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人生拼图
陈之秀
银河是中国第一个女博士后，也是记者非常喜欢的一位著名学者。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2008年获评“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第一名。
记者知道李银河是从读王小波的《人为什么活着》一书开始的，继而开始关注李银河。发现她的观点独特，甚至有些观点引发轩然大波，有人敬佩她，也有人藐视她，但李银河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态度更鲜明、见解更犀利。她的博客、微博、访谈、新闻等，一直是门户网站首页推荐热点。为此，记者产生了采访她的冲动。经过多方打探，获得了她的联系方式，最后确定了时间、地点，记者与她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推荐上大学成为她的人生转折
1952年2月，李银河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三八式”干部。她在家排行老四，也是最小的一个。她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虽然他们四个都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但是却姓了两个姓，大姐二姐随爸爸的姓，哥哥和她随妈妈的姓。李银河说：“这种情况在传统文化中并不多见，完全出自父母的平等地位和平等观念：他们不仅是夫妻，还是革命战友和同事。”
李银河的父母都曾就职于人民日报社，直到退休。父亲是该报创始人之一。母亲从1946年《人民日报》创办时就到了报社，很长时间担任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她在改革开放后重访大寨的一篇文章还得了全国新闻奖。
“我妈妈是在1930年代末‘抗大学习期间认识的爸爸。有一次，她和爸爸一起踩着石头过一条河，她走不稳，爸爸去拉她，就在双手接触的一刻，他们相互爱上了对方。”李银河说，我出生时正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之时，由于父母一辈子搞新闻，政治嗅觉比较敏感，政治热情比较充沛，所以给我起了个小名叫“三反”，一直到七岁上小学之前，都叫这个名字。
1959年，7岁的李银河进入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小学毕业升初中，那次的作文李银河写的是参加《东方红》演出见到毛主席的事，后来被《中国少年报》刊登了，还收入了范文选。这让李银河吃惊不小，这是她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因为这篇作文，她还受到教育部领导的召见。
从1969年到1974年，李银河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尽管每天要面对极度疲劳的体力劳动，但她还是尽其所能地看书，看马克思的书，看鲁迅的书，看当时硕果仅存的《艳阳天》一类的“文学”书。她在知识的世界里遨游，在阅读中让生命精彩。
1974年，李银河因为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文章，作为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进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学习。这一次的上学机会，是李银河人生的一次转折。
1977年，李银河大学毕业后，去了《光明日报》史学组做编辑。
1978年下半年，李银河又被调到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做政策研究、起草文件之类的工作。
1979年，中国恢复了社会学。这时的李银河，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恢复社会学时，由著名社会学者费孝通来主办第一期社会学讲学班，相当于社会学的黄埔军校。”李银河说，当时，在中国只有四个地方有社会学：一是南开大学；二是北大，费孝通在那里；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四是北京社科院。
她原本对历史不感兴趣，但对于社会学却非常热衷。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李银河知道，如果想在社会学学科上继续走下去，唯一的路就是出国。于是她聯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教授，并在当年的入学申请中写道：“我想了解一般人对通常事物的看法是怎样的。”
