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中“鱼”意象的文学人类学解读
内容摘要：意象代表着人类祖先关于某一事物的经验总结，而“鱼”意象在乐府诗中频频出现，它既有着由生殖崇拜转化来的两性情爱的含义，也有着从道家阴阳衍生出的书信使者的含义。从《乐府诗集》中与“鱼”意象相关的篇目入手，以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解读乐府诗背后的含义，能使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乐府诗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意识的形成及发展。
关键词：乐府诗 文学人类学 鱼 生殖崇拜
《乐府诗集》是北宋郭茂倩所编撰的一部乐府歌辞总集，它以曲调为分类标准，分为郊庙歌辞、横吹曲辞、鼓吹曲辞等十二类，囊括了汉魏至唐五代的乐府民歌。乐府在汉代本是掌管音乐、创作收集歌辞的官方机构，之后人们把经由乐府采集创作的诗歌也称为乐府，乐府诗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的一种诗体。乐府诗大部分来自乡野民间，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但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在文学人类学领域也有着宝贵的研究价值。
“鱼”字在《乐府诗集》中出现了112次，涉及种类包括鲤鱼、豚鱼、鲛鱼、鳏鱼、比目鱼、鲟鱼、鳜鱼、武昌鱼、鲍鱼、鲸鱼等数十种。作为乐府诗中频频出现的文学意象，它不仅仅是诗人的审美性选择，也是诗人所承载的人类集体意识的选择。在荣格的原型理论中，每个人的内在心理都有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个思维层面，其中集体无意识的层面是通过世世代代的人类遗传留存下来的经验，它积淀潜藏在每个人的心理深处，是人人都具有的普遍性精神。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原型”组成，原型又通过象征性的意象来将内容传递给意识，无数原型意象的积累就构成集体无意识的传承，荣格认为：“原始意象来源于人类祖先重复了无数次的同一类型的经验，它们本身不过是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心理结构的产物。”①
乐府诗中的“鱼”意象即是原型意象的表现形式之一，它承载着多种人类学意义，从侧面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风民俗。在《乐府诗集》的《钓竿》、《江南》和《古曲》等篇目中，我们可以解读出“鱼”意象的生殖与两性爱情意义;在《江南别》、《车遥遥》和《饮马长城窟行》等篇目中，我们可以解读出“鱼”意象作为沟通天地生死的媒介及信使意义。笔者将在分析《乐府诗集》中涉及“鱼”意象的相关篇目基础上，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去解读诗歌背后的深刻意蕴。
闻一多在《说鱼》中认为：“鱼是匹偶的隐语，打鱼、钓鱼等行为是求偶的隐语。②”在乐府诗涉及到“鱼”意象的篇目中，就有大部分以“鱼”象征两性情爱的意义。如魏文帝曹丕所作的乐府旧题《钓竿》：东越河济水，遥望大海涯。钓竿何珊珊，鱼尾何簁簁。行路之好者，芳饵欲何为。崔豹在《古今注》中解释：“《钓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滨为渔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侧辄歌之。后司马相如作《钓竿诗》，遂传为乐曲。”因伯常之妻思念伯常而有了《钓竿》这一乐府曲目，曹丕在这一乐府诗题中也延续了“鱼”意象求偶的含义：女子往东越过黄河、济水，遥望她的爱人所在的大海彼岸，而路上男子以象征求偶的歌谣“钓竿何珊珊，鱼尾何簁簁”向女子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女子最终以“行路之好者，芳饵欲何为”拒绝了同路人。在《钓竿》中，“鱼”成为男女求偶的象征隐语。汉乐府诗《江南》则是以鱼和莲表示男女相悦的场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闻一多认为“莲”谐音“怜”，鱼比喻男子，莲比喻女子，说鱼与莲戏，实等于说男与女戏。③鱼在莲叶中往来穿梭，一片和谐景象，正是象征了男女之间的情爱交往。除了这两首乐府诗，《乐府诗集》中还有大量诗以“鱼”意象来写男女情爱，如杂曲歌辞《古曲》中的“怜时鱼得水，怨罢商与参。不如山支子，却解结同心”表达了女子对男子负心的哀怨，以鱼得到了水比喻男女两情相悦;还有杂歌谣辞中李商隐所作《李夫人歌》中的“清澄有余幽素香，鳏鱼渴凤真珠房”，鳏鱼又名鳡鱼，因此种鱼的眼从不闭上，故用来比喻愁思不眠的人。在这首诗中，诗人把独身男子比作鳏鱼，把女子比作凤，由此也出现了形容独身男子渴求配偶的成语“鳏鱼渴凤”。还有韩愈《青青水中蒲》的“青青水中蒲，下有一双鱼。君今上陇去，我在与谁居？”和王维《洛阳女儿行》中的“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等等诗句，都以“鱼”的意象来比喻隐指男女之间的情爱。
