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数据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
耿亚东
摘 要：服务型政府是基于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其建构与完善也必然要在时代的发展中前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呈现出流动性、虚拟性与多元化等特点，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切迫使政府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去重新寻找自己的角色，并要求政府根据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去刷新社会治理模式。在合作治理体系中去完善与建构服务型政府，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必然路径选择。
关键词：大数据；服务型政府；行动者；合作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8）04-0055-07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开启对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论的建构总是基于时代的发展要求，既往的公共行政理论都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基础上建构和发展起来的，是适应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与低度不确定性发展需要的，其政府模式主要表现为管理型政府。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将人类带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时代，其必然也要求一种新的政府模式与之对应。服务型政府理论的建构正是基于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其发展和完善也必然要在时代的发展中前行。进入2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服务型政府的建构与完善带来了机遇。一方面，大数据的流动性、虚拟性与多元化特征给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各种冲击与挑战，使政府面临着各种危机；另一方面，它的“去中心化”要求以及对政府控制导向的冲击也将世界各国都拉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给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带来了契机。在此情况下，如果政府仅仅把大数据作为一种技术和方法去对公共服务进行改进，虽然能够获得短暂的公共服务质量的改善，应对暂时的危机，但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公共服务的提升。因此，未來服务型政府的建构与完善必须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把大数据作为公共行政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机遇，积极主动地寻求大数据技术的支持才是应对危机的根本出路。
一、反映时代要求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政府模式与之相对应。在农业社会，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政府模式，我们称之为统治型政府；到了工业社会，政府除了要维持社会秩序外，还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我们称这种政府模式为管理型政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政府，尽管各国形式有所不同，但就其本质来看，基本都是适应工业社会发展要求建立起来的管理型政府。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与低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政府模式可以很好地应对与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与危机。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到来，再加上全球化与后工业浪潮的冲击使西方各国普遍陷入了发展的滞胀阶段，政府失灵使管理型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为摆脱危机，西方国家率先发起了一系列改革运动，并很快蔓延至世界各国。在这场改革运动中，新公共管理运动因要求运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政府，在政府内部引入竞争机制，并通过服务外包、合同制等方式把政府的一部分业务转移出去，不仅降低了政府的运行成本，还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也因此迅速被世界各国所采用。然而，新公共管理理论仅仅是一种适应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本土方言，在引入其他国家之后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论忽略了公共利益与公共价值，它在把资本主义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它仅仅只是对管理型政府的改进与完善，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危机，也不能帮助后发国家走向资本主义强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预示着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的行政改革已经陷入了完全失灵的境地”[1]（P160），还进一步说明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之上的管理型政府已不能适应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要求。如果我们继续带着这一包袱前进，在管理型政府的思维框架下去寻找改革之路，只会使政府的失灵越来越严重，危机的爆发也越来越严重。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也通过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来充实与完善刚建立不久的管理型政府。然而与西方国家改革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能在改革的道路上寻找到适合后工业化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型政府模式。这种政府模式既不同于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也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政府，它是在继承和发展统治型政府与管理型政府基础上，适应后工业化发展要求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我们称之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理论是由我国学者提出，并在我国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自1982年以来，中国政府历经七次改革。在改革初期，“由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政府中所产生的影响，使政府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价值关注的忽视问题，从而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以及道德滑坡等问题。”[2]（P4）但是党和政府领导人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作报告的时候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问题[3]。这也是我国政府领导人首次公开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不仅是对前期过分注重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也反映了我国政府领导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是有保留、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中国紧紧扣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原则”。