1982年，30岁的李银河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求学，主修社会学。她硕博连读，直到1988年回国。而这一年，中国成立了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急需1988年毕业、既学社会学又愿意回来的博士。这事是由费孝通来主持的。于是李银河师从北京大学的费孝通，进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当年的博士后大都是理工科，所以李银河成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的第一个博士后。
两年后，李银河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任副教授。
1992年，李银河从北京大学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直到2012年退休。
大学期间，遇到生命中最挚爱的那个他
不少喜欢王小波作品的读者认为，王小波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与李银河有很大关系。对于此事，李银河表示，是王小波写得好。
1977年2月，李银河与王小波相识。那时，李银河在山西大学上学。她看到了一篇王小波写的小说《绿毛水怪》，她的心弦被拨动了，对王小波从心里顿生好感，希望能见见他。正好李银河的一个朋友也是王小波的朋友，通过他的介绍，李银河如愿以偿地与王小波认识了。
“第一次见面时，我觉得他很难看，但挺聊得来。”李银河说，从那以后，我和王小波之间的互动多了起来，我们不仅聊文学、聊人生，还聊理想，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
李银河从山西大学毕业后，在《光明日报》当编辑。当时王小波在街道厂上班，当工人。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而王小波与李银河心目中所期待的“白马王子”也有着很大的差距。一天，王小波去报社找李银河，聊天时，王小波突然问李银河有没有男朋友，李银河说没有，王小波问李银河：“你看我怎么样？”从此他们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1980年1月21日，王小波和李银河领了结婚证，他们没有举办复杂的仪式，只是两家人约在一起，吃了一顿饭，算是正式结婚了，甚至他们的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们结婚了。
李银河说，一旦与对方产生了激情挚爱，那些所谓的婚姻条件都是浮云，爱可以抵抗一切。
结婚后，李银河像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既要工作，还得照顾家庭。为了支持王小波的写作，家里的家务基本上是李银河承包完的。她还是王小波作品的第一读者。
“那时没有电脑，都是手写，小波写得有些乱，我就帮他抄写稿子，同时，还到处找出版社给他出版。”李银河说，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1995年在国内出版，那是他最早出版的一部书。那本书能够顺利出版，非常感谢华夏出版社社科类图书编辑室主任赵洁萍。那时，小波的书要出版比较困难，因为里面写了性。在此之前，小波的书稿已经在北京转手了四五家出版社。
李银河也表示，在王小波的众多作品中，她比较喜欢《红拂夜奔》，因为想象力丰富、色彩浓郁，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她非常喜欢里面那种特别飞扬的精神和在时空之间自由穿梭的写法，比如小说中关于李靖解费马大定理的描写，简直是妙趣横生。
在美留学期间，王小波与李银河驱车万里，游历了美国许多名胜古迹，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无论是在学历上还是收入上，他俩始终是阴盛阳衰，但李银河坦言自己崇拜小波，“因为真正的东西我是比不过他的”。在美国读书时，王小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两人生活全靠李银河一人的奖学金，而她还不肯让王小波出去打工。她说：“他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让他去干粗活。而我和小波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灵魂的相通和投契。他喜欢的也是我喜欢的，他不喜欢的正好也是我不喜欢的。”
1997年，45岁的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4月，李银河发表悼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
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一度非常悲痛。然而，那时的她，正是事业的高峰期。她化悲痛为力量，用工作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现在，每年4月，李银河都会去佛山陵园给他扫墓。
王小波和“大侠”是一瓶醋与一瓶酱油的关系
