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刍议
张放
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音乐方面，王光祈对中国社会的贡献都是很大的，我们在这方面对他的总结和宣传当然还很不够。但是，也必须承认，作为90年前的王光祈，而且是身在德国研究中国，就其资料、视野，无疑都有一定的局限，仅是他的那本《中国音乐史》，虽具有开拓之功，却并不完善，缺漏的东西和未必正确的看法很多。而中国有为伟人讳的传统，所以在关于王光祈的研究中，大家都不愿提及。如此，王光祈的研究只能走入死胡同，无法再继续下去。
王光祈；音乐史；检讨
一、关于王光祈及王光祈研究
王光祈，1892年8月15日出生，祖籍四川温江，逝世于1936年1月12日，享年44岁。他在这短暂的44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学家，其中在音乐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
王光祈在童年时代就对音乐颇感兴趣。他从小就喜好笛箫演奏，中学时代又开始倾心于川剧艺术，对川剧音乐的喜好，这为他后来卓越的音乐研究成果的获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光祈自幼才思敏捷、勤奋好学、刻苦努力，1909年顺利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读书，在学堂读书期间不仅是班上的高才生，还与郭沫若、李劼人、魏时珍、周太玄、曾琦、李璜等人结为同窗知己，而且更成为了至交好友。王光祈1912年春从成都府中（现石室中学）顺利毕业，由于他在读书期间于清贫之中时刻不忘刻苦攻读诗书，于1914年以功底扎实的学习成绩顺利地考入了北京中国大学，至1918年7月更以考试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王光祈在京求学期间，不仅学习用功，学习成绩优异，而且积极投身社会，热心社会活动，同时，他还借用在几家报社担任记者、编辑的勤工俭学机会广泛深入社会，了解人民生活实际，从事社会活动，并在此期间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当代精英人物，这为他后来在国外的求学与科学研究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王光祈的一生既是学习的一生又是奋斗的一生，从1920年4月王光祈赴德国法兰克福，不仅学习政治经济学，同时还担任了北京《晨报》、上海《申报》 《时事新报》等报社的驻德特约通讯员，后由于其自幼对音乐的兴趣和喜好不能忘怀所趋，约在1922年冬开始改学音乐理论与音乐史开始，至1923年7月王光祈由德国法兰克福迁居柏林，并开始向德国音乐教授学习小提琴和音乐，到1925年4月他进入柏林大学音乐系，开始了在音乐方面的长达7个学期的继续学习与深造，尔后于1932年任波恩大学中国文艺讲师，次年10 月又受聘于波恩大学，在东方学院担任该院中国文艺课教师，特别是1934年6月以一篇高质量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获波恩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从而成为我国最早在欧洲为祖国争得荣誉的音乐学家。这十多年时间段即可看到，王光祈学习与奋斗的步伐从未停息。
王光祈的一生也是既辛苦工作又勤奋著述的一生，所取得的成绩斐然、成果颇丰。在客居德国的十多年时间里，王光祈除撰写、翻译了如《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 《三国干涉还辽秘闻》等十余部政论理论著作之外，还陆续完成了多达18部讨论各类音乐问题的音乐类专著，其中，不仅有当属我国最早具有开创意义的比较音乐学如《欧洲音乐进化论》 《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 《东西乐制之研究》等著作，也有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古代音乐如《各国国歌评述》《东方民族之音乐》 《翻译琴谱之研究》《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 《音学》等多种著作问世，还有如《中国音乐史》 《西洋音乐史纲要》 《西洋名曲解说》等论述和介绍中外史学与音乐作品的著作，除此之外还完成有40余篇专论各种音乐问题的论文。在王光祈大量的音乐著述中，不少书著及观点具有首创性，无不突出地彰显出王光祈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重视音乐社会功能的发挥，藉以振奋人心的音乐思想与主张。他所提出的继承、弘扬与发展中国民族音乐的具体措施与方法等，更是溢透出他强烈的民族热情与自豪感。而在王光祈的这些音乐著述中，影响最大的就应该是他的《中国音乐史》[1]。
张 放对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刍议
可以这样认为，王光祈是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开拓者，功不可没。而他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开拓。王光祈是用现代思维方式研究中国音乐史的第一人，他以西方学术框架把“中国音乐”整理得“站立起来” “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从而为新“国乐”发展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然而，虽然现今研究中国音乐史，没有任何人可以绕开王光祈。但是，近年来的王光祈研究，却有两个不可忽略的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许多人并不是去研究王光祈的音乐思想和音乐贡献，而是绕开王光祈的音乐贡献，主要去研究王光祈的政治贡献。诚然，王光祈对中国在政治方面的贡献也是杰出的，但是，他更突出的贡献却应该是在音乐研究方面。二是当今对王光祈的音乐研究，理想化的色彩较重，因为现在的政治氛围是上上下下都在为王光祈评功论好，所以在对王光祈的音乐研究方面，也就出现了只是一味喝彩的情况。