力建设等。
2015年汇丰银行启动第二期“社区伙伴计划”，除了第一期的四个城市，新增了六个城市，即佛山、珠海、广州、深圳、成都、天津，一共10个城市56个社区。第二期的重点在于建设社区基金、线上基金运营平台、培育社区协调员和开展社区行动研究。到2016年上半年，汇丰银行共投入1800万元，建立了22个社区基金，获得地方政府配比资金1106万元。
2016年7月，“汇丰社区伙伴计划”第三期启动。在原来10个城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山、东莞、惠州3个城市，总共在13个城市60多个社区开展，汇丰银行投入1000万，资助提案项目370个，社区居民组织150家。探索形成社区基金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培育基层社区建设人才，加强对社区居民组织扶持力度，梳理并推广经验，着眼于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汇丰社区伙伴计划”是中国首个由企业发起的系统支持社区治理的项目，改变了企业捐赠的传统方式，以社区项目为切入点，采取创新的、有针对性的资助方式，并通过企业资金配套获得政府资金，共建社区基金，动员社区居民就社区公共问题进行提案，支持社区居民组织和专业社会组织申请社区项目，并提供资金管理、能力建设、资源链接等多方面的支持。同时探索企业职工的志愿服务新形式，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和服务社会。“汇丰社区伙伴计划”的推动为企业支持社区治理积累了十分重要的经验。[3]（P191）
（三）企业营造模式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台湾信义置业在上海市嘉定区开发的信义嘉庭社区。信义置业把台湾的社区营造理念带到了大陆，开创性地开展了前置型社区营造行动。所谓前置型社区营造，是指在房屋尚未交付、购房业主还未入住的情况下就开展一系列社区工作，预先培育熟人社区，建立业主与业主之间的连接，进而能够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从而能够有效地促进社区认同和归属。相比大多数社区，业主入住之后，邻里之间互不认识、互不往来的情况，信义嘉庭的理念是全新的，其主要做法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搭建社区营造体验中心。信义置业联合清华大学信义社区营造中心在信义嘉庭建立了实验基地，与大部分楼盘先建一个售楼处不同，信义嘉庭打造了一个社区营造的公共空间，作为一个交流和互动的平台，作为一个社区才艺表演的舞台，也是社区公益活动的中心。
二是开展社区活动，预先培育熟人社区。熟人社区预先培育的根本是重建居民与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增进社区社会资本。社区营造的核心就是营造人，而营造人的本质就是营造人心，就得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开始。信义嘉庭采取多种方式寻找社区连接纽带，缔造社会联结。比如，以趣缘为纽带实现社区连接。信义嘉庭在前置型社区营造中通过开展不同主题的电影公映欣赏、篮球赛、羽毛球赛、棋牌大赛、绘画展览、厨艺比赛、园艺展览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兴趣爱好者，虽然居民还没有入住，但是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自发地组成了各种兴趣爱好的团队。团队的形成不仅整合了原子化的业主，还为未来社区的服务和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比如，以地缘为纽带促进社区连接。信义嘉庭的业主来自四面八方，如何对未来同住的社区有认同和归属？信义嘉庭采取了举办邻里见面会、业主生日会、业主“轰趴”活动、亲子活动等，原本陌生的业主慢慢熟悉起来，业主与业主之间的距离不再那么遥远。
三是推进协商自治，增强主人翁意识。信义嘉庭建立了业主微信群，让业主推选代表与信义置业进行交流协商。信义嘉庭提供给业主代表一个交流的平台开展社区议题的协商，积极参与到社区的设计和规划，比如社区停车位建多少？社区道路如何铺设？社区种植什么样的花草？还有今后物业管理以及预防违章搭建等问题，都由业主讨论，让业主意识到社区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与自己紧密关联，自己是社区的主人，不再是仅仅被动员的对象。推动社区业主从原来的被动接受服务和管理状态转变为主动参与状态。[4]
信义置业的前置型社区营造可以说是一种企业主导社区治理的新模式，由房地产开发商把房地产开发和社区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房地产开发商不是简单盖房子和卖房子，而是投入相当的精力和资金建设和营造社区，并且最大的特点是在业主入住之前就开展一系列的社区工作。在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爆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的这种做法看似不可理解，但是回报却是丰厚的，信义嘉庭的前置型社区营造已成为一个品牌，成为一种模式。社区营造的概念迅速在各个城市流行，信义嘉庭的案例在各种类型的研讨会或培训会上被屡屡介绍或提及，媒体也广为报道，信义的品牌也因此大大提升。
