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八节课》中的自我与他者

    徐子卿

    

    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严肃且意义深远的命题，古今中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曾下滑，反之是教育事业愈加蓬勃发展。师生关系一直是其中一个热门讨论话题，师生关系是否融洽是决定教育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国产电影《八节课》便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这部以音乐为主线的电影，讲述了音乐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毛利被自己学院老师认为是缺乏对音乐的感觉以及自信，在一天机缘巧合被某职业高中的校长请去做音乐老师，教一个班的八节音乐课，而在此之前，这群调皮的学生已经气走了两个音乐老师。然而毛利用自己年轻化的教育方式和相处方式，逐渐与这些学生融为了一体，不仅帮学生们化解了成长的焦虑和迷茫，同时也帮助自己找回了自信和对音乐新的理解。

    在影片的开始，毛利和职高学生们都是处于“身份焦虑”的状态，一方面是毛利对自己学习生涯、音乐生涯的一种困惑和迷茫，以及面对职高学生的调皮捣蛋对自己的老师身份的束手无策。而学生们则是由于对前途和人生的无助，以及青春期的孤独迷惘所产生的焦虑。可以说，毛利与学生之间，是一种互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与他者”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复杂的概念，简单地说，可以理解为，他者就是站在自我的对立面上一切非我的人或事物。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者通常是在与自我的关系中被提及和理解，自我也正是通过他者来完成其自身意义的界定的。也就是说，在将自我作为自我来认同的时候，必须要有他者的介入，反之亦然。学生们和毛利都因为彼此的存在而产生焦虑，但同时也是因为彼此的存在而完成了对自我的一种升华和认同。

    一、“消解”与反“消解”的拉锯

    自我解放是现代性的诉求之一，但是自我的过度张扬必然会造成对他者的伤害。这群处在青春期的职高学生们便正是过度追求自我解放，而对学校校规及老师的劝导不管不顾，只一心想着如何彰显自己。不仅是在穿着打扮上故意格格不入，显得另类，更是在课堂上拍桌子起哄，将毛利的自行车偷走，把钢琴椅故意弄坏让毛利出丑等等，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消解老师对自我的束缚，以为因此可以完成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以为逃脱了他人的影响便可以完成自我的认知。殊不知，自我的认知是一定要在他者的介入下才能进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迷失了自我，同时也是将自我置身于更加焦虑的状态，这也是青春期普遍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正如这部影片中所传达的音乐与人的关系一样，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存在。在影片初始，职高校长便对毛利说：“我也不要求你教会他们什么东西，教会他们什么是其次的，重要的是影响他们。”从毛利第一次走进教室，学生们便用交头接耳的举动和上下打量的目光来“迎接”他，这群“野”惯了的学生自然是不希望有任何的束缚来管教自己，便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质疑、不满和抗拒，更是以嘲笑毛利的名字为手段，叫他“毛利小五郎”来消解其教师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也确实成功了。毛利在上了第一节课之后，便向校长提出了辞职，但校长的一番话让他打消了念头：“这教书也和这墙一样，昨天还是关闭的，今天就要开放。”也许校长才是一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知道该如何让学生们接受外在的影響，如何让死板的传统教育工作转变一种方向，变得更加易于接受。镜头一转，便是毛利再次充满斗志地踏上了继续上课的路，背景音乐也换成了节奏欢快、情绪明朗的曲风，也暗示着毛利即将开始抗拒学生对他的“消解”的第一步。

    想要破除障碍完成认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毛利为了避免再次出现钢琴凳被做手脚，专门自己带了个凳子去上课，却不料，学生们已经将目标“锁定”了毛利的自行车。趁着毛利不注意将其自行车偷走，又大肆装饰了一番夸张的彩条后，在毛利来上课前，将自行车放在了讲台上。但这次毛利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开始采取了春风化雨的教学方式，与其说是教学方式，不如说是相处方式。毛利充分尊重这些学生的个人风格和意愿，并没有试图通过说教的方式去干涉他们。人道主义并不仅仅是指人文关怀，更重要的是对个人价值和个人存在的一种尊重与认可。然而尊重、认可并不等于放任不管，而是要在肯定优点的基础上，进行引导。他将大家召集到草坪上，在大自然环境的烘托下，为学生们播放音乐，并用舒缓的语调讲述一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方便大家理解和投入到美妙的音乐世界中。相比死板生硬的“填鸭式”教学，毛利更注重如何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找到自我，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另一方面，毛利在音乐学院中的老师，始终对他的音乐能力产生怀疑，认为他不够自信，对音乐的理解也不足。毛利在试图抗拒学生们对自己的排斥的同时，亦是在被自己的老师“消解”着，但也在逐渐完成自己对自我的一种身份认同，以抗拒老师的不认同。