笔者认为，这两种现象其实都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音乐研究方面，王光祈对中国社会的贡献都是很大的，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对他的收集、整理、归纳、总结和宣传力度当然还显得很不够，还应当继续深入进行更为全面深刻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特别在音乐方面，作为90年前的王光祈，而且是身在德国研究中国的王光祈，就其手中所能掌握的资料以及他本人所持有的研究视野等，都肯定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仅以他的那本《中国音乐史》为例，该著作于中国音乐史研究中虽具有开拓之功，却并不完善，缺漏的东西和未必正确的看法还很多，非常值得后辈学者加以关注。然而，中国历来却有着“为伟人讳”的传统，所以在关于王光祈的研究中，这些值得考究的不足或缺陷大家也就都不愿提及。如此，王光祈的研究也就只能走入死胡同，再难以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为此笔者以为，对王光祈的研究不仅应该有上述的那些收集、整理、归纳、总结以及关于宣传与赞扬的方面，还应该有另外两条主线的深入的专题研究加以配合，才能够使王光祈研究体现得更为全面：一是关于王光祈的政治理想与实践的这条主线的研究，之所以说是政治理想，只是因为王光祈在政治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现象，确实具有更多的年轻人的那种热血冲动，当然，这条线由政治方面的专门家来进行研究更为合适；二就是应该对“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的研究，这应该是音乐理论专门家理当应尽的责任。
二、关于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
在音乐方面，由于王光祈对中国音乐思想发展的影响很大，当然就应该并值得今人予以充分肯定。然而，肯定的东西现在确实已经显得够多了，而对他在90年前因为各种局限而未能阐发清楚的那些东西，我们今天却不仅不应该忽略，而且还很有必要也有责任去进行认真的清理，因为，唯有这样才是对王光祈的负责，对中国音乐史的负责。如果我们在王光祈90年前就已经开拓出的路径上，除了一味地称赞而不论及其不足与疏漏，从而使之更有利于研究能够继续前进、深入发展，那只能是我们对不起王光祈，而要继续前进就不能不对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研究进行检讨。
已故四川音乐学院朱泽民教授毕生研究王光祈，他生前曾多次对川音同事毕兴教授感叹：“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若是没有王光祈，此时的音乐史就没了！”朱泽民教授的这个感叹不仅充分肯定了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的历史价值，而且还分析了造成书中粗略之处的客观原因以及今人应对此所持的态度：“现在我们了解到他（王光祈）当时的境遇，对于书中失调的章节，就应当将其作为一种心与力的抵触而予以谅解，而不宜作为想与做的脱节来加以责难。”[2]然而客观地讲，朱泽民教授对王光祈研究的这种态度虽然是正确的，但又的确还存在有一定的问题，正确的是他认为我们对王光祈音乐研究的“粗略之处”“书中失调的章节”等，要因为当时条件不够而造成的“心与力的抵触而予以谅解”，这是必须的；不足之处则在于，作为后人，我们不仅仅要满足于对王光祈的学习和谅解，而还应该明确地指出其的疏漏和阙失，并进行继续深入的研究和补充。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对王光祈的“责难”，反而应该是对王光祈的更大尊重和对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负责。
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是其在客居德国的十多年时间中，专门针对中国当时尚不发达的史学研究问题而撰写的一部著作。由于是客居他乡以及赴德之初只是学习政治经济学而并非想学习与研究音乐的原因，因此，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研究目的可能并不纯正，更多的应该是源自于他“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的政治理想与实践的冲动。由于研究动机的原因以及王光祈赴德前对相关音乐史学研究的资料准备想必并不充分，所以当时他身边关于音乐的、尽可能该有的相关研究资料应该并不完善和全面。所以，这本虽具有开拓之功的《中国音乐史》，在研究思路和内容上肯定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所缺漏或未必准确的观点也应该不在少数。这从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乐器之进化”一章所录乐器图皆取自法国人苦朗的《中国雅乐历史研究》一书的情况即可看出端倪。虽然王光祈自己也认为这样的做法只是“权宜之计”，但他仍然还要试图以这些“系绘自乾隆二十四年所刊《皇朝礼器图式》，北宋末叶王溥《宣和博古图录》，明末朱载堉《乐律全书》等等”的例子，来自我肯定图像的来源具有权威性，借以掩饰自己研究资料的不完备、研究准备的不充分的弱点。然而在今天，这个问题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改变、充实和提高的。
可以这样讲，王光祈作为一个有建树的真正音乐学者，其既严谨规范又非常谦虚和诚恳的科学精神与治学作风是值得高度赞扬和大力推崇的。例如，他在其著作《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乐系”理论，就是一个将世界多民族的音乐划分为“中国乐系” “希腊乐系” “波斯—阿拉伯乐系”三大乐学系统的开创性研究。当然，这个“乐系”理论的提出以及对东方各民族音乐的一系列比较研究，虽然对中国音乐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无疑是一大贡献，但由于是一个初创的全新学说，所以其中也不免有一些疏漏与缺陷。值得注意的是，王光祈本人却并没有将这些疏漏与缺陷加以掩盖，仅从他在其原著里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所表达出的那种谦虚诚恳地态度中即可见一斑：“我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引起一部分中国同志去研究比较音乐学的兴趣，若有人更能作比较深的研究，则吾此书价值至多只能当作一本三字经而已”。
显然，我们现在研究王光祈，如果无视他既严谨规范又谦虚和诚恳的科学精神与治学作风，而只知道一味地称赞，若王光祈地下有知，想必他本人也一定会对此是非常不满意的。为此，笔者提出“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这一研究思路。