（四）企业平台模式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点赞网的“点赞行动在社区”。点赞网是骆明信息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旗下的综合性活动筹资网站。点赞模式主要有三个参与方：项目发起方、基金提供方和点赞网平台。项目发起方是指创意活动、创新项目的发起方。项目发起方提供有关活动或产品的详细介绍，在保证资料真实、客观的基础上，充分展现项目的特点，争取“赞友”们的支持。基金提供方是指有意进行品牌推广、互动营销和公益事业的个人、组织和机构。基金方在点赞网设立自己指定名称冠名的基金，并设立基金申请条件和额度。项目方根据意欲发起活动的特点，选择条件符合的基金进行申请。基金方审核项目方申请，批准符合条件的项目。一旦基金批准某一项目，该基金相应金额将被冻结，项目上线，“赞友”们每一个赞带给项目方的资金均由该基金方提供。点赞网作为项目发起方、基金提供方对接的平台，主要负责平台的搭建与维护，为项目方提供文案撰写规范，为基金方提供基金设立辅导、页面制作维护，致力于规则的设定与落地等工作。
最初，点赞网以校园活动筹资为主，活动较多的有社会调研、暑期实践等学生活动，也有一些大型的公益项目。2015年以来，點赞网把范围从高校拓宽到社区层面，正好赶上全国新一轮社区治理创新的热潮。全国很多城市为了扩大居民参与，激发社区活力，建立了社区自治金或社区基金（会），通过项目化的方式推动社区共治和居民自治。比如上海市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文件中提出要建立自下而上的自治议题和自治项目形成机制。但是，居委会过去传统的工作方式多是自上而下，被动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务。现在要自下而上，动员更多的居民参与，真正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并能够整合更多的资源，这种转变仅靠自身的力量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点赞网适时介入，既为社区自治共治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支持，又扩大了自身的业务范围，影响越来越大。以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为例，2016年3月，通过点赞网在20天时间内集齐了10 815人的点赞，筹集54 610元项目资金，将一条原本泥泞的小道变为用石板和石子铺设而成的“和谐小径”，并且招募志愿者共同维护这条小径。[5]“和谐小径”的众筹集赞开拓了社区治理思路，鼓励居民们积极发现社区中的短板，上报社区召开议事会并形成项目，最后通过点赞网平台进行居民投票，达到票数就可以立项实施，既可以解决社区里的实际问题，也能让更多百姓了解并参与社区治理，还可以更好地整合驻区企业的资源。
三、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比较与分析
企业直接参与城市社区的微观治理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现象乃至趋势，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进来。上海等城市专门出台了《关于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推动企业单位充分履行社会责任。
（一）企业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的动机与方式
莫尔（Geoff Moore）将企业社会参与的方式细分为慈善捐赠、慈善行为、资助、赞助、善因营销和伙伴关系等。[6]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与其动机是紧密关联的，很多学者认为企业社区参与的动机是明智利己的，分为公共关系动机和命运共同体动机两种。贝瑟（Terry L. Besser）和米勒（Nancy J. Miller）认为抱持公共关系动机的企业相信美誉可以给企业带来经济回报，抱持命运共同体动机的企业相信社区的繁荣将促进企业的发展。[7]从本文所述的四个案例来看，桃源居集团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包含赞助、营销等，成立公益事业基金会后又走向慈善行为；信义置业的方式也包含赞助、营销等；汇丰银行的方式属于伙伴关系，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点赞网的方式包含赞助、伙伴关系等。从动机来说，桃源居集团和信义置业更多偏向于命运共同体动机，汇丰银行和点赞网更多偏向于公共关系动机。
因此，对于社会协同和社区多元共治中的企业主体需要进一步拓宽认知的视野，从更大的范围认知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对企业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更多理解为外部间接的方式，比如开放活动场所、提供资源支持、开展社区培训、参与公益服务等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企业主体不仅仅是社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未来面对的可能是企业公民[8]的时代，企业介入社区是企业公民的核心，参与社区活动，在经济上支持或采用类似的方法支持公共或非营利机构，是衡量优秀企业公民的重要标准之一。[9]企业作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可以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
