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机和效果角度培养学生的历史理解能力
王秀青
[关键词]动机，效果，历史理解，雍正，军机处，君主专制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3-0027-05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2014年3月，我国在《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核心素养的培养问题，而“历史理解”是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之一，在教学实践中基于“历史理解”这一核心素养进行教学设计，让历史课堂紧贴学生前行，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满足学生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借助独特的历史学科思维，如时间与空间、动机与效果、联系与发展、原因与结果等角度分析历史问题，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历史理解能力。笔者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以“军机处的设立”为例，试图从动机和效果的角度对培养历史理解能力作初步探索。
一、从动机和效果的角度培养学生
历史理解能力的思考
从哲学层面讲，“历史理解”是指历史认识主体作用于历史认识客体的思维过程。从历史层面说，历史理解是历史认识主体恢复或重建历史事实真面目，对历史发展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求真的过程，是对各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加以认识的过程。从动机和效果的角度培养学生的历史理解能力，我们需要关注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要关注行为动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目的性。而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阅历、能力素养、性格特点不同，使人们的行事动机总会有所差异。另外，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时代性，也不是偶然和孤立的。从动机和效果的角度培养历史理解能力，站在历史当事人的角度分析他们所面临的情境与问题，体会其活动与行为，洞察其动机与意图、情感与价值观等，通过移情的方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本来面目，也可以进一步加深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鉴于此，在教学设计中基于培养学生历史理解这一核心素养的教学立意，在探讨军机处设立的动机时，笔者并没有仅仅局限在“西北用兵”这一直接动机上，而是借助史料考证、对比分析、心理探讨等方法，引导学生学会从多角度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因为掌握分析动机的思维方法，学生就可以触类旁通地分析中外历史重大改革的动机（如王安石变法）、重大制度革新的动机（如明清海禁和闭关锁国）和思想家著书立说的动机（如孔子主张恢复周礼）诸多内容。
其次，要关注行为动机带来的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如果说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受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个人性格和阅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么，历史人物的行为效果必然也是多重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会出现相互背离的情景。好的动机可能产生坏的效果，坏的动机也可能会产生好的效果；行为动机可能一时达到目的，但从长时段来看未必是件好事。……因此，在探讨军机处设立效果时，教师引导学生不仅要关注当事人行为带来的短期效果，还要看到长期效果；既要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思考问题，也要站在更广阔的舞台放眼全局。军机处的设立动机是解决西北用兵问题和加强皇权，从短期效果来说均已达到，但学生的理解仅仅局限于此，似乎还不够深刻和全面，学生也应该看到军机处的设立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是晚清中国逐渐落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者，要掌握如何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分析方法。动机和效果的关系并不单一，且非常复杂。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受到社会环境、个人经历与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行为效果也有短期和长期之分，但是，任何人在作出行为选择时，肯定都有良好的初衷，都希望达到预期的效果，历史人物如此，我们亦如此。那么如何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呢？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综合分析影响动机和效果的多种因素，形成理解历史问题的思维模式：作为一个改革者，要最大化地统一动机和效果，需要把握世界发展趋势、需要深刻分析国家政治变革的社会背景、变革对立面的阻力，需要领导者杰出的智慧、素质和能力。而身处当代的我们，当面临重大的人生抉择时，要想达到美好的初衷和目的，就必须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后再作出理性决定，尽量避免心血来潮。
