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与实施路径
雷若欣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政府在“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依据实施的重大举措。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产业兴旺为根本、以生态宜居为基础、以乡风文明為关键、以治理有效为保障、以生活富裕为目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思维。寻找合适路径，落实五大要求，才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的，从而促进国家全面均衡发展。
【关键词】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5.012
自201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城镇化率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就从36%攀升到了57.4%。城镇化率的提高促使生产力要素向城市快速聚集，这不仅影响了乡村的发展，而且导致了乡村一定程度上的衰落。乡村成为目前中国发展中的最大短板，存在着人口减少、宅基地闲置、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活条件落后、传统文化消失等“空心村”现象[1]。近些年，尽管政府通过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乡村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与方法来调整城乡之间的关系，寻求解决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最佳路径，但这些基本都是从城市反哺乡村的角度出发，忽略了乡村本身内在驱动力的作用，所以还需要寻找更为合适的路径。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该战略被视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它涉及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从乡村角度出发寻求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大举措。产业兴旺是根本
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乡村产业的兴旺，而产业兴旺则源于乡村资源的利用与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中国处于经济新常态下的三期叠加时期，乡村同样需要做出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迈进。因此，如何更好地促使乡村生产力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了乡村振兴首要解决的问题。
乡村产业发展和调整需要坚持因地制宜、品牌拉动和内促外拉原则。在建设发展中，首先应该认清当地乡村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对当地孕育产业的土壤进行分析，做到有的放矢。[3]在此基础上，寻找基础丰厚、IP认知度（富有地方个性特征的农产品）[4]强的资源，打造知名农业产品品牌，扩大影响力。如果当地的资源禀赋一般，可以借助外力引进新型产业，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就乡村产业发展而言，可以采取“X+农业”或“乡村+X”的发展路径。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发展乡村产业过程中，一定要迎合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大力发展绿色农业、休闲农业、养老农业、体验农业、城市阳台农业等“X+农业”等现代化农业类型；可以利用当地乡村的自然、人文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乡村文化产业，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服务体系，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和品牌影响力[5]；也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在乡村大力开发乡村电子商务，为百姓创新创业提供平台，提高乡村服务水平。正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所说，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农村经济社会中的运用，促进创新，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6]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在乡村地区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
当然，乡村振兴也可以先打造领头羊，然后通过辐射效应带动整个乡村的发展。如作为产业组织平台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或强村公司都可以促进城市与乡村要素流动，让乡村承接城市主导产业、重点产业、优势产业的转移，吸引城市要素的流入，以此缓解城市的压力和乡村的衰败。这不仅符合中央关于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体发展的理念，而且将乡村作为一种主动的承接主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附属城市的关系，促进了城乡融合。生态宜居是基础
打造生态宜居之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场域，缺少乡村的生态文明是不完整的。[7]十九大将“村容整洁”改为“生态宜居”，虽然只有四字差别，但可以看出政府对乡村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盼。若想打造出生态宜居的场域环境，可以对乡村采取加强生态保护和科学合理规划等方法，提高乡村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和公共安全度，为乡村居民打造有益身心健康之地。
加强乡村生态保护。目前，中国还有很多地方的农业采取的是消耗资源的粗放式经营方式，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并未得到遏制。对此，可以从两方面做出努力：利用现代科技大力开发创新型和绿色产业，不以破坏环境换取经济利益，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为百姓提供放心、安全的绿色产品；要进一步加大村容治理力度，拓宽卫生管理范围，提高空气质量，为乡村百姓创造最基本的生活环境。当宏观与微观环境都得到保护时，乡村生态才有可能朝着“宜居”方向发展。
科学合理规划。乡村有着自身独特的文脉和肌理，大量保留下来的古村落、古建筑、古街道等物质元素和民间风俗、礼仪节庆等精神元素构成乡村百姓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场域。在保护和修复原有文脉和肌理基础上，在交通线路、公共设施、绿化带设置等方面进行科学、合理地规划；利用BOD（Boundary Oriented Development）边界导向模式，提前将乡村用地的尺度、容积率等进行确定和规划，划分出农耕用地、娱乐康体用地、旅游用地及可能的置换组合用地，等等[8]，既可以守护乡村传统文化生态，又可以提高乡村生活的便宜度和安全度，从而为百姓创造出生态宜居的场地和环境。
乡风文明是关键
