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观的认识与批判

    贾淑品 阳银银

    〔摘要〕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是列宁早期同国内各种错误思潮斗争的焦点。合法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一种自然的永恒的制度,肯定、赞美和膜拜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内在矛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各个部门之间是按比例分配的,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实现论,倡导资本主义适应论;他们用“土地肥力递减理论” “小农经济稳固论”等错误思想来粉饰与美化资本主义。列宁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性和历史局限性,粉碎了合法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完美论”的神话;列宁的这一批判,可以为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客观地看待资本主义提供借鉴,同时也为我们深入地理解和分析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和危机理论拓宽思路。

    〔关键词〕列宁; 合法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A8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5-0063-09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与“合法马克思主义”有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学界对这场争论关注是不够的。为了破除当前一部分人被资本主义虚伪性所迷惑,进而迷恋资本主义的错误做法,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与思考这场争论。“俄国资本主义到底何去何从”,是不管18世纪末俄国贵族知识分子还是 19 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争论的焦点问题,但是目前学界对俄国早期资本主义研究比较少,仅仅有较少的学者关注。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就更少。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国家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国家之间既有斗争也有合作,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一直面对各色文化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冲击。面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侵蚀,有些人的社会主义信仰开始动摇,社会上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不看好的不和谐声音。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看待社会中存在的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继续向前推进的重要问题。认真学习和研究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观的批判,一方面有助于对当前我国仍有一部分人迷恋资本主义制度的行为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提供有益的启示。一、合法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内在矛盾的观点及列宁对其理论的批判

    19世纪末,在俄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个流派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间都颇受重视。他们一方面在沙皇政府准许的合法报刊杂志上发表评论,极力赞扬资本主义,从而得到沙皇政府的赏识与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而游走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与列宁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表面上是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但实质上却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不过,因为他们曾经与列宁一起对民粹派进行批判,这就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他们的思想是不偏不倚的,因而,指出其思想的迷惑性、虚幻性是非常必要的。

    (一)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内在矛盾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能够在资产阶级准许的合法报刊上发表文章,而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曲解、肢解了马克思主义。

    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司徒卢威的代表性著作是《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1894),他在批判民粹主义的时候,通过赞美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简称《国民体系》)描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表明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肯定,“我还没有看见有哪一本书比《国民体系》更令人信服地说明广义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了”。〔1〕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非科学的认识,把阶级斗争缩小为实现细小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极力赞美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存在将是巩固的和持久的”〔2〕。为了避免冲突,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阶级矛盾采取了无视的态度。司徒卢威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冲突会越来越轻,……社会的转化可能不是通过持续不断的阶级冲突,而是通过阶级的消除。”〔3〕他对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采取了轻描淡写的否定态度,更是避而不谈民粹派的阶级实质。

    對此,列宁在他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著作即《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1895)中认为,如果像司徒卢威所认为的那样,就等于承认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列宁认为:“指出资本主义以最不发达因而是最坏的形式也在人民生产中占居统治地位,那您就证明了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那您也就证明了俄国大资本主义的‘合理性。”〔4〕列宁还批评了合法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客观主义,他指出:“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促使其他阶级进行种种反抗的阶级。”〔5〕列宁通过唯物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三方面的对比,说明了唯物主义者所坚持的党性原则,他们的党性要求他们在评价任何事物的时候都必须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而合法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认可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适合俄国的模式,他们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而一厢情愿地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美好的制度。他们把俄国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定位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在这种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的指引下,他们必然走向社会改良主义。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著作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那就是从批判民粹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一极,走向赞美资本主义,不切实际地为资本主义唱赞歌的另一极。从这一点上看,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伯恩施坦的追随者,列宁在1901——1902年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在批判伯恩施坦的同时,也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美化资本主义的思想。

    (二)合法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生产各个部门之间看成是按比例分配的,这实际上抹杀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内部的固有矛盾

    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考察了马克思有关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之后认为,资本主义实现了协调的、按比例的發展。巴拉诺夫斯基有一句经典的表述:“只要社会生产比例适当,无论消费需求怎样减少,也不会使市场上产品供给总量超过需求。”〔6〕这就是他们把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看作按比例分配的理论的代表性观点。这说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可以实现各个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的,那么,照此推理,既然“社会生产的比例是适当”的,那么,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就不会出现,也不会发生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这实际上掩盖和抹杀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内部的固有矛盾。