鱼作为人类获得的早期食物之一，为何会在文学中用以指代两性情爱呢？这实质上是由远古先民对鱼的生殖崇拜演化而来，闻一多在《说鱼》中认为用鱼来象征配偶是因为它的繁殖功能，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把婚姻当作头等大事，而婚姻的唯一目的则是传种，而鱼就是繁殖能力最强的一种，所以将配偶比作鱼就代表其是最理想的配偶④，由此鱼因其繁殖能力强而被用于寄托人类对生殖的崇拜，进而扩展到两性情爱中。出土文物中也体现出对鱼的生殖崇拜，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绘有人面鱼纹图案的彩陶，“像远古其它氏族一样，半坡人对自身的繁衍也是重视的。但他们不了解两性结合的生物意义，而直观地认为女性是生育的决定力量。而鱼恰是生殖力及其繁盛的象征……以鱼喻人，人鱼同构，也自然成为天人和谐的符号表达”⑤。鱼在半坡人的彩陶中被赋予女阴的含义，象征着生殖繁荣，诸如此类的生殖崇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屡见不鲜，汉代铜器的双鲤鱼图就配有“长宜子孙”等祈愿子孙繁荣的字样;除此之外，江南河姆渡文化中还出土了刻画有对鱼生命树等图案的陶盆和陶钵。出土文献记载了当时远古先民对鱼的生殖崇拜，而各地仍然保存的关于鱼的民俗则进一步说明了对鱼生殖崇拜的历史传承与发展。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娶妇》中就有记载，男方给女方下定礼后，女方以鱼和筷子作为回礼的“回鱼箸”——“女家以淡水二瓶，活鱼三五个，箸一双，悉送在元酒瓶内，谓之‘回鱼箸”⑥在婚前以筷子和鱼作为回礼，代表着祈愿生子繁荣的寓意。这一习俗一直发展到近代，1922年的《杭州府志》记载：“其女氏即于当日备回定礼物……更以空酒樽双投入清水盛四金鱼，以箸一双，葱两株安于樽内，谓之‘回鱼。在富家官户，多用金银打造鱼、箸各一双，并以彩帛造像生葱双株，挂于魚水樽外答之。”“回鱼箸”的民俗从宋至近代一直存在，这也代表着人们对鱼的生殖崇拜意识一直根植于心。乐府诗是古代民间百姓的创作精华，正如《诗经·国风》一样，是对各地风俗民情的文学化记载，而对乐府诗中关于“鱼”的篇目中由“鱼”意象对两性情爱的隐喻到对生殖崇拜的反溯，文学背后的人类学意义和民俗学意义也呈现在我们眼前。
在乐府诗中，除了将“鱼”意象运用于两性情爱的描写外，还有一些篇目将“鱼”意象作为传达和沟通的媒介，如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在这首乐府诗中，关于“双鲤鱼”和“烹鲤鱼”的解释，学界有一定的争议，闻一多在《乐府诗笺》中将“双鲤鱼”注释为藏书之函，是由两块鱼形木板组成，上面系绳且有三道刻线和封泥方孔的信函，“烹鲤鱼”即解开信函之绳，这一说法普遍为学界所接受，影响较大。但也有学者认为此处的“双鲤鱼”是真的鲤鱼，“烹鲤鱼”也是烹饪食物，在烹饪鲤鱼的过程中发现信函。⑦无论是真鱼还是鱼形木盒，“鱼”意象都被用来象征书信或传达书信，在《乐府诗集》中唐代罗隐所作的《江南别》里就有：“去年今夜江南别，鸳鸯翅冷飞蓬热。今年今夜江北边，鲤鱼肠断音书绝。”在诗中，诗人以“鲤鱼肠断”来比喻江南别后，诗人与朋友失去书信联系。在胡曾的乐府诗《车遥遥》中有：“自从车马出门朝，便入空房守寂寥。玉枕夜残鱼信绝，金钿秋尽雁书遥。”“鱼信”在此处指的就是书信，女子在丈夫出门后独守空房，两人之间连书信往来都没有了，“鱼信”和“雁书”对偶，共同指代古代的书信。从上述诗作中可以看出，以“鱼”来指代书信在乐府诗中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意象，其中又以鱼中的“鲤鱼”为特指。鱼为什么会产生这一意象寓意呢？从远古神话和出土文物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答案。
