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成长：现代家庭伦理中的爱
余岩波+王文霞+杨棪
[摘 要]从斐德罗鼓励人们追求纯粹、洁净的爱情，到舍勒的爱是运动，其思想精髓和基于爱而组建的现代家庭是相通、融贯的，人们均认同爱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由于不同的价值体系相互碰撞，个人的自治和自由同时作用，爱的情感行为也在不同程度地生长着。和谐的家庭关系、恒久的家庭幸福，都需要不断投入感情、保持爱的进步。基于爱情的情爱是现代婚姻家庭伦理的基础，层级较高的友爱更具社会意义，而博爱才是爱的归宿。
[关键词]现代家庭伦理；情爱 ；友爱； 博爱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1-0049-03
当“原配街头暴打小三”、“男小三被要求公开道歉”等标题在各大浏览器上被推送到6.88亿互联网用户面前，出轨、婚外情不断充斥耳膜，家庭暴力纳入出警范围时，我们似乎有必要对现代家庭伦理进行重新审视，对家庭伦理中的爱进行再度的诠释和思考。
家庭伦理是随着家庭的建立而产生的一种人伦关系，是调整家庭成员关系的行为规范。现代家庭伦理是在社会现代化背景中产生的家庭人伦关系，烙有现代化的印记，如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物质财富让家庭有了较好的依存条件，但人们对物质的强烈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或影响了以爱为主要纽带的家庭情感生活，人际交往的变化和交流手段的增加，影响了人们对家庭生活和家庭价值观的态度，这些变化和影响又反作用于家庭伦理。爱是维系家庭成员的情感纽带、家庭生活幸福的主要因素，在现代家庭伦理中地位显著。
一、爱的理论源起
家庭源于生存需要，具有传宗接代、继承家业的基本功能。现代社会强调的情投意合、自由恋爱就是对爱的形式的一种描述，支持因爱组建家庭或将相爱视为家庭成立的前提。事实上，向前追溯，早期的希腊哲学中就包含有爱的因子。
《会饮篇》是柏拉图最重要且对希腊及后世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对话体裁哲学名作，他以阿伽松家的宴会为场景，以宴饮为对话的载体，以宴会宾客的谈话为主要内容，阐述了爱的观点和思想。
按照从左到右轮流的顺序，第一个发言者是斐德罗，他认为爱是人类一切最高幸福的源泉，爱情像一座灯塔，指明人生的航程。“I say， neither kindred， nor honour， nor wealth， nor any other motive is able to implant so well as love.”这句话意为：我认为爱情不是家族、荣誉、财富或其他因素能够左右或影响的，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爱情才是值得拥有和让人向往的。第二位演说者是鲍萨尼亚，其认为人们应该把爱情赐予高贵的年轻男子，在这种爱的激励下，人们会更喜欢强壮和聪明的人。第三个是厄律克西马库，其认为存在于神圣或世俗的各种活动中的爱的威力适用于一切类型的存在物，提出了爱的普遍性问题。第四个演说者是阿里斯托芬，其认为爱是成就功德的神，引导人们找到与自己真正适合的爱人。第五个演说的是阿伽松，他说爱神是年轻的、娇嫩的，爱神有正义、节制、勇敢和智慧四种德性，这是柏拉图指出的古希腊的四大主要德性，后世称之为四主德，与基督教的七主德相并列。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经典文献《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用八、九两卷篇幅论述“友爱”（此“友爱”和一般意义上的爱相通用），主张“友爱”在伦理道德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把家庭中的爱称为“家室的友爱”，认为“爱者的快乐在于注视被爱者，被爱者的快乐则在于爱者对他的注视”。[1]
欧洲中世纪教父哲学代表奥古斯丁认为爱是人类灵魂的原动力，对爱恰当的排序是所有对生活正确定位的基础，在日常生活中要按道德的方式对爱进行排序，不恰当的排序是人类生活中一切罪恶的源头，这一思想奠定了西方一千多年来关于爱的看法的重要基础。
马克斯·舍勒是现代德国著名现象学哲学家，《爱的秩序》一书的第一部分有三篇关于爱的论文，分别论述了基督教爱的理念的认识论、本体论和社会学思想，指出“爱是一种内在的价值指涉，一种‘意向性运动，借此运动，我们在某对象已给予的特定价值上‘仰瞻到更高的价值，正是这一仰瞻，一种更高价值的眼光构成了爱的本质。爱就是运动本身，它不是一种目的性行为，不是为了要达到更高价值而去爱”。[2]舍勒富于宗教色彩的爱，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更易产生共鸣。