乡风是指特定乡村内人们的信仰、观念、操守、爱好、礼节、风俗、习惯、传统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农村社会群体行为的功能。[9]乡风文明则指因乡村居民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提高，逐渐形成的良好社会风气。乡风文明程度的高低是判断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乡风文明属于意识和行为层面上的要求，它有四大文化基石，即宗族文化、家风家训文化、乡贤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无论是宗族文化和家风家训文化的内在培育，还是乡贤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在引领，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乡村居民的行为举止形成一定的约束与规训，从而推动乡风文明的建设。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社会学家费孝通将中国社会性质断定为乡土社会。他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是以“己”为中心，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不断推衍出去的同心圆。这种同心圆的差序格局是以封建宗法制为轴，包含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在内的社会结构[10]。如今，在中国偏远的乡村地区，宗法制度依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由此产生的宗族文化和家风家训文化，诸如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传统文化更是在宗族成员的成长过程中起着不可小觑的指导作用。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有必要抽离出宗族文化和家风家训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将其进行广泛传播，使其内化于乡村百姓之心，不仅可以培养出乡民的文化認同感，而且可以加强他们对所在区域的文化自信。
乡贤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乡贤即乡村精英，他们一直在乡村文明的传承和社会的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11]。自古以来，乡贤们不仅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德行教化乡里，振兴乡村的人文道德[12]，而且独具时代创新意识，能够快速把握时代脉搏，对普通民众起着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因此，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应该通过乡贤文化研究、乡贤馆设置、鼓励乡贤回村等手段，发挥乡贤群体的社会功能。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国家和社会层面，又有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更为全面的指导思想。如果在乡风文明建设中，通过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广泛宣传，用核心价值观准则规范乡村管理和村民行为，必然会创造出更为和谐的社会氛围，从而推动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治理有效是保障
乡村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战略能够顺利实施的保障。但乡村治理有着明显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它是一项需要乡村政府、乡村精英和乡民共同努力，通过制度杠杆、市场杠杆和教育杠杆共同作用才能完成的综合性工程。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应该坚持乡村政府引导、乡村精英组织、乡民执行的原则。其中，乡村精英[13]主要是农村社区中最有能力人群的代表，他们的政治敏感度、经济带头作用、文化知识水平、社会管理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都要比普通民众强的多。根据统计数据来看，2016年新当选的村党组书记中，致富带头人占54%，全国爱岗大学生村官总数为10.3万人。[14]他们扮演着“国家代理人、村庄当家人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经纪人”[15]角色，是乡村治理中承上启下的桥梁。他们能够承担整合社区农民的历史使命，并且能够引导农民顺利化解市场经济的冲击，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16]因此，在未来的乡村治理中，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乡村精英群体的正确培育和利用。
然而，若想提高乡村治理的有效性，除了进一步加强乡村乡民的自治、法治、德治以外，还必须对乡村呈现出的新特征进行分析，然后从制度扶持、市场引导和教育提升等方面来进行强化。面对乡村土地闲置、人才缺失、乡村社区封闭等问题，十九大报告做出了回答，解除了疑虑。“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表述证实了国家在制度上给予了乡村发展大力扶持，土地政策的稳定性和土地的可流转性为乡村带来了稳定和生机，为有效治理提供了可能。在这一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打破乡村社区封闭的藩篱，提高乡村本身的吸附力，让土地、人才、资金、技术、知识等生产力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配置。以开放的、包容的心态接纳外来要素，制定灵活的、科学的、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协调乡村内外关系，促进乡村进一步发展。重要的是，要通过乡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就业培训、培智扶志等手段“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为乡村打造自己的“驻守部队”。
如今，无论是乡村的治理环境、问题还是治理体系，都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亟需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只有乡村治理主体与客体对应平衡，才可能进行有效治理。生活富裕是目标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将生活富裕作为目标要求，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
生活富裕应该是在消除贫困的基础上，乡村居民达到物质的富足和精神富裕的状态。近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精准扶贫。如今，中国已有7亿多人脱离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是2006年的2.45倍，为农村居民迈向生活富裕、富足打下了坚实基础。[17]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后，人还有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即多层次的精神需求。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在乡村产业、乡村环境、乡村文明建设、乡村管理等方面不断改革与实践，拉近城乡关系，给予乡村居民平等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权利，健康、合理、科学地满足乡村居民在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的新需求，以便乡村居民真正迈入物质富足和精神富裕的康庄大道。