二、军机处设立动机与
历史理解能力的培养
人教版必修一《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一课，关于“军机处的设立”只有寥寥数语，对于军机处设立的动机，教材只是说“为了解决西北用兵问题”，但西北用兵不是清朝皇帝首次面对的问题，仅此项解释能否让学生信服？显然，仅仅依靠教材内容，学生很难深入理解军机处设立的动机，不利于培养学生深入分析历史问题的历史理解能力。如前文所述，主观动机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军机处的设立动机就鲜明体现了这一特征。
1729年，雍正帝设立了军机处，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探讨军机处设立的动机，我们可以结合18世纪初雍正帝所处的军事、政治形势、雍正帝本人的阅历及其性格心理特点等，运用史料论证、对比分析和心理分析等方式理解雍正帝设立军机处的多重动机。
（一）从军事因素看军机处的设立动机
毋庸置疑，军事因素是雍正设立军机处的直接动机。雍正初年，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失败后，逃至准噶尔部，而准噶尔部和清廷关系紧张，拒不交出罗卜藏丹津，不接受清廷诏命，同时继续向东南扩张，影响到漠北及青藏地区的安定。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雍正帝公开向朝臣宣布对西北用兵。此时，由于议政王大臣都是世袭贵族，没有处理军国大事的实际经验；同时，从故宫地图来看，由于内阁在太和门外，离街市近，人员多，容易泄漏机密。所以，雍正帝下令把内阁中三四品以上人品端正、才思敏捷的大学士，由太和门外的内阁，调到隆宗門内来亲承旨意，拟发谕旨。这一史实得到了很多史料的印证。如《清史稿》记载：
准噶尔世济凶顽，心怀叵测，将来必为蒙古之巨患，遗国家之隐忧。是用发兵，声罪致讨，上承先志，玉靖边陲，师出有名，事非得已。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
此外，清朝三大考据家之一、曾担任过军机章京的赵翼也曾指出：
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浦值者多，虑漏泄军机，军机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值缮写，后名军机处。
《啸亭杂录》则直接点明，军机处是替代曾执掌军国政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而兴的，因为议政王大臣“半皆贵胄世爵，不谙世务”。
从雍正皇帝当时对准噶尔部的态度以及上述材料所描述的情景，不难看出，军机处是一个应军务筹备所需而设的机构，西北用兵是军机处设立的重要契机。战事一起，国事军事纷至沓来，就会加重雍正皇帝和辅政大臣的工作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效、机密、迅速的办事机构则显得尤为重要。
（二）从制度因素看军机处的设立动机
军机处设立的动机中，用兵西北的解释并不完整，我们并不能单纯归结于此，因为顺治和康熙在位期间同样也有战事发生，西北问题只是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的直接动机，除此之外，清初的制度沿革也体现出雍正需要加强皇权的现实。这可以视为雍正帝设立军机处的深层动机。
教材中提到，清初，设内阁六部，内阁负责奏章票拟；同时存留议政王大臣会议，凌驾内阁、六部之上，皇权受限；到了康熙皇帝之时，形成了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三足鼎立的局面，皇权有所加强。而雍正即位后，他应该仍不会满意权力受掣，要强化自己的权力，一定会在三足鼎立的机构上做文章，有智慧有权谋地做文章。运用史料，对比内阁和军机处的办事流程，感受权力博弈，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军机处设立的深层动机是为了架空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加强皇权，维护统治。
内阁办事程序：
通政司一奏折至内阁一内阁票拟一交皇帝御览一皇帝朱笔改定一將谕旨下发有关衙门施行（廷寄或明发）
军机处办事程序：
从奏事处拿到官员奏折一军机章京将奏折送军机大臣阅览一军机大臣向皇帝请旨一军机处拟好谕旨一再由军机大臣交皇帝御览一皇帝朱笔改定一将谕旨下发有关衙门施行（廷寄或明发）
对比工作流程学生可得出结论：
第一，从军机处的办事流程看，军机大事绕过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而是直接由上奏者经军机大臣直达皇帝；第二，从军机大臣的职责看，军机大臣不像内阁大臣那样可以预先提出处理意见，他要完全向皇帝请旨，处于客体地位。第三，从军机事务议定施行看，可以经内阁，也可以绕过内阁直接下达给具体负责人，这样在一般例行事务上，内阁有一定的处置权，但是在重要事务上不过是一个传声筒，有些连基本的知晓权都没有。