    二、“认同”的双向演进

    毛利与学生的师生关系转变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是在某一次课堂上，毛利为大家弹奏一只曲子，“问题学生首领”何苗苗挑衅地用笔敲击桌面，毛利跟随着敲击的声音用钢琴的节奏做出了回应，带动了整个班级同学的好奇心和参与感，随即全班都用笔或者手掌来敲击桌面，在教室中形成了一支别样的乐曲。在这支乐曲的背后，是学生们对毛利的权威进行消解的一个转折点，亦是对他的认同的开始。在超市偷窃事件中，毛利冒充学生的哥哥，试图“解救”因偷窃而被超市老板扣留的学生，但轻而易举被识破，后来与学生一起义务为老板打扫超市。笔者先暂且不去从道德法律层面来讨论此举是否得当，但这次事件之后，毛利与学生们的关系似乎又有了一层别样的默契与信任。在最后的合唱比赛排练中，毛利通过帮助何苗苗化解与同学之间的误会，更是彻底融进了这个整体，也是通过这次对话，这些职高学生第一次真正面对了自己的内心，去思考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去思考自我的意义是什么。虽然这是一个太过于深刻的话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得出结论，但思考本身已经足够在学生们的成长道路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认识你自己。至于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了。可以说他们是在对自我身份认同产生困惑焦虑的时候，毛利在无意识中协助他们进行了“自救”，将不安的自我进行化解，再重构一个更加真实且实在的自我。也正是因为毛利这个“他者”的存在，使学生们通过与毛利的相处之中，进一步认识了自我的身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感和归属感。同时，对毛利来说，学生们亦是作为“他者”的镜像存在，毛利在思考如何与学生们分享音乐，如何引导他们找到自己的过程中，也通过这样的他者存在，逐渐更新了对自我对音乐的认知，毛利自身无法创造出这种意义，他必须要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共存的过程中，来获得这种缺失，以补全自己。

    另一方面，在毛利与自己音乐学院老师的这对关系中，毛利作为自我，老师作为他者，也是在不断的互相消解与认同。影片虽然并没有太多二人的镜头，但每一次的出现都有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种隐喻，一种象征，是毛利对音乐对自我认识的更新的一种交代。虽是影片的一支旁线，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起初老师对毛利的音乐素养和能力并不看好，总是认为在毛利的演奏中缺乏感情，只是在机械的弹奏，因此对于毛利能否顺利毕业持有否定态度，更不用说想要考取研究生。毛利每次在与老师的会面时并没有太多的语言，每一次的镜头都只是在弹钢琴，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感情在用钢琴与老师作“斗争”，用一种倔强的语言去诉说自己，试图获得老师的认可。毛利认知的不断成熟也逐渐表现在他的音乐当中，将对音乐对人生的新的感悟和理解逐渐投射到演奏中。最后终于在老师的一句“有点内容了，想考取研究生还需要再努努力”中完成了老师对他的认同，更是完成了自我的認同。

    三、 后现代语镜下师生关系的重构

    音乐与人，学生与老师，都存在着一种对话的关系和状态。当二者彼此抗拒和怀疑，交流很难产生，认同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正如列维纳斯认为的，对话是自我与他者的面对面，是一个多元性。言说是“我向他者毫不保留敞露”。自我只有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对他者进行言说的时候，真正的交流才能发生。[1]在影片的最后部分，职高班主任王老师对毛利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嫉妒你。我比你来到这个学校的时间长，与这些学生接触的时间也长，我以为我可以通过我的努力融入他们，但是你做到了，恭喜你。”王老师似乎是作为毛利的对立面而存在，她对学生的教育方法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即便是时间再长，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到学生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就体现了自我与他者之间对话的必要性。如果是老师一味向学生灌输，即便是再毫无保留的方式，也难免会让学生的思维有所抗拒，正如音乐对人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亦是如此。

    影片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讲述了一个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现象，亦是让家长、老师、学生三个层面的群体在不同角度都会为之焦虑的现象。虽然在个别场景和事件的安排上有些刻意为之，但仍然不失为一部具有启发性的作品，“价值或伦理层次上的主体具有开放性，是与他者交往、言说中的我。教育中的主体应是伦理层次上的主体，尊重、互动、承认异质、为他责任是伦理主体的特性。把他者作为独立的、值得尊重的主体来对待，反证出自我的主体性和不可消解性”[2]随着后现代语境的不断深入，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显得更加明显，如何处理和解决这种矛盾带来的焦虑，是每一个现代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旷剑敏.自我、他者与身份困境——关于大学英语教师身份的哲学思考[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57-162.

    [2]旷剑敏，自我与他者：教师的伦理责任与价值[M].道德与文明，2009（3）：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