李银河谈及与王小波相识相依的二十年间，没有吵过架、红过脸，感受到的全是甜蜜和温暖。李银河说，自从认识了小波，所有的人都黯然失色。“如果他是一瓶醋的话，他已经把瓶子装满了，论才华论写作，我身边不会再有男人超过他。可能会产生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之所以接受“大侠”的爱，“因为他是一瓶酱油。他一切一切的味道跟小波全都不一样，这个弄得我没有办法比较。”大侠是与王小波完全不同的人，甚至与李银河也完全不同。“我喜欢的书、电影，他全部不喜欢，让他陪我看电影等同于让他受罪。他爱打麻将，打通宵。我们只能自己玩自己的。他做我的助手，但我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我做的研究他也不感兴趣。”此外，大侠脾气暴躁，爱跟人打架，这在李银河的生命中，都是从未出现过的事情，但大侠是属于那种高情商、高智商的人，负责为李银河洽谈各种合同，安排活动，包括买衣服、鞋子。
“我和‘大侠是在一个聚会上相遇，那是小波去世三个月后的一天，美国加州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丽莎拉我去散心，希望我从失去小波的悲痛中走出来。我因为基本上谁都不认识，所以在聚会上显得很落寞，这时，他过来搭讪。后来他告诉我，从那次见面，他就惦记上我了，心想：要能跟这个人在一起该有多好。他对我的爱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不由我不受吸引、不受感动。当时的感觉，他就是上帝派来的一位天使，是专程来解救我出失去小波的苦海的。”李银河说，“大侠”特别会照顾人。实际上爱也是一种能力，有好多人根本就不会爱，他们就是搭帮过日子。而有的人天生就那么浪漫，有这种情怀。能发生激情之爱的人都必须是比较浪漫的，他们的气质里就带着浪漫。浪漫之爱是挺纯净的一种感觉。我大他12岁，反正我是占便宜的那个。他特别靠谱，特别有责任心，我在这一点上从没担心过。因为我们在一起已经十七年了。
李银河从恋爱心理学的角度将爱情对自己的吸引分为两类，一类是两人之间高度契合，興趣爱好理想志趣相投，互相吸引；另一类是差异特别大，各个维度都不一样，也能互相吸引。“跟小波是属于前者，跟他则是后者。我们之间就只有爱，除了爱情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在一起的理由。”
比起理论研究，她更喜欢经验科学研究
1979年，李银河27岁，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霍尔兹纳教授和聂尼瓦萨教授来中国开办了第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她的内心充满了求知的冲动，像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她怀着激动欣喜的心情设计了平生第一个问卷，内容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
从美国回国后，李银河以一种狂热的劲头投入了研究工作：一口气搞了十项经验研究。这十项研究的结果是十篇论文，每篇15000字上下，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有的被译成了英文和日文，有的题目因为有新闻价值——如《自愿不育和同性恋》——常常被通俗刊物和报纸、电台、电视台报道。
毋庸置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李银河的研究内容在国内算是较少有人涉及的领域。她介绍，当时有关同性恋以及“虐恋亚文化”，这两个研究都算是“填补空白”。
李银河也并不否认，在研究过程中，自己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乃至讨论、争议，有的是来自持有不同意见的研究者，有的则是传统观念。李银河把不同的声音分为两类，“如果是经过大脑思考，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只不过与我的不同，那我可以与之辩论”。对于另外一类人，李银河的态度是“完全不屑一顾”。
要把生活过得像艺术
在李银河看来，法国思想家福柯的人格魅力之一就是他极力倡导并一生不懈实践的“生活美学”。有一次，福柯对友人说：“使我惊讶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只与物体发生关联，而不与个体或生命发生关联……每一个体的生活难道不可以是一件艺术品吗？”
“我在2012年退休，以后可能不会做研究了，原因很简单：想休息、享受生活。”李银河笑言，“毕竟，以前的研究工作可算是一种劳作”。
退休后的李银河，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晚上看电影。现在，她住在威海。她说，威海那里，非常干净，也非常安静，自己的房子距离海边就一百米左右。尤其冬天，看不到什么人。我喜欢“宅”。北京空气不好，事情还多。一会儿这个单位年会，一会儿那个单位搞评选活动，我推掉这些活动，选择一个更为安静的生活，每天晚饭后都会去海里游半个钟头。
李银河坦言，自己这一生从未觉得才能受到过真正的挑战，直到2012年开始尝试写小说。她认为，现在写作与以前最大的不同是，以前写学术文章，目的是将知识介绍给大家，并不涉及心灵。而现在，李银河觉得自己要像王小波一样，试着创造出一些美的东西给大家看。目前，她正在写一篇新的非虐恋主题的小说。