可见，军机处的设立，就这样架空了内阁的权力。而此前议政王大臣和内阁大臣一样，都具有一定的主体地位。清初，国事还必须经议政王讨论，军机处一设，对议政王大臣会议压制更为严重。机密大事均与议政王无涉，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就变得无足轻重，最终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被彻底废止。乾隆皇帝谕旨述说了权力的转移与变化：
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只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
台湾著名学者傅宗懋说得非常直接：
世宗（雍正）的集权很是巧妙的，并不是像以前的枝枝节节，他只设了一个军机处，于是就把以前内阁和八旗的权力，整个拿来。
我们看到，在政治利益的博弈中，雍正非常高明，他受到康熙设南书房的启发，没有直接拿内阁等机构开刀，而是绕开了复杂的行政流程，举重若轻地强化皇权。
（三）从雍正帝的性格特点和阅历看军机处的设立动机
由于动机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物性格和心理特点支配。从雍正帝的性格和心理特点来看，他具有加强君主专制，试图成为一位有为皇帝的倾向和愿望。军机处的设立正是他大刀阔斧进行革新的体现。
雍正皇帝是一位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勇于革新、勤于理政。阎崇年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分析了雍正的处世原则和性格，即诚孝皇父、友爱兄弟、勤慎敬业、戒急用忍，他韬光养晦，费尽心机，通过这样的谋略，登上了皇帝宝座。而即位之日起，雍正帝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如何坐稳江山、巩固统治必然是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他对骨肉同胞刻薄寡恩；对待近臣也毫不留情。对于威胁皇权的种种现象，他刚毅果决。
同时，他盛年登基、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严猛治国，颇具改革家风范。在位近13年，他扩大奏折朱批制度，亲笔朱批且多在夜间，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十件，日理万机，终年不息，政绩卓然，赢得最勤政君主的美誉。“以勤先天下”的精神说明他是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这样的皇帝自然不会让大权旁落，相反需要加强自己的皇权，为专制服务。所以执政不久，雍正帝就效仿南书房之设，同时又对之加以改造，设置了权力更大的军机处。
以上，通过引导学生从社会政治、军事、人物阅历及心理等多个角度分析军机处设立的直接动机和深层动机，学生自然会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况，学会多角度地进行历史理解，逐渐习得分析历史问题的思维，甚至会将这种历史理解方式延伸到对社会生活问题的思考和理解中。
三、军机处的设立效果与
历史理解能力的培养
军机处自雍正朝设立以来就一直保留下来，乾隆即位之初将其废除，但很快发现缺少军机处给办事带来诸多不便，于是，乾隆三年（1738年）军机处重新设立，直到宣统帝成立“皇族内阁”才被废除，历时近两百年。军机处的设立为清王朝带来了什么？人教版教材中只是说“跪受笔录”“君主专制达到顶峰”，这一效果和最初用兵西北的动机是否具有逻辑关系？怎么理解军机处设立效果与动机之间的关系？如何帮助学生更深刻而全面地理解军机处设立的效果呢？
三、中世纪中晚期西欧史家“四大帝国”结构原则的运用
9世纪中叶，法兰克帝国爆发了长期的内战并于843年《凡尔登条约》签订后一分为三，尽管法兰克世界曾在胖子查理时代获得了短暂的统一，但由于卡林西亚的阿尔努夫的叛乱，帝国又一次陷入了分裂。887年，胖子查理被废黜后，弗留利的贝伦格（Berengar of Friuli）继任为意大利国王并于915年被教皇约翰十世加冕为皇帝，924年，在意大利贵族的邀请下，勃艮第国王鲁道夫二世出兵意大利并推翻了贝伦格的统治。法兰克帝国分裂后，自查理曼开始的皇帝谱系一直在法兰克帝国分裂后的多个继承国内部延续，但在贝伦格之后，这一谱系断裂了。与分裂相伴而生的是衰落，维京人、马扎尔人、萨拉森人从四面八方对法兰克世界展开了侵扰，这一切都在向同时代的基督徒表明，上帝已经厌弃了法兰克人的统治，而准备选择新的代理人。962年，德意志国王、萨克森公爵奥托一世在罗马城被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为罗马皇帝，一个以操“条顿语”的日耳曼人为主体的“罗马帝国”建立起来了，自此开启了800余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新的历史事实再次需要基督教史家们予以合理的神学解释。12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三位编年史家——米歇尔堡的弗洛多尔夫、班贝克主教奥拉的埃克哈德、弗莱辛主教奥托都认为古代罗马帝国的历史与他们生活时代的中世纪历史，共同构成了人类发展的最近一段时期，即罗马帝国时期。对于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800年查理曼加冕、962年奥托加冕等历史变化，三位编年史家同样使用了帝国权力转移的理论予以解释，认为希腊人、法兰克人、德意志人因上帝的属意而相继成为罗马帝国的承载者。如弗莱辛奥托在1143～1147年撰写了从亚当至他所处时代的世界编年史——《双城记》，他在这部编年史中延续了“四大帝国”的结构原则，在叙述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时，奥托写道：
