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与守夜人：电影《脚注》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谢颖
电影《脚注》被提名为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多少有点让人诧异，毕竟《脚注》选材不同于一般的电影。影片讲述的是犹太知识分子的学术和家庭生活。这一方面让人诧异这种专业类的选材到底能够阐发什么样的故事，另一方面又让人期待，希望从这个外界几乎鲜有见闻的领域塑造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剧情。电影《脚注》一开始就予以观众这么一种期待，即通过这个神秘而陌生的领域，展示知识分子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恨和冲突，揭露知识分子温文尔雅的行为背后存在的思潮暗涌。从这个角度看，导演约瑟夫·斯达似乎提供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借由国家行政机关职员一次错误通知，把两代学术人的理念与研究方式以黑色幽默的形式生动地呈现出来，影片把知识分子间的理念冲突还渗透到学者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真实的“平凡人”的琐事折射出的学术细节中无一不向观众叩问，当代的学术形态是离真理更近还是更远，古典派和现代派的学术路径孰优孰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则通过古典派犹太法典学家埃利泽·史考尼克以及现代派犹太法典学家乌拉厄尔·史考尼克这两个代表着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来进行呈现。
一、 古典型知识分子：现代学术体系的流亡者
埃利泽·史考尼克是久負盛名的犹太法典学家，但他声名远扬的背后却屡屡与学术界的奖项无缘，曾数次被提名为以色列国家最高学术奖候选人，但最终都因为同行排斥和缺乏能够为当代学术界所认同的成熟作品而被拒之门外。作为塔木德经研究者，尽管他毕生精力用于经典文献的挖掘和处理，学术功底深厚，但似乎除了响应电影标题一般地被导师著作的脚注（footnote）中提起，他唯一的成就就是基于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对照过上千本古文献的细微之处后提出：存在一款流传在欧洲的以色列塔木德经与目前已知的任何版本都不相同。由于每本塔木德经都存在有不同版本的手稿，埃利泽花费近30年的时间所提出这一震撼学界的观点确实很能说明其能力，然而，这一成果却抢先一个月被竞争对手耶胡达·格罗斯曼在意大利的修道院实现，致使所有成果付诸流水。学术成果的匮乏使得提名竞争优势全无，这背后虽然有竞争对手担任以色列国家最高学术奖委员会主席的耶胡达·格罗斯曼从中作梗的原因，但更多是由于埃利泽的行事独立孤僻，几乎断绝与学术圈同行的交流，其研究工作基本集中于基础文献的注疏整理，缺乏独立成体系的学术成果，以至于他的儿子乌拉厄尔数次提名他，但都无法和研究功力不相匹配的其他学者相竞争。
埃利泽的形象尽管被导演刻意塑造成古怪刻板、言辞严肃、不善沟通的老一辈学术人，但更多是通过埃利泽当前的处境描述了古典派知识分子的当代困境。这不得不让人联想起萨义德所描绘“流亡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说道：“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因而有一种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相处，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1]埃利泽某种程度上正是被刻意描述为这种以消化不良、难以相处的心态不妥协于当代学术话语体系，并且把中心态内在地作为自身思考和安身立命的方式。这种局外人的形象不仅限于学术圈中，而且通过家庭生活也刻画得淋漓尽致：在片中数次描绘了埃利泽与家人共聚，几乎每次他都独自一人，无法与家中亲人好好沟通，不与家人一起乘车而独自步行回家。甚至，由于埃利泽的不善沟通，与妻子的话语也甚少，导致在埃利泽得知自己获奖后与学界好友谈笑风生的情状一再让儿子乌拉厄尔认为是父亲有外遇。这些情节的刻画不难看出导演对古典派知识分子描绘的用心。虽然古典知识分子总是被描绘成古板严肃、不苟言笑，对待学术专业而富有求真精神，但在电影中除了这一经典特征之外更多地赋予了埃利泽“流亡者”的特征：生活和学术中的处处难堪，无论对学界还是家庭主流都无缘其中，但依旧不依不饶地坚持自己和原定的精神。然而这种流亡者的形象恰恰并非古典派应有的形象，而是在当代学林中古典派知识分子的窘况的反映。片中最为精彩的一幕是儿子乌拉厄尔与教育部学术委员会成员在一个小会议室中，就父亲埃利泽能否匹配国家最高学术奖进行的论战。尽管儿子极力为父亲的学术成绩进行说明，然而终究是无法让委员会主席认为有资格赋予奖项。而在儿子亲自为父亲写作提名理由时就发现，父亲实际并无可供当前学界承认的学术成果，只有同行所认同的文献研究能力，本质上在当代学界是难负盛名。而这也是所有古典学者迫使离开当代学术共同体的范式，成为流亡者的共同困境。
二、 现代派研究专家：学术范式的守夜人
