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批判和扬弃，不仅推动了儒家文化的新发展，为现代新儒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为“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以及批判和创新精神的彰显，廓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时间起点和思想源头，影响深远。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五四精神;五四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2-0023-10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进攻下，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文化经历了剧烈的阵痛与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期间，新文化知识分子一方面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批判和总结，促进了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则主张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文化，大力倡导“民主、科学”，呼吁效仿苏俄，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这昭示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之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上的源头活水。
一、“促进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大转机”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不仅在于它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及各项制度，而且还在于它主张以开放的姿态学习西方文化，尤其提倡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等精神文化层面的思想和观念。究其根本，是因为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之后，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步步推进，已经开始由器物、制度层面逐渐深入到精神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到民国初年，新旧文化流派争论的主题已经不同于以往。就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而言，其分歧点已经不在于该不该学习西方，而在于学什么，即除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新式教育及政治制度之外，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更全面、更深层次地学习和引进。同时，就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而言，其分歧点，也不在于该不该保存中国文化，而在于究竟应该保存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就此而言，新文化运动将争论的重点和焦点放在精神文化层面，不是偶然的，而是时势使然。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中西文化比较的重点放在精神文化层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话，那么，新文化知识分子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孔教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则既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倘若打开陈独秀创刊的《青年杂志》创刊号，我们的确并没有看到该刊物一开始就批判孔子。但是，后来为什么批孔的文章多了，并且批得越来越厉害。究其原委，其深层次原因固然是因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纲常伦理观念和仁义道德信条，与新文化所倡导的自由平等观念相冲突，然而，直接原因则是因为民国初年孔教运动的发展，以及袁世凯、张勋等帝制复辟派对孔子学说及儒家文化的尊崇。
孔教运动是康有为及其弟子发起的一场儒学复兴运动。民国初年孔教运动的勃兴，是促使新文化知识分子批判孔子的重要诱因。为了实现儒学的革新，康有为曾经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为其进行理论奠基。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也曾奏请清廷效仿西方国家设立国教。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海外设孔教会，宣扬孔教。民国初年，康有为回国，从而使孔教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截至1913年底，孔教会的各地分会共有130个。〔2〕当时，孔教运动的重要目标，就是说服国会能够定孔教为国教，从而在法律上保证孔教的独尊地位。为此， 1913年8月15日，陈焕章、严复、梁启超、夏曾佑、王式通等人联名向国会两院递交《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要求国会在宪法草案中规定以孔教为国教。为了壮大定孔教为国教的声势，1913年9月底，孔教会在山东曲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参加会议人数多达3000人。对于尊孔读经，袁世凯是支持的，不仅于1914年9月28日率领文武百官至北京孔庙举行秋丁祀孔典礼，而且责令教育部门要求中小学读经。但是，迫于各方压力，袁世凯并不赞同在宪法中规定孔教为国教，所以经过一段时间辩论后，《天坛宪法草案》第19条第2项便以“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折中方案暂时结束了这场论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关于孔教及儒家文化的评判还更多地局限于学理方面。
随着袁世凯建立洪宪帝制，思想文化界在分析和反思帝制复辟的缘由时，开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钱玄同就说，自己在袁世凯复辟以前“曾经提倡保存国粹，写过黄帝纪元，孔子纪元;主张穿斜领古衣;……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3〕。洪宪帝制失败后，孔教运动有所收敛，但是，1916年9月，当国会重新审议国教议案时，孔教会再次提交请愿书，要求定孔教为国教。〔4〕1916年11月12日，参、众两院中顽固坚持定孔教为国教的100多议员在北京组成国教维持会，通电“吁请”各省督军支持;1917年2月23日，以张勋为首的16省区督军、省长联名致电总统黎元洪，要求国会定孔教为国教。3月4日，山东、浙江、江苏、安徽等十余省的尊孔社团又在上海组成“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进行声援，并派代表进京请愿。经过激辩，5月14日，宪法审议会议否决了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这意味着孔教运动所期望的定孔教为国教的目标已经无法实现。为此，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等人十分沮丧，认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愿与天下人共救正之”〔5〕。
然而，張勋复辟的失败则使孔教运动进一步遭受致命打击。由于张勋、康有为等人一方面主张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又极力鼓吹清帝复位。这不能不引起当时思想界的反思和思考。陈独秀则直接将孔教会与“复辟党”等同起来，指出：“张、康虽败，而所谓‘孔教会，‘尊孔会，尚遍于国中，余皆以为复辟党也。” 〔6〕这种情况下，新文化运动以抨击帝制复辟为契机，开始对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进行了尖锐批判。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李大钊的《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一系列文章，是五四时期批判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代表性著作。