从那时（指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起，我们发现罗马人的统治权转移给了希腊人。由于君士坦丁堡城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对于世界的统治权与该城的名字连在了一起，尽管在事实上这一权力转入了希腊人之手。
弗莱辛奥托对于法兰克帝国的叙述并不太长：
上帝不愿意法兰克人的王国——像古罗马帝国那样在经历了无数变幻之后才走向灭亡……上帝允许王国可悲地自我解体，自行走向衰朽和灭亡。
但他认为800年查理曼加冕标志着罗马帝国统治权的再次转移：
罗马人的政府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一直到现在始终以皇帝的城市——君士坦丁堡作为驻地——然而现今却转移至法兰克人那里。
与法兰克史家所不同的是弗莱辛奥托认为962年奥托大帝的加冕意味着“继法兰克人及伦巴德人的统治后，罗马人的统治主权转移至德意志人那里”，而德意志人将最终完成上帝赐予的神定使命并迎来世界的末日。
及至中古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期，西欧史家对“四大帝国”理论的认识发生了分化，由于这一理论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古罗马皇帝的合法继承人并把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因而它在宗教改革期间及其后的德意志世界仍大受欢迎并持续统治德意志世界的史学编纂领域。如约翰·卡里昂（Johann Carl-on）编纂的《编年史》（1532年）以及乔基姆·卡里翁（Joachim Carion）和菲利普·梅克兰顿（PhilippMelanchthon）合作编纂的《大编年史》（UniversalChronicle），其中，后者作为标准历史课本在1557年以后的帝国福音派大学通行。这两部编年史不仅延续了“四大帝国”及“帝国权力转移”的理论，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次要帝国权力”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世界性帝国的旁边可能存在一个次要的帝国权力，如埃及王国是巴比伦帝国旁边的次要帝国权力，当今的法兰西王国则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旁边的次要帝国权力，这一观点既承认了法兰西王国并不从属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现实，又体现了德意志新教史家贬低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敌对民族，法国及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们极为反感“四大帝国”的理论，1566年，法国史学家吉恩·博丁（Jean Bodin）在他的《简单认识历史的方法》（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中对以“四大帝国”相继更替解释历史的方法展开了挑战，博丁认为把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来叙述显然违背了他所生活时代的历史现实。
四、结论与启示
可见，中古西欧史家在撰写长时段“世界历史”的时候，由于受到基督教有关人类历史预定性和启示性的影响，喜欢套用“四大帝国”的结构原则。他们以但以理梦幻启示中所见到的四只巨兽为依据，依次撰写亚述或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四大帝国的历史。由于但以理梦幻启示中仅仅见到了四只巨兽，而且第四只长着十个犄角的巨兽被附会成人类历史中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帝国——罗马帝国，因此在中世纪先后建立起来的拜占庭帝国、法兰克帝国、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被大部分中古西欧史家解释成古代罗马帝国的继续，而非一个个新的帝国。大多数中古西欧史家深受但以理梦幻启示的影响，他们把古罗马帝国以降，直至他们生活时代的历史都连在了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近一段时期，即罗马帝国时期。同时，拜占庭帝国、法兰克帝国、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又在地域范围、民众族属、首都所在地等方面与古代罗马帝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同，于是，中古西欧史家建构了帝国权力转移的理论，以求既能迎合但以理“四大帝国”的梦幻启示，又能合理地解释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同。他们认为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在不断地转移，先从罗马转移到君士坦丁堡，继而又转移到法兰克，最后转移到德意志并把希腊人、法兰克人、德意志人统统认定为罗马帝国的承载者。经过这种理论的解释，但以理梦到的那只象征着罗马帝国的十角巨兽就存在了千年之久并经历了多次变幻而不灭，成为了中古西欧史家以经解史的一个重要例证。