从斐德罗到舍勒，其思想精髓和基于爱而组建的现代家庭是相通、融贯的，均认同爱在人生、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
二、现代家庭伦理关涉的爱
在世界融合的格局中，当下中国的家庭伦理具有爱的以下特点。
（一）老年父母与子女的爱
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1242万，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3755万，占总人口的10.1%。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5月13日发布的世界卫生统计显示，全世界人口预期寿命较以往有所增长，中国人口预期寿命是75岁，其中男性74岁，女性77岁。两组数据联系产生的结果是，老年父母与子女情感延续时间变长，可能会导致爱变得更为复杂。
2014年10月2日18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以系列报道的方式，报道了老年人不同的生活境遇。其中关于“老漂族”的报道让人印象深刻，这些生活自理能力不足，随子女在陌生城市共同生活的老年人，人际交往有限、情感空虚、与子女的配偶关系紧张、家庭生活不够愉悦，与子女的爱成为无法启口的敏感话题。
（二）老年父母与孙儿女的爱
2014年11月6日APEC领导人会议周首场新闻吹风会上，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牟虹表示，中国13亿多人口中有6.63亿妇女，占人口比例的48.7%；2013年中国就业人口总数达7.7亿，其中女性占45%。这组数据能够有效说明的问题是：追求性别平等的成效显著，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的步伐在加快；同时反映出的问题是，以家庭生活为重心的女性挺身职场，家务的料理、孩子的照顾只能由老年父母即隔代的爷爷奶奶代劳，俗语讲的隔代亲由此凸显。
隔代亲是一个听上去暖心、充满浓浓爱意的词句，但当它与留守儿童紧紧相连，反映的却是现实生活的凄凉与无奈。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约15.1%、近1000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即使在春节也无法团聚。[1][2]
1000万孩童长年和年迈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关留守儿童的种种负面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挣扎着、承担着养育年幼孙辈的任务，应该在父母膝下享受快乐童年的孩子在孤单中成长，老年父母和孙儿女的爱被现实的生活牵绊着，纯洁的隔代亲添加了琐碎的生活斑点，同出一脉的纯净的爱泛溢着艰辛的浪花。
（三）父母与子女的爱
西方学者大卫·波普诺认为，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执着于个人表达、事业成功和物质收益等自我关照的核心问题，降低了对儿童的关注。
“78.8%的留守儿童拥有手机，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2.8%，在上课和课间使用手机上网的留守儿童比例分别为12.3%和46.2%，这两项内容分别高于城市未成年人近10个百分点和33个百分点。由于留守儿童的特殊性，新媒体对他们而言并不仅仅是提供信息、增长见识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还扮演着精神慰藉的陪伴者角色。”[5]这则报道反映了4700万儿童由于父母的缺位，手机取而代之扮演着精神慰藉的陪伴者角色。
然而，遗憾的是，那些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孩子似乎也不走运。一篇题为《孩子建议回家没收父母手机 不陪伴也是冷暴力》[5]的文章写道：某教育机构让孩子们围绕困扰他们成长的问题，结合想象进行创意挑战赛活动，现场近20个二年级到初二的孩子，都提到父母沉迷手机冷落自己，提出没收大人手机的创意。父母这种无形的冷暴力对孩子的伤害是不容小觑的。
留守儿童缺少的是陪伴，父母沉溺网络的孩子缺少的是陪伴，父母忙于工作的孩子缺少的也是陪伴，而融入真情的切身陪伴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行为和爱的表达，是通过爱构建的一种良好的人伦关系，但现代家庭严重缺乏以陪伴为形式的爱、更缺乏爱的顺畅表达，爱的残缺容易导致家庭危机和家庭成员个人危机的发生。
三、爱的成长层级
现代化以不同的步调在不同的文明中发展，追求性别平等初见成效，家庭伦理关系的轴心从纵向的父子关系转变为横向的夫妻关系， 家庭伦理也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在嬗变。为了家庭关系和谐，家庭幸福恒久，不断投入感情是非常必要的，基于爱情的情爱是现代婚姻家庭伦理的基础，层级较高的友爱更具社会意义，而博爱才是爱的真正归宿。