李银河对热点事件的关注，也是当其与自身研究领域相关时，才会发表一些见解，“一般就是写个博客什么的”。
提到儿子壮壮，李银河说，他根本上不了学，属于学习困难的那种。他有轻度的抑郁症，我就不让他上学，让他学画画。他在画画方面很有天赋。但在对壮壮日常生活的照顾上，“大侠”是主力。
食品安全问题源于急功近利
与李银河的交流是轻松、愉快的。她个性随和，谈吐优雅，偶尔会露出浅浅笑容。在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李银河说，世间多急功近利之徒。所谓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就是急功近利之徒所为，大量的掺毒食品也皆源于急功近利。我们听说过吊白块，为的是使馒头看上去白些好卖；听说过用颜料染黄的小黄鱼；听说过苏丹红鸭蛋；听说过三聚氰胺牛奶。人们为了蝇头小利挖空心思，无所不为，消费者都已经痛心疾首，忍无可忍，结果人家那儿还是该干嘛干嘛。即使全国一半的人都变成食品安全监督员，也挡不住另一半人天天时时在那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发明创造”，各种奇思异想层出不穷。你刚查出一件，人家已经发明出了十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真真令人绝望透顶。
其实，可以相信，绝大多数掺毒制毒者并不是出于恶意犯罪心理，故意要让买他食品的人得癌去死；也不是出于恶作剧心理，比如给黄瓜抹避孕药的人也不是为了让吃黄瓜的人怀不上孩子，只不过是为了让黄瓜顶上的小黄花多开几天，多卖几条黄瓜而已。那么对这种人该怎么办呢？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既然急功近利者仅仅是为了蝇头小利，整治他们最有针对性的办法就是让他利益受损。其实只要制定一个法律，所有被抓到的人罚款数是他所赢之利的十倍（也许两倍就能有效，最有效、让被罚者最心疼又能交得起的罚款标准，应由有关专家论证制定），就应当起到作用。在让被抓到的人利益受损的同时，让那些尚未被抓到的人望而生畏，尽量少动点这方面的心思。当然还要靠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高效工作，至少查处的速度要超过对方“发明创造”的速度。相比之下，提倡高尚道德不是一点用没有，但是所有制毒者其实早已在道德和利益二者中选择了后者，提高道德的说教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是对牛弹琴。只有罚款才是以毒攻毒的不二之选。
银河是中国第一个女博士后，也是记者非常喜欢的一位著名学者。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2008年获评“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第一名。
记者知道李银河是从读王小波的《人为什么活着》一书开始的，继而开始关注李银河。发现她的观点独特，甚至有些观点引发轩然大波，有人敬佩她，也有人藐视她，但李银河始终坚定自己的立场，态度更鲜明、见解更犀利。她的博客、微博、访谈、新闻等，一直是门户网站首页推荐热点。为此，记者产生了采访她的冲动。经过多方打探，获得了她的联系方式，最后确定了时间、地点，记者与她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推荐上大学成为她的人生转折
1952年2月，李银河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三八式”干部。她在家排行老四，也是最小的一个。她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虽然他们四个都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但是却姓了两个姓，大姐二姐随爸爸的姓，哥哥和她随妈妈的姓。李银河说：“这种情况在传统文化中并不多见，完全出自父母的平等地位和平等观念：他们不仅是夫妻，还是革命战友和同事。”
李银河的父母都曾就职于人民日报社，直到退休。父亲是该报创始人之一。母亲从1946年《人民日报》创办时就到了报社，很长时间担任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她在改革开放后重访大寨的一篇文章还得了全国新闻奖。
“我妈妈是在1930年代末‘抗大学习期间认识的爸爸。有一次，她和爸爸一起踩着石头过一条河，她走不稳，爸爸去拉她，就在双手接触的一刻，他们相互爱上了对方。”李银河说，我出生时正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之时，由于父母一辈子搞新闻，政治嗅觉比较敏感，政治热情比较充沛，所以给我起了个小名叫“三反”，一直到七岁上小学之前，都叫这个名字。
1959年，7岁的李银河进入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小学毕业升初中，那次的作文李银河写的是参加《东方红》演出见到毛主席的事，后来被《中国少年报》刊登了，还收入了范文选。这让李银河吃惊不小，这是她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因为这篇作文，她还受到教育部领导的召见。