三、“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研究的主要内容
按笔者的观点，“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的研究，主要应该围绕如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研究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梁启超等人在本世纪初曾发起过一场向国民广泛介绍与宣传西方的历史及史学研究方法，并希望能籍此重修中国历史的“史学革命”。作为当时进步青年的一分子，王光祈必然也会受到这场运动的激励、触动和影响，加之他身在德国，学在德国，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他的激励、触动和影响想必应该是更加强烈的。
仅就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法而言，他先是系统介绍了治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方法，随之提出了自己治中国音乐史的构想、方向、结构与范式：一是以音乐起源——进化为纲，分别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律、调、记谱、乐器、舞乐、戏曲、器乐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专题研究；二是再以埃利斯、霍恩博斯特尔等所代表的西方比较音乐学派的物理测试和数学计算方法为基本原则，来对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律和调所特有的进化脉络与方式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三是“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推论又次之”的原则为思路来对中国音乐的历史进行研究。当实物不可得时，则从古籍下手，同时与世界范围内其它民族的乐器及其发展史进行比较研究以作旁证。显然，这种研究方法与思路显然是受到了当时西方史学把非西方作为自己历史的古代部分研究的普遍做法的影响——按照“西方中心论”，非西方是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
从史学的角度看，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主要是从系统介绍西方音乐史及其史学方法的角度出发，并以此指导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律制和调的进化脉络与方式的研究方面，虽然其中也运用了西方比较音乐学的一些研究方法。
然而，作为音乐，它是全人类的，当然具有共同性；但是，环境的不同，也必然应当有其根本不同的区域特色。仅此，按照“西方中心论”来研究中国音乐史，这个起点本身显然就是有些问题的。
二是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的概括很不完善。
从音乐学术史的角度看，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主要以对“律、调、谱、器”的起源、进化、呈现和与音律的关系论述等。这些大都可以与音乐的声音形态有着密切联系的内容的考查与研究为主体框架，从而构成其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其著述知识系统建立的基本架构。如“上册”部分讲律的起源、进化和调之进化与音乐实践相关，其中，乐谱是乐调的符号化呈现，乐器则是与律制的关系、乐调是听觉化呈现。律制和乐调这两个部分，构成了传统乐律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下册”中的“乐谱之进化”和“乐器的物质基础”，而声音、形态本身又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相当的联系。考虑到音乐活动本身及活动对象与方式的不同以及声音的不同呈现形态等因素，书中又从音乐实践角度，以乐队、舞乐、歌剧（即戏乐）、器乐的组织和进化等等，构成了与“乐”的实践相关的“四位一体”的基本研究脉络。
就古代音乐史学科知识构成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而言，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在史学研究上显然并不占优势，它的优势仅仅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对古代乐律学知识有较为系统而深入的阐述方面。
该书仅十章，就专设两章并以占将近全书三分之一的文字来讨论律学理论问题。第二章“律之起源”，除对先秦典籍中的有关文献所涉及之外，还对《管子》 《吕氏春秋》 《淮南子》 《史记》 《汉书》以及黄钟长度与律管算法等诸多问题，皆有深入的研究，第三章“律之进化”则对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何承天新律、梁武帝四通十二笛、刘焯十二等差律、王朴纯正音阶律、蔡元定十八律、朱载堉十二平均律以及清朝律吕等皆设专节进行了深入阐发。
问题是，这样的律学理论研究著作，能够被称为完全（或纯粹）的“中国音乐史”吗？
三是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的某些误解。
王光祈28岁去德国，之后就一直在那里学习、工作、著述。首先要肯定的是，王光祈当然是聪慧、勤劳的，所以他能够在政治、音乐以及其他方面都能做出突出的贡献。但是，人的精力是有一定限度的，人的时间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加上他手边还一定缺乏进行深入研究工作所必需的相关资料，尤其是缺乏中国古代典籍方面的工具书、参考书，因此，在王光祈所著的《中国音乐史》中会存在或出现一些明显的瑕疵，这应该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很正常的现象。
例如：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第二章“律之起源”第三节“十二律之成立”谓：“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这之中的“三” “六” “十二”都统一于“律”这一核心内容之中，但他却并没有深入解释最初三律的由来。虽然这三律产生的原则存在有多种可能，因此，难以评价其合理的程度。而王光祈对“平之以六”的解释是，以三律来平分最初三律得到六律，如果这样生律的话，就不是“平之以六”，而是“平之为六”或“平之成六”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够合理。
