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电影的新“符号”
徐泳
一、 王家卫的后现代主义
（一） 香港的后现代化存在
后现代作为一个概念，有着厚重的历史语境，它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后出现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时代。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后现代社会下出现的一种具有批判精神和多元视角的文化思潮，对传统文化中心主义的解构和文化世俗化是其主要特征。后现代主义其实反映的是后现代时代人的生存状况。在后现代工业社会，人不但作为工业生产环节中的零件被物化，而且，后现代的信息化与发达的科技生产力，还将人身边的一切文化形式量化、符号化、复制化、商品化。这不但导致了文化包括艺术失去了以往的深度意义，没有了神秘感和神圣感，成为了同样在工业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商品，也使得后现代人的主体精神深度被彻底消解，从而冷漠、庸俗、功利地活在商品消费主义浪潮中。[1]
香港自20世纪60年代大力发展经济后，经过20多年积累，终于一跃成为一个发达的后工业化都市，所以它自然摆脱不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当然，用后现代主义视角观察香港的时候，首先要意识到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处境，正是因为曾被英国殖民百年之久，使得香港与大陆在文化上隔绝，丢失了很多中华文化里根性的东西，这无疑加重了香港人的后现代文化症候，使得香港社会被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侵蚀，香港人在精神上表现得贫乏、没有民族归属感。而这种精神困境，正是王家卫的电影所传达出来的情感漂泊感和无根感的源头。
（二）王家卫的后现代主义观
作为一名被《纽约时报》誉为香港最权威也最特别的导演，王家卫最善于用镜头捕捉后现代语境下的香港，并以此反映香港人的生存状态。他在电影中喜欢以一种高冷的色调和情境来体现人物的情感世界，并在一种忧郁的氛围里表达出落寞的情怀。无论是在《阿飞正传》还是《堕落天使》中，观影者都能体验到。在拍摄艺术上，王家卫对港人后现代处境的镜头捕捉，运用的同样是后现代手法，例如零碎的叙事、对传统电影手段的解构等等。也许对王家卫而言，相比于传统艺术手段，只有后现代精神映照下的后现代手法，才能彻底还原后现代时代香港人的精神世界。不过，对后现代手法的运用，王家卫并没有继承后现代思潮中的极端叛逆精神，他只是坚持理性地对传统电影叙事结构、叙事内容、叙事手段进行解构，并力求通过这种解构让自己的电影呈现出新的结构和人文意义，从而区别于其他香港导演的电影。这就是王家卫的电影特色，解构已成为了他电影中的文化符号。
二、 后现代主义视域的王家卫“符号”
《重庆森林》是王家卫最重要的也是最成功的代表作。在《重庆森林》中，他对后现代手段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解构手法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对传统宏观叙事的解构
传统的电影叙事都有着中心性，即有着鲜明清晰的电影主题，故事情节会围绕着主题开展，彼此之间有着紧密的因果关联性，这构成了宏观的叙事结构。但是，在后现代主义眼里，这样的叙事结构无法表达出后现代人被异化这一特质。在他们看来，人的异化也意味着人这一主体的消解，人成了社会生活和生产中的碎片。这导致原本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的崩塌，而随之崩塌是以人为中心构筑起来的一切意义，于是意义也成了碎片，失去了中心。[2]因此，为了真实地表现出这种后现代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后现代导演在电影叙事上开始解构传统叙事的中心性和叙事上的逻辑缜密性，在他们那里，电影文本在叙事上总体是碎片化的，情节之间没有清晰明确的关联性，只存在一种隐性的暗喻下的逻辑。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在叙事上就呈现了这一后现代结构。