    由此,列宁认为以司徒卢威为首的众多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抛弃了马克思学说若干相当重要的方面,而且他们还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按照司徒卢威所坚持的理论,既然资本主义能够实现协调的、按比例的发展,那么就不会发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更是天方夜谭。这种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规律的直接发难,也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公开质疑。为了有针对性的批判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19世纪末发表了《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的文章,其文章认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在批判民粹派观点上是一致的,两人观点都指出,“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生产自己给自己创造市场,主要是依靠生产资料,而不是依靠消费品;产品的实现,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即使不把国外市场考虑进去,也是完全可以解释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国外市场,决不是实现的条件(像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所认为的那样)造成的,而是历史条件和其他条件造成的”〔7〕。列宁认为,既然两人都反对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特别是国内市场)理论,认为民粹派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他们还对民粹派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民粹派要么忽略了马克思的分析,要么不懂得马克思的分析。按照他们貌似一致的观点,他们本应该矛头直指民粹派,对民粹派进行批判,但是,两人之间反而展开了论战。针对两人论战中的错误,列宁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探讨,他指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马克思对外市场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3篇分析产品的实现中,非常明确地阐明了对外贸易同国外市场的联系。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8〕但是,为了不把问题搅乱,更好地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因而没有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列宁指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思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说:“单是国民生产分配的比例,还不能保证产品销售的可能性。即使生产的分配合乎比例,产品也可能找不到市场。——我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话的意思显然就是这样。”〔9〕列宁首先否定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解,他说:“不,这几句话的意思不是这样。”〔10〕然后他又批判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实现论转化成按比例分配理论的错误观点,维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

    在这里,列宁不仅指出了他们的错误之所在,而且进一步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的认识进行了补充说明。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是这样论述的:“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11〕列宁明确说明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直接剥削条件和实现这一剥削的条件是不同的,一定社会的生产力限制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以及剥削的轻重,而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能力则限制了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能否实现。列宁用质问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口吻说:“自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也不会否认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12〕而实际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就是试图否认这个矛盾,试图通过人民消费的实现转移到国外市场中去。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在资本家无限扩大生产的意图和人民群众的有限消费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品的生产不是截然分开的,两者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兄弟,是如影随形,紧密联系的。与此同时,生产部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流通,但是这种流通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个人消费领域流通,而是通过生产领域流通。“但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一方面要求无限地扩大生产消费,无限地扩大积累和生产,而另一方面则使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化,把个人消费的扩大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很明显,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13〕列宁认为,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这是事实。如果消费是生产目的,资本家就无法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不过,这个事实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归根到底与消费相联系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在一系列的矛盾中进行,而指出这些矛盾,只是向我们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上的暂时的性质,说明它要求过渡到更高级的形式的条件和原因。”〔14〕二、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实现论和资本主义危机论的批判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实现论和资本主义危机论,而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一种自然的永恒的制度,肯定、赞美和膜拜资本主义。

    (一)列宁通过对实现论和资本主义危机论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并不具有“无限可能性”

    针对司徒卢威的《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问题(评布尔加柯夫的书和伊林的文章)》这篇文章,列宁于1899年3月又写了《再论实现论问题》一文,列宁指出,司徒卢威“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同马克思的实现论混为一谈”〔15〕。列宁说:“司徒卢威毫无根据地把实现论叫做按比例分配的理论。这是不确切的,而且必然会引起误解。实现论是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如何进行的抽象理论。”〔16〕列宁认为,实现论是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这和按比例分配理论并没有特别的关系。列宁虽然认为,马克思为了简明扼要地抓住问题的本质,从而较好地说明问题,他运用了科学的假设法,他把对外贸易、国外市场都抽象掉,而假设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是按比例分配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和产品总是按比例或者总能按比例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

    (二)“小农经济稳固论”是用“中等农民”粉饰“农民”