总的来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会为中国乡村居民打造一个集传统与现代、科技与文化、理想与现实、山水与人文于一体的“诗意栖居”之地[18]。通过这一战略，未来城镇化和村镇化必然会双轮驱动，促使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城乡关系也会逐渐趋于平等，城乡融合度得以提高，从而为解决目前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提供了可能。
注释
[1]刘彦随、刘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地理学报》，2009年第10期，第1193～1202页。
[2]引自十九大报告《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之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3]陈清、吴祖卿：《福建特色小镇发展建设的“资源+人才+创新”策略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61～166页。
[4]马斌：《特色小镇：浙江经济转型省级的大战略》，《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39～42页。
[5]严再来：《乡村文化产业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75页。
[6]《汪洋：以双新双创促进乡村振兴》，《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1日，第3版。
[7]韩喜平、孙贺：《美丽乡村建设的定位、误区及推进思路》，《经济纵横》，2016年第1期，第87～90页。
[8]陈前虎、龚强、董翊明、周骏：《浙江特色小镇战略背景与空间组织》，《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1期，第10～16页。
[9]郑炀和：《论乡村精英与乡风文明建设》，《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12～116页。
[10]王铭铭、杨清媚：《费孝通与〈乡土中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4期，第1～5页。
[11]邢千里、陈雪海：《鄉贤文化对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盐城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3期，第16～19页。
[12]秋风：《使乡村再文明化》，《21世纪经济报》，2007年7月2日，第15版。
[13]按在乡村地区发挥的作用，郑炀和将乡村精英可以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
[14]高云才、朱隽、常钦、郁静娴、王浩：《乡村振兴，明日可期》，《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9日，第9版。
[15]李里峰：《乡村精英的百年嬗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5～9页。
[16]刘路军、樊志民：《中国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09～113页。
[17]赖作莲：《“微观点”居民收入》，《经济参考报》，2017年10月31日。
[18]刘沛林：《诗意栖居：中国传统人居思想及其现代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0期，第25～33页。
责 编/马冰莹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政府在“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依据实施的重大举措。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产业兴旺为根本、以生态宜居为基础、以乡风文明為关键、以治理有效为保障、以生活富裕为目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思维。寻找合适路径，落实五大要求，才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的，从而促进国家全面均衡发展。
【关键词】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5.012
自201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城镇化率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就从36%攀升到了57.4%。城镇化率的提高促使生产力要素向城市快速聚集，这不仅影响了乡村的发展，而且导致了乡村一定程度上的衰落。乡村成为目前中国发展中的最大短板，存在着人口减少、宅基地闲置、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活条件落后、传统文化消失等“空心村”现象[1]。近些年，尽管政府通过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乡村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与方法来调整城乡之间的关系，寻求解决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最佳路径，但这些基本都是从城市反哺乡村的角度出发，忽略了乡村本身内在驱动力的作用，所以还需要寻找更为合适的路径。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该战略被视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它涉及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国家从乡村角度出发寻求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大举措。产业兴旺是根本
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乡村产业的兴旺，而产业兴旺则源于乡村资源的利用与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目前，中国处于经济新常态下的三期叠加时期，乡村同样需要做出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迈进。因此，如何更好地促使乡村生产力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了乡村振兴首要解决的问题。