[2]（P5）自此，服务型政府建设被提上政府的改革议程，并成为政府的改革目标。其实，学界对服务型政府理论的关注要早于政府的改革实践。早在1998年，张康之教授在《行政道德的制度保障》一文中已经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思想，在2000年《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一文中已明确地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并指出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中国政府的改革目标。正是由于这一目标的提出，使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呈现了较好的局面，也避免了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改革失灵的危机。自服务型政府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学者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仍存在着“理论的误植、历史的‘混搭、方向的误导”[2]（P1）等各方面的问题。但总体来看，服务型政府的研究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大数据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共振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信息呈现出爆炸的态势。“全球IP流量达到1EB所需的时间，在2001年需要1年，在2013年仅需1天，到2016年则仅需半天。预计到2020年，全球数据总量将达到35～40ZB，10年间将增长20倍以上。”[4]这一切都标志着人类已迈入大数据时代。如果说过往几百年政府的社会治理活动与社会建构尚未考虑数据资源，那么在今天，当政府所要开展的一切社会治理活动都需要建立在数据资源基础之上时，数据资源的重要性将需被重新考虑，它给社会带来的新问题与新特点也需要引起重视。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是基于时代的发展需要的，因此，它的建构也需要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充分把握大数据时代的特点，这对服务型政府的建构与完善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一）流动性
自人类诞生以来，一直都是在流动中成长与发展起来的。大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进入了高频流动的状态。进入2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这种流动性更加剧烈。尤其是随着新型社交媒体工具的兴起与发展，以数据为载体的信息传播速度更加迅速，并呈现出无中心的传播趋势。信息流动性的增强导致人与物在得到了信息技术的支持后也迅速进入了高频流动状态。当前，“我们似乎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一切都在流动，人和物在高速流动之中，人的观念也发生着迅速的变化，而且，人们赖以交往的语言等媒介和工具也处在迅速变化之中，让我们体会到了古希腊哲人的断言：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5]（P29）
在这种快速流动的社会中，人们会发现：“他们选择的可能性皆大幅度增加了：不仅仅是选择消费的可能性增加了，人们在认识世界，结交朋友，选择配偶、居住地等方面的可能性同样增加了。也许，选择可能性的增加，并没有让生活质量发生改变，然而，这类可能性毕竟让生活的世界变得更为宽广，让生活变得更为舒适便利。”[6]（P8）如果人们觉得某一地区的空气质量差或者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不高，他们就会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移居到其他地区。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并越来越频繁。这种流动与选择的便利当然有利于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与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心国可以利用各种优势资源吸引边缘国的人才流向中心国。但是，近几年因战争、经济危机等原因，发生在欧洲国家的移民潮、难民潮流动现象，不仅对中心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都造成了冲击，也造成了边缘国人才的流失和政治的动荡。在此情况下，中心国往往采取不人道的措施，比如英国为抵制难民涌入修建隔离墙，宣告退出欧盟；而边缘国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也往往采取各种措施去阻碍人们在空间上的流动。所以，阿明指出，“资本主义所制造的两极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缺乏人道，并会急速膨胀。面对这个暴行的挑战，社会主义有责任提出一个全球化替代方案，也就是可获得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全球化并赋予它人道的、世界主义特点的方法。”[7]（P67）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原因。
在大数据时代，随着流动性的增强，“地域性已无可避免地与全球性彼此关联起来。人们对某些地点的密切依恋与认同仍然存在着，但是这些地点本身已被脱域出来了：它们不仅是对基于地域性的实践与卷入的表述，而且也受到了日益增多的来自远距离的影响。例如，一个社区邻里中最小的杂货店里很可能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地域性社区不再仅仅是一个浸透着为人熟悉的毋庸置疑的意义的环境，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对远距离关系的地域性情境的表现。”[8]（P95）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关联性会越来越强。在此情况下，“不仅人与物的流动对社会治理形成挑战，而且信息的流动也可能会在瞬间引爆一场大规模的冲突。”[5]（P34）某个地方或地区的微小动荡都有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比如发生在2010年北非和西亚国家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不仅如此，国际社会所发生的事情也会对一国内部的社会治理造成重大影响，比如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伊拉克战争会引发世界各国的石油价格动荡。流动性增强使风险与危机事件频发，人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失序的时代，原先建立在“以不变应万变”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手段已经不再能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果真人类社会要重新回归到一种混乱和混沌的状態中吗？显然，那种情形是不堪设想的。为了防止那种状况的出现，唯有寻求社会治理变革，即建立起适应社会高频流动状态的社会治理模式，”[5]（P29）而与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的政府模式也只能是服务型政府。
（二）虚拟性
大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逐渐呈现出了虚拟化的特征。这使人类社会在自然界与社会之外又多出了一个新的世界，即虚拟世界。进入21世纪，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真实世界里的一切都在迅速地被数据化和虚拟化，“以计算机、网络等硬件为基础的，以数字化数据及其运算来表征显示物质世界中各种真实关系的社会生存、社会交往方式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9]，虚拟世界的信息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消费者不用走出家门，他只需要轻轻地点击鼠标、敲动下键盘就可以进行购物、聊天、交友、学习、玩游戏、聆听世界各地的新闻趣事等等活动，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也可以随时加入某个社群共同体，随时对事件发表自己的评论与感想，随时转载与传播他们感兴趣的新闻或事件；虚拟营销、虚拟电影、虚拟棋盘等与人类日常生活相关的任何活动也都可以在镜像世界里得到虚拟化的体验，甚至人类的许多伟大发明和科学研究都可以在虚拟空间进行试验与模拟。虚拟与现实的结合，使“人类的社会生存范式从单一的物质实体生存向物质实体生存及其镜像化生存融合的社会综合生存方式转变，”[9]它在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虚拟世界里，“依照媒体的逻辑，事实上交流沟通是情感性的，所以它能够让观看者在不观看事件本身的情况下，对呈现为舞台景观的事件做出迅速的、毫不迟疑的回应。由于诸种媒体发生的作用，集体的行动被赋予极为鲜明的指向性，并且极为频繁地遭到相当严重的歪曲。”[6]（P9）信息的非对称性、虚假性、匿名性，海量数据的困扰往往使政府与其他行动者无法辨别真相，也无法区分事实。在网络助手、网络水军的推动下，集体行动的网络暴力事件不断发生；侵犯个人隐私的网络诈骗事件不断上演；一个小的事件经网络发酵就会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人们的恐慌，如2011年，因日本地震而引发的我国内地的抢盐潮事件。