[关键词]动机，效果，历史理解，雍正，军机处，君主专制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3-0027-05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2014年3月，我国在《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核心素养的培养问题，而“历史理解”是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之一，在教学实践中基于“历史理解”这一核心素养进行教学设计，让历史课堂紧贴学生前行，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满足学生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借助独特的历史学科思维，如时间与空间、动机与效果、联系与发展、原因与结果等角度分析历史问题，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历史理解能力。笔者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以“军机处的设立”为例，试图从动机和效果的角度对培养历史理解能力作初步探索。
一、从动机和效果的角度培养学生
历史理解能力的思考
从哲学层面讲，“历史理解”是指历史认识主体作用于历史认识客体的思维过程。从历史层面说，历史理解是历史认识主体恢复或重建历史事实真面目，对历史发展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求真的过程，是对各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加以认识的过程。从动机和效果的角度培养学生的历史理解能力，我们需要关注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要关注行为动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目的性。而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阅历、能力素养、性格特点不同，使人们的行事动机总会有所差异。另外，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时代性，也不是偶然和孤立的。从动机和效果的角度培养历史理解能力，站在历史当事人的角度分析他们所面临的情境与问题，体会其活动与行为，洞察其动机与意图、情感与价值观等，通过移情的方式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本来面目，也可以进一步加深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鉴于此，在教学设计中基于培养学生历史理解这一核心素养的教学立意，在探讨军机处设立的动机时，笔者并没有仅仅局限在“西北用兵”这一直接动机上，而是借助史料考证、对比分析、心理探讨等方法，引导学生学会从多角度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因为掌握分析动机的思维方法，学生就可以触类旁通地分析中外历史重大改革的动机（如王安石变法）、重大制度革新的动机（如明清海禁和闭关锁国）和思想家著书立说的动机（如孔子主张恢复周礼）诸多内容。
其次，要关注行为动机带来的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如果说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受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个人性格和阅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么，历史人物的行为效果必然也是多重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会出现相互背离的情景。好的动机可能产生坏的效果，坏的动机也可能会产生好的效果；行为动机可能一时达到目的，但从长时段来看未必是件好事。……因此，在探讨军机处设立效果时，教师引导学生不仅要关注当事人行为带来的短期效果，还要看到长期效果；既要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思考问题，也要站在更广阔的舞台放眼全局。军机处的设立动机是解决西北用兵问题和加强皇权，从短期效果来说均已达到，但学生的理解仅仅局限于此，似乎还不够深刻和全面，学生也应该看到军机处的设立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是晚清中国逐渐落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者，要掌握如何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分析方法。动机和效果的关系并不单一，且非常复杂。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受到社会环境、个人经历与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行为效果也有短期和长期之分，但是，任何人在作出行为选择时，肯定都有良好的初衷，都希望达到预期的效果，历史人物如此，我们亦如此。那么如何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呢？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综合分析影响动机和效果的多种因素，形成理解历史问题的思维模式：作为一个改革者，要最大化地统一动机和效果，需要把握世界发展趋势、需要深刻分析国家政治变革的社会背景、变革对立面的阻力，需要领导者杰出的智慧、素质和能力。而身处当代的我们，当面临重大的人生抉择时，要想达到美好的初衷和目的，就必须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后再作出理性决定，尽量避免心血来潮。