从1969年到1974年，李银河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尽管每天要面对极度疲劳的体力劳动，但她还是尽其所能地看书，看马克思的书，看鲁迅的书，看当时硕果仅存的《艳阳天》一类的“文学”书。她在知识的世界里遨游，在阅读中让生命精彩。
1974年，李银河因为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文章，作为被推荐的工农兵学员，进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学习。这一次的上学机会，是李银河人生的一次转折。
1977年，李银河大学毕业后，去了《光明日报》史学组做编辑。
1978年下半年，李银河又被调到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做政策研究、起草文件之类的工作。
1979年，中国恢复了社会学。这时的李银河，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恢复社会学时，由著名社会学者费孝通来主办第一期社会学讲学班，相当于社会学的黄埔军校。”李银河说，当时，在中国只有四个地方有社会学：一是南开大学；二是北大，费孝通在那里；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四是北京社科院。
她原本对历史不感兴趣，但对于社会学却非常热衷。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李银河知道，如果想在社会学学科上继续走下去，唯一的路就是出国。于是她聯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教授，并在当年的入学申请中写道：“我想了解一般人对通常事物的看法是怎样的。”
1982年，30岁的李银河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求学，主修社会学。她硕博连读，直到1988年回国。而这一年，中国成立了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急需1988年毕业、既学社会学又愿意回来的博士。这事是由费孝通来主持的。于是李银河师从北京大学的费孝通，进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当年的博士后大都是理工科，所以李银河成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的第一个博士后。
两年后，李银河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任副教授。
1992年，李银河从北京大学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直到2012年退休。
大学期间，遇到生命中最挚爱的那个他
不少喜欢王小波作品的读者认为，王小波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与李银河有很大关系。对于此事，李银河表示，是王小波写得好。
1977年2月，李银河与王小波相识。那时，李银河在山西大学上学。她看到了一篇王小波写的小说《绿毛水怪》，她的心弦被拨动了，对王小波从心里顿生好感，希望能见见他。正好李银河的一个朋友也是王小波的朋友，通过他的介绍，李银河如愿以偿地与王小波认识了。
“第一次见面时，我觉得他很难看，但挺聊得来。”李银河说，从那以后，我和王小波之间的互动多了起来，我们不仅聊文学、聊人生，还聊理想，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
李银河从山西大学毕业后，在《光明日报》当编辑。当时王小波在街道厂上班，当工人。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而王小波与李银河心目中所期待的“白马王子”也有着很大的差距。一天，王小波去报社找李银河，聊天时，王小波突然问李银河有没有男朋友，李银河说没有，王小波问李银河：“你看我怎么样？”从此他们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1980年1月21日，王小波和李银河领了结婚证，他们没有举办复杂的仪式，只是两家人约在一起，吃了一顿饭，算是正式结婚了，甚至他们的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们结婚了。
李银河说，一旦与对方产生了激情挚爱，那些所谓的婚姻条件都是浮云，爱可以抵抗一切。
结婚后，李银河像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既要工作，还得照顾家庭。为了支持王小波的写作，家里的家务基本上是李银河承包完的。她还是王小波作品的第一读者。