除此之外，近些年来，以数据为载体的虚拟经济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其规模已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然而，因其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特征也给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大量的问题。比如，由网络节点的计算生成的比特币，谁都有可能参与制造，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挖掘、出售、购买或者收取。不论你身在何处，只要有网络，你都可以进行比特币交易。这种便利性也决定了其安全性低、投机性强，在交易的过程中因无法辨认对方的身份信息而使诈骗事件不断发生。除了比特币之外，还有股票、债券等许多其他的金融衍生品，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符号化的金融体系。它们“因为虚拟化而具有了不确定性的特征，从而使你无法把握住它的真实情况”[10]（P36）。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虚拟经济风险在现实的镜像反映。这说明，“虚拟经济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却没有找到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才致使金融危机的出现”[10]（P36）。
虚拟性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使原先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都不再适用，使人们过往的社会治理经验变得那样的粗浅和微不足道，似乎一个失序的社会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5]（P29）。为此，我们只有转变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走向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道路才能有效应对上述问题的出现。而服务型政府因具有前瞻性、灵活性以及服务性等特征，也将无可推诿地承担起虚拟性带来的社会问题。
（三）多元化
在大数据时代，随着新型交流媒体与传播工具的出现，人们沟通交流的成本越来越低，社会参与意识也越来越强，人们越来越愿意通过互联网平台去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去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不仅导致了人们需求的多元化，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发展。
从现实表现来看，尽管人们实际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与以往相比，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都要频繁得多，无论是在对象的选择还是在交往的性质上，这种交往都比以往要自由得多。我们不仅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数量极为惊人的不同经验，而且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更换合作伙伴”。[6]（P7）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登录微信、微博传播信息，交流思想，发表观点，信息的无中心传播意味着政府垄断信息已不再可能。这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仅使人们的需求与选择性增加，也使诸种矛盾和危机不断增加。在政府无法有效识别公众需求的情况下，传统上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已难以满足公众的需要。为此，“社会有机体尽管做出了种种本能的反应，自发地做出了大量努力来应对这一难题，但是在个体的人的诸种需求不断增多的同时，管理社会的完整体系与诸种决策体系的能力，却受到了明显的削弱。这一切导致了令人不安的局面，导致了种种危机，以至于出现了倒退的危险。”[6]（P11）
与此同时，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也自发地成长起来，并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社会治理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大数据时代，它们是除政府之外，第二大掌握数据资源的主体。它们利用自身的优势不仅实现了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还在政府治理不足的地方对政府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形成了补充。比如，像百度、谷歌之类的互联网技术公司通过掌握的大数据资源和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免费向公众提供各种查询服务与指导；一些非政府组织常常借助于大数据技术开展国际互动与合作，在养老、扶贫、自然灾害救助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在国际层面上与其他促进型国家及非政府的国际组织一道共同形成了一种促进型的治理关系。”[11]（P38）当人们可以随时上网查阅信息，获取自己所需资料；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可以随时利用数据资源开发数据的价值，这预示着“在人们接触互联网的任何地方可以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诸如此类的能力标志着权力的重要转移。就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网络信息来说，目前的传播和搜索成本几乎为零。由此可见，信息对于政府的结构和能力而言有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含义，”[12]（P30）它迫使政府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重新寻找自己的角色，并根据时代的特征去刷新社会治理模式。可以说，“正是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客观历史运动迫使政府必须走在服務型政府建设的道路上，而服务型政府建设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促成社会治理体系的健全，并推动一种新的社会体制的建立。”[13]（P3）
三、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
回应大数据条件下的治理要求