（二）企业运作的市场化机制与社会化机制的关系
在本文所述的四个案例中，企业直接参与社区治理之所以取得积极的成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市场化机制和社会化机制的融合，企业是追求利润的，因此企业的投入不可能不计成本。比如汇丰银行社区伙伴计划，不仅有严格的项目招投标评审程序，为了更好地促进项目在社区实施，还对中标机构进行巡回能力建设培训和实时项目检测评估，保证项目投入的效率。桃源居社区和信义嘉庭社区案例，企业投入社区治理带来的最直接回报是楼盘销售额的上升和企业无形资产的增加。点赞网也因为投入社区项目而使业务量和影响力大大增加。但是，企业在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又巧妙地运用了社会化运作模式，桃源居集团、信义置业和汇丰银行都采取了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方式开展社区活动。桃源居集团把“爱与责任”作为立业之本，倡导用“爱”的文化治理社区，信义置业提出“社区一家人”的理念，汇丰银行坚持“社区伙伴”的信念，点赞网提出“让态度具有价值”。也可以说，在企业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其运作的商业化模式和社会化模式碰撞出了火花。
因此，既然社区治理强调多元共治，就不能简单地排斥企业主体的直接参与。要发挥企业市场化机制的优势，特别是在链接资源和整合资源方面，可以有效弥补行政化运作方式的不足，提高社区公益项目的效率，从而降低成本。目前一些社会组织也在学习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回避企业的逐利本能，在社区治理中需要商业模式和社会模式两者之间的平衡。国际上有关社会企业的发展理论可作为进一步的借鉴。
（三）企业主体与社区治理其他组织的关系
企业作为主体直接参与到社区微观治理，对于原本的街居体制会带来多大程度的冲擊，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如何重构，这些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本文所述的四个案例中，信义嘉庭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在信义置业开展的前置型社区营造中，通过社会组织把还未入住的业主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社区活动，乃至上升到协商议事的层面，业主的组织程度和治理能力大大提升。但在这个过程中，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基本处于被动观望的态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引导作用。如果居民委员会一直游离于社区营造之外，那么等到新建小区的居民入住后，实际上社区的各类自组织已经建立，熟人社区的培育已经完成，这时候居民委员会的边缘化程度将会更加严重，居民委员会对居民自治的主导功能将会被严重削弱，甚至某些社区矛盾还易引发业主一致性行动。[4]深圳桃源居集团最后选择改变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成立了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以基金会来支持公益组织和社区治理，并向全国输出桃源居模式。汇丰银行社区伙伴计划在第二期项目中也把重点放在与街道合作建立社区基金上。
因此，必须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企业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是多元共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市场力量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因噎偏食。在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的进程中，要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居民委员会的主导作用，激发各类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Nick Latin and VeronicalScheubel，Corporate Commu- nity Involvement：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Maximizing Your BusinessSocial Engagement [M]. Greenleaf Pub- lishing，2010.
[2] 深圳桃源居社区管理和服务模式创新调研报告（摘要） [N].深圳特区报，2011-06-30（14）.
[3] 林恩慈.参与式社区发展之道——基于汇丰社区伙伴 计划的社区建设实践[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
[4] 嘉定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嘉定区前置型社区自治 模式[C].嘉定区社区工作经验汇编（内部），2016.
[5] 祝越.上万居民点赞众筹铺就“和谐小径”[N].文汇报， 2016-06-28（01）.