（一）情爱
随着个体生命对自主权的重视，人们不再根据外在审判或守旧的家庭标准寻觅生活伴侣，而是在自我权利的启示下，强调基于爱的情感活动。情爱的范畴是一个独立的人对另一个人的主动的、出于自身意愿的、赋予感情的某种活动的喜爱以及出于此种感情而做出的行为，是由美的对象激发的情爱活动。情爱源于对彼此的认可和喜爱，随着这种行为的加深，将对方确定为恋爱对象乃至结婚对象，便会导致家庭生活的焦点从社群和社区转移到夫妻关系上来。这种关系起初被强烈的角色期望所控制，对彼此的角色期望主要表现为一种正面、积极、理想的形象期待。
期待的美好和真切的现实并存，二者关系的调和依靠婚姻关系的建立。婚姻作为一种强大的制度，是家庭生活的基础。如果伴侣之间的感情没有在婚姻生活中得到顺利发展，婚后家庭生活将被质疑且充满危机。民政部发布了《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6]源于自发，始于情爱的家庭缘何成为易碎的花瓶，除去微观层面个人未能有效抵抗外界对婚姻关系的干扰外，宏观社会层面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牟虹在2014年11月6日APEC领导人会议周举行首场新闻吹风会上表示，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女公务员数量达168万人，约占公务员总数的24.1%。在农村，妇女占农业劳动者总数的65%以上，许多妇女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致富带头人。
职场的乘风破浪和家庭的柴米油盐如何平衡，是千万个家庭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又具体的问题，在婚姻中保持彼此的进步，通过德性教育的方式促进爱的成长显得极为重要。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涉及该议题，他认为德性的养成是在自然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训练和教导而养成的习惯，形成伦理德性习惯化的过程是不断地做各种向善事情的过程，从而将从做事情的过程中习得的德性融入自己的本性中，习惯化是伦理德性得以实现的过程，而人具有听从理性劝导的潜能，形成德性则是这种能力的实现，养成的德性继而体现在活动中，则是第二层次的实现。
由此可见，情爱是可以通过德性培养的方式获得发育机会的，她不仅在家庭创建伊始具有奠基意义，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婚姻生活中要给其提供德性的土壤，情爱方可茁壮成长，长足发展。
（二）友爱
《尼各马科伦理学》最早提到友爱的是第二卷第7章，友爱被看作是一种在一般生活方面的愉悦性品质。在注重血缘亲情的中国社会，父母同多子女的共同生活情境中的亲情更加趋近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友爱，因为亚里士多德当时生活在城邦，对以家庭为生活社区的情状有较多了解。不论是兄妹之间的友爱还是由陌生人建构的朋友之间的友爱，都是因对方自身之故而发生的，为着对方的善，不过由这种共同生活派生的兄弟的共同生活与爱似乎是所有其他爱的最为直接的母体形式。[7]原因主要是兄妹之间的友爱以血缘感情为主要维系方式，而朋友之间的友情会涉及法律、契约等非感情因素。
当下，现实的情况是由父母主导的多子女大家庭时常伴有不友爱行为的发生，兄弟反目、父子成仇的民间纠纷和法律案件并不鲜见。细探下便会发现，这类事情多和家庭财产缠绕不清，透射出物质财富在生活中的突出地位，也反映了基于血缘亲情的家庭伦理在现代化社会中出现的困境。走出困境首先需要明辨的是问题的当事双方或多方主要以血缘感情为主要维系方式的友爱，和严肃、冰冷的法律之间存有难融性，此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根源。
家庭伦理多涉及血缘，家庭中的友爱相较于情爱中的男女双方的感情更为多元，建立以友爱为基调的家庭生活需要更多向善的德性的培养和更多德性的付出。
（三）博爱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其成名著作《我与你》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爱的关系和爱的行为，“人也栖身于你之世界，当我与‘你相遇时，我不再是一经验物、利用物的主体，我不是为了满足我的任何需要，哪怕是最高尚的需要（如所谓‘爱的需要）而与其建立‘关系。因为‘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便是神明。我当以我的整个存在，我的全部生命，我的真本自性来接近‘你，称述‘你”。[8]在我与它因相遇而构建的关系中，它是与我相遇又相分离的对象，分离是相遇的结果或者是下一次相遇的开始；在我与它产生关联的关系中，我是主体，是主体性的存在者，它是与我产生关联的在者。但存在者的存在依赖于在者的存在，否则就不会出现相遇，更不会有相遇关系的发生。但为了让以主体性身份存在的我处理好与在者的相遇关系，我必须有限有待地对待它。这样既不会减损我的主体性也不会将在者或它沦为我经验或我利用的关系，而是在你愉我欢中，恰当地处理了一种相遇的关系。重要的是，相遇关系的恰当处理皆源于爱的存在和爱的行为，是因为我与你之间是一种爱的关系，是爱高明地处理了我与你之间的相遇关系，爱的能力是确立人的主体性原则的应有之义。
