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遵义会议

    吴志菲

    

    数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碧蓝的水。朱德脱下军帽，沉重发誓：“苍天在上，湘江为证，我朱德将永志民众英魂，不负万千先烈，毕其一生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止，忘记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遵义会议上，朱德一改平日的慈祥谦和，声色俱厉怒斥“瞎指挥”的苦果，力主毛泽东复出……

    1934年10月10日晚，蜿蜒的山路上，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火龙缓缓向西游动。

    由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还有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共8.6万人，被迫踏上了悲壮的战略大转移征程。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称之为“西征”。

    “苍天在上，湘江为证，我朱

    德将永志民众英魂。”

    西征的队伍中，挑着各种物资的担架队，驮着辎重的骡马队，由数人抬着的笨重机器，骑在马上的长官，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几十名妇女组成的特殊连队首尾相衔，冗赘不堪。

    朱德身着一套褪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年已48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和文件。

    红军主力于10月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11月8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

    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所以能比较顺利，除由于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发觉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防范较松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

    接着，红军又顺利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这时的蒋介石终于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他任命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军的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的兵力加紧“追剿”；同时，命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扼要堵截。国民党各路重兵云集湘江沿岸，意欲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局势异常严峻。

    在一个农家小屋所设的临时指挥部，昏暗的灯光下闪现着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一张张思索而不无忧虑的脸。朱德讲话时，伍修权一旁小声地为李德做着翻译。

    小屋外，伫立路上的红军战士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原地待命。一位拉着马尾巴的红小鬼竟然站着打起了呼噜。远处的枪声渐次稀疏……

    “我看，只有甩掉坛坛罐罐，快速赶赴渡河点，强渡湘江。”朱德说。

    周恩来接着说：“我同朱老总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不能再坐失良机呀。”

    架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博古表示反对：“不行，不能更改中央的决定！那些兵工、印刷、造币、医疗设备物资是我们付出极大代价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万不可因为暂时的困难，扔掉革命的本钱！”

    朱德一听可气了：“革命的本钱是人，不是物！”博古还想反驳，被朱德用平和的语气打住：“同志哥，为了这些劳什子，我们会断送多少将士的生命，你想过没有？”

    部队继续前进。11月27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不能及时跟进过江，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200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多人，有1000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100多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

    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

    在大崖洞临时指挥部，朱德指着铺在地上的军事地图，向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做着敌情分析和战斗部署。周恩来说：“正如朱老总所分析，情势万分危急，我们已没有犹豫和选择的余地，必须甩掉坛坛罐罐，争取分分秒秒，保证中央红军和红军主力尽快渡过湘江！”

    胳臂上受伤，缠着绷带的王稼祥以十分诚恳、坚决的语气对朱德说：“过去的一切争论都该结束了，因为血的教训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在这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朱老总，你就果断地布置和指挥吧，我支持你，如果错了，算我王稼祥一份！”

    朱德用眼神征询博古、李德的意见。李德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博古心情沉重地说：“我同意稼祥同志的意见。”

    朱德立即转身走向无线电报话务员，向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发出电令：一军团必须坚决抵抗沿桂黄公路向西南前进之敌；军委及湘江以东各部队将星夜兼程过河。

    这时的湘江渡口，几十架敌机轮番轰炸，炮声轰鸣，炸弹在江中掀起巨大的水柱。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碧蓝的江水，道路旁到处丢的是出发时好不容易从瑞金抬来的各种机器物品。大火在燃烧着，江面渡口一片混乱，战士们争先渡江，枪声、炮声、人叫、马嘶，交织在一起。

    桥头堡上，朱德用望远镜观察渡江情况。尽管渡江队伍加速了，但敌机的轰炸也更加密集。无数红军在过江前、过江中、过江后中弹倒在血泊里。

    经过四天四夜血战，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两岸，滔滔江水泛起殷红的血光，累累的英烈尸骨横列两岸。硝烟未尽，悲壮惨烈。朱德脱下军帽，沉重发誓：“苍天在上，湘江为证，我朱德将永志民众英魂，不负万千先烈，毕其一生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止，忘记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

    寻求机动。”

    过了湘江，红军继续西进，进入峰峦连绵的西延、龙胜山区。这时，行军更加艰难。天上是国民党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脚下是山险路滑，周围山头上又常有反动民团打来的冷枪。通过苗、瑶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反动势力派了许多便衣密探混入红军驻地，放火烧房烧粮，然后散布“共匪杀人放火”的谣言蛊惑民众。

    朱德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总司令部12月7日这一天的行军日志中记载：“朱总司令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

    12月10日，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红军的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候红军钻入。

    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

    于是，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此作出决定。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是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

    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后，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

    这次会议显然比通道会议开得从容，因此大家都有机会坐下来各抒己见。毛泽东这次不仅讲了红军进军路线，同时还提出在川黔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建议。

    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最后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作了部署，规定分成两路纵队，从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的剑河、台拱以至施秉、黄平地域推进，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军和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

    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12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于是，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1935年1月2日至6日，朱德指挥中央红军分三路分别从回龙场、江河界、茶山关等地渡过乌江天险。7日，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先头部队智取遵义。8日，朱德命令：“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恩来同志，后天的会，你要

    唱主角哟。”

    遵义，北倚娄山，南濒乌江，西南环青山，东北枕湘水，地形险要雄伟，为黔北第一重镇、贵州第二大城市。

    红军进驻遵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进城后，朱德和周恩来率红军总部住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原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楼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烟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康克清跟随朱德一进柏辉章的公馆，见到房间到处是纸屑和破碎的物品，说：“你看好零乱的，可以想象它的主人逃跑时是多么惊慌和狼狈。”朱德暗自一笑，说：“不管怎么说，这是离开根据地以后最好的住处了。”