二、军机处设立动机与
历史理解能力的培养
人教版必修一《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一课，关于“军机处的设立”只有寥寥数语，对于军机处设立的动机，教材只是说“为了解决西北用兵问题”，但西北用兵不是清朝皇帝首次面对的问题，仅此项解释能否让学生信服？显然，仅仅依靠教材内容，学生很难深入理解军机处设立的动机，不利于培养学生深入分析历史问题的历史理解能力。如前文所述，主观动机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军机处的设立动机就鲜明体现了这一特征。
1729年，雍正帝设立了军机处，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探讨军机处设立的动机，我们可以结合18世纪初雍正帝所处的军事、政治形势、雍正帝本人的阅历及其性格心理特点等，运用史料论证、对比分析和心理分析等方式理解雍正帝设立军机处的多重动机。
（一）从军事因素看军机处的设立动机
毋庸置疑，军事因素是雍正设立军机处的直接动机。雍正初年，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失败后，逃至准噶尔部，而准噶尔部和清廷关系紧张，拒不交出罗卜藏丹津，不接受清廷诏命，同时继续向东南扩张，影响到漠北及青藏地区的安定。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雍正帝公开向朝臣宣布对西北用兵。此时，由于议政王大臣都是世袭贵族，没有处理军国大事的实际经验；同时，从故宫地图来看，由于内阁在太和门外，离街市近，人员多，容易泄漏机密。所以，雍正帝下令把内阁中三四品以上人品端正、才思敏捷的大学士，由太和门外的内阁，调到隆宗門内来亲承旨意，拟发谕旨。这一史实得到了很多史料的印证。如《清史稿》记载：
准噶尔世济凶顽，心怀叵测，将来必为蒙古之巨患，遗国家之隐忧。是用发兵，声罪致讨，上承先志，玉靖边陲，师出有名，事非得已。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
此外，清朝三大考据家之一、曾担任过军机章京的赵翼也曾指出：
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浦值者多，虑漏泄军机，军机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值缮写，后名军机处。
《啸亭杂录》则直接点明，军机处是替代曾执掌军国政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而兴的，因为议政王大臣“半皆贵胄世爵，不谙世务”。
从雍正皇帝当时对准噶尔部的态度以及上述材料所描述的情景，不难看出，军机处是一个应军务筹备所需而设的机构，西北用兵是军机处设立的重要契机。战事一起，国事军事纷至沓来，就会加重雍正皇帝和辅政大臣的工作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效、机密、迅速的办事机构则显得尤为重要。
（二）从制度因素看军机处的设立动机
军机处设立的动机中，用兵西北的解释并不完整，我们并不能单纯归结于此，因为顺治和康熙在位期间同样也有战事发生，西北问题只是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的直接动机，除此之外，清初的制度沿革也体现出雍正需要加强皇权的现实。这可以视为雍正帝设立军机处的深层动机。
教材中提到，清初，设内阁六部，内阁负责奏章票拟；同时存留议政王大臣会议，凌驾内阁、六部之上，皇权受限；到了康熙皇帝之时，形成了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三足鼎立的局面，皇权有所加强。而雍正即位后，他应该仍不会满意权力受掣，要强化自己的权力，一定会在三足鼎立的机构上做文章，有智慧有权谋地做文章。运用史料，对比内阁和军机处的办事流程，感受权力博弈，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军机处设立的深层动机是为了架空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加强皇权，维护统治。
内阁办事程序：
通政司一奏折至内阁一内阁票拟一交皇帝御览一皇帝朱笔改定一將谕旨下发有关衙门施行（廷寄或明发）
军机处办事程序：
从奏事处拿到官员奏折一军机章京将奏折送军机大臣阅览一军机大臣向皇帝请旨一军机处拟好谕旨一再由军机大臣交皇帝御览一皇帝朱笔改定一将谕旨下发有关衙门施行（廷寄或明发）
对比工作流程学生可得出结论：
第一，从军机处的办事流程看，军机大事绕过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而是直接由上奏者经军机大臣直达皇帝；第二，从军机大臣的职责看，军机大臣不像内阁大臣那样可以预先提出处理意见，他要完全向皇帝请旨，处于客体地位。第三，从军机事务议定施行看，可以经内阁，也可以绕过内阁直接下达给具体负责人，这样在一般例行事务上，内阁有一定的处置权，但是在重要事务上不过是一个传声筒，有些连基本的知晓权都没有。