大数据时代的流动性、虚拟性与多元化特征对政府的社会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也给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创造了契机，它要求政府主动地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合作。为此，政府必须认识到“等级制度的传统形象，即一种拱与柱相互交叠而成的传统的形象，事实上已经变得完全不合时宜。我们当今所拥有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蜂巢式的结构。大家彼此之间相互依存，与此同时，又相互支配对方，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发号施令，每一个人又都循规蹈矩”。[6]（P12）在这种蜂巢式的结构中，政府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看待“共识”问题，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包容差异。而这样做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政府在传统的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非政府组织、企业等自治主体将逐渐获得话语权，就数据资源的合作开发与政府展开协商与讨论。在此过程中，因数据采集标准不一样，各治理主体之间在同一时间段或不同时间段掌握的数据可能存在不一致甚至冲突的情况。因此，在合作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数据冲突问题成为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此外，在合作的过程中，其他治理主体的思路与观点也并不总是与政府的相一致，在利益的博弈过程中，无形中对治理共识的形成带来了新的挑战。然而，“正如印刷机的发明引发了社会自我管理的变革，大数据也是如此。它迫使我们借助新方式来应对长期存在的挑战，并且通过借鉴基本原理对新的隐患进行应对。”[14]（P232）服务型政府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型政府，它不仅反映了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可以有效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流动性、虚拟性与多元化的挑战，它还是具有前瞻性、灵活性与服务性的政府，可以为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创造平台与条件，并有效地化解合作中的冲突与矛盾。因此，在合作治理体系中去完善与建构服务型政府，实现从制度主义向行动主义的转型是政府应对大数据挑战的必然路径选择。具体来说：
首先，政府要善于培育行动者。在大数据时代，人们需求的多样化以及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都表明社会和市场表现出了越来越強的行动主义取向，他们要求与政府一道开展社会治理活动，这将意味着社会、市场以及政府之间一种新型关系的变化。但是就其当前的发展状况而言，“行动主义只是一个趋势，而并非一种现实，主权者虽然试图成为行动者，却并不就是行动者，尚不拥有参与和开展治理行动的完整能力”。[11]（P37）因此，政府作为行动者的主体之一，其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培育行动者，促使行动者真正地归来。“培育行动者，一方面，需要社会继续坚持当前的行动主义运动，通过这种运动既向政府传递行动的愿望和诉求，也向公众传播行动的观念和意识；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的行动尝试，并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社会行动能力的提升。”[11]（P37）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为这些治理主体提供平台，促使行动者发挥各自擅长的领域，“以此实现不同行动能力与行动的合理配置，避免因为所谓行动能力不足而导致治理行动的重新封闭化。”[11]（P39）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合同制、直接资助制、项目申请制等方式把一些公共服务外包出去，在实现社会权力回归和政府角色转移的同时，又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另外，政府也要鼓励社会行动者实现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大数据时代，不同社会治理主体都呈现出的多元化特点，也说明了这是一个差异化的社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引导他们正确地定位自身的角色。对于公民来说，政府要引导他们合理地传播信息，客观地发表自身见解，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对于其他自治主体来说，政府要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配置合理的资源，并引导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当社会行动者、市场行动者或政府本身就能解决某一问题时，促进型政府鼓励这些行动者的单独行动，鼓励他们在独立的行动中锻炼其综合考虑和解决治理问题的能力。”[11]（P40）但是政府也要做好随时介入的准备，以随时准备矫正行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其次，以信息开放促进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在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过程中表现出的流动性、虚拟化、多元化的特点，都是源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快速发展。这说明信息已成为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要围绕信息开展。因此，能否促进信息资源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合理流动，是能否促进人、财、物在社会合理流动的基础，也是政府能否有效应对流动性、虚拟化带来的社会挑战的根本出路。为此，政府需要首先促进信息资源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合理流动，以信息的流动促进不同治理者在各自领域的彼此开放，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共享。在这一过程中，“行动主义运动凸显的是权利平等的诉求，即社会的和市场的主体都要求成为与政府平等的行动者，都要求被承认参与和独立开展治理行动的权利。”[11]（P39）因此，政府要转变以往的控制思维，主动开放数据资源，打破信息孤岛现象，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信息在不同领域的流动，在领域开放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的合作与共享。当每一个行动者都以开放的心态去共享信息资源的时候，整个社会也就自然地走向了合作。
第三，构想合作治理体系中的规则。“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规则的形式和作用都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规则从属于和服务于权力的巩固和行使；在工业社会，规则就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和途径，它既被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也被用来规范权力的行使。”[15]（P5）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我们的使命在于，创建一种新型的规则与管理模式，使之能够取代传统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要培植一种新的行动能力，而不是去选择那些本身无比美妙的目标，由于我们没有行动的能力加以实现，这类目标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6]（P10）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即是这种行动能力的催化剂，它不仅增强了行动者的行动能力，还促进了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为此，我们“必须根据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要求去重新认识规则的功能、性质和形式，并以此去自觉地建构全新的能够支持合作行动的规则。”[15]（P11）这套规则必须既能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又能有效考虑和应对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在这套规则中，政府充当的是裁判员角色，他的任务就是保证每个“球员”的动作不越出规则之外。当参与者违反合作行动中的规则后，不但政府可以惩罚它，而且参与者的声誉将会受到影响，在以后的合作中也会遭到其他行动者的排斥。不同治理主体对于合作规则就像“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16]（P68）在合作治理的时代，每一个行动者经过长期的训练都会对规则烂熟于心，并且深知违反规则的后果，最终这种规则将会转化为每一个行动者的自觉与自律。当每个行动者都自觉地遵守这套规则的时候，因流动性、虚拟性和多元化等带来的数据安全管理、网络暴力事件、网络谣言等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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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服务型政府是基于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其建构与完善也必然要在时代的发展中前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呈现出流动性、虚拟性与多元化等特点，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切迫使政府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去重新寻找自己的角色，并要求政府根据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去刷新社会治理模式。在合作治理体系中去完善与建构服务型政府，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必然路径选择。