首先，针对孔教运动要求在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新文化知识分子强调孔教不是宗教，指出：“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7〕他們认为，无论是从狭义的，还是广义的角度来考察，孔教与宗教都有很大距离，不能称之为宗教，指出：“自广义的宗教言之（信仰心），必有形而上之人生观及世界观。而孔子无之，其所有者，皆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之范围。孔子自言无可无不可，孟子评为圣之时者，其不立一定之信条可见。自狭义的宗教言之，必有神秘思想，而孔子又无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不涉神秘可见，故孔子绝非宗教家，而孔教为不辞。”〔8〕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看来，孔教或者儒学在本质上不是宗教，它实际上与其它诸子学一样，“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耀眼明星”。〔9〕
其次，认为定孔教为国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专制和偶像崇拜，不利于人们探索和追求真理。为此，陈独秀指出：“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10〕李大钊也认为，“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奉其自我以贡献于孔子偶像之前，使其自我为孔子之我不可也”〔11〕。他强调，“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2〕。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看来，孔子及其学说并不代表真理，“吾人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不如信真理”。鉴于孔子学说也有合理的成分，他们主张对孔子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对孔子之道中合乎真理的部分，“我则取之;否者，斥之”〔13〕。
再次，认为尊孔与复辟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分析和回顾尊孔读经与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之间的联系，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14〕“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盖复辟尚不必尊孔，以世界左袒君主政治之学说，非独孔子一人。若尊孔而不主张复辟，则妄人也，是不知孔子之道者也。”〔15〕为了扫除复辟的思想基础，他们主张对孔子学说乃至整个中国文化进行系统总结和价值重估。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运动便是要达此目的。也有的人主张儒教革命，指出：“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16〕更激烈的是，有的人甚至主张废除孔学，认为“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演孔二先生一家之说。……欲祛除三纲五常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17〕。
不可否认，在批评孔子及其学说的过程中，部分新文化知识分子说过一些十分绝对的话，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是，总体而言，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其意义正如胡适所说：“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18〕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认识和研究将日趋客观、理性。这为现代新儒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贺麟，在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明确肯定了其对儒家思想发展的积极影响，指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的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19〕的确，回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不能只看到新文化知识分子对孔子的激烈批判，还应该看到它对儒家文化发展的独特作用和影响。
总之，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和象征，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向。就儒家文化自身而言，在五四时期激烈批判孔子的浪潮中，一方面是西学和诸子学研究热潮的兴起，加剧了传统儒学的衰微;另一方面则是儒家文化的自我革新，推动了现代新儒家的兴起。这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二、“对于世界之未来文明，亦宜有所努力，有所贡献”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还在于参与五四时期文化争论的知识分子能够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乃至世界的新文化提出自己的建言和主张。
关于什么是“新文化”，五四时期的新文化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世界文化，就是当时新文化，指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20〕“须知西洋文化实在已不仅是西洋的了，已大部分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西洋文化既是大部分尚含有世界文化的要素，则我们采取西洋文化便不是直抄他族的东西乃是吸收人类公同的东西。”〔21〕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代表了近代世界文化的趋势，学习西方文化是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必由之路，指出：“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特点。” “世界上只有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没有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区别。现代西洋的文明，是世界的，不是一民族的。是进化线上必经的，不是东洋人便不适用的。”〔22〕
正因为在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中，西方文化代表了近代以来世界文化的趋势，所以，他们把介绍和学习西方文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指出：“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23〕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提倡学习西方在民国初年已经成为各方的普遍共识，并不新鲜，但是，同其他人相比，新文化知识分子更强调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在近代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权”学说的传播和民主运动的兴起。如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警告青年》一文，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枚之解放也。”〔24〕汪叔潜在《新旧问题》一文中，也认为：“欧美现今一切之文化，无不根据于人权平等之说。在二百年前，其为君权政治、特权社会，固无异于中国，或且加甚焉。乃自法兰西革命以还，人权之说大唱，于是对于人生之观念为之大变，人生观念既变，于是对于国家之观念亦不得不变。人生之观念变，于是乎尊重自由，而人类之理性始得完全发展，国家之观念变，于是乎铲除专制而宪政之精神始得圆满表现，是谓之西洋文化，而为吾中国前此所未有，故字之曰新。”〔25〕同时，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也是近代西方国家迅速发展的重要秘诀，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苦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6〕
在认定“民主”和“科学”是促使西方国家在近代迅速发展的文化原因之后，新文化知识分子便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奔走呼号，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1919年1月15日，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优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27〕