可见，军机处的设立，就这样架空了内阁的权力。而此前议政王大臣和内阁大臣一样，都具有一定的主体地位。清初，国事还必须经议政王讨论，军机处一设，对议政王大臣会议压制更为严重。机密大事均与议政王无涉，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就变得无足轻重，最终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被彻底废止。乾隆皇帝谕旨述说了权力的转移与变化：
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只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
台湾著名学者傅宗懋说得非常直接：
世宗（雍正）的集权很是巧妙的，并不是像以前的枝枝节节，他只设了一个军机处，于是就把以前内阁和八旗的权力，整个拿来。
我们看到，在政治利益的博弈中，雍正非常高明，他受到康熙设南书房的启发，没有直接拿内阁等机构开刀，而是绕开了复杂的行政流程，举重若轻地强化皇权。
（三）从雍正帝的性格特点和阅历看军机处的设立动机
由于动机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物性格和心理特点支配。从雍正帝的性格和心理特点来看，他具有加强君主专制，试图成为一位有为皇帝的倾向和愿望。军机处的设立正是他大刀阔斧进行革新的体现。
雍正皇帝是一位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勇于革新、勤于理政。阎崇年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分析了雍正的处世原则和性格，即诚孝皇父、友爱兄弟、勤慎敬业、戒急用忍，他韬光养晦，费尽心机，通过这样的谋略，登上了皇帝宝座。而即位之日起，雍正帝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如何坐稳江山、巩固统治必然是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他对骨肉同胞刻薄寡恩；对待近臣也毫不留情。对于威胁皇权的种种现象，他刚毅果决。
同时，他盛年登基、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严猛治国，颇具改革家风范。在位近13年，他扩大奏折朱批制度，亲笔朱批且多在夜间，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十件，日理万机，终年不息，政绩卓然，赢得最勤政君主的美誉。“以勤先天下”的精神说明他是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这样的皇帝自然不会让大权旁落，相反需要加强自己的皇权，为专制服务。所以执政不久，雍正帝就效仿南书房之设，同时又对之加以改造，设置了权力更大的军机处。
以上，通过引导学生从社会政治、军事、人物阅历及心理等多个角度分析军机处设立的直接动机和深层动机，学生自然会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况，学会多角度地进行历史理解，逐渐习得分析历史问题的思维，甚至会将这种历史理解方式延伸到对社会生活问题的思考和理解中。
三、军机处的设立效果与
历史理解能力的培养
军机处自雍正朝设立以来就一直保留下来，乾隆即位之初将其废除，但很快发现缺少军机处给办事带来诸多不便，于是，乾隆三年（1738年）军机处重新设立，直到宣统帝成立“皇族内阁”才被废除，历时近两百年。军机处的设立为清王朝带来了什么？人教版教材中只是说“跪受笔录”“君主专制达到顶峰”，这一效果和最初用兵西北的动机是否具有逻辑关系？怎么理解军机处设立效果与动机之间的关系？如何帮助学生更深刻而全面地理解军机处设立的效果呢？
三、中世纪中晚期西欧史家“四大帝国”结构原则的运用
9世纪中叶，法兰克帝国爆发了长期的内战并于843年《凡尔登条约》签订后一分为三，尽管法兰克世界曾在胖子查理时代获得了短暂的统一，但由于卡林西亚的阿尔努夫的叛乱，帝国又一次陷入了分裂。887年，胖子查理被废黜后，弗留利的贝伦格（Berengar of Friuli）继任为意大利国王并于915年被教皇约翰十世加冕为皇帝，924年，在意大利贵族的邀请下，勃艮第国王鲁道夫二世出兵意大利并推翻了贝伦格的统治。法兰克帝国分裂后，自查理曼开始的皇帝谱系一直在法兰克帝国分裂后的多个继承国内部延续，但在贝伦格之后，这一谱系断裂了。与分裂相伴而生的是衰落，维京人、马扎尔人、萨拉森人从四面八方对法兰克世界展开了侵扰，这一切都在向同时代的基督徒表明，上帝已经厌弃了法兰克人的统治，而准备选择新的代理人。962年，德意志国王、萨克森公爵奥托一世在罗马城被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为罗马皇帝，一个以操“条顿语”的日耳曼人为主体的“罗马帝国”建立起来了，自此开启了800余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新的历史事实再次需要基督教史家们予以合理的神学解释。12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三位编年史家——米歇尔堡的弗洛多尔夫、班贝克主教奥拉的埃克哈德、弗莱辛主教奥托都认为古代罗马帝国的历史与他们生活时代的中世纪历史，共同构成了人类发展的最近一段时期，即罗马帝国时期。对于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800年查理曼加冕、962年奥托加冕等历史变化，三位编年史家同样使用了帝国权力转移的理论予以解释，认为希腊人、法兰克人、德意志人因上帝的属意而相继成为罗马帝国的承载者。如弗莱辛奥托在1143～1147年撰写了从亚当至他所处时代的世界编年史——《双城记》，他在这部编年史中延续了“四大帝国”的结构原则，在叙述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时，奥托写道：