[6] Geoff Moore，“Corporate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he UK-Investment or Atonement？”[J].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Vol.4，No.3，1995.
[7] Terry L. Besser and Nancy J. Miller. “The Risks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Small Businesses and Support for Community”[J]. Business & Society，Vol.43，No.4， 2004.
[8] Jeanne M. Logsdon and Donna J. Wood，“Business Cit- izenship”[J].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12，No.2， 2002.
[9] Edwin M. Epstein，“Business Ethics，Corpofate Good Citizenship and the Corporate Social Policy Process：A View from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8，No，1989.
摘 要：企业本身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目前已有不少企业从原本社区共建的角色走向直接参与微观的社区治理过程。本文阐述了企业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的基本背景，介绍了桃源居社区、信义嘉庭社区、汇丰银行社区伙伴计划和点赞网的点赞行动在社区等四种典型的案例样本，并就企业参与社区微观治理的动机与方式、企业运作的市场化机制与社会化机制的关系、企业主体与社区其他主体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思考。
关键词：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多元共治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8）05-0078-06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全国各地在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往往提出“多元共治”的目标，但是在推动社会协同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对于企业这个主体的关注更多强调的是区域共建，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但近年来企业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本文重点分析企业直接参与城市微观层面的社区治理模式。
一、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背景
有学者将企业社区参与定义为企业通过捐赠、慈善战略、雇员志愿活动等社区公益项目，在所在社区与政府、社会组织等建构有效的伙伴关系，共同创造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的活动，目标是提高企业的社会影响力。[1]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形式也多种多样，21世纪初期企业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的典型代表是武汉的百步亭社区，创造了影响全国的百步亭模式，但当时只是一个特例。近年来，企业直接参与社区治理又蓬勃兴起，主要有两大方面的背景因素：
（一）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社区本身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近年来大量企业投身社区产业，比如万科、花样年、中信国安、万达、中民物业等进驻社区商业领域，开发社区物业服务、社区养老服务、社区文化旅游等产品，还有一些企业到广袤的农村地区开发乡村民宿、体验式生活产品等，推动农村社区营造。这些企业积极布局社区服务产业，具有长远的眼光，实际也是企业发展转型的需要。以房地产商为例，从1998年启动取消住房分配改革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房价逐年攀升，房地产企业也从开发中获取了足够的利润。在此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太重视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停留在盖房子的层面。但时至今日，由于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住房已从最初满足居住升级为满足生活，住房承载的包括居住、健康、养老、购物、便捷、休闲等多项生活功能，基于房地产行业的现状及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房地产行业的价值链正在被重构，开始把目光关注到房地产行业下游，不仅是盖好房子，还要做好社区。与此同时，很多其他行业的企业也跨界而来，包括各类O2O公司，互联网企业，都期望在社区领域一展拳脚。
（二）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是城市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需要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通常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政府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不了居民多元化的需求。应该说政府部门在加强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服务项目，也建立了诸如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运作机制往往是行政化的，以完成相关部门布置的事项为己任，一般不大考虑服务对象的需求，体现的是按部就班做事的行政逻辑和行政思维。比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上下班时间与居民的时间一样，居民如果想晚上去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基本不太可能。
