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战漩涡中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王钦双

    

    序

    对当今的中国而言，了解这段扑朔迷离、惊心动魄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军调部）历史的人已为数不多，即使是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由于档案与资料的限制，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不甚深入。然而，这确实是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这不仅是因为军调部在它成立时是中外瞩目的焦点，是中国共产党为和平作出巨大努力的一次尝试，亦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的外交（事）活动，而且这段历史对其后的中国历史及当今的世界格局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来，由于军调的失败和军调部的解散，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尝试，坚定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军调的失败，使蒋介石反动集团逐渐被中国人民和美国政府所抛弃，逃到台湾一隅，由此亦使中国的国家统一面临严峻的挑战，成为制约中华民族崛起和伟大复兴的巨大障碍。东亚格局也为之一变。因此，了解军调部的历史非常重要。而要了解这段历史，就要从抗战胜利后说起。

    一、军调部成立背景

    军调部的成立，是在当时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即美国卷入战后中国政治的产物。

    （一）胜利突然到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政府及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历时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局变化之快，胜利突然降临，国共双方显然都没有估计到，也没有做好相应准备。

    此时，蒋介石的大部分军队远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短时间内调运不出来，不能迅速赶到华中、华北。正如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言：“自从1911年满清帝国覆灭以来，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力遍及全国的中央政府。当对日战争胜利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起码到我们能将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平静的延安顿时忙碌起来。中共中央领导人日夜紧张工作。毛泽东把办公地点从他的窑洞移到枣园小礼堂，一面同各根据地领导人谈话，一面挥笔疾书，起草给各地的电报和指示。此时，因参加中共七大，各战略区的领导人和主要高级将领仍滞留在延安，迫切需要他们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恰巧这时，美军观察组飞机要从延安飞往太行山区的黎城县，中央紧急决定，让他们搭载前往。8月25日，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从延安机场起飞，向东飞出。机上载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滕代远等20多名高级将领。因此，这次非同寻常的航行，成为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空运。

    （二）内战危险剧增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实现和平与民主，医治战争创伤。中国共产党主张恢复同国民党的谈判，以求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虽早已确定，但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又不能不有所顾忌。人民渴望和平，美、苏、英三国也不赞成中国内战。蒋介石要想在内战中处于有利地位，也需要时间。所以，他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中下旬，他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中共明知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为掩人耳目，才玩弄和平花招，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但为顺应民意，争取国内和平和民主，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張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被称为《双十协定》，其主要内容是尽快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停止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

    国民党当局虽然表面上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其主要打算仍是通过战争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便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阎锡山出兵攻打山西上党地区的人民军队。《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10万军队，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图谋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整个东北。中共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11万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坚决反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人民军队连续进行邯郸、平绥、津浦三个战役，共歼敌10万余人，阻滞了国民党军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由此，战争与和平，风云变幻。形势骤然紧张，战火一触即发，内战危险空前加剧。

    此时，国共谈判虽还在进行，但正如周恩来所言：“目前的谈判，彼（国民党）方全为缓兵之计”，“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鉴于此，周恩来于11月25日飞返延安，谈判遂告中断。

    （三）赫尔利走了，马歇尔来了

    国民党当局在抗战胜利后之所以敢于抢夺人民胜利果实和挑起内战，是由于得到美国的支持。然而国共冲突的加剧，又使美国有卷入中国内战的危险。由于赫尔利推行露骨的扶蒋反共政策，导致国共冲突的日益扩大和加剧，因而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不满和谴责。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部分修改了对华政策。11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免去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赫尔利驻华大使的职务，随即任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赴华“调处”国共争端。

    在上述背景下，蒋介石面对美国政府和国际上的压力，加之在战场上与中国共产党军队三个月的军事较量中连续失败，也感到需要争取时间，以便加速调动军队，完成全面内战的部署。因此，蒋介石迅速同意重开谈判，并表示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事。

    （四）国共和谈重开

    中国共产党对杜鲁门总统的声明和马歇尔使华是欢迎和支持的。12月27日，国共谈判恢复。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周恩来将中共代表团关于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的提议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31日，周恩来和王世杰谈判。王递交国民党复文：同意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组织军事考察团，对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受降有关的事项，由国共双方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商定办法。

    （五）三人小组成立与停战谈判

    1946年1月1日，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马歇尔表示如果中共能接受政府关于三方会商的提议，建议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简称三人小组），职责为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取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须送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始生效。三人小组可在离冲突地区较近的地方设一机构处理一切具体问题。3日，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转告中共中央欢迎他参加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马歇尔提出，在北平设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停战，公正地调查。