“那时没有电脑，都是手写，小波写得有些乱，我就帮他抄写稿子，同时，还到处找出版社给他出版。”李银河说，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1995年在国内出版，那是他最早出版的一部书。那本书能够顺利出版，非常感谢华夏出版社社科类图书编辑室主任赵洁萍。那时，小波的书要出版比较困难，因为里面写了性。在此之前，小波的书稿已经在北京转手了四五家出版社。
李银河也表示，在王小波的众多作品中，她比较喜欢《红拂夜奔》，因为想象力丰富、色彩浓郁，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她非常喜欢里面那种特别飞扬的精神和在时空之间自由穿梭的写法，比如小说中关于李靖解费马大定理的描写，简直是妙趣横生。
在美留学期间，王小波与李银河驱车万里，游历了美国许多名胜古迹，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无论是在学历上还是收入上，他俩始终是阴盛阳衰，但李银河坦言自己崇拜小波，“因为真正的东西我是比不过他的”。在美国读书时，王小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两人生活全靠李银河一人的奖学金，而她还不肯让王小波出去打工。她说：“他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让他去干粗活。而我和小波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灵魂的相通和投契。他喜欢的也是我喜欢的，他不喜欢的正好也是我不喜欢的。”
1997年，45岁的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4月，李银河发表悼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
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一度非常悲痛。然而，那时的她，正是事业的高峰期。她化悲痛为力量，用工作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现在，每年4月，李银河都会去佛山陵园给他扫墓。
王小波和“大侠”是一瓶醋与一瓶酱油的关系
李银河谈及与王小波相识相依的二十年间，没有吵过架、红过脸，感受到的全是甜蜜和温暖。李银河说，自从认识了小波，所有的人都黯然失色。“如果他是一瓶醋的话，他已经把瓶子装满了，论才华论写作，我身边不会再有男人超过他。可能会产生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之所以接受“大侠”的爱，“因为他是一瓶酱油。他一切一切的味道跟小波全都不一样，这个弄得我没有办法比较。”大侠是与王小波完全不同的人，甚至与李银河也完全不同。“我喜欢的书、电影，他全部不喜欢，让他陪我看电影等同于让他受罪。他爱打麻将，打通宵。我们只能自己玩自己的。他做我的助手，但我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我做的研究他也不感兴趣。”此外，大侠脾气暴躁，爱跟人打架，这在李银河的生命中，都是从未出现过的事情，但大侠是属于那种高情商、高智商的人，负责为李银河洽谈各种合同，安排活动，包括买衣服、鞋子。
“我和‘大侠是在一个聚会上相遇，那是小波去世三个月后的一天，美国加州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丽莎拉我去散心，希望我从失去小波的悲痛中走出来。我因为基本上谁都不认识，所以在聚会上显得很落寞，这时，他过来搭讪。后来他告诉我，从那次见面，他就惦记上我了，心想：要能跟这个人在一起该有多好。他对我的爱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不由我不受吸引、不受感动。当时的感觉，他就是上帝派来的一位天使，是专程来解救我出失去小波的苦海的。”李银河说，“大侠”特别会照顾人。实际上爱也是一种能力，有好多人根本就不会爱，他们就是搭帮过日子。而有的人天生就那么浪漫，有这种情怀。能发生激情之爱的人都必须是比较浪漫的，他们的气质里就带着浪漫。浪漫之爱是挺纯净的一种感觉。我大他12岁，反正我是占便宜的那个。他特别靠谱，特别有责任心，我在这一点上从没担心过。因为我们在一起已经十七年了。
李银河从恋爱心理学的角度将爱情对自己的吸引分为两类，一类是两人之间高度契合，興趣爱好理想志趣相投，互相吸引；另一类是差异特别大，各个维度都不一样，也能互相吸引。“跟小波是属于前者，跟他则是后者。我们之间就只有爱，除了爱情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在一起的理由。”
比起理论研究，她更喜欢经验科学研究
1979年，李银河27岁，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霍尔兹纳教授和聂尼瓦萨教授来中国开办了第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她的内心充满了求知的冲动，像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她怀着激动欣喜的心情设计了平生第一个问卷，内容是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