电影由两篇叙事构成，前一段叙事讲述了金城武扮演的警察223，在生日那天因为失恋感到无聊在酒吧喝酒，然后认识了林青霞扮演的毒贩，而此前这个女毒贩准备利用几个印度人贩毒，但遭到他们背叛，于是她杀死了其中几个人。后来警察223在酒吧打烊后，和女毒贩一起来到一家酒店住宿，他一直守护着趴在床上睡觉的女毒贩，直到天亮才离开。之后他来到一个操场跑步，这是他失恋后经常来跑步的地方，跑完步后，当他感到没人会联系他并准备扔掉CALL机的时候，却收到了毒贩发来的生日祝福。后一段故事讲述了梁朝伟扮演的警察663，每晚都去重庆大厦附近的一家速食店为自己的空姐女朋友买沙拉作为宵夜，有一天速食店老板告诉他应该让女朋友换个口味，于是他买了炸鱼，然而女朋友告诉他，在情感上她确实该换口味了，便离开了他。她把警察663家里的钥匙装进一封信里放在了速食店，希望老板交给663。可是，暗恋663的由王菲扮演的速食店女工，却经常拿着钥匙偷偷潜进663的家里，替他收拾房间，直到有一天被663撞见。当663准备和她约会的时候，她却去了美国加州，一年后她才回来，并遇见了已经接手了速食店生意的663。
这两个电影故事，虽然都是被精心雕琢而出的，但在情节上根本没有交集，叙述上几乎是平行开展的，从而让整部电影的叙事结构碎片化，两篇故事虽然在各自的主题上都着重刻画人物情感上的茫然、失落，但之间也没有清晰的逻辑串联。在这种后现代叙事结构中，王家卫希冀用电影叙事在修辞上的暗喻性这一隐性逻辑，来串联起这两篇小故事，不但可以令观影者回味无穷，而且还能引导他们自己去联想和反思整部电影的主题，从而真实地體验到香港人的生存状态。
（二）对时间的解构和重新结构
时间就是历史，是一种线性的、连续的发展。但在后现代语境里，时间是非连续的，只是从过去和未来的桎梏中解放而出的、纯粹的“现在”，它没有历史感，只是一块当下的碎片。[3]在这种时间观中，后现代人只会注重“现在”这一刻，注重把时间从历史的线性中剥离出来。在电影《重庆森林》的第一个故事里，王家卫对时间的这种剥离和强调处处可见——“57个小时后之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6个钟头后，她喜欢上了另外一个男人”；“我两个钟头之前呢，是24岁，可是我现在已经25岁了”；“在1994年的5月1号，有一个女人给我讲了一声生日快乐，因为这句话，我会记住这个女人”，等等。电影中，警察223对时间的反复唠叨，反映了后现代时代的香港人在时间刻度下的精神迷失：都市中现代社会机械化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的无所依托，让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变得枯燥、毫无意义，他们只会注重现在的一时满足，对于他们来说，过去和未来与现在并没有意义上的衔接，在这种情况下，时间赋予人的历史感就被后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彻底消解了。[4]但电影中，王家卫对后现代人时间观的展现并不是仅仅为了解构时间作为历史的连续性，恰恰相反，王家卫其实想通过这种对电影叙事中时间的解构，让时间在文本中得到重新重视和审视，从而赋予时间意义，让其恢复历史感。电影中的警察223就道出了王家卫的这种希望，“如果记忆是罐头的话，我希望这一罐罐头不会过期，如果一定要加上一个日子，我希望它是1万年。”在这里，时间的意义就体现在记忆上，希望记忆不会过期，其实就表达了对时间的永恒历史感和连续性的期盼，这是对时间在意义上解构后的重新结构。
香港这座后现代化大都市，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因为被殖民，曾与传统的过去发生了断裂，这种历史上的断裂，导致在香港文化中产生了一种毫无历史感的非连续的后现代时间观。因此在《重庆森林》中，王家卫对于时间的如此解构，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传达了他对香港这种文化状况的担忧。他曾说过：“香港偏偏是个没有历史感的城市，对于上一代来说，香港只是一处逃避动乱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自然谈不上归属感；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一代，虽有较强的本土意识，却又与中国历史疏远……旧的历史被有意无意地压抑，新的历史又无法正常滋长。”[5]