    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拟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协议规定“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停战、恢复交通、受降、遣送战俘等“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由公正人士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等。协议虽初步达成，但有一些停戰的关键问题仍未解决。

    7日，三人小组（亦称三人会议）组成，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后来相继接任的有张治中、陈诚、徐永昌等），美国代表马歇尔于重庆怡园举行首次会议，商谈有关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周恩来提出：停止冲突应在全国范围。拆除阻碍交通的障碍物应包括影响交通的碉堡、工事。张群同意全国停战，但认为东北和华北的赤峰、多伦例外，并认为恢复交通主要是铁路。周恩来提出接收主权涉及苏联，讨论时应有苏联代表参加。现在赤峰、多伦已由中共接收。马歇尔提议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自此到10日，三人会议举行五次。

    （六）停战协定的签署和停战令下达

    1946年1月10日，周恩来和张群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即停战协定），并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由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向各自部队下达停战命令，协定生效时间是1月13日午夜24时。命令规定：“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双方在声明中规定：“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军事调处执行部内设置执行组，包括若干官兵足敷实地监察详细办法之实行”；“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委员得各别设置通讯线，足保迅速而无阻碍之通信”。这就是军调部成立的由来及依据。

    二、军调部成立、任务及组织

    1月10日，三人会议致蒋介石备忘录，提出：“军事调处执行部与执行组人员，应立即组织起来。”为此，各方纷纷组织人员，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各自的代表机构。同日，国共双方签署的《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对该部的任务、组织、运行机制、后勤保障等做出明确规定。

    （一）三委员来平，军调部成立

    1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停战和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会议通过重庆谈判的协定，并决定叶剑英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中共方面委员。与此同时，国民党决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为政府方面委员，美国政府决定驻华代办饶伯森（又译罗伯逊）为军调部美方委员。是日，马歇尔指示军调部执行科主任白鲁德飞往北平，筹设军事调处执行部，为军调部三委员及工作人员做好必要的初步安排。

    13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第三天，也是停止冲突命令开始生效的那一天，叶剑英同郑介民、饶伯森及各自的随行人员一行15人，从重庆乘专机飞抵北平。三委员等住进了北京饭店。北京饭店成为军调部的临时办公地点和三方部分人员的住地。

    当日下午和晚上，中共委员叶剑英、政府委员郑介民在北京饭店分别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本着合作精神，采取一致行动，完成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等项任务。

    19日，军调部正式移至协和医院（现为协和医科大学）大楼内办公。中共代表团在一楼，国民党代表团在二楼，美方代表团在三楼。

    （二）任务

    关于军调部的任务，在国共双方签署的《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中有明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应实行业经商定之停战政策。本执行部为增订必需之附属协定，俾停战命令之实施更为有效，得为各种建议。此项建议，包括解除日军武装，恢复各项交通线，及配合移送日军至海岸线，以便遣返之各项措施。经三委员一致同意之正式训令，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名义发布之。”

    又依军事三人小组会议2月25日所协议签订的关于军队整编之基本方案，内称：“本军事小组会议，现正根据方案，拟具详细实施之办法，并将责成北平之军事调处执行部，向各军传达必要之命令，并监督其实施。”

    由上可知，军调部的工作主要是五项，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日伪、遣返日俘、整编军队，实际工作主要是前两项，尤其集中在停止冲突问题上。

    （三）组织结构

    根据三方协议，军调部接受三人小组的直接领导，执行其达成的协议和有关指示。军调部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而又特别的机构，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名委员组成。主要组成人员有国方委员郑介民、共方委员叶剑英、美方委员饶伯森和执行主任即美方的白鲁德。这一职务犹如三委员的参谋长，可直接指挥三方参谋人员。

    军调部基本组织是执行小组，各地能否停止冲突，能否解决纠纷，全靠执行小组的工作与努力。因此，执行小组是军调部工作最基层，也是最重要的组织。军调部最早派出的执行小组是集宁第一小组，其后执行小组陆续被派往各地区，主要在华北。东北停战前后，又向东北派出若干小组，最多时共有36个小组。在36个小组中，第18至24共7个小组为交通小组，主要负责恢复交通工作，其余为停战小组，负责停战的执行（其中有9个小组兼管交通），此外还派出过若干特别小组及联络员，任务完成即行撤销。

    （四）人员构成

    按照三人小组在重庆最初协商的方案，军调部三方人员的配备名额为：美方125人，国民党方面和共产党方面各170人。后来因工作需要，参加军调部三方的工作人员，大大超过了原来规定数额。据不完全统计，军调部人数最多时达9000余人（其中国方2600余人，共方600余人，美方6000余人）。军调部配有足够的飞机、汽车供运输，配有通讯工具以资传达，每月经费4万万元。