循着这条思路，布伯打破了宗教之间的隔阂，他的学说不再被视为犹太教中某一异端的代表，而是整个世界所珍视的财富。1965年布伯去世时，阿拉伯学生联盟派出代表团参加他的葬礼，向这位犹太思想家致哀。
若能在物质浸染的现代家庭伦理中引入这样较高层级的爱的哲学思想，我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你与家庭成员的伦理道德皆可呈现良好状态。博爱思想能让现代家庭伦理走出危机，让现代家庭伦理的爱的荣光福照未来。
[ 参 考 文 献 ]
[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235.
[2] 孙亦平.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98.
[3] 肖欣.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DB/OL].中新网，2015-6-18.
[4] 苏婷.第八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报告发布[DB/OL].中国教育新闻网，2016-1-5。
[5] 网易亲子综合[DB/OL].http：//baby.163.com/13/1217/16/9GAFRA2C00362USS.html，2013-12-17（16）：41，22.
[6] 吴为.全国离婚人数12年连涨 微信陌陌成“新杀手”[N].新京报，2015-07-05.
[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227.
[8] （德）马丁·布伯著，陈维刚译.我与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
[责任编辑：刘凤华]
[摘 要]从斐德罗鼓励人们追求纯粹、洁净的爱情，到舍勒的爱是运动，其思想精髓和基于爱而组建的现代家庭是相通、融贯的，人们均认同爱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由于不同的价值体系相互碰撞，个人的自治和自由同时作用，爱的情感行为也在不同程度地生长着。和谐的家庭关系、恒久的家庭幸福，都需要不断投入感情、保持爱的进步。基于爱情的情爱是现代婚姻家庭伦理的基础，层级较高的友爱更具社会意义，而博爱才是爱的归宿。
[关键词]现代家庭伦理；情爱 ；友爱； 博爱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1-0049-03
当“原配街头暴打小三”、“男小三被要求公开道歉”等标题在各大浏览器上被推送到6.88亿互联网用户面前，出轨、婚外情不断充斥耳膜，家庭暴力纳入出警范围时，我们似乎有必要对现代家庭伦理进行重新审视，对家庭伦理中的爱进行再度的诠释和思考。
家庭伦理是随着家庭的建立而产生的一种人伦关系，是调整家庭成员关系的行为规范。现代家庭伦理是在社会现代化背景中产生的家庭人伦关系，烙有现代化的印记，如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物质财富让家庭有了较好的依存条件，但人们对物质的强烈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或影响了以爱为主要纽带的家庭情感生活，人际交往的变化和交流手段的增加，影响了人们对家庭生活和家庭价值观的态度，这些变化和影响又反作用于家庭伦理。爱是维系家庭成员的情感纽带、家庭生活幸福的主要因素，在现代家庭伦理中地位显著。
一、爱的理论源起
家庭源于生存需要，具有传宗接代、继承家业的基本功能。现代社会强调的情投意合、自由恋爱就是对爱的形式的一种描述，支持因爱组建家庭或将相爱视为家庭成立的前提。事实上，向前追溯，早期的希腊哲学中就包含有爱的因子。
《会饮篇》是柏拉图最重要且对希腊及后世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对话体裁哲学名作，他以阿伽松家的宴会为场景，以宴饮为对话的载体，以宴会宾客的谈话为主要内容，阐述了爱的观点和思想。