乡村产业发展和调整需要坚持因地制宜、品牌拉动和内促外拉原则。在建设发展中，首先应该认清当地乡村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对当地孕育产业的土壤进行分析，做到有的放矢。[3]在此基础上，寻找基础丰厚、IP认知度（富有地方个性特征的农产品）[4]强的资源，打造知名农业产品品牌，扩大影响力。如果当地的资源禀赋一般，可以借助外力引进新型产业，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就乡村产业发展而言，可以采取“X+农业”或“乡村+X”的发展路径。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发展乡村产业过程中，一定要迎合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大力发展绿色农业、休闲农业、养老农业、体验农业、城市阳台农业等“X+农业”等现代化农业类型；可以利用当地乡村的自然、人文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乡村文化产业，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服务体系，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和品牌影响力[5]；也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在乡村大力开发乡村电子商务，为百姓创新创业提供平台，提高乡村服务水平。正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所说，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农村经济社会中的运用，促进创新，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6]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在乡村地区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
当然，乡村振兴也可以先打造领头羊，然后通过辐射效应带动整个乡村的发展。如作为产业组织平台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或强村公司都可以促进城市与乡村要素流动，让乡村承接城市主导产业、重点产业、优势产业的转移，吸引城市要素的流入，以此缓解城市的压力和乡村的衰败。这不仅符合中央关于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体发展的理念，而且将乡村作为一种主动的承接主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附属城市的关系，促进了城乡融合。生态宜居是基础
打造生态宜居之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场域，缺少乡村的生态文明是不完整的。[7]十九大将“村容整洁”改为“生态宜居”，虽然只有四字差别，但可以看出政府对乡村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盼。若想打造出生态宜居的场域环境，可以对乡村采取加强生态保护和科学合理规划等方法，提高乡村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和公共安全度，为乡村居民打造有益身心健康之地。
加强乡村生态保护。目前，中国还有很多地方的农业采取的是消耗资源的粗放式经营方式，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并未得到遏制。对此，可以从两方面做出努力：利用现代科技大力开发创新型和绿色产业，不以破坏环境换取经济利益，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为百姓提供放心、安全的绿色产品；要进一步加大村容治理力度，拓宽卫生管理范围，提高空气质量，为乡村百姓创造最基本的生活环境。当宏观与微观环境都得到保护时，乡村生态才有可能朝着“宜居”方向发展。
科学合理规划。乡村有着自身独特的文脉和肌理，大量保留下来的古村落、古建筑、古街道等物质元素和民间风俗、礼仪节庆等精神元素构成乡村百姓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场域。在保护和修复原有文脉和肌理基础上，在交通线路、公共设施、绿化带设置等方面进行科学、合理地规划；利用BOD（Boundary Oriented Development）边界导向模式，提前将乡村用地的尺度、容积率等进行确定和规划，划分出农耕用地、娱乐康体用地、旅游用地及可能的置换组合用地，等等[8]，既可以守护乡村传统文化生态，又可以提高乡村生活的便宜度和安全度，从而为百姓创造出生态宜居的场地和环境。
乡风文明是关键
乡风是指特定乡村内人们的信仰、观念、操守、爱好、礼节、风俗、习惯、传统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农村社会群体行为的功能。[9]乡风文明则指因乡村居民的思想、道德、文化水平提高，逐渐形成的良好社会风气。乡风文明程度的高低是判断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乡风文明属于意识和行为层面上的要求，它有四大文化基石，即宗族文化、家风家训文化、乡贤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无论是宗族文化和家风家训文化的内在培育，还是乡贤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在引领，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乡村居民的行为举止形成一定的约束与规训，从而推动乡风文明的建设。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社会学家费孝通将中国社会性质断定为乡土社会。他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是以“己”为中心，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不断推衍出去的同心圆。这种同心圆的差序格局是以封建宗法制为轴，包含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在内的社会结构[10]。如今，在中国偏远的乡村地区，宗法制度依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由此产生的宗族文化和家风家训文化，诸如尊老爱幼、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传统文化更是在宗族成员的成长过程中起着不可小觑的指导作用。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有必要抽离出宗族文化和家风家训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将其进行广泛传播，使其内化于乡村百姓之心，不仅可以培养出乡民的文化認同感，而且可以加强他们对所在区域的文化自信。
乡贤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乡贤即乡村精英，他们一直在乡村文明的传承和社会的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11]。自古以来，乡贤们不仅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德行教化乡里，振兴乡村的人文道德[12]，而且独具时代创新意识，能够快速把握时代脉搏，对普通民众起着示范和引领的作用。因此，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应该通过乡贤文化研究、乡贤馆设置、鼓励乡贤回村等手段，发挥乡贤群体的社会功能。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国家和社会层面，又有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更为全面的指导思想。如果在乡风文明建设中，通过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广泛宣传，用核心价值观准则规范乡村管理和村民行为，必然会创造出更为和谐的社会氛围，从而推动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治理有效是保障