2.各个条线和机构孤立地开展工作难以有效整合资源。社区共治与自治都需要资源整合，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各个机构各管一摊，服务和治理资源是分割的，没有联动和融合，比如文化的资源只是文化部门的，卫生资源只是卫生部门的，居民有哪种需求就要去找相应的机构，无形中就增加了成本。从一个城市的层面来讲，很多项目也都是一个街道搞一个，一个社区搞一个，比如慈善超市、社区基金会等，彼此之间处于分割的状态，不能连锁运营，因而成本很高，效率很低。
3.居民委员会的行政化工作方式难以激发居民参与。从全国基层治理的现状来看，一方面，居民委员会反映自身的事务多、负担重；另一方面，居民并不知道居民委员会在忙什么，甚至不少居民尤其是在职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居民委员会在哪里，认为自己与居民委员会没有多少关系。总体而言，目前居委会的动员能力较弱，居民的参与程度较低。为了解决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近几年来，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武汉、成都、宁波等城市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社区治理改革，在党建引领下推动基层共治自治，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这也为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空间。
二、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途径与方式
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涵盖企业慈善、赞助以及伙伴关系等方面，就本文重点关注的企业直接参与城市社区微观层面治理来说，目前已经有四个典型代表案例，分别呈现出企业主导、企业项目、企业营造、企业平台等模式。
（一）企业主导模式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深圳桃源居社区。深圳桃源居社区位于宝安区西郊，依山傍水，环境优美，但是桃源居在开发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亚洲金融風暴又让企业濒临拍卖。1997年首期居民入住后，由于社区位置偏远，配套不全，长期处于缺水、停电和道路不通的状态，社区东侧还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社区治安、环境问题突出，业主抱怨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负责人通过走访学习国外十多个知名社区的管理经验，树立了“房地产开发不仅是盖房子，而是为老百姓建设一个‘家，这个‘家需要充满爱心才能‘营造。‘爱要贯穿于规划、设计、建造和服务的全过程”的文化理念，摆脱了“划地—盖房—圈钱—走人”的传统房地产开发思路，并开始按国际宜居社区标准对桃源居进行改造。桃源居集团先后投资6.8亿元建设社区休闲广场、步行街、文化艺术长廊等公共设施，引入清华实验学校等。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促进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发育，培育社区居民自治能力。2004年以来，桃源居社区开始声名鹊起，先后获得“影响中国的30大社区”奖、“国际花园社区”金奖、“联合国最适合人类居住社区”金奖和“全球人居环境最佳范例社区”奖等。
桃源居社区治理模式的成就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都派出课题组进行深入研究，都对桃源居社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桃源居模式经过10多年的探索与创新，走在了中国社区建设和创新的最前列。在社区建设领域，在社会治理领域，在社会管理创新领域，在社会组织创新领域，都具有十分积极的制度意义和推广价值”。[2]
2008年11月，桃源居集团捐资1亿元人民币注册成立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这是我国首家非公募社区基金会，其宗旨为推动中国人居事业发展，专责培育社区公益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公益人才培养、灾害救援、社会公益、社区理论研究五大类公益项目，扮演社区公益事业的“输血者”和“风险投资者”两大角色。2014年，桃源居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通过资金支持、理论研究、输出管理等方式将社区基金会从深圳推广到天津、重庆、北京、上海，推动了我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和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
（二）企业项目模式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汇丰银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是首批本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汇丰将回馈社会当作一项重要使命，认为成功的企业要顾及社会的期望及其行为对社区和环境的长远影响。20多年来，汇丰银行广泛地支持教育、环保和社区慈善事业。自2011年起，匯丰银行与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合作，开展给予社区整体发展的建设项目。汇丰银行的志愿者也活跃在各个城市的社区，每年投入数千小时的志愿服务，参与社区公益活动。