    （五）运行机制

    “三方协商一致”（亦称“三方一致同意”），是军调部工作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在军调部及执行小组负责处理停火及各有关事项时，国、共、美三方代表都享有均等的表决权与互商权，一切事宜须三方一致同意通过。任何命令、建议或行动，如有一方不同意，即遭否决。该原则，起初是由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建议新成立的三人会议的一种议事方式，后被国共双方认可确立为国共冲突调处机构——北平军调部及其下属执行小组工作的一项核心原則。但这一原则的实行，并不令人满意。在当时情况下，国、共、美三方完全一致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国、美一致不同于共方者居多，共、美一致不同于国方者很少，也有三方各执己见者，由此导致军调部及其小组的实际工作，除了少数程序问题以外，终日处于开会、谈话、互发备忘录的争吵之中，致使军调部成了一个你来我往、但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的事务性机构。由于国共双方冲突逐步扩大所致的分歧加剧和互信缺失，加之美方逐步丧失客观公允的调处立场，北平的“吵架”扩展到全国各地，致使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在很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效率低下，以致无法完成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三、扑灭战火的努力

    军调部自从1946年1月14日开始办公，至1947年2月下旬三方人员相继退出，仅一年零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其活动、进展及其成效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每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

    （一）停战执行小组为停止冲突不断努力

    1946年1月至3月，是军调部工作的第一阶段，也是军调部工作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大环境的关系，工作进展较快。在此期间，军调部先后发出和字命令6号，特别指令5件，派出23个小组，达成69项小组协议或指令，均占各项工作数量的60%以上。由于国、共、美三方在这一阶段的调处中均表现出较为合作与克制的态度，国共双方均互有让步，因而，关内冲突在军调部各执行小组监督下基本停止，《东北停战协定》亦于3月27日签订，东北执行小组也将派出。

    尽管如此，在此阶段国、共、美三方的矛盾斗争，尤其是国共之间的矛盾斗争始终存在，有时还比较激烈。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执行小组的配置、停战原则的解读、冲突原因的界定及如何恢复交通等方面。如国共双方都倾向于向对自己有力的地区派遣小组。美蒋两方对小组派遣与配置，多派在日本投降后被中共军队包围的伪军地带，同时也是蒋军兵力薄弱、暂取守势地带。中共为了华中地区的和平与停战，曾多次提出要求增派小组，都被国美两方联合反对，始终没有派出。正是这些分歧和斗争的存在，使得军事调处工作步履维艰，难以取得重大进展。

    （二）关内小打，关外大打

    1946年3月至6月，是军调部履职的第二个阶段。由于国共两党关系逐渐恶化，战火由关外燃烧到关内，直至大规模内战的爆发，加之美国方面逐渐失去公允的调处立场，军事调处工作已不复当初的权威，军调部及各执行小组内国、共、美三方代表互相指责，已很难再达成协议。在此种情况下，军事调处工作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得调处工作难以为继。例如，军调部派往东北的四个执行小组，由于当地国民党驻军的阻挠和破坏，无法到达冲突地点，更谈不上任何调处，战火愈燃愈烈。

    此阶段后期，军事调处工作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军调部及执行小组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重大威胁。许多地区发生辱骂、殴打及限制小组人员自由，甚至人身伤亡等不幸事件。

    （三）军调部对制止战争束手无策

    1946年7月至9月，是军调部工作的第三阶段。6月底全面内战爆发后，马歇尔八上庐山，但依然对于和谈无补。东北虽然短期平静，关内却大打起来。在此形势下，军调部亦已失去其最初的动力，成了观察战争的机场，对制止战争束手无策。部所派出的各个小组，在这期间的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状态，军调部内部的谈判也是一筹莫展。除美方故作忙碌状态，硬拉着讨论无关轻重的积案以外，实际上对下面冲突与纠纷的调处已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甚至连工作人员的安全都成了大问题。7月29日，安平事件的发生使作为调处第三方的美国，直接卷入冲突之中，调处更加名存实亡。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大环境下，国、共、美三方都失去了继续进行战地调处的耐心。9月27日，军调部三委员签署协议，关内除保留太原、沁县、临汾、邯郸、新乡、泊头6个小组外，其余小组均撤回北平。随后，东北亦由8个小组缩减为3个。