乡村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战略能够顺利实施的保障。但乡村治理有着明显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它是一项需要乡村政府、乡村精英和乡民共同努力，通过制度杠杆、市场杠杆和教育杠杆共同作用才能完成的综合性工程。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应该坚持乡村政府引导、乡村精英组织、乡民执行的原则。其中，乡村精英[13]主要是农村社区中最有能力人群的代表，他们的政治敏感度、经济带头作用、文化知识水平、社会管理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都要比普通民众强的多。根据统计数据来看，2016年新当选的村党组书记中，致富带头人占54%，全国爱岗大学生村官总数为10.3万人。[14]他们扮演着“国家代理人、村庄当家人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经纪人”[15]角色，是乡村治理中承上启下的桥梁。他们能够承担整合社区农民的历史使命，并且能够引导农民顺利化解市场经济的冲击，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16]因此，在未来的乡村治理中，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乡村精英群体的正确培育和利用。
然而，若想提高乡村治理的有效性，除了进一步加强乡村乡民的自治、法治、德治以外，还必须对乡村呈现出的新特征进行分析，然后从制度扶持、市场引导和教育提升等方面来进行强化。面对乡村土地闲置、人才缺失、乡村社区封闭等问题，十九大报告做出了回答，解除了疑虑。“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表述证实了国家在制度上给予了乡村发展大力扶持，土地政策的稳定性和土地的可流转性为乡村带来了稳定和生机，为有效治理提供了可能。在这一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打破乡村社区封闭的藩篱，提高乡村本身的吸附力，让土地、人才、资金、技术、知识等生产力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配置。以开放的、包容的心态接纳外来要素，制定灵活的、科学的、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协调乡村内外关系，促进乡村进一步发展。重要的是，要通过乡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就业培训、培智扶志等手段“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为乡村打造自己的“驻守部队”。
如今，无论是乡村的治理环境、问题还是治理体系，都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亟需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只有乡村治理主体与客体对应平衡，才可能进行有效治理。生活富裕是目标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将生活富裕作为目标要求，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
生活富裕应该是在消除贫困的基础上，乡村居民达到物质的富足和精神富裕的状态。近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精准扶贫。如今，中国已有7亿多人脱离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是2006年的2.45倍，为农村居民迈向生活富裕、富足打下了坚实基础。[17]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后，人还有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即多层次的精神需求。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在乡村产业、乡村环境、乡村文明建设、乡村管理等方面不断改革与实践，拉近城乡关系，给予乡村居民平等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权利，健康、合理、科学地满足乡村居民在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的新需求，以便乡村居民真正迈入物质富足和精神富裕的康庄大道。
总的来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会为中国乡村居民打造一个集传统与现代、科技与文化、理想与现实、山水与人文于一体的“诗意栖居”之地[18]。通过这一战略，未来城镇化和村镇化必然会双轮驱动，促使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城乡关系也会逐渐趋于平等，城乡融合度得以提高，从而为解决目前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提供了可能。
注释
[1]刘彦随、刘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地理学报》，2009年第10期，第1193～1202页。
[2]引自十九大报告《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之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3]陈清、吴祖卿：《福建特色小镇发展建设的“资源+人才+创新”策略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61～166页。
[4]马斌：《特色小镇：浙江经济转型省级的大战略》，《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39～42页。
[5]严再来：《乡村文化产业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75页。
[6]《汪洋：以双新双创促进乡村振兴》，《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1日，第3版。
[7]韩喜平、孙贺：《美丽乡村建设的定位、误区及推进思路》，《经济纵横》，2016年第1期，第87～90页。
[8]陈前虎、龚强、董翊明、周骏：《浙江特色小镇战略背景与空间组织》，《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1期，第10～16页。
[9]郑炀和：《论乡村精英与乡风文明建设》，《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12～116页。
[10]王铭铭、杨清媚：《费孝通与〈乡土中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4期，第1～5页。
[11]邢千里、陈雪海：《鄉贤文化对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影响》，《盐城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3期，第16～19页。
[12]秋风：《使乡村再文明化》，《21世纪经济报》，2007年7月2日，第15版。
[13]按在乡村地区发挥的作用，郑炀和将乡村精英可以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
[14]高云才、朱隽、常钦、郁静娴、王浩：《乡村振兴，明日可期》，《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9日，第9版。
[15]李里峰：《乡村精英的百年嬗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5～9页。
[16]刘路军、樊志民：《中国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09～113页。
[17]赖作莲：《“微观点”居民收入》，《经济参考报》，2017年10月31日。
[18]刘沛林：《诗意栖居：中国传统人居思想及其现代启示》，《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0期，第25～33页。
责 编/马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