从那时（指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起，我们发现罗马人的统治权转移给了希腊人。由于君士坦丁堡城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对于世界的统治权与该城的名字连在了一起，尽管在事实上这一权力转入了希腊人之手。
弗莱辛奥托对于法兰克帝国的叙述并不太长：
上帝不愿意法兰克人的王国——像古罗马帝国那样在经历了无数变幻之后才走向灭亡……上帝允许王国可悲地自我解体，自行走向衰朽和灭亡。
但他认为800年查理曼加冕标志着罗马帝国统治权的再次转移：
罗马人的政府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一直到现在始终以皇帝的城市——君士坦丁堡作为驻地——然而现今却转移至法兰克人那里。
与法兰克史家所不同的是弗莱辛奥托认为962年奥托大帝的加冕意味着“继法兰克人及伦巴德人的统治后，罗马人的统治主权转移至德意志人那里”，而德意志人将最终完成上帝赐予的神定使命并迎来世界的末日。
及至中古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期，西欧史家对“四大帝国”理论的认识发生了分化，由于这一理论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古罗马皇帝的合法继承人并把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因而它在宗教改革期间及其后的德意志世界仍大受欢迎并持续统治德意志世界的史学编纂领域。如约翰·卡里昂（Johann Carl-on）编纂的《编年史》（1532年）以及乔基姆·卡里翁（Joachim Carion）和菲利普·梅克兰顿（PhilippMelanchthon）合作编纂的《大编年史》（UniversalChronicle），其中，后者作为标准历史课本在1557年以后的帝国福音派大学通行。这两部编年史不仅延续了“四大帝国”及“帝国权力转移”的理论，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次要帝国权力”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世界性帝国的旁边可能存在一个次要的帝国权力，如埃及王国是巴比伦帝国旁边的次要帝国权力，当今的法兰西王国则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旁边的次要帝国权力，这一观点既承认了法兰西王国并不从属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现实，又体现了德意志新教史家贬低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当然，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敌对民族，法国及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们极为反感“四大帝国”的理论，1566年，法国史学家吉恩·博丁（Jean Bodin）在他的《简单认识历史的方法》（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中对以“四大帝国”相继更替解释历史的方法展开了挑战，博丁认为把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来叙述显然违背了他所生活时代的历史现实。
四、结论与启示
可见，中古西欧史家在撰写长时段“世界历史”的时候，由于受到基督教有关人类历史预定性和启示性的影响，喜欢套用“四大帝国”的结构原则。他们以但以理梦幻启示中所见到的四只巨兽为依据，依次撰写亚述或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四大帝国的历史。由于但以理梦幻启示中仅仅见到了四只巨兽，而且第四只长着十个犄角的巨兽被附会成人类历史中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帝国——罗马帝国，因此在中世纪先后建立起来的拜占庭帝国、法兰克帝国、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被大部分中古西欧史家解释成古代罗马帝国的继续，而非一个个新的帝国。大多数中古西欧史家深受但以理梦幻启示的影响，他们把古罗马帝国以降，直至他们生活时代的历史都连在了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近一段时期，即罗马帝国时期。同时，拜占庭帝国、法兰克帝国、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又在地域范围、民众族属、首都所在地等方面与古代罗马帝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同，于是，中古西欧史家建构了帝国权力转移的理论，以求既能迎合但以理“四大帝国”的梦幻启示，又能合理地解释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同。他们认为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在不断地转移，先从罗马转移到君士坦丁堡，继而又转移到法兰克，最后转移到德意志并把希腊人、法兰克人、德意志人统统认定为罗马帝国的承载者。经过这种理论的解释，但以理梦到的那只象征着罗马帝国的十角巨兽就存在了千年之久并经历了多次变幻而不灭，成为了中古西欧史家以经解史的一个重要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