按照从左到右轮流的顺序，第一个发言者是斐德罗，他认为爱是人类一切最高幸福的源泉，爱情像一座灯塔，指明人生的航程。“I say， neither kindred， nor honour， nor wealth， nor any other motive is able to implant so well as love.”这句话意为：我认为爱情不是家族、荣誉、财富或其他因素能够左右或影响的，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爱情才是值得拥有和让人向往的。第二位演说者是鲍萨尼亚，其认为人们应该把爱情赐予高贵的年轻男子，在这种爱的激励下，人们会更喜欢强壮和聪明的人。第三个是厄律克西马库，其认为存在于神圣或世俗的各种活动中的爱的威力适用于一切类型的存在物，提出了爱的普遍性问题。第四个演说者是阿里斯托芬，其认为爱是成就功德的神，引导人们找到与自己真正适合的爱人。第五个演说的是阿伽松，他说爱神是年轻的、娇嫩的，爱神有正义、节制、勇敢和智慧四种德性，这是柏拉图指出的古希腊的四大主要德性，后世称之为四主德，与基督教的七主德相并列。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经典文献《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用八、九两卷篇幅论述“友爱”（此“友爱”和一般意义上的爱相通用），主张“友爱”在伦理道德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把家庭中的爱称为“家室的友爱”，认为“爱者的快乐在于注视被爱者，被爱者的快乐则在于爱者对他的注视”。[1]
欧洲中世纪教父哲学代表奥古斯丁认为爱是人类灵魂的原动力，对爱恰当的排序是所有对生活正确定位的基础，在日常生活中要按道德的方式对爱进行排序，不恰当的排序是人类生活中一切罪恶的源头，这一思想奠定了西方一千多年来关于爱的看法的重要基础。
马克斯·舍勒是现代德国著名现象学哲学家，《爱的秩序》一书的第一部分有三篇关于爱的论文，分别论述了基督教爱的理念的认识论、本体论和社会学思想，指出“爱是一种内在的价值指涉，一种‘意向性运动，借此运动，我们在某对象已给予的特定价值上‘仰瞻到更高的价值，正是这一仰瞻，一种更高价值的眼光构成了爱的本质。爱就是运动本身，它不是一种目的性行为，不是为了要达到更高价值而去爱”。[2]舍勒富于宗教色彩的爱，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更易产生共鸣。
从斐德罗到舍勒，其思想精髓和基于爱而组建的现代家庭是相通、融贯的，均认同爱在人生、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
二、现代家庭伦理关涉的爱
在世界融合的格局中，当下中国的家庭伦理具有爱的以下特点。
（一）老年父母与子女的爱
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1242万，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3755万，占总人口的10.1%。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5月13日发布的世界卫生统计显示，全世界人口预期寿命较以往有所增长，中国人口预期寿命是75岁，其中男性74岁，女性77岁。两组数据联系产生的结果是，老年父母与子女情感延续时间变长，可能会导致爱变得更为复杂。
2014年10月2日18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以系列报道的方式，报道了老年人不同的生活境遇。其中关于“老漂族”的报道让人印象深刻，这些生活自理能力不足，随子女在陌生城市共同生活的老年人，人际交往有限、情感空虚、与子女的配偶关系紧张、家庭生活不够愉悦，与子女的爱成为无法启口的敏感话题。
（二）老年父母与孙儿女的爱
2014年11月6日APEC领导人会议周首场新闻吹风会上，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牟虹表示，中国13亿多人口中有6.63亿妇女，占人口比例的48.7%；2013年中国就业人口总数达7.7亿，其中女性占45%。这组数据能够有效说明的问题是：追求性别平等的成效显著，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的步伐在加快；同时反映出的问题是，以家庭生活为重心的女性挺身职场，家务的料理、孩子的照顾只能由老年父母即隔代的爷爷奶奶代劳，俗语讲的隔代亲由此凸显。
隔代亲是一个听上去暖心、充满浓浓爱意的词句，但当它与留守儿童紧紧相连，反映的却是现实生活的凄凉与无奈。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约15.1%、近1000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即使在春节也无法团聚。[1][2]