由以上看到，儿子在替父亲争取最高学术奖以及撰写提名理由这些片段足见其在学界的地位，这里儿子相对于父亲呈现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另一面相——更精于学界名利场中的为人处世和学问经营，这恰恰是现代型学者的典型特征。和传统学者不自觉的构建不同，现代型的学者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主动积极参与到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当中去，通过论文、专著、学术演讲等方式不断拓展自身的研究影响力和学术地位，通过精致的学术社交延伸自身的学术立场。这实际上就是把过去纯粹的个人的求真行为扩散至集体的有组织的游戏准则。这也为学术研究领域蒙上一层深厚的政治色彩。正如布迪厄对科学共同体描述的那样：“科学场域的结构在任何时候都是由科学斗争的先导者之间的力量关系的态势来定义的，亦即通过他们在以前的斗争过程中所积累的（在不同类型下的）特殊资本的分配结构来定义的。”[2]这恰恰正是影片中所描绘以色列塔木德经研究的现实情景。学界中暗流涌动，围绕权力、名誉以及个人影响力之间的斗争在名为学术的框架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展。
也正因此，与作为古典学术捍卫者的埃利泽所呈现出来的学术个体性相比，儿子乌拉厄尔更像一个默默遵循游戏规则的守夜人，按照规则谨慎行事，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研究。但这里制定“该”的原则并非某个独断的专制主义者，而是名为“学术”的共同体范式，这也正是当代科学得以构成的核心所在。但就实质而言，科学的“主体”是一个场域，一个完全单独的领域，各个行动者和组织机构之间的作用力关系和斗争关系都服从某些特别的法则，这些法则贯穿着两个紧密相连的基本特性，即同行对手间的竞争性和实在世界的裁决。
这也正是乌拉厄尔的妻子——狄克拉·史考尼克所看到的儿子最为本质的一面。在听到乌拉厄尔怀疑父亲有外遇的时候，狄克拉充满信心说：“担不起风险，这也是你不背叛我的原因吗？”并在乌拉厄尔道出谁说我不敢背叛你的时候，断定地说：“你不会。因为你是个懦夫。”这带有调情性质的夫妻对话看似漫不经心，但导演刻意安排这一情景则不由让人想起乌拉厄尔的童年，那个既机智变通但同时又恪守学校作业规定的小孩，似乎一切都是因为害怕承受风险，所以用尽一切心思来处理每一件事情，做着最适合这个共同体要求的事情，享受着因为遵循规则而带来的名誉和好处。这也是现代型学者的窘迫之处。他们并非丝毫没有理想的庸俗主义者，但他们无论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总是无法逃脱现代性机器，即作为名为学术共同体的约束。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懦弱，屈从于学术范式而不敢迎接白天的守夜人，在共同体的规制中默默付出一生。这一方面是令人钦佩敬仰的专家学者，但另一方面个体性的求真精神已经沦为一种随附的个人态度了。这一点从影片中所描绘的乌拉厄尔与妻子的床头对话可窥见一斑。
三、 现代与古典：学术共同体的胜利
影片自始至终都没有正面描述过埃利泽和乌拉厄尔这对学术父子在学术场上的对抗。这一方面是碍于剧情的安排，埃利泽是个不善言语的老学究形象，而儿子乌拉厄尔又是一个能言善语，善于化解矛盾的大学教授。但另一方面，关于两人在学术意见和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却在影片中处处可见。尤其是在埃利泽获奖后接受记者的访问，所提及对现代学术规范的不齿和对其丧失求真精神表示痛心疾首，这恰恰是两人形象冲突最为明显的一幕。尽管这一幕并没有人物形象的正面碰撞，甚至连两人共同交谈对峙也没有，但倒让两人在学术理想上的碰撞显得更为激烈。而镜头在父亲的采访和儿子为父亲写获奖理由之间的穿插也让这种冲突感倍增。这便是学术现代派和古典派的一场激烈交锋。
而影片的结尾也在这一高潮的交锋中显得耐人寻味。影片最后，父亲通过报纸痛斥为他提名奖项终生失去获奖资格的儿子，但随后又从提名理由中发现国家最高奖的原定颁发人是儿子。故事也正是在这一种尴尬的气氛中缓缓落下帷幕。这似乎多少呈现出导演的趣味，他不希望通过其中一方获胜或者通过和解来为故事写上句号。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带点恶趣味的尴尬色彩，引导观众去关注这场现代性闹剧的始终。这场诙谐的闹剧似乎没有最终的成功者，或者说如果有成功者，大概就是名为当代学术共同体的这一抽象的场域。因为无论是古典学者还是现代型学者都无法在当代话语中摆脱共同体的控制，无论选择成为屈从的守夜人抑或成为叛逆的流亡者，最终的归属都在这一范式之下得到宣判。因为过去的所谓求真精神是在业余性的框架内得到陈述，但这一框架已经被专业性的学术规范所替代，无论父或子。而这，也便构成了学术共同体最终的胜利。
结语
电影《脚注》由于选材的晦涩使其受众范围相对狭小，它以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叙事出发点，将学术界存在的故弄玄虚和虚伪现象揭露给人看，就学术界的道德风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即使没有达到商业大片的欣赏水平，但是影片中阐释的所谓学術氛围与文化气质等问题都足以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是一部反映新老知识分子形象与人性冲突的优秀影片。
参考文献：
[1]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48-49.
[2]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法兰西学院专题讲座（2000-2001）[M].陈圣生，涂释文，梁亚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8.
【作者简介】谢 颖，女，重庆梁平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讲师，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