（三）对人物主体的解构
在后现代语境里，人物都丧失了主体性，是一块零散的碎片。在这种生存状态下，人的精神性被剥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重，每个人都孤独地活在自我的高墙之内。为了展现这种后现代时代香港人的落寞心态，王家卫在电影里经常构建人物独白的情境。例如《重庆森林》第二个故事里的警察663，当他失恋后，为了排解内心的失落和寂寞，他每天都对着屋子里的物件自言自语：“她走了之后，家里很多东西都很伤心。每天晚上，我都要安慰他们，才能睡觉。”然后663对着肥皂说：“你知不知道你瘦了，以前你胖嘟嘟的，你看你现在。”接着他又对着湿毛巾说：“唉，我让你不要哭啊，你哭到什么时候？做人要坚强一点，你看你卧在这像什么样子。”王家卫对独白的刻画，可谓是匠心独运。他用镜头长时间拍摄人物感情挫折后的独处，并仔细构造着人物的台词，试图把人物内心独白给真实地表达出来，从而升华主题，折射出香港人精神上的无根感和脆弱性。在对人物的设计上，王家卫并不会像另外一个香港著名导演杜琪峰那样怀有英雄情节，他在对人物的电影表达中更迷恋后现代艺术[6]，因此，《重庆森林》中的主人公都是非英雄的小人物，这明显是对传统香港英雄片中，英雄主體的解构。或许，在王家卫看来，如果想要展现出香港人真正的生存状况，影片中的凡夫俗子们才是最好的代言人，因为他们的草根性是香港这一代人的真实缩影。为了对人物主体进行更为彻底地解构，《重庆森林》里的主要人物都是以编号出场，例如警察223和663。姓名作为人的身份，原本是人主体地位的体现，而在这部影片中，人物已经丢失了姓名，全被符号化了，其实也就暗示着主体精神的消解——223和663就像一个没有姓名身份的后现代都市里僵化的符号，无聊又机械地生活在人群中，丧失了生活意义。
（四）对传统电影叙事主题和节奏的解构
香港的动作片、警匪片是香港电影的重要标志，曾让香港电影享誉海内外，吴宇森和杜琪峰导演就是拍摄这类影片的翘楚。而王家卫似乎对这类题材不感兴趣，他坚持对这类电影的传统叙事主题进行解构，因而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里，女毒贩和敌人的枪战中并没有出现吴宇森的暴力美学，也没有杜琪峰那精致、充满张力的动作局面，它更像是对现实真实场景的还原。因此，王家卫似乎没有对其进行艺术润色。在电影节奏上，《重庆森林》在一开场的几分钟里，观影者一直看到的是女毒贩匆忙的身影，在快速晃荡的镜头上，甚至看不清女毒贩的脸，这种急促近乎凌乱的节奏，在以往香港电影中是没有出现过的，香港电影在传统上始终热衷于追求一种紧促但一直保持着绝对加速度的节奏感，但王家卫在《重庆森林》的开头就打破了这种规矩，对其进行了成功解构，当然通过这种对节奏的解构，王家卫希望能体现出后现代香港社会的快节奏和港人无序化的生活状态。[7]《重庆森林》里，在对故事情节的展开节奏上，王家卫又丢弃了香港电影追求情节紧张、刺激的节奏感，他热爱缓慢地对故事进行叙述，并愿意耗费时间去精心地营造能够传达人物内心的画面情境，这使得他电影在节奏上又出现了一种迟钝感，电影氛围始终驻留在观影者的心头，令人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1]陈墨.香港导演王家卫 生命的呢喃——王家卫电影阅读阐释[J].当代电影，2001（3）：20-27.
[2]魏微.王家卫电影叙事风格特征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2.
[3]李田苗.后现代文化视角下王家卫电影的“不确定性”主题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5.
[4][5]周清.扑朔迷离的碎片影像[D].济宁：曲阜师范大学，2011.
[6]王治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后现代主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17-24.
[7]葛晨虹.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J].教学与研究，2013（5）：96-103.
【作者简介】徐 泳，男，四川成都人，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助教，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