    1月12日下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首先讲话，阐明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红军的主张，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李富春和遵义群众代表也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朱德还参加了红军篮球队和遵义三中篮球队进行的友谊比赛。

    自从进驻遵义城之后，康克清就接受了筹粮、筹款和扩大红军的任务。接下来几天，她每天早早起来，到群众中去，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没收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晚上回来后，往往浑身疲劳，腰酸腿痛。同时，她也在协助政治局做即将举行的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要求特务连一定要保证会议的安全、做好为会议服务的各项工作。

    1月13日深夜，周恩来和朱德等正在作战办公室听参谋人员汇报军情，博古突然来了，他问周恩来道：“恩来同志，你的军事报告准备得怎样？”周恩来严肃地说：“勉强可以了，不知会上能否通过？我是作好准备检讨。你的报告呢？”博古说：“差不多了。我看会可以开了，会场准备好了吗？明天，你可以通知开会的人啦。”

    周恩来接着问：“原定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否干脆开一个扩大会，请几个军团负责人也在会上讲讲，他们不是也很有意见吗？”博古想了想：“照你的意见办，不过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和中央代表刘少奇不在遵义，可能一时赶不到，你得立马通知。”转而问朱德：“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听说都在遵义，是吗？”朱德答：“是的，不过聂荣臻的脚过湘江后化脓，前两天在卫生部疗养，林彪与他大概住在一起。

    博古道：“那很好，其他领导人都在遵义，通知即到。”周恩来说：“会场就在楼上，稍加布置就可开会，我立刻给卓然、少奇同志发电报，通知他们明天赶到。”这时，朱德说：“恩来同志，后天的会，你要唱主角哟。”周恩来眨眨眼，意味深长地苦笑了一下。

    1935年1月15日，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楼上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洛甫（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金）；红军总部及各军团领导人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洋顾问李德列席会议，翻译依旧是伍修权。总共不过20人。

    “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

    人！”

    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一是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由于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其他重要事务，会议在接连的几天里多是在晚饭后开始，每次开到深夜。

    据说：最初计划开会的地点并不在这里，但朱德和周恩来担心李德、博古遭到大家批评后“胡来”，便定下会议就在红军总司令部召开。这里楼上宽敞，也便于开会。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带着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向大家讲开了。

    在《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中，博古虽然对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各种客观原因，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强大。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中央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主观方面的错误，对李德和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对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两个报告听完后，会议转入大会发言。洛甫首先站起来，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评。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总结根本没有说到实处！第五次反‘围剿是因为国民党太强大？是因为苏区条件太差？是因为帝国主义支持？……那么我要问一句了—前四次反‘围剿与第五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承认事实……”

    博古感到震惊，想不到洛甫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作为高级领导人，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虽然免不了有一些嫌隙，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这样反对他的意见。

    这时，毛泽东把手中的烟头掐灭，站起来：“洛甫的发言，就是我要说的。我再补充几句。”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

    毛泽东的上纲上线，使会场顿时肃静起来。李德听完伍修权的翻译，脸涨得通红；博古预感到了什么，神色有些苍白……朱德冷笑，瞥着这两位，这时林彪等鼓起掌来。

    周恩来插言道：“作为‘三人团的成员，我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要负责任。我同意毛泽东同志所说，确实是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我们要敢于承认事实，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承认错误么？！几万红军战士因为我们的错误，牺牲了，血染湘江、血染湘江啊……”周恩来声音哽咽起来，众人受感染而无不沉痛。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必须对革命事业负责，我们必须对得起死去的战友。我提议，让毛泽东同志重新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同时，我请求—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都在帮助我，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多加指导，我愿意作党分配给我的任何工作。”大家屏息静听，朱德的手掌按在邻座的周恩来的手背上……

    第二天继续开会，凯丰第一个发言，他冷笑道：“昨天的有关发言我反对。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吗？！他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吗？！他不过会翻翻《孙子兵法》，看看《水浒》《三国》，就靠这点东西，能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简直笑话！……”

    听着听着，一向慈祥谦和的朱德再也听不下去了，大拳砸在桌子上，猛地站起来，目光冷烈如电：“我说几句。是，我们大多数将领没有喝过洋墨水。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李德同志总揽战局以来，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湘江一战，数万战友血染江涛……”朱德失声流泪，会场一片沉静。

    良久，朱德用双手使劲搓了一下脸，目光平视众人：“我不反对学习国外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一定要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靠背教条指挥战争，没有不失败的！毛泽东同志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和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具备指挥革命战争的杰出才能！所以，我也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的话，讲完了。”

    接下来的发言更加热烈，没有长篇大论，全是充满火药味的短兵相接。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奋笔疾书，真实记录了会议的发言，并为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而高兴。

    1月的遵义，冷风冷雨，天气很恶劣。深夜，康克清尽管很累，还是生了一盆炭火，静静等待朱德回来。炭火不是很旺，难以驱除严寒的包围，她站起身来走了几步，想跺跺脚，但抬起一只脚时却又很快地轻轻放下。她怕弄出声音，打破这夜的宁静，影响正在进行的会议。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杂沓的脚步声下楼而去，一个熟悉的脚步声朝卧室走来。康克清打开房门，看到朱德虽然面带倦容，却透出笑意，便问：“看你好高兴的，会开完了？”

    “是的，开完了，很成功！”说着，朱德手拉着康克清坐在炭火旁，捡起一块木炭放进火盆里，顿时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噼啪声。

    随之，火焰变大变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