在远古神话中，鱼的形象总是伴随着连接的作用和功能出现，《淮南子·览冥训》有：“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鳌就是巨鱼，在这个神话记载中，鱼成为撑起天地之间的媒介;《列子·汤问》中则有：“渤海之东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其山根无所连著，常随波上下，帝使巨鳌十五载之，五山始峙。”在这则神话中，巨鳌搬山也体现了鱼的连接与传递功能。那么追本溯源，为何“鱼”会产生连接与传递的意义呢？笔者认为，这与道家思想有一定联系，在道家思想中，阴与阳共同构成世界，而阴阳两仪以双鱼图体现，两鱼相交，从而阴阳交融生生不息，这与对鱼的生殖崇拜也有一定关系。在道家的太极阴阳图中，阴代表的是柔弱，向下，收敛等含义，阳代表的是刚健，向上，生发等含义，阳是生，阴是死，双鱼两尾交织的阴阳图就代表着生与死的交替，而鱼也就成为沟通生死的媒介。实际上，在商、周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如玉鱼、铜鱼等陪葬器物，它们充当着死者亡灵引导者的角色。汉画中也有关于鱼拉车的图案，“河南南阳王庄汉画像石墓墓顶画像中有一幅‘图中刻绘四条人鱼曳引一车，车上高树华盖，一驭者双手挽缰，河伯端坐在车上，‘河南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北主室顶部画像，曾有七鲤形象”⑧鱼拉车代表着鱼在神界与人界之间的连接作用，如此一来，鱼成为连接天地、生死间的媒介，也就又发展出了书信或传递书信的含义。
但为什么“鲤鱼”会成为鱼中被用来特指书信的种类呢？这与鲤鱼在中国的养殖发展有关，鲤鱼是我国的原产物种，春秋战国时的越国大夫范蠡著有我国第一部《养鱼经》，他在书中就提及鲤鱼是当时最早养殖的品种;《论语》中亦有记载孔子之子诞生时，鲁昭公以鲤鱼赐之，因感君恩，孔子给其子取名为孔鲤，字伯鱼，其中也寄托了他对儿子“鲤鱼跳龙门”的期望;而位于河南安阳小屯的殷代遗址废墟中也才曾发掘出鲤鱼鱼骨;⑨包括《诗经》中，也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鲤”的诗句。鲤鱼作为我国古代的代表鱼种，食用与养殖的历史悠久，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由此就成为了中国古代“鱼”意象中传递书信的主要代表。
乐府诗作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记录了当时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呈现出先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与认知。而作为一个意象出现在乐府诗中，不仅仅是因为它浅层的文学审美性，更因为在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史中，它积累和反映了中国人民文化集体无意识的传承，乐府诗中的“鱼”意象由生殖崇拜演化到两性情爱，从道家阴阳衍生出书信使者，既传承了古代先民们的“原型意象”，又以文学的方式不断影响着后世的民风民俗，成为中国民族意识中不可缺少的意象之一。
注 释
①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1987年11月：121
②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神话编·诗经编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40
③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神话编·诗经编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35
④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神话编·诗经编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48
⑤褚兴彪.半坡彩陶人面鱼纹中的文化意向，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6月：73-74
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4页
⑦杨皑.《饮马长城窟行》中“双鲤鱼”与“烹鲤鱼”的指管意见[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82-85
⑧楊冯磬.鱼原型意象的历史嬗变[D].甘肃：西北民族大学，2012年
⑨姜存楷.鲤鱼与中华文化[J].科学养鱼，2008年2月：74
（作者介绍：吴琳，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2018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