关键词：大数据；服务型政府；行动者；合作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8）04-0055-07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开启对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论的建构总是基于时代的发展要求，既往的公共行政理论都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基础上建构和发展起来的，是适应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与低度不确定性发展需要的，其政府模式主要表现为管理型政府。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将人类带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时代，其必然也要求一种新的政府模式与之对应。服务型政府理论的建构正是基于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其发展和完善也必然要在时代的发展中前行。进入2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服务型政府的建构与完善带来了机遇。一方面，大数据的流动性、虚拟性与多元化特征给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各种冲击与挑战，使政府面临着各种危机；另一方面，它的“去中心化”要求以及对政府控制导向的冲击也将世界各国都拉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给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带来了契机。在此情况下，如果政府仅仅把大数据作为一种技术和方法去对公共服务进行改进，虽然能够获得短暂的公共服务质量的改善，应对暂时的危机，但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公共服务的提升。因此，未來服务型政府的建构与完善必须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把大数据作为公共行政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机遇，积极主动地寻求大数据技术的支持才是应对危机的根本出路。
一、反映时代要求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政府模式与之相对应。在农业社会，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政府模式，我们称之为统治型政府；到了工业社会，政府除了要维持社会秩序外，还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我们称这种政府模式为管理型政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政府，尽管各国形式有所不同，但就其本质来看，基本都是适应工业社会发展要求建立起来的管理型政府。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与低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政府模式可以很好地应对与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与危机。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到来，再加上全球化与后工业浪潮的冲击使西方各国普遍陷入了发展的滞胀阶段，政府失灵使管理型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为摆脱危机，西方国家率先发起了一系列改革运动，并很快蔓延至世界各国。在这场改革运动中，新公共管理运动因要求运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政府，在政府内部引入竞争机制，并通过服务外包、合同制等方式把政府的一部分业务转移出去，不仅降低了政府的运行成本，还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也因此迅速被世界各国所采用。然而，新公共管理理论仅仅是一种适应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本土方言，在引入其他国家之后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论忽略了公共利益与公共价值，它在把资本主义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它仅仅只是对管理型政府的改进与完善，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危机，也不能帮助后发国家走向资本主义强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预示着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的行政改革已经陷入了完全失灵的境地”[1]（P160），还进一步说明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之上的管理型政府已不能适应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要求。如果我们继续带着这一包袱前进，在管理型政府的思维框架下去寻找改革之路，只会使政府的失灵越来越严重，危机的爆发也越来越严重。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也通过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来充实与完善刚建立不久的管理型政府。然而与西方国家改革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能在改革的道路上寻找到适合后工业化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型政府模式。这种政府模式既不同于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也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管理型政府，它是在继承和发展统治型政府与管理型政府基础上，适应后工业化发展要求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我们称之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理论是由我国学者提出，并在我国政府改革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自1982年以来，中国政府历经七次改革。在改革初期，“由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政府中所产生的影响，使政府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价值关注的忽视问题，从而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以及道德滑坡等问题。”[2]（P4）但是党和政府领导人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作报告的时候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问题[3]。这也是我国政府领导人首次公开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不仅是对前期过分注重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也反映了我国政府领导人“在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是有保留、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中国紧紧扣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原则”。