除了倡导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之外，新文化知识分子还特别强调要以一种“评判”的眼光、“进化”的态度和“创造的精神”去认识中西文化及其他问题。为此，胡适指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28〕蒋梦麟也认为“新思想不能用时代来定，也不能以西洋输入的来作标准。照我的意思来看，新思想是一个态度，这一个态度是向那进化一方面走”〔29〕。而陈独秀说的更明确，强调“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 〔30〕。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创造世界新文化的主张。李大钊就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31〕胡适则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很显然，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既对中国的固有文化不满意，又对西方文化不满意，他们更期望在综合东西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一种新的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的所谓新旧之争、东西之争是相对的，并非截然对立、互不关联。比如鲁迅、胡适可谓新文化的翘楚，但是，具体到生活中，他们的衣着、生活习惯以及婚姻观念实际上还是比较传统的。再比如，康有为主张定孔教为国教，似乎很保守，但是，看了他的《大同书》之后，对他保守的印象荡然无存，反而会觉得他比谁都“激进”。还有辜鸿铭，总是扎着小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简直是个冥顽不化的老朽，但实际上他曾长期生活在国外，谙熟中西文化，精通多国语言，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化的经典，在国际上颇有声誉。凡此种种，告诉我们，研究五四时期的人物与思想，一方面要明了时代潮流和人物的主体思想，另一方面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绝对化。
倘若我们换个思路，先打破思想上固有的文化流派的划分，然后具体分析当时每个知识分子的言论的话，我们会发现，五四时期不少观点还是很有创见的，甚至对今天都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例如，当时正当新旧文化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激烈进行时，有不少人敏锐地意识到，不仅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面临困境和挑战，而且西方文化也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为此，他们呼吁中国能为未来世界的新文化有所贡献，指出：“新时势之来，中国与西洋各国必处于相同境遇，故未来文明之创造，不能视为西洋人独有之要求，即不能诿为西洋人独具之责任。中国既为人类之一部分，则对于世界之未来文明，亦宜有所努力，有所贡献。中国固有文明虽非可直接应用于未来世界，然其根本上与现代西洋文明，差异殊多，关于人类生活上之经验与理想，颇有足以证明西洋现代文明之错误，为世界未来文明指导者;苟以科学的法则整理而刷新之，其为未来文明中重要之一成分，自无疑义。” 〔32〕这种积极参与世界新文化建设的精神状态和志向，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现在，都是很值得借鉴和思考的。
三、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提供源头活水
“民主”“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一方面在当时发挥了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之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源头。不仅如此，后人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与扬弃过程中，又为新文化注入了“民族”和“大众”的内涵，从而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构建与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思想文化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结，实际上自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了。如1920年4月1日，陈独秀就写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总结，指出：“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他认为今后新文化运动应该注意三件事，即：“要注重团体的活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33〕4月22日，他又在中国公学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讲演，指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确比前此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在他看来，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就是“直接行动;牺牲精神” 〔34〕。同一时期，罗家伦、蒋梦麟等人也对五四运动有所总结。
“九一八”事变之后，伴随着民族危機加剧，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五四运动进行总结和反思。1930年代中期，陈伯达、艾思奇、张申府、何干之等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首先肯定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在消极方面，是反对旧的封建传统文化，也就是反对那种使大众蒙昧的，只当做少数特殊人物的装饰品和御用品的旧文化。独断、迷信、吃人的不合理的教条，充满了这个旧文化的内容。为要对抗这种旧文化，在积极方面，就不能不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文化：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昧。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要求”〔35〕。在他们看来，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指出：“在‘五四运动的战土们的面前，飘扬着一面战斗的旗帜，在旗帜的正面写着‘民主，反面写着‘科学。这旗帜，在消极方面是对于封建的黑暗的传统思想的反抗，在积极方面是助长了‘人的发现，助长了理性的发扬。” 〔36〕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新启蒙运动者在主张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的同时，也指出：“五四也有它的缺欠，有它的时代限制，也正不必讳言。” “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作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而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 〔37〕他们认为，五四时期人们对孔教的批判更多的是流于形式，在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批判其本质，即 “对于儒学孔教，人们大半采取着一种排斥、嬉笑怒骂的态度。过去人们把纲常捧到天上去，如今人们却把它骂得狗血淋头，一文不值。痛快的确是痛快了，干脆也的确是干脆了，但可惜缺了历史主义的评判，依然不能摇动着儒学的根底。所以‘五四时代的反孔教运动，只使人憎恶孔教，但却未曾彻底评判了孔教”〔38〕。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许孔子已经打倒了，但孔家店的恶流却仍然保留着，漫延着”。为了更加深入的批判封建的纲常礼教，他们主张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评判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如张申府就主张在“打倒孔家店”口号之后加上“救出孔夫子”，将孔子和纲常礼教区分开来。〔39〕在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主张思想的理性和解放，强调民主、科学精神，另一方面，还呼吁“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却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40〕。