又如：王光祈所提出的“乐系”理论也有不足与遗憾。比如以将某一特定民族的音乐，从音乐形态、乐种、乐器、乐类等方面来进行系统分析和归类的研究方式。这种做法虽然对人们清醒的认识和了解该民族的传统音乐更为有益，但由于不同民族的性格、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以及音乐的起源、生成、生存、传承与发展方式的不一，那么上述内容的构成方式也就肯定会不一样。比如，欧洲从中世纪到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家几乎都是依附于教会和宫廷讨生活的，他们所创作的音乐除了满足于教会和宫廷的需要或是为了糊弄民众的目的之外别无它用，而普通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从心灵深处流淌并吟唱出的那些原生民歌小调，就根本不能被当时的权贵所承认，当然也就不能成为欧洲音乐的主导脉络，所以后来也近乎亡轶了。中国的音乐则大不同，中国古人对音乐是非常崇敬的，所以中国传统音乐的观念素来也就比较纯粹，而且，中国传统音乐从来未脱离人们的生活实际和民间传统这一沃土，直到今天仍旧保持着它传统的生态优势——当远古人的思维从艰苦的劳作或纯粹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开始品尝到了生产劳动与生活的乐趣时，最早的中国音乐也就随着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过程自然地从人们的心底流淌了出来。显然，王光祈的这种在欧洲音乐研究思路上所建立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民族民间的传统音乐来讲，并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更何况，王光祈的欧洲乐系所涵盖的主要是既脱离了发乎自然的那些民间传统，又远离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的所谓主流音乐，即具有人为因素和创作痕迹的所谓艺术化音乐而非纯粹的民族民间音乐或民歌；而中国传统音乐体系则主要涵盖的是发乎自然的、具有原生态特点的民族民间传统音乐的范畴。这种将具有不同涵盖内容和意义的不同音乐文化体系，硬要生拉活扯地放在一起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对照与比较的、具有欧洲工业化特点的研究方式，显然缺乏科学性。由上述同时可知，从不同民族民间音乐所用的音阶、音律等的方式、形态要素方面，来判断和归纳不同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来源和所属的类别的这种做法，显然也是不可能达到较为准确的论证的。这至少说明，王光祈的“乐系”理论尚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再如：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在第三章谈“律之进化”第三节“朱载堉十二平均律”时认为，“吾国‘十二平均律理论，虽自朱载堉以后，即已完全确立，约比西洋早一百年。”而中国人都知道，由于历史原因，朱载堉包括“十二平均律”等的研究，全部是“宣付史馆”，从未能实施，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实际的社会效果与意义，这“约比西洋早一百年”的结论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
凡此种种，足以说明，进行“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这项内容的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光祈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前驱，也是巨人，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看得更远，不把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引向更深入一步的方向发展呢？！
责任编辑：陈达波
参考文献：
[1]王光祈.中国音乐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2]朱泽民.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述评[J].音乐研究，1984（4）.
A Review of Wang Guangqis Research on Chinese Music History
ZHANG Fang
As a social activist and musicologist， Wang Guangqi had contributed a lot to
musical modernity and political renewal of China. However， his achievements have long
been underestimated due to lack of patient survey and wide promo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residing in Germany ninety years ago， Wang Quangqi had fairly limited access to the materials needed for his research. Owing to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and restrained scope， his major work， Chinese Music History， is not empirically accurate and deficient as a theory despite its pioneering efforts in Chinese musicology. But in the research on Wang Guangqi， the flaws in his theory are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ignored， which will inevitably lead this study to the dead end.