    （四）军调部名存实亡

    1946年10月至1947年1月，是军调部工作的第四阶段。在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并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的背景下，国共和谈的大门实际已被国民党关闭，军调部及仅存的几个执行小组已无事可做，各方都在做最后撤离的准备，只有北平总部和长春分部还维持着一定的工作和人员。在军调部之上的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于10月间飞返延安，表明军调部上级在10月间已不健全。至11月22日，各小组中的中共代表撤退，三环相连之形势已不存在，各地三人小组变为两人小组，成了跛足小组。至此，军调部下级全部破裂了。仅余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军调部孤悬在北平，名存实亡。

    1947年1月8日，马歇尔离华返美，出任美国国务卿，此举表示美国退出调处，作为调处重要机构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因此走到了尽头。军调部已经没有存废问题，仅剩下结束的时间问题。

    （五）军调失败与军调部解散

    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现已决定结束其与三人会议及北平军调部之关系，这是马歇尔回国、美国调处失败的逻辑结果。30日，国民政府宣布因美国宣布退出调处而解散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部。2月7日，美方第一批人员开始撤退，11日，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人员开始撤退。21日，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率最后一批中共人员离开北平回到延安。其后，国、美双方相继退出军调部，至此，军调部正式解散。

    四、难以完成的使命

    军调部的解散，宣告了为期一年多声势浩大的军事调处工作以失败而告终，也同时结束了抗战胜利后国共美三方关系中的一段历史。军调部存在期间，为调停国共冲突、缓和中国政治紧张局势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尽管如此，从总体而言，军调部没有完成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因为引发战后中国诸多矛盾冲突以至发展成全面内战的本质，是当时中国两大党派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追求，对于解决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军调部无能为力。正如马歇尔所言：“军调部所取得的实在成果是，它在其可能的限度内极为顺利地执行了任务，而且它的成功大部分取决于整个的政治局势。国民政府与中共关系的恶化，很快就反映在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有效防止破坏停战令或贯彻业经通过的指令和决定方面所经历的日益增加的困难中。”当马歇尔奉诏回国时，叶剑英在接见记者谈及军调部在这一年当中没有工作成绩表现的症结所在，指出：“他认为这是根本上的问题”。所谓根本上的问题，当然是军事三人小组委员会之日益削弱及不协调。再从根本上讲，又有了国共两方的根本态度问题。事实是共产党要和，以战促和；国民党要战，和是战的掩护和策略。

    和与战的总开关不在共产党手中，而是掌握在蒋介石反动集团手里。对于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是决心严格遵守和履行的。甚至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夕，中共在准备采取自卫战争的同时，仍准备做出让步以求避免战争。马歇尔曾对中共在停战谈判期间的态度和行为作过中肯的评价。他指出：“在最初的两三个月内，中国共产党是合作的，而且也没有迹象表示对美国和美国调解所持的态度不友好或不诚恳。”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为形势所迫签署停战令。在停战令签字之前，也并无真心停战。停战令签署之后，则一直破坏着停战。对于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曾有过透彻的分析。他指出：“蒋介石自相矛盾。他一面同中共谈判，一面秘密下令高级军官剿共。换言之，他谈判与‘剿共同时并举，那就是为什么马歇尔对他发怒且责备他不诚实。”“蒋先生谈判与作战同时进行，他认为这是一种策略，故不肯真诚地接受马歇尔调停，然而又不具备足够的财力自行解决共产党的问题，这就是他败走台湾的根本原因，这是咎由自取。”蒋介石反动集团之所以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路线，一心要打，是由其所代表的利益和阶级本质决定的。国民党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基础极其狭隘，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蒋介石反动集团认为，不仅人民民主主义，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不能行之于中国。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也谈到这一点。他承认：“愈来愈流露出这样一种信念：追求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意味着他们将丧失一切。”

    军调部的首倡者美国，一面调处国共争端，一面联蒋压共，大力援助国民党，助长了其发动内战的气焰和实力。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以军用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内战前线。美国还出动海军陆战队9万多人，进驻沪、平、津等战略要地，直到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国民党军队不仅接受了100多万日本军队和几十万伪军的武器装备、收编了大量伪军，而且美国方面还帮助它装备了39个陆军师，建立了八又三分之一的空军大队，其军事实力进一步膨胀。1946年6月17日，通过签订《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质协定》，美国又将价值5170万美元的军用品交给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之所以敢于撕毁停战協定和政协协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是同美国政府对他的支持和援助有直接关系的。蒋介石接受美国的飞机、大炮，轰走了美国的鸽子。马歇尔无牌可打，致使调处归于失败。加之，美国对于国共冲突未能采取始终一致的中立立场，因此对于军调本身也逐渐失去了控制力。

    总之，军调部的最终解散，既是战后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国共两党关系分裂的必然产物，也是美国干预中国国内政治的失败。

    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