2013年12月，“汇丰社区伙伴计划”正式启动，第一期项目汇丰银行投入80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四个城市19个街道的39个社区试点运行，并获得地方政府配比资金350万元。第一期共收到来自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居民的提案236份，经过评审立了108个项目，项目领域涉及邻里互助、外来人口融入、空巢孤寡老人照护、青少年教育、居民心理健康、妇女权益维护与婚姻家庭、社区志愿者管理、居民组织能力建设等。
2015年汇丰银行启动第二期“社区伙伴计划”，除了第一期的四个城市，新增了六个城市，即佛山、珠海、广州、深圳、成都、天津，一共10个城市56个社区。第二期的重点在于建设社区基金、线上基金运营平台、培育社区协调员和开展社区行动研究。到2016年上半年，汇丰银行共投入1800万元，建立了22个社区基金，获得地方政府配比资金1106万元。
2016年7月，“汇丰社区伙伴计划”第三期启动。在原来10个城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山、东莞、惠州3个城市，总共在13个城市60多个社区开展，汇丰银行投入1000万，资助提案项目370个，社区居民组织150家。探索形成社区基金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培育基层社区建设人才，加强对社区居民组织扶持力度，梳理并推广经验，着眼于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汇丰社区伙伴计划”是中国首个由企业发起的系统支持社区治理的项目，改变了企业捐赠的传统方式，以社区项目为切入点，采取创新的、有针对性的资助方式，并通过企业资金配套获得政府资金，共建社区基金，动员社区居民就社区公共问题进行提案，支持社区居民组织和专业社会组织申请社区项目，并提供资金管理、能力建设、资源链接等多方面的支持。同时探索企业职工的志愿服务新形式，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和服务社会。“汇丰社区伙伴计划”的推动为企业支持社区治理积累了十分重要的经验。[3]（P191）
（三）企业营造模式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台湾信义置业在上海市嘉定区开发的信义嘉庭社区。信义置业把台湾的社区营造理念带到了大陆，开创性地开展了前置型社区营造行动。所谓前置型社区营造，是指在房屋尚未交付、购房业主还未入住的情况下就开展一系列社区工作，预先培育熟人社区，建立业主与业主之间的连接，进而能够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从而能够有效地促进社区认同和归属。相比大多数社区，业主入住之后，邻里之间互不认识、互不往来的情况，信义嘉庭的理念是全新的，其主要做法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搭建社区营造体验中心。信义置业联合清华大学信义社区营造中心在信义嘉庭建立了实验基地，与大部分楼盘先建一个售楼处不同，信义嘉庭打造了一个社区营造的公共空间，作为一个交流和互动的平台，作为一个社区才艺表演的舞台，也是社区公益活动的中心。
二是开展社区活动，预先培育熟人社区。熟人社区预先培育的根本是重建居民与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增进社区社会资本。社区营造的核心就是营造人，而营造人的本质就是营造人心，就得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开始。信义嘉庭采取多种方式寻找社区连接纽带，缔造社会联结。比如，以趣缘为纽带实现社区连接。信义嘉庭在前置型社区营造中通过开展不同主题的电影公映欣赏、篮球赛、羽毛球赛、棋牌大赛、绘画展览、厨艺比赛、园艺展览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兴趣爱好者，虽然居民还没有入住，但是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自发地组成了各种兴趣爱好的团队。团队的形成不仅整合了原子化的业主，还为未来社区的服务和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比如，以地缘为纽带促进社区连接。信义嘉庭的业主来自四面八方，如何对未来同住的社区有认同和归属？信义嘉庭采取了举办邻里见面会、业主生日会、业主“轰趴”活动、亲子活动等，原本陌生的业主慢慢熟悉起来，业主与业主之间的距离不再那么遥远。
三是推进协商自治，增强主人翁意识。信义嘉庭建立了业主微信群，让业主推选代表与信义置业进行交流协商。信义嘉庭提供给业主代表一个交流的平台开展社区议题的协商，积极参与到社区的设计和规划，比如社区停车位建多少？社区道路如何铺设？社区种植什么样的花草？还有今后物业管理以及预防违章搭建等问题，都由业主讨论，让业主意识到社区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与自己紧密关联，自己是社区的主人，不再是仅仅被动员的对象。推动社区业主从原来的被动接受服务和管理状态转变为主动参与状态。[4]
信义置业的前置型社区营造可以说是一种企业主导社区治理的新模式，由房地产开发商把房地产开发和社区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房地产开发商不是简单盖房子和卖房子，而是投入相当的精力和资金建设和营造社区，并且最大的特点是在业主入住之前就开展一系列的社区工作。在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爆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的这种做法看似不可理解，但是回报却是丰厚的，信义嘉庭的前置型社区营造已成为一个品牌，成为一种模式。社区营造的概念迅速在各个城市流行，信义嘉庭的案例在各种类型的研讨会或培训会上被屡屡介绍或提及，媒体也广为报道，信义的品牌也因此大大提升。