1000万孩童长年和年迈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关留守儿童的种种负面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挣扎着、承担着养育年幼孙辈的任务，应该在父母膝下享受快乐童年的孩子在孤单中成长，老年父母和孙儿女的爱被现实的生活牵绊着，纯洁的隔代亲添加了琐碎的生活斑点，同出一脉的纯净的爱泛溢着艰辛的浪花。
（三）父母与子女的爱
西方学者大卫·波普诺认为，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执着于个人表达、事业成功和物质收益等自我关照的核心问题，降低了对儿童的关注。
“78.8%的留守儿童拥有手机，其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2.8%，在上课和课间使用手机上网的留守儿童比例分别为12.3%和46.2%，这两项内容分别高于城市未成年人近10个百分点和33个百分点。由于留守儿童的特殊性，新媒体对他们而言并不仅仅是提供信息、增长见识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还扮演着精神慰藉的陪伴者角色。”[5]这则报道反映了4700万儿童由于父母的缺位，手机取而代之扮演着精神慰藉的陪伴者角色。
然而，遗憾的是，那些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孩子似乎也不走运。一篇题为《孩子建议回家没收父母手机 不陪伴也是冷暴力》[5]的文章写道：某教育机构让孩子们围绕困扰他们成长的问题，结合想象进行创意挑战赛活动，现场近20个二年级到初二的孩子，都提到父母沉迷手机冷落自己，提出没收大人手机的创意。父母这种无形的冷暴力对孩子的伤害是不容小觑的。
留守儿童缺少的是陪伴，父母沉溺网络的孩子缺少的是陪伴，父母忙于工作的孩子缺少的也是陪伴，而融入真情的切身陪伴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行为和爱的表达，是通过爱构建的一种良好的人伦关系，但现代家庭严重缺乏以陪伴为形式的爱、更缺乏爱的顺畅表达，爱的残缺容易导致家庭危机和家庭成员个人危机的发生。
三、爱的成长层级
现代化以不同的步调在不同的文明中发展，追求性别平等初见成效，家庭伦理关系的轴心从纵向的父子关系转变为横向的夫妻关系， 家庭伦理也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在嬗变。为了家庭关系和谐，家庭幸福恒久，不断投入感情是非常必要的，基于爱情的情爱是现代婚姻家庭伦理的基础，层级较高的友爱更具社会意义，而博爱才是爱的真正归宿。
（一）情爱
随着个体生命对自主权的重视，人们不再根据外在审判或守旧的家庭标准寻觅生活伴侣，而是在自我权利的启示下，强调基于爱的情感活动。情爱的范畴是一个独立的人对另一个人的主动的、出于自身意愿的、赋予感情的某种活动的喜爱以及出于此种感情而做出的行为，是由美的对象激发的情爱活动。情爱源于对彼此的认可和喜爱，随着这种行为的加深，将对方确定为恋爱对象乃至结婚对象，便会导致家庭生活的焦点从社群和社区转移到夫妻关系上来。这种关系起初被强烈的角色期望所控制，对彼此的角色期望主要表现为一种正面、积极、理想的形象期待。
期待的美好和真切的现实并存，二者关系的调和依靠婚姻关系的建立。婚姻作为一种强大的制度，是家庭生活的基础。如果伴侣之间的感情没有在婚姻生活中得到顺利发展，婚后家庭生活将被质疑且充满危机。民政部发布了《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6]源于自发，始于情爱的家庭缘何成为易碎的花瓶，除去微观层面个人未能有效抵抗外界对婚姻关系的干扰外，宏观社会层面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牟虹在2014年11月6日APEC领导人会议周举行首场新闻吹风会上表示，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女公务员数量达168万人，约占公务员总数的24.1%。在农村，妇女占农业劳动者总数的65%以上，许多妇女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致富带头人。
职场的乘风破浪和家庭的柴米油盐如何平衡，是千万个家庭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又具体的问题，在婚姻中保持彼此的进步，通过德性教育的方式促进爱的成长显得极为重要。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涉及该议题，他认为德性的养成是在自然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训练和教导而养成的习惯，形成伦理德性习惯化的过程是不断地做各种向善事情的过程，从而将从做事情的过程中习得的德性融入自己的本性中，习惯化是伦理德性得以实现的过程，而人具有听从理性劝导的潜能，形成德性则是这种能力的实现，养成的德性继而体现在活动中，则是第二层次的实现。