从美国回国后，李银河以一种狂热的劲头投入了研究工作：一口气搞了十项经验研究。这十项研究的结果是十篇论文，每篇15000字上下，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有的被译成了英文和日文，有的题目因为有新闻价值——如《自愿不育和同性恋》——常常被通俗刊物和报纸、电台、电视台报道。
毋庸置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李银河的研究内容在国内算是较少有人涉及的领域。她介绍，当时有关同性恋以及“虐恋亚文化”，这两个研究都算是“填补空白”。
李银河也并不否认，在研究过程中，自己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乃至讨论、争议，有的是来自持有不同意见的研究者，有的则是传统观念。李银河把不同的声音分为两类，“如果是经过大脑思考，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只不过与我的不同，那我可以与之辩论”。对于另外一类人，李银河的态度是“完全不屑一顾”。
要把生活过得像艺术
在李银河看来，法国思想家福柯的人格魅力之一就是他极力倡导并一生不懈实践的“生活美学”。有一次，福柯对友人说：“使我惊讶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只与物体发生关联，而不与个体或生命发生关联……每一个体的生活难道不可以是一件艺术品吗？”
“我在2012年退休，以后可能不会做研究了，原因很简单：想休息、享受生活。”李银河笑言，“毕竟，以前的研究工作可算是一种劳作”。
退休后的李银河，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晚上看电影。现在，她住在威海。她说，威海那里，非常干净，也非常安静，自己的房子距离海边就一百米左右。尤其冬天，看不到什么人。我喜欢“宅”。北京空气不好，事情还多。一会儿这个单位年会，一会儿那个单位搞评选活动，我推掉这些活动，选择一个更为安静的生活，每天晚饭后都会去海里游半个钟头。
李银河坦言，自己这一生从未觉得才能受到过真正的挑战，直到2012年开始尝试写小说。她认为，现在写作与以前最大的不同是，以前写学术文章，目的是将知识介绍给大家，并不涉及心灵。而现在，李银河觉得自己要像王小波一样，试着创造出一些美的东西给大家看。目前，她正在写一篇新的非虐恋主题的小说。
李银河对热点事件的关注，也是当其与自身研究领域相关时，才会发表一些见解，“一般就是写个博客什么的”。
提到儿子壮壮，李银河说，他根本上不了学，属于学习困难的那种。他有轻度的抑郁症，我就不让他上学，让他学画画。他在画画方面很有天赋。但在对壮壮日常生活的照顾上，“大侠”是主力。
食品安全问题源于急功近利
与李银河的交流是轻松、愉快的。她个性随和，谈吐优雅，偶尔会露出浅浅笑容。在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李银河说，世间多急功近利之徒。所谓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就是急功近利之徒所为，大量的掺毒食品也皆源于急功近利。我们听说过吊白块，为的是使馒头看上去白些好卖；听说过用颜料染黄的小黄鱼；听说过苏丹红鸭蛋；听说过三聚氰胺牛奶。人们为了蝇头小利挖空心思，无所不为，消费者都已经痛心疾首，忍无可忍，结果人家那儿还是该干嘛干嘛。即使全国一半的人都变成食品安全监督员，也挡不住另一半人天天时时在那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发明创造”，各种奇思异想层出不穷。你刚查出一件，人家已经发明出了十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真真令人绝望透顶。
其实，可以相信，绝大多数掺毒制毒者并不是出于恶意犯罪心理，故意要让买他食品的人得癌去死；也不是出于恶作剧心理，比如给黄瓜抹避孕药的人也不是为了让吃黄瓜的人怀不上孩子，只不过是为了让黄瓜顶上的小黄花多开几天，多卖几条黄瓜而已。那么对这种人该怎么办呢？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既然急功近利者仅仅是为了蝇头小利，整治他们最有针对性的办法就是让他利益受损。其实只要制定一个法律，所有被抓到的人罚款数是他所赢之利的十倍（也许两倍就能有效，最有效、让被罚者最心疼又能交得起的罚款标准，应由有关专家论证制定），就应当起到作用。在让被抓到的人利益受损的同时，让那些尚未被抓到的人望而生畏，尽量少动点这方面的心思。当然还要靠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高效工作，至少查处的速度要超过对方“发明创造”的速度。相比之下，提倡高尚道德不是一点用没有，但是所有制毒者其实早已在道德和利益二者中选择了后者，提高道德的说教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是对牛弹琴。只有罚款才是以毒攻毒的不二之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