认为“（新启蒙运动）必须贯彻的几点积极原则就是：一理性的显扬;二思想的解放;三科学知识的灌输;四民族意识的唤起;五民主习惯的养成” 〔41〕。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他们还把“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等概念引入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领域。1936年，陈唯实比较早地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主张，认为研究和宣传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42〕1936年9月，陈伯达也提出“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的主张。〔43〕1938年4月，艾思奇进一步强调“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44〕。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做了重要的铺垫，也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思想源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辗转到达陕北，“中国化”“大众化”“通俗化”等概念名词也逐渐在延安理论文化界广泛使用起来。1937年11月13日，从贤在延安《解放》周刊发表《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文，认为：“要启发民众抗战的伟大力量，必须使文化运动和他们的生活密切结合。我们说现在要加紧文化的大众化运动，就是要使这运动真正成为中国广大民族的文化运动，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作者对五四及之后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反思，认为“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外国气味实在太重了，这是它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原因”。鉴于此，他强调，新文化运动应该包括“民族的”、“民主的”和“大众的”内容，指出：“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是要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保证抗战的胜利，所以它的内容首先就是民族的。”“为要保证统一抗敌的强固，文化运动不能不有民主的内容。”“不和民众生活发生真实联系的文化，不会被民众接受，不能成为真正通俗的大众化的文化。”“文化人的一切创作活动，应该以中国民众的实生活为内容。应该提出民众所要提的问题，反映着他们的各种要求，和民众的生活打成一片。” “從贤”究竟是谁的笔名，尚无从得知。不过，从该文的内容来看，他很明显受到了新启蒙运动的影响。这也难怪在文章中，他还专门谈了新启蒙运动的方向问题，指出：“抗战以前所提出来的新启蒙运动，也应该向着这样的方向展开，因为新启蒙运动的目标是要唤醒中国民众的民族自觉。要唤起民众的自觉，首先就必须要认识民众的生活。”〔45〕
继从贤之后，1937年11月20日，李初黎更是明确强调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提高文化水准，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同时更广泛地深入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46〕。1938年5月2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中，进一步提出新文化“民族化”“大众化”问题，指出：“从我们过去一切文化运动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出来，忽视文化上旧的民族形式，则新文化的教育是很难深入广大的民众的。因此，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二者实是不可分开的。忽视民族化而空谈大众化，这是抽象的，非现实的。” 〔47〕
在总结以往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1938年10月中上旬，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48〕1939年5月1日，为了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毛泽东写了《五四运动》一文，特别强调了团结民众和“大众化”问题，指出：“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周年了，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49〕同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代会准备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对新文化的性质和内容进行了阐释，认为新文化的性质“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在他看来，新文化宜采用“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这四大口号。〔50〕
这一时期，不仅毛泽东对新文化的性质和内容进行了阐释，而且张闻天也对新文化的内容进行了深入思考。1940年1月初，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1月5日，张闻天在会上做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认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甲，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的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乙，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的作风的文化。丙，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丁，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 〔51〕
为了进一步明确新文化的性质和内涵，1月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在《解放》发表时改名《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报告中，毛泽东以五四运动为界限，将近代以来的中国新文化分为旧民主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他认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由于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应有之义，并且“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因此，在谈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时，他们没有把“民主”单独列出来，而主要强调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52〕。至此，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构建基本完成。
总而言之，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得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时间的起点，而且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思想源头。特别是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民主、科学成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近代中国文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重要思想源泉，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相关代表性成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耿云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1989，（3）;龚书铎.发扬五四精神??不断解放思想〔J〕.求是，2009，（9）;欧阳哲生.新文化运动研究论域之拓展〔J〕.教学与研究，2018，（5）;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和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2017，（4）等.