由此可见，情爱是可以通过德性培养的方式获得发育机会的，她不仅在家庭创建伊始具有奠基意义，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婚姻生活中要给其提供德性的土壤，情爱方可茁壮成长，长足发展。
（二）友爱
《尼各马科伦理学》最早提到友爱的是第二卷第7章，友爱被看作是一种在一般生活方面的愉悦性品质。在注重血缘亲情的中国社会，父母同多子女的共同生活情境中的亲情更加趋近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友爱，因为亚里士多德当时生活在城邦，对以家庭为生活社区的情状有较多了解。不论是兄妹之间的友爱还是由陌生人建构的朋友之间的友爱，都是因对方自身之故而发生的，为着对方的善，不过由这种共同生活派生的兄弟的共同生活与爱似乎是所有其他爱的最为直接的母体形式。[7]原因主要是兄妹之间的友爱以血缘感情为主要维系方式，而朋友之间的友情会涉及法律、契约等非感情因素。
当下，现实的情况是由父母主导的多子女大家庭时常伴有不友爱行为的发生，兄弟反目、父子成仇的民间纠纷和法律案件并不鲜见。细探下便会发现，这类事情多和家庭财产缠绕不清，透射出物质财富在生活中的突出地位，也反映了基于血缘亲情的家庭伦理在现代化社会中出现的困境。走出困境首先需要明辨的是问题的当事双方或多方主要以血缘感情为主要维系方式的友爱，和严肃、冰冷的法律之间存有难融性，此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根源。
家庭伦理多涉及血缘，家庭中的友爱相较于情爱中的男女双方的感情更为多元，建立以友爱为基调的家庭生活需要更多向善的德性的培养和更多德性的付出。
（三）博爱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其成名著作《我与你》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爱的关系和爱的行为，“人也栖身于你之世界，当我与‘你相遇时，我不再是一经验物、利用物的主体，我不是为了满足我的任何需要，哪怕是最高尚的需要（如所谓‘爱的需要）而与其建立‘关系。因为‘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便是神明。我当以我的整个存在，我的全部生命，我的真本自性来接近‘你，称述‘你”。[8]在我与它因相遇而构建的关系中，它是与我相遇又相分离的对象，分离是相遇的结果或者是下一次相遇的开始；在我与它产生关联的关系中，我是主体，是主体性的存在者，它是与我产生关联的在者。但存在者的存在依赖于在者的存在，否则就不会出现相遇，更不会有相遇关系的发生。但为了让以主体性身份存在的我处理好与在者的相遇关系，我必须有限有待地对待它。这样既不会减损我的主体性也不会将在者或它沦为我经验或我利用的关系，而是在你愉我欢中，恰当地处理了一种相遇的关系。重要的是，相遇关系的恰当处理皆源于爱的存在和爱的行为，是因为我与你之间是一种爱的关系，是爱高明地处理了我与你之间的相遇关系，爱的能力是确立人的主体性原则的应有之义。
循着这条思路，布伯打破了宗教之间的隔阂，他的学说不再被视为犹太教中某一异端的代表，而是整个世界所珍视的财富。1965年布伯去世时，阿拉伯学生联盟派出代表团参加他的葬礼，向这位犹太思想家致哀。
若能在物质浸染的现代家庭伦理中引入这样较高层级的爱的哲学思想，我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你与家庭成员的伦理道德皆可呈现良好状态。博爱思想能让现代家庭伦理走出危机，让现代家庭伦理的爱的荣光福照未来。
[ 参 考 文 献 ]
[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235.
[2] 孙亦平.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98.
[3] 肖欣.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DB/OL].中新网，2015-6-18.
[4] 苏婷.第八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报告发布[DB/OL].中国教育新闻网，2016-1-5。
[5] 网易亲子综合[DB/OL].http：//baby.163.com/13/1217/16/9GAFRA2C00362USS.html，2013-12-17（16）：41，22.
[6] 吴为.全国离婚人数12年连涨 微信陌陌成“新杀手”[N].新京报，2015-07-05.
[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4：227.
[8] （德）马丁·布伯著，陈维刚译.我与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
[责任编辑：刘凤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