[2]（P5）自此，服务型政府建设被提上政府的改革议程，并成为政府的改革目标。其实，学界对服务型政府理论的关注要早于政府的改革实践。早在1998年，张康之教授在《行政道德的制度保障》一文中已经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思想，在2000年《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一文中已明确地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并指出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中国政府的改革目标。正是由于这一目标的提出，使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呈现了较好的局面，也避免了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改革失灵的危机。自服务型政府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学者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仍存在着“理论的误植、历史的‘混搭、方向的误导”[2]（P1）等各方面的问题。但总体来看，服务型政府的研究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大数据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共振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信息呈现出爆炸的态势。“全球IP流量达到1EB所需的时间，在2001年需要1年，在2013年仅需1天，到2016年则仅需半天。预计到2020年，全球数据总量将达到35～40ZB，10年间将增长20倍以上。”[4]这一切都标志着人类已迈入大数据时代。如果说过往几百年政府的社会治理活动与社会建构尚未考虑数据资源，那么在今天，当政府所要开展的一切社会治理活动都需要建立在数据资源基础之上时，数据资源的重要性将需被重新考虑，它给社会带来的新问题与新特点也需要引起重视。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是基于时代的发展需要的，因此，它的建构也需要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充分把握大数据时代的特点，这对服务型政府的建构与完善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一）流动性
自人类诞生以来，一直都是在流动中成长与发展起来的。大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进入了高频流动的状态。进入2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这种流动性更加剧烈。尤其是随着新型社交媒体工具的兴起与发展，以数据为载体的信息传播速度更加迅速，并呈现出无中心的传播趋势。信息流动性的增强导致人与物在得到了信息技术的支持后也迅速进入了高频流动状态。当前，“我们似乎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一切都在流动，人和物在高速流动之中，人的观念也发生着迅速的变化，而且，人们赖以交往的语言等媒介和工具也处在迅速变化之中，让我们体会到了古希腊哲人的断言：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5]（P29）
在这种快速流动的社会中，人们会发现：“他们选择的可能性皆大幅度增加了：不仅仅是选择消费的可能性增加了，人们在认识世界，结交朋友，选择配偶、居住地等方面的可能性同样增加了。也许，选择可能性的增加，并没有让生活质量发生改变，然而，这类可能性毕竟让生活的世界变得更为宽广，让生活变得更为舒适便利。”[6]（P8）如果人们觉得某一地区的空气质量差或者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不高，他们就会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移居到其他地区。在大数据时代，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并越来越频繁。这种流动与选择的便利当然有利于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与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心国可以利用各种优势资源吸引边缘国的人才流向中心国。但是，近几年因战争、经济危机等原因，发生在欧洲国家的移民潮、难民潮流动现象，不仅对中心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都造成了冲击，也造成了边缘国人才的流失和政治的动荡。在此情况下，中心国往往采取不人道的措施，比如英国为抵制难民涌入修建隔离墙，宣告退出欧盟；而边缘国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也往往采取各种措施去阻碍人们在空间上的流动。所以，阿明指出，“资本主义所制造的两极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缺乏人道，并会急速膨胀。面对这个暴行的挑战，社会主义有责任提出一个全球化替代方案，也就是可获得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全球化并赋予它人道的、世界主义特点的方法。”[7]（P67）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原因。
在大数据时代，随着流动性的增强，“地域性已无可避免地与全球性彼此关联起来。人们对某些地点的密切依恋与认同仍然存在着，但是这些地点本身已被脱域出来了：它们不仅是对基于地域性的实践与卷入的表述，而且也受到了日益增多的来自远距离的影响。例如，一个社区邻里中最小的杂货店里很可能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地域性社区不再仅仅是一个浸透着为人熟悉的毋庸置疑的意义的环境，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对远距离关系的地域性情境的表现。”[8]（P95）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媒体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关联性会越来越强。在此情况下，“不仅人与物的流动对社会治理形成挑战，而且信息的流动也可能会在瞬间引爆一场大规模的冲突。”[5]（P34）某个地方或地区的微小动荡都有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比如发生在2010年北非和西亚国家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不仅如此，国际社会所发生的事情也会对一国内部的社会治理造成重大影响，比如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伊拉克战争会引发世界各国的石油价格动荡。流动性增强使风险与危机事件频发，人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失序的时代，原先建立在“以不变应万变”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手段已经不再能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果真人类社会要重新回归到一种混乱和混沌的状態中吗？显然，那种情形是不堪设想的。为了防止那种状况的出现，唯有寻求社会治理变革，即建立起适应社会高频流动状态的社会治理模式，”[5]（P29）而与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的政府模式也只能是服务型政府。
（二）虚拟性