    以布尔加柯夫等人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秉持调和折衷主义的学术理念,鼓吹小农经济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安居乐业。他们认为小农普遍都能吃苦耐劳,因而,必然会为保住自己的小块土地甘愿忍受任何困苦等,所以他们具有“稳固性”。这种论调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遥相呼应,它们反对大生产优于小生产的观点,否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造成农民大众贫困的原因,而认为小农经济具有稳固的生命力。由此可见,这些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用这一理论回避了小农劳累过度的事实,掩盖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小农的两极分化以及大量沦为农业雇佣劳动者的历史趋势。“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粉饰资本主义和掩盖阶级鸿沟。”〔24〕列宁认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用“中等农民”粉饰“农民”,这实际上是“偷换概念”,这是合法马克思主义混淆视听的一种方式。

    合法马克思主义试图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他们倾向于把俄国劳动者的贫困归咎于自然界,并用“土地肥力递减理论”和“小农经济稳固论”来为资产阶级剥削进行辩护,实际上是为美化资本主义,进而模糊俄国工农群众政治意识而服务的。

    如果我们在研究中不能够鉴别真伪,以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对民粹派批判了,就是正确的。这实际上又会导致不能辩证地看待民粹派的错误,这样所造成的结果就像小马过河、盲人摸象一样。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被称为“客观主义”或“狭隘客观主义”,是因为他们拒绝对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作阶级分析,片面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还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合理性当成一种永恒,他们承认资本主义在当时俄国的发展,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分析这种发展,看待这种发展,就会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现实的具体实践都是在一定学术思想的指导和深刻影响下进行的。不难想象,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受错误学术思想倾向的影响,他们必然是理论上高调,高举着马克思主义旗帜,高唱着马克思主义的赞歌,而实质上却是贬低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高唱凯歌。在历史特定时期内,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可能有一定的进步成分。但是思想指导实践,他们为了达到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目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美化与粉饰,必然会走到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比如司徒卢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指出:“对于前者来说,资本主义只是可悲的现象,只是人类的荒谬和卑贱的结果;对于后者来说,它是文明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必经阶段——其历史使命在于为以后的进步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25〕这里前者就是指的民粹派,而后者就是指的马克思,但实际上马克思是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而司徒卢威却夸大了资本主义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可见,其指导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也必然会导致其政治实践的反动性。1909年,司徒盧威等人参加了《路标》文集的编写工作,而这部文集是俄罗斯资产阶级自由作家编写的,他们把俄罗斯发展的终点认定为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主义,司徒卢威对此一点也不避讳,他对斯托雷平反动统治采取了全部接纳和公开拥护的态度。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们再也不愿意伪装,而成为与人民为敌的白卫分子。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千方百计地赞美资本主义,认为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不文明而虚心向资本主义学习。诚然,我们要看到资本主义先进性的一面,但是,也不能像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实现论和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而认为资本主义有“无限可能性”。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四、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观批判的启示

    (一)全球化背景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将资本主义罪恶化,也不能将其美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以更开放、更博大的胸怀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使我国真正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6〕。这必然涉及到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问题。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意味着在一种“对立统一”中大胆吸纳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迷恋资本主义,而是要充分发挥本国的主观能动性,坚持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因而,我们既不能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否定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也不能搞文化复古主义,而是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使我们认识到,俄国民粹派将资本主义恐怖化和罪恶化是不对的,同样,合法马克思主义美化、粉饰资本主义也是不对的。列宁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正确的态度。他不但看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进步作用,批判了民粹派否定资本主义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民粹派的过程中过度美化资本主义、粉饰资本主义的偏激做法。因而,对待资本主义,我们要采取唯物辩证法的一分为二的态度。一方面,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和负面的,它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曾经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而导致的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是一个痼疾。因而,列宁所认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为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准备,是有积极意义的。从这方面来说,列宁考虑得是比较全面的。他一方面积极支持在俄国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必须要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充足准备,即加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同时又不断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尽早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等。

    列宁对待资本主义的科学态度启示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因为当今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吸纳了马克思的提醒与警告的资本主义,是做了自我修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还是有一定的扩展能力的,并不是只有垂死的、腐朽的一面。我们不能将其一棍子打死。在历史上,我们就犯过不能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的错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只致力于改变生产关系。虽然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比较低的水平上,虽然实现了人与人的平等,但这是“穷得平等”,人们感受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解放了制约人们的精神枷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句振聋发聩的话,再次给人民树立了发展的信心与希望。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然要求我们继续把发展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必然要辩证看待资本主义,合理扬弃资本主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交集也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吸引外资投资和引进先进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管理模式等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不断完善外商投资和经营环境,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保护外商的合法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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