（四）企业平台模式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点赞网的“点赞行动在社区”。点赞网是骆明信息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旗下的综合性活动筹资网站。点赞模式主要有三个参与方：项目发起方、基金提供方和点赞网平台。项目发起方是指创意活动、创新项目的发起方。项目发起方提供有关活动或产品的详细介绍，在保证资料真实、客观的基础上，充分展现项目的特点，争取“赞友”们的支持。基金提供方是指有意进行品牌推广、互动营销和公益事业的个人、组织和机构。基金方在点赞网设立自己指定名称冠名的基金，并设立基金申请条件和额度。项目方根据意欲发起活动的特点，选择条件符合的基金进行申请。基金方审核项目方申请，批准符合条件的项目。一旦基金批准某一项目，该基金相应金额将被冻结，项目上线，“赞友”们每一个赞带给项目方的资金均由该基金方提供。点赞网作为项目发起方、基金提供方对接的平台，主要负责平台的搭建与维护，为项目方提供文案撰写规范，为基金方提供基金设立辅导、页面制作维护，致力于规则的设定与落地等工作。
最初，点赞网以校园活动筹资为主，活动较多的有社会调研、暑期实践等学生活动，也有一些大型的公益项目。2015年以来，點赞网把范围从高校拓宽到社区层面，正好赶上全国新一轮社区治理创新的热潮。全国很多城市为了扩大居民参与，激发社区活力，建立了社区自治金或社区基金（会），通过项目化的方式推动社区共治和居民自治。比如上海市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文件中提出要建立自下而上的自治议题和自治项目形成机制。但是，居委会过去传统的工作方式多是自上而下，被动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务。现在要自下而上，动员更多的居民参与，真正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并能够整合更多的资源，这种转变仅靠自身的力量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点赞网适时介入，既为社区自治共治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支持，又扩大了自身的业务范围，影响越来越大。以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为例，2016年3月，通过点赞网在20天时间内集齐了10 815人的点赞，筹集54 610元项目资金，将一条原本泥泞的小道变为用石板和石子铺设而成的“和谐小径”，并且招募志愿者共同维护这条小径。[5]“和谐小径”的众筹集赞开拓了社区治理思路，鼓励居民们积极发现社区中的短板，上报社区召开议事会并形成项目，最后通过点赞网平台进行居民投票，达到票数就可以立项实施，既可以解决社区里的实际问题，也能让更多百姓了解并参与社区治理，还可以更好地整合驻区企业的资源。
三、企业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比较与分析
企业直接参与城市社区的微观治理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现象乃至趋势，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进来。上海等城市专门出台了《关于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推动企业单位充分履行社会责任。
（一）企业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的动机与方式
莫尔（Geoff Moore）将企业社会参与的方式细分为慈善捐赠、慈善行为、资助、赞助、善因营销和伙伴关系等。[6]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与其动机是紧密关联的，很多学者认为企业社区参与的动机是明智利己的，分为公共关系动机和命运共同体动机两种。贝瑟（Terry L. Besser）和米勒（Nancy J. Miller）认为抱持公共关系动机的企业相信美誉可以给企业带来经济回报，抱持命运共同体动机的企业相信社区的繁荣将促进企业的发展。[7]从本文所述的四个案例来看，桃源居集团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包含赞助、营销等，成立公益事业基金会后又走向慈善行为；信义置业的方式也包含赞助、营销等；汇丰银行的方式属于伙伴关系，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点赞网的方式包含赞助、伙伴关系等。从动机来说，桃源居集团和信义置业更多偏向于命运共同体动机，汇丰银行和点赞网更多偏向于公共关系动机。
因此，对于社会协同和社区多元共治中的企业主体需要进一步拓宽认知的视野，从更大的范围认知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对企业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更多理解为外部间接的方式，比如开放活动场所、提供资源支持、开展社区培训、参与公益服务等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企业主体不仅仅是社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未来面对的可能是企业公民[8]的时代，企业介入社区是企业公民的核心，参与社区活动，在经济上支持或采用类似的方法支持公共或非营利机构，是衡量优秀企业公民的重要标准之一。[9]企业作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可以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
（二）企业运作的市场化机制与社会化机制的关系
在本文所述的四个案例中，企业直接参与社区治理之所以取得积极的成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市场化机制和社会化机制的融合，企业是追求利润的，因此企业的投入不可能不计成本。比如汇丰银行社区伙伴计划，不仅有严格的项目招投标评审程序，为了更好地促进项目在社区实施，还对中标机构进行巡回能力建设培训和实时项目检测评估，保证项目投入的效率。桃源居社区和信义嘉庭社区案例，企业投入社区治理带来的最直接回报是楼盘销售额的上升和企业无形资产的增加。点赞网也因为投入社区项目而使业务量和影响力大大增加。但是，企业在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又巧妙地运用了社会化运作模式，桃源居集团、信义置业和汇丰银行都采取了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方式开展社区活动。桃源居集团把“爱与责任”作为立业之本，倡导用“爱”的文化治理社区，信义置业提出“社区一家人”的理念，汇丰银行坚持“社区伙伴”的信念，点赞网提出“让态度具有价值”。也可以说，在企业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其运作的商业化模式和社会化模式碰撞出了火花。