Wang Guangqi； Music history； reflection
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音乐方面，王光祈对中国社会的贡献都是很大的，我们在这方面对他的总结和宣传当然还很不够。但是，也必须承认，作为90年前的王光祈，而且是身在德国研究中国，就其资料、视野，无疑都有一定的局限，仅是他的那本《中国音乐史》，虽具有开拓之功，却并不完善，缺漏的东西和未必正确的看法很多。而中国有为伟人讳的传统，所以在关于王光祈的研究中，大家都不愿提及。如此，王光祈的研究只能走入死胡同，无法再继续下去。
王光祈；音乐史；检讨
一、关于王光祈及王光祈研究
王光祈，1892年8月15日出生，祖籍四川温江，逝世于1936年1月12日，享年44岁。他在这短暂的44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学家，其中在音乐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
王光祈在童年时代就对音乐颇感兴趣。他从小就喜好笛箫演奏，中学时代又开始倾心于川剧艺术，对川剧音乐的喜好，这为他后来卓越的音乐研究成果的获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光祈自幼才思敏捷、勤奋好学、刻苦努力，1909年顺利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读书，在学堂读书期间不仅是班上的高才生，还与郭沫若、李劼人、魏时珍、周太玄、曾琦、李璜等人结为同窗知己，而且更成为了至交好友。王光祈1912年春从成都府中（现石室中学）顺利毕业，由于他在读书期间于清贫之中时刻不忘刻苦攻读诗书，于1914年以功底扎实的学习成绩顺利地考入了北京中国大学，至1918年7月更以考试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王光祈在京求学期间，不仅学习用功，学习成绩优异，而且积极投身社会，热心社会活动，同时，他还借用在几家报社担任记者、编辑的勤工俭学机会广泛深入社会，了解人民生活实际，从事社会活动，并在此期间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当代精英人物，这为他后来在国外的求学与科学研究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王光祈的一生既是学习的一生又是奋斗的一生，从1920年4月王光祈赴德国法兰克福，不仅学习政治经济学，同时还担任了北京《晨报》、上海《申报》 《时事新报》等报社的驻德特约通讯员，后由于其自幼对音乐的兴趣和喜好不能忘怀所趋，约在1922年冬开始改学音乐理论与音乐史开始，至1923年7月王光祈由德国法兰克福迁居柏林，并开始向德国音乐教授学习小提琴和音乐，到1925年4月他进入柏林大学音乐系，开始了在音乐方面的长达7个学期的继续学习与深造，尔后于1932年任波恩大学中国文艺讲师，次年10 月又受聘于波恩大学，在东方学院担任该院中国文艺课教师，特别是1934年6月以一篇高质量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获波恩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从而成为我国最早在欧洲为祖国争得荣誉的音乐学家。这十多年时间段即可看到，王光祈学习与奋斗的步伐从未停息。
王光祈的一生也是既辛苦工作又勤奋著述的一生，所取得的成绩斐然、成果颇丰。在客居德国的十多年时间里，王光祈除撰写、翻译了如《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 《三国干涉还辽秘闻》等十余部政论理论著作之外，还陆续完成了多达18部讨论各类音乐问题的音乐类专著，其中，不仅有当属我国最早具有开创意义的比较音乐学如《欧洲音乐进化论》 《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 《东西乐制之研究》等著作，也有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古代音乐如《各国国歌评述》《东方民族之音乐》 《翻译琴谱之研究》《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 《音学》等多种著作问世，还有如《中国音乐史》 《西洋音乐史纲要》 《西洋名曲解说》等论述和介绍中外史学与音乐作品的著作，除此之外还完成有40余篇专论各种音乐问题的论文。在王光祈大量的音乐著述中，不少书著及观点具有首创性，无不突出地彰显出王光祈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重视音乐社会功能的发挥，藉以振奋人心的音乐思想与主张。他所提出的继承、弘扬与发展中国民族音乐的具体措施与方法等，更是溢透出他强烈的民族热情与自豪感。而在王光祈的这些音乐著述中，影响最大的就应该是他的《中国音乐史》[1]。
张 放对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刍议
可以这样认为，王光祈是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开拓者，功不可没。而他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开拓。王光祈是用现代思维方式研究中国音乐史的第一人，他以西方学术框架把“中国音乐”整理得“站立起来” “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从而为新“国乐”发展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然而，虽然现今研究中国音乐史，没有任何人可以绕开王光祈。但是，近年来的王光祈研究，却有两个不可忽略的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许多人并不是去研究王光祈的音乐思想和音乐贡献，而是绕开王光祈的音乐贡献，主要去研究王光祈的政治贡献。诚然，王光祈对中国在政治方面的贡献也是杰出的，但是，他更突出的贡献却应该是在音乐研究方面。二是当今对王光祈的音乐研究，理想化的色彩较重，因为现在的政治氛围是上上下下都在为王光祈评功论好，所以在对王光祈的音乐研究方面，也就出现了只是一味喝彩的情况。笔者认为，这两种现象其实都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音乐研究方面，王光祈对中国社会的贡献都是很大的，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对他的收集、整理、归纳、总结和宣传力度当然还显得很不够，还应当继续深入进行更为全面深刻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特别在音乐方面，作为90年前的王光祈，而且是身在德国研究中国的王光祈，就其手中所能掌握的资料以及他本人所持有的研究视野等，都肯定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仅以他的那本《中国音乐史》为例，该著作于中国音乐史研究中虽具有开拓之功，却并不完善，缺漏的东西和未必正确的看法还很多，非常值得后辈学者加以关注。