〔2〕张卫波.民国初期尊孔思潮研究〔M〕.人民出版社，1996.32-35.
〔3〕钱玄同.致百年（陈大齐）〔J〕.新青年，1918年12月，第5卷第6号.
〔4〕陈焕章，张尔田，林传甲等.孔教会上参众两院请定国教书〔J〕.宗圣学报·论界，1916年9月，第2卷第5册第17号.
〔5〕陈焕章.国会宪法会议对于孔教大革命敬告国人书〔A〕.孔教十年大事：第8卷〔C〕.太原宗圣会，1924.37
〔6〕〔10〕〔15〕陈独秀.复辟与尊孔〔A〕.陈独秀文集：第1卷〔C〕.人民出版社，2013.266，267，266.
〔7〕〔13〕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A〕.陈独秀文集：第1卷〔C〕.人民出版社，2013.171，173.
〔8〕蔡元培致许崇清函〔A〕.蔡元培文集：第3卷〔C〕.中华书局，1984.56.
〔9〕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A〕.胡适文集：第6册〔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11.
〔11〕李大钊.宪法与思想自由〔A〕.李大钊文集：上册〔C〕.人民出版社，1984.246-247.
〔12〕李大釗.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A〕.李大钊文集：上册〔C〕.人民出版社，1984.264.
〔13〕李大钊.真理（二）〔A〕.李大钊文集：上册〔C〕.人民出版社，1984.262.
〔16〕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A〕.赵清等编.吴虞集〔C〕.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98.
〔17〕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J〕.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
〔18〕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A〕.胡适文集：第5册〔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79.
〔19〕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A〕.文化与人生〔C〕.商务印书馆，1988.5.
〔20〕〔25〕汪叔潜.新旧问题〔J〕.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第1卷第1号.
〔21〕张东荪.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年3月）〔A〕.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489.
〔22〕常乃惪.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1920年10月）〔A〕.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C〕.1989.273、277.
〔23〕〔31〕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A〕.李大钊文集：上册〔C〕.人民出版社，1984.560、566，560.
〔24〕〔26〕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A〕.陈独秀文集：第1卷〔C〕.人民出版社，2013.362，362.
〔27〕陈独秀.敬告青年〔A〕.陈独秀文集：第1卷〔C〕.人民出版社，2013.90、95.
〔28〕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2月）〔A〕.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2册〔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52.
〔29〕梦麟.新旧与调和（1919年10月）〔A〕.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C〕.187-188.
〔30〕〔3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J〕.新青年，1920年4月1日第7卷第5号;陈独秀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13.1，5-6.
〔32〕伧父（杜亚泉）.新旧思想之折衷〔J〕.东方杂志，1919年9月，第16卷第9号.
〔34〕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N〕.时报，1920-04-22;陈独秀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13.1，5-6.
〔35〕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J〕.国民周刊，1937，（8）.
〔36〕胡绳.“五四”运动论〔J〕.新学识（上海），第1卷第7期，1937年5月5日.
〔37〕〔40〕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N〕.北平新报，1937-05-02.
〔38〕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A〕.何干之文集：第2卷〔C〕.北京出版社，1993.75、85.
〔39〕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N〕.实报·星期偶感（北平），1937年5月.
〔41〕张申府.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应用〔J〕.自由中国（汉口），1938，（2）.
〔42〕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M〕.上海新东方出版社，1936.7.
〔43〕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J〕.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1936年9月.
〔44〕艾思奇.哲学的现状和任务〔J〕.自由中国，创刊号，1938年4月.
〔45〕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J〕.解放，1937，（23）.
〔46〕李初黎.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J〕.解放，1937，（24）.
〔47〕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J〕.解放，1938，（39）.
〔48〕毛泽东.论新阶段〔J〕.解放，1938，（57）.
〔49〕毛泽东.五四运动〔A〕.毛泽东选集：第2卷〔C〕.人民出版社，1991.560.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8-1949）：中卷〔M〕.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49.
〔51〕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J〕.解放，1940，（103）.
〔5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A〕.毛泽东选集：第2卷〔C〕.人民出版社，1991.698，708-709.
【责任编辑：刘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