因此，既然社区治理强调多元共治，就不能简单地排斥企业主体的直接参与。要发挥企业市场化机制的优势，特别是在链接资源和整合资源方面，可以有效弥补行政化运作方式的不足，提高社区公益项目的效率，从而降低成本。目前一些社会组织也在学习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回避企业的逐利本能，在社区治理中需要商业模式和社会模式两者之间的平衡。国际上有关社会企业的发展理论可作为进一步的借鉴。
（三）企业主体与社区治理其他组织的关系
企业作为主体直接参与到社区微观治理，对于原本的街居体制会带来多大程度的冲擊，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如何重构，这些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本文所述的四个案例中，信义嘉庭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在信义置业开展的前置型社区营造中，通过社会组织把还未入住的业主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社区活动，乃至上升到协商议事的层面，业主的组织程度和治理能力大大提升。但在这个过程中，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基本处于被动观望的态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引导作用。如果居民委员会一直游离于社区营造之外，那么等到新建小区的居民入住后，实际上社区的各类自组织已经建立，熟人社区的培育已经完成，这时候居民委员会的边缘化程度将会更加严重，居民委员会对居民自治的主导功能将会被严重削弱，甚至某些社区矛盾还易引发业主一致性行动。[4]深圳桃源居集团最后选择改变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成立了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以基金会来支持公益组织和社区治理，并向全国输出桃源居模式。汇丰银行社区伙伴计划在第二期项目中也把重点放在与街道合作建立社区基金上。
因此，必须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企业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是多元共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市场力量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因噎偏食。在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的进程中，要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居民委员会的主导作用，激发各类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Nick Latin and VeronicalScheubel，Corporate Commu- nity Involvement：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Maximizing Your BusinessSocial Engagement [M]. Greenleaf Pub- lishing，2010.
[2] 深圳桃源居社区管理和服务模式创新调研报告（摘要） [N].深圳特区报，2011-06-30（14）.
[3] 林恩慈.参与式社区发展之道——基于汇丰社区伙伴 计划的社区建设实践[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
[4] 嘉定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嘉定区前置型社区自治 模式[C].嘉定区社区工作经验汇编（内部），2016.
[5] 祝越.上万居民点赞众筹铺就“和谐小径”[N].文汇报， 2016-06-28（01）.
[6] Geoff Moore，“Corporate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the UK-Investment or Atonement？”[J].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Vol.4，No.3，1995.
[7] Terry L. Besser and Nancy J. Miller. “The Risks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Small Businesses and Support for Community”[J]. Business & Society，Vol.43，No.4， 2004.
[8] Jeanne M. Logsdon and Donna J. Wood，“Business Cit- izenship”[J].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12，No.2， 2002.
[9] Edwin M. Epstein，“Business Ethics，Corpofate Good Citizenship and the Corporate Social Policy Process：A View from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8，No，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