然而，中国历来却有着“为伟人讳”的传统，所以在关于王光祈的研究中，这些值得考究的不足或缺陷大家也就都不愿提及。如此，王光祈的研究也就只能走入死胡同，再难以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为此笔者以为，对王光祈的研究不仅应该有上述的那些收集、整理、归纳、总结以及关于宣传与赞扬的方面，还应该有另外两条主线的深入的专题研究加以配合，才能够使王光祈研究体现得更为全面：一是关于王光祈的政治理想与实践的这条主线的研究，之所以说是政治理想，只是因为王光祈在政治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现象，确实具有更多的年轻人的那种热血冲动，当然，这条线由政治方面的专门家来进行研究更为合适；二就是应该对“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的研究，这应该是音乐理论专门家理当应尽的责任。
二、关于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
在音乐方面，由于王光祈对中国音乐思想发展的影响很大，当然就应该并值得今人予以充分肯定。然而，肯定的东西现在确实已经显得够多了，而对他在90年前因为各种局限而未能阐发清楚的那些东西，我们今天却不仅不应该忽略，而且还很有必要也有责任去进行认真的清理，因为，唯有这样才是对王光祈的负责，对中国音乐史的负责。如果我们在王光祈90年前就已经开拓出的路径上，除了一味地称赞而不论及其不足与疏漏，从而使之更有利于研究能够继续前进、深入发展，那只能是我们对不起王光祈，而要继续前进就不能不对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研究进行检讨。
已故四川音乐学院朱泽民教授毕生研究王光祈，他生前曾多次对川音同事毕兴教授感叹：“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若是没有王光祈，此时的音乐史就没了！”朱泽民教授的这个感叹不仅充分肯定了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的历史价值，而且还分析了造成书中粗略之处的客观原因以及今人应对此所持的态度：“现在我们了解到他（王光祈）当时的境遇，对于书中失调的章节，就应当将其作为一种心与力的抵触而予以谅解，而不宜作为想与做的脱节来加以责难。”[2]然而客观地讲，朱泽民教授对王光祈研究的这种态度虽然是正确的，但又的确还存在有一定的问题，正确的是他认为我们对王光祈音乐研究的“粗略之处”“书中失调的章节”等，要因为当时条件不够而造成的“心与力的抵触而予以谅解”，这是必须的；不足之处则在于，作为后人，我们不仅仅要满足于对王光祈的学习和谅解，而还应该明确地指出其的疏漏和阙失，并进行继续深入的研究和补充。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对王光祈的“责难”，反而应该是对王光祈的更大尊重和对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负责。
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是其在客居德国的十多年时间中，专门针对中国当时尚不发达的史学研究问题而撰写的一部著作。由于是客居他乡以及赴德之初只是学习政治经济学而并非想学习与研究音乐的原因，因此，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研究目的可能并不纯正，更多的应该是源自于他“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的政治理想与实践的冲动。由于研究动机的原因以及王光祈赴德前对相关音乐史学研究的资料准备想必并不充分，所以当时他身边关于音乐的、尽可能该有的相关研究资料应该并不完善和全面。所以，这本虽具有开拓之功的《中国音乐史》，在研究思路和内容上肯定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所缺漏或未必准确的观点也应该不在少数。这从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乐器之进化”一章所录乐器图皆取自法国人苦朗的《中国雅乐历史研究》一书的情况即可看出端倪。虽然王光祈自己也认为这样的做法只是“权宜之计”，但他仍然还要试图以这些“系绘自乾隆二十四年所刊《皇朝礼器图式》，北宋末叶王溥《宣和博古图录》，明末朱载堉《乐律全书》等等”的例子，来自我肯定图像的来源具有权威性，借以掩饰自己研究资料的不完备、研究准备的不充分的弱点。然而在今天，这个问题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改变、充实和提高的。
可以这样讲，王光祈作为一个有建树的真正音乐学者，其既严谨规范又非常谦虚和诚恳的科学精神与治学作风是值得高度赞扬和大力推崇的。例如，他在其著作《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乐系”理论，就是一个将世界多民族的音乐划分为“中国乐系” “希腊乐系” “波斯—阿拉伯乐系”三大乐学系统的开创性研究。当然，这个“乐系”理论的提出以及对东方各民族音乐的一系列比较研究，虽然对中国音乐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无疑是一大贡献，但由于是一个初创的全新学说，所以其中也不免有一些疏漏与缺陷。值得注意的是，王光祈本人却并没有将这些疏漏与缺陷加以掩盖，仅从他在其原著里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所表达出的那种谦虚诚恳地态度中即可见一斑：“我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引起一部分中国同志去研究比较音乐学的兴趣，若有人更能作比较深的研究，则吾此书价值至多只能当作一本三字经而已”。
显然，我们现在研究王光祈，如果无视他既严谨规范又谦虚和诚恳的科学精神与治学作风，而只知道一味地称赞，若王光祈地下有知，想必他本人也一定会对此是非常不满意的。为此，笔者提出“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这一研究思路。
三、“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研究的主要内容