大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逐渐呈现出了虚拟化的特征。这使人类社会在自然界与社会之外又多出了一个新的世界，即虚拟世界。进入21世纪，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真实世界里的一切都在迅速地被数据化和虚拟化，“以计算机、网络等硬件为基础的，以数字化数据及其运算来表征显示物质世界中各种真实关系的社会生存、社会交往方式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9]，虚拟世界的信息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消费者不用走出家门，他只需要轻轻地点击鼠标、敲动下键盘就可以进行购物、聊天、交友、学习、玩游戏、聆听世界各地的新闻趣事等等活动，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也可以随时加入某个社群共同体，随时对事件发表自己的评论与感想，随时转载与传播他们感兴趣的新闻或事件；虚拟营销、虚拟电影、虚拟棋盘等与人类日常生活相关的任何活动也都可以在镜像世界里得到虚拟化的体验，甚至人类的许多伟大发明和科学研究都可以在虚拟空间进行试验与模拟。虚拟与现实的结合，使“人类的社会生存范式从单一的物质实体生存向物质实体生存及其镜像化生存融合的社会综合生存方式转变，”[9]它在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虚拟世界里，“依照媒体的逻辑，事实上交流沟通是情感性的，所以它能够让观看者在不观看事件本身的情况下，对呈现为舞台景观的事件做出迅速的、毫不迟疑的回应。由于诸种媒体发生的作用，集体的行动被赋予极为鲜明的指向性，并且极为频繁地遭到相当严重的歪曲。”[6]（P9）信息的非对称性、虚假性、匿名性，海量数据的困扰往往使政府与其他行动者无法辨别真相，也无法区分事实。在网络助手、网络水军的推动下，集体行动的网络暴力事件不断发生；侵犯个人隐私的网络诈骗事件不断上演；一个小的事件经网络发酵就会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人们的恐慌，如2011年，因日本地震而引发的我国内地的抢盐潮事件。
除此之外，近些年来，以数据为载体的虚拟经济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其规模已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然而，因其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特征也给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大量的问题。比如，由网络节点的计算生成的比特币，谁都有可能参与制造，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挖掘、出售、购买或者收取。不论你身在何处，只要有网络，你都可以进行比特币交易。这种便利性也决定了其安全性低、投机性强，在交易的过程中因无法辨认对方的身份信息而使诈骗事件不断发生。除了比特币之外，还有股票、债券等许多其他的金融衍生品，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符号化的金融体系。它们“因为虚拟化而具有了不确定性的特征，从而使你无法把握住它的真实情况”[10]（P36）。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虚拟经济风险在现实的镜像反映。这说明，“虚拟经济已经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却没有找到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才致使金融危机的出现”[10]（P36）。
虚拟性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使原先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都不再适用，使人们过往的社会治理经验变得那样的粗浅和微不足道，似乎一个失序的社会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5]（P29）。为此，我们只有转变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走向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道路才能有效应对上述问题的出现。而服务型政府因具有前瞻性、灵活性以及服务性等特征，也将无可推诿地承担起虚拟性带来的社会问题。
（三）多元化
在大数据时代，随着新型交流媒体与传播工具的出现，人们沟通交流的成本越来越低，社会参与意识也越来越强，人们越来越愿意通过互联网平台去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去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不仅导致了人们需求的多元化，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发展。
从现实表现来看，尽管人们实际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与以往相比，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都要频繁得多，无论是在对象的选择还是在交往的性质上，这种交往都比以往要自由得多。我们不仅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数量极为惊人的不同经验，而且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更换合作伙伴”。[6]（P7）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登录微信、微博传播信息，交流思想，发表观点，信息的无中心传播意味着政府垄断信息已不再可能。这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仅使人们的需求与选择性增加，也使诸种矛盾和危机不断增加。在政府无法有效识别公众需求的情况下，传统上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已难以满足公众的需要。为此，“社会有机体尽管做出了种种本能的反应，自发地做出了大量努力来应对这一难题，但是在个体的人的诸种需求不断增多的同时，管理社会的完整体系与诸种决策体系的能力，却受到了明显的削弱。这一切导致了令人不安的局面，导致了种种危机，以至于出现了倒退的危险。”[6]（P11）
与此同时，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也自发地成长起来，并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社会治理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大数据时代，它们是除政府之外，第二大掌握数据资源的主体。它们利用自身的优势不仅实现了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还在政府治理不足的地方对政府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形成了补充。比如，像百度、谷歌之类的互联网技术公司通过掌握的大数据资源和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免费向公众提供各种查询服务与指导；一些非政府组织常常借助于大数据技术开展国际互动与合作，在养老、扶贫、自然灾害救助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在国际层面上与其他促进型国家及非政府的国际组织一道共同形成了一种促进型的治理关系。”[11]（P38）当人们可以随时上网查阅信息，获取自己所需资料；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可以随时利用数据资源开发数据的价值，这预示着“在人们接触互联网的任何地方可以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诸如此类的能力标志着权力的重要转移。就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网络信息来说，目前的传播和搜索成本几乎为零。由此可见，信息对于政府的结构和能力而言有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含义，”[12]（P30）它迫使政府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重新寻找自己的角色，并根据时代的特征去刷新社会治理模式。可以说，“正是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客观历史运动迫使政府必须走在服務型政府建设的道路上，而服务型政府建设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促成社会治理体系的健全，并推动一种新的社会体制的建立。”[13]（P3）
三、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
回应大数据条件下的治理要求