按笔者的观点，“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的研究，主要应该围绕如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研究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梁启超等人在本世纪初曾发起过一场向国民广泛介绍与宣传西方的历史及史学研究方法，并希望能籍此重修中国历史的“史学革命”。作为当时进步青年的一分子，王光祈必然也会受到这场运动的激励、触动和影响，加之他身在德国，学在德国，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他的激励、触动和影响想必应该是更加强烈的。
仅就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法而言，他先是系统介绍了治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方法，随之提出了自己治中国音乐史的构想、方向、结构与范式：一是以音乐起源——进化为纲，分别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律、调、记谱、乐器、舞乐、戏曲、器乐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专题研究；二是再以埃利斯、霍恩博斯特尔等所代表的西方比较音乐学派的物理测试和数学计算方法为基本原则，来对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律和调所特有的进化脉络与方式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三是“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推论又次之”的原则为思路来对中国音乐的历史进行研究。当实物不可得时，则从古籍下手，同时与世界范围内其它民族的乐器及其发展史进行比较研究以作旁证。显然，这种研究方法与思路显然是受到了当时西方史学把非西方作为自己历史的古代部分研究的普遍做法的影响——按照“西方中心论”，非西方是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
从史学的角度看，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主要是从系统介绍西方音乐史及其史学方法的角度出发，并以此指导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律制和调的进化脉络与方式的研究方面，虽然其中也运用了西方比较音乐学的一些研究方法。
然而，作为音乐，它是全人类的，当然具有共同性；但是，环境的不同，也必然应当有其根本不同的区域特色。仅此，按照“西方中心论”来研究中国音乐史，这个起点本身显然就是有些问题的。
二是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的概括很不完善。
从音乐学术史的角度看，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主要以对“律、调、谱、器”的起源、进化、呈现和与音律的关系论述等。这些大都可以与音乐的声音形态有着密切联系的内容的考查与研究为主体框架，从而构成其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其著述知识系统建立的基本架构。如“上册”部分讲律的起源、进化和调之进化与音乐实践相关，其中，乐谱是乐调的符号化呈现，乐器则是与律制的关系、乐调是听觉化呈现。律制和乐调这两个部分，构成了传统乐律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下册”中的“乐谱之进化”和“乐器的物质基础”，而声音、形态本身又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相当的联系。考虑到音乐活动本身及活动对象与方式的不同以及声音的不同呈现形态等因素，书中又从音乐实践角度，以乐队、舞乐、歌剧（即戏乐）、器乐的组织和进化等等，构成了与“乐”的实践相关的“四位一体”的基本研究脉络。
就古代音乐史学科知识构成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而言，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在史学研究上显然并不占优势，它的优势仅仅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对古代乐律学知识有较为系统而深入的阐述方面。
该书仅十章，就专设两章并以占将近全书三分之一的文字来讨论律学理论问题。第二章“律之起源”，除对先秦典籍中的有关文献所涉及之外，还对《管子》 《吕氏春秋》 《淮南子》 《史记》 《汉书》以及黄钟长度与律管算法等诸多问题，皆有深入的研究，第三章“律之进化”则对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何承天新律、梁武帝四通十二笛、刘焯十二等差律、王朴纯正音阶律、蔡元定十八律、朱载堉十二平均律以及清朝律吕等皆设专节进行了深入阐发。
问题是，这样的律学理论研究著作，能够被称为完全（或纯粹）的“中国音乐史”吗？
三是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的某些误解。
王光祈28岁去德国，之后就一直在那里学习、工作、著述。首先要肯定的是，王光祈当然是聪慧、勤劳的，所以他能够在政治、音乐以及其他方面都能做出突出的贡献。但是，人的精力是有一定限度的，人的时间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加上他手边还一定缺乏进行深入研究工作所必需的相关资料，尤其是缺乏中国古代典籍方面的工具书、参考书，因此，在王光祈所著的《中国音乐史》中会存在或出现一些明显的瑕疵，这应该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很正常的现象。
例如：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第二章“律之起源”第三节“十二律之成立”谓：“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这之中的“三” “六” “十二”都统一于“律”这一核心内容之中，但他却并没有深入解释最初三律的由来。虽然这三律产生的原则存在有多种可能，因此，难以评价其合理的程度。而王光祈对“平之以六”的解释是，以三律来平分最初三律得到六律，如果这样生律的话，就不是“平之以六”，而是“平之为六”或“平之成六”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够合理。