大数据时代的流动性、虚拟性与多元化特征对政府的社会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也给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创造了契机，它要求政府主动地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合作。为此，政府必须认识到“等级制度的传统形象，即一种拱与柱相互交叠而成的传统的形象，事实上已经变得完全不合时宜。我们当今所拥有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蜂巢式的结构。大家彼此之间相互依存，与此同时，又相互支配对方，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发号施令，每一个人又都循规蹈矩”。[6]（P12）在这种蜂巢式的结构中，政府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看待“共识”问题，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包容差异。而这样做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政府在传统的社会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非政府组织、企业等自治主体将逐渐获得话语权，就数据资源的合作开发与政府展开协商与讨论。在此过程中，因数据采集标准不一样，各治理主体之间在同一时间段或不同时间段掌握的数据可能存在不一致甚至冲突的情况。因此，在合作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数据冲突问题成为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此外，在合作的过程中，其他治理主体的思路与观点也并不总是与政府的相一致，在利益的博弈过程中，无形中对治理共识的形成带来了新的挑战。然而，“正如印刷机的发明引发了社会自我管理的变革，大数据也是如此。它迫使我们借助新方式来应对长期存在的挑战，并且通过借鉴基本原理对新的隐患进行应对。”[14]（P232）服务型政府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型政府，它不仅反映了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可以有效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流动性、虚拟性与多元化的挑战，它还是具有前瞻性、灵活性与服务性的政府，可以为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创造平台与条件，并有效地化解合作中的冲突与矛盾。因此，在合作治理体系中去完善与建构服务型政府，实现从制度主义向行动主义的转型是政府应对大数据挑战的必然路径选择。具体来说：
首先，政府要善于培育行动者。在大数据时代，人们需求的多样化以及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都表明社会和市场表现出了越来越強的行动主义取向，他们要求与政府一道开展社会治理活动，这将意味着社会、市场以及政府之间一种新型关系的变化。但是就其当前的发展状况而言，“行动主义只是一个趋势，而并非一种现实，主权者虽然试图成为行动者，却并不就是行动者，尚不拥有参与和开展治理行动的完整能力”。[11]（P37）因此，政府作为行动者的主体之一，其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培育行动者，促使行动者真正地归来。“培育行动者，一方面，需要社会继续坚持当前的行动主义运动，通过这种运动既向政府传递行动的愿望和诉求，也向公众传播行动的观念和意识；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的行动尝试，并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社会行动能力的提升。”[11]（P37）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为这些治理主体提供平台，促使行动者发挥各自擅长的领域，“以此实现不同行动能力与行动的合理配置，避免因为所谓行动能力不足而导致治理行动的重新封闭化。”[11]（P39）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合同制、直接资助制、项目申请制等方式把一些公共服务外包出去，在实现社会权力回归和政府角色转移的同时，又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另外，政府也要鼓励社会行动者实现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大数据时代，不同社会治理主体都呈现出的多元化特点，也说明了这是一个差异化的社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引导他们正确地定位自身的角色。对于公民来说，政府要引导他们合理地传播信息，客观地发表自身见解，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对于其他自治主体来说，政府要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配置合理的资源，并引导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当社会行动者、市场行动者或政府本身就能解决某一问题时，促进型政府鼓励这些行动者的单独行动，鼓励他们在独立的行动中锻炼其综合考虑和解决治理问题的能力。”[11]（P40）但是政府也要做好随时介入的准备，以随时准备矫正行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其次，以信息开放促进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在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过程中表现出的流动性、虚拟化、多元化的特点，都是源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快速发展。这说明信息已成为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要围绕信息开展。因此，能否促进信息资源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合理流动，是能否促进人、财、物在社会合理流动的基础，也是政府能否有效应对流动性、虚拟化带来的社会挑战的根本出路。为此，政府需要首先促进信息资源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合理流动，以信息的流动促进不同治理者在各自领域的彼此开放，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共享。在这一过程中，“行动主义运动凸显的是权利平等的诉求，即社会的和市场的主体都要求成为与政府平等的行动者，都要求被承认参与和独立开展治理行动的权利。”[11]（P39）因此，政府要转变以往的控制思维，主动开放数据资源，打破信息孤岛现象，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信息在不同领域的流动，在领域开放的基础上实现数据的合作与共享。当每一个行动者都以开放的心态去共享信息资源的时候，整个社会也就自然地走向了合作。
第三，构想合作治理体系中的规则。“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中，规则的形式和作用都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规则从属于和服务于权力的巩固和行使；在工业社会，规则就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和途径，它既被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也被用来规范权力的行使。”[15]（P5）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我们的使命在于，创建一种新型的规则与管理模式，使之能够取代传统的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要培植一种新的行动能力，而不是去选择那些本身无比美妙的目标，由于我们没有行动的能力加以实现，这类目标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6]（P10）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即是这种行动能力的催化剂，它不仅增强了行动者的行动能力，还促进了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为此，我们“必须根据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要求去重新认识规则的功能、性质和形式，并以此去自觉地建构全新的能够支持合作行动的规则。”[15]（P11）这套规则必须既能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又能有效考虑和应对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在这套规则中，政府充当的是裁判员角色，他的任务就是保证每个“球员”的动作不越出规则之外。当参与者违反合作行动中的规则后，不但政府可以惩罚它，而且参与者的声誉将会受到影响，在以后的合作中也会遭到其他行动者的排斥。不同治理主体对于合作规则就像“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16]（P68）在合作治理的时代，每一个行动者经过长期的训练都会对规则烂熟于心，并且深知违反规则的后果，最终这种规则将会转化为每一个行动者的自觉与自律。当每个行动者都自觉地遵守这套规则的时候，因流动性、虚拟性和多元化等带来的数据安全管理、网络暴力事件、网络谣言等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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