又如：王光祈所提出的“乐系”理论也有不足与遗憾。比如以将某一特定民族的音乐，从音乐形态、乐种、乐器、乐类等方面来进行系统分析和归类的研究方式。这种做法虽然对人们清醒的认识和了解该民族的传统音乐更为有益，但由于不同民族的性格、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以及音乐的起源、生成、生存、传承与发展方式的不一，那么上述内容的构成方式也就肯定会不一样。比如，欧洲从中世纪到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家几乎都是依附于教会和宫廷讨生活的，他们所创作的音乐除了满足于教会和宫廷的需要或是为了糊弄民众的目的之外别无它用，而普通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从心灵深处流淌并吟唱出的那些原生民歌小调，就根本不能被当时的权贵所承认，当然也就不能成为欧洲音乐的主导脉络，所以后来也近乎亡轶了。中国的音乐则大不同，中国古人对音乐是非常崇敬的，所以中国传统音乐的观念素来也就比较纯粹，而且，中国传统音乐从来未脱离人们的生活实际和民间传统这一沃土，直到今天仍旧保持着它传统的生态优势——当远古人的思维从艰苦的劳作或纯粹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开始品尝到了生产劳动与生活的乐趣时，最早的中国音乐也就随着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过程自然地从人们的心底流淌了出来。显然，王光祈的这种在欧洲音乐研究思路上所建立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民族民间的传统音乐来讲，并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更何况，王光祈的欧洲乐系所涵盖的主要是既脱离了发乎自然的那些民间传统，又远离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的所谓主流音乐，即具有人为因素和创作痕迹的所谓艺术化音乐而非纯粹的民族民间音乐或民歌；而中国传统音乐体系则主要涵盖的是发乎自然的、具有原生态特点的民族民间传统音乐的范畴。这种将具有不同涵盖内容和意义的不同音乐文化体系，硬要生拉活扯地放在一起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对照与比较的、具有欧洲工业化特点的研究方式，显然缺乏科学性。由上述同时可知，从不同民族民间音乐所用的音阶、音律等的方式、形态要素方面，来判断和归纳不同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来源和所属的类别的这种做法，显然也是不可能达到较为准确的论证的。这至少说明，王光祈的“乐系”理论尚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再如：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在第三章谈“律之进化”第三节“朱载堉十二平均律”时认为，“吾国‘十二平均律理论，虽自朱载堉以后，即已完全确立，约比西洋早一百年。”而中国人都知道，由于历史原因，朱载堉包括“十二平均律”等的研究，全部是“宣付史馆”，从未能实施，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实际的社会效果与意义，这“约比西洋早一百年”的结论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
凡此种种，足以说明，进行“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之检讨”这项内容的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光祈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前驱，也是巨人，现在，我们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看得更远，不把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引向更深入一步的方向发展呢？！
责任编辑：陈达波
参考文献：
[1]王光祈.中国音乐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2]朱泽民.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述评[J].音乐研究，1984（4）.
A Review of Wang Guangqis Research on Chinese Music History
ZHANG Fang
As a social activist and musicologist， Wang Guangqi had contributed a lot to
musical modernity and political renewal of China. However， his achievements have long
been underestimated due to lack of patient survey and wide promo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residing in Germany ninety years ago， Wang Quangqi had fairly limited access to the materials needed for his research. Owing to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and restrained scope， his major work， Chinese Music History， is not empirically accurate and deficient as a theory despite its pioneering efforts in Chinese musicology. But in the research on Wang Guangqi， the flaws in his theory are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ignored， which will inevitably lead this study to the dead end.
Wang Guangqi； Music history； refl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