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剧斯瓦希里语外译及其在非洲的传播研究

    李坤若楠

    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以及中非交流的日益增进，作为中非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影视剧逐渐走进了非洲大陆。2011年我国的一部热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被翻译成斯瓦希里语，并完成了斯瓦希里语配音工作，在坦桑尼亚全国播出，受到了坦桑尼亚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2012年此剧在肯尼亚播出，同样收到了喜人的播出效果，很多坦桑尼亚、肯尼亚周边的非洲国家也都想买来这部电视剧的版权，在本国播放。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时，在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中提到了此剧，顿时掌声雷动，足见这部电视剧在坦桑尼亚获得的巨大成功。此后，《金太郎的幸福生活》《老爸的心愿》《妈妈的花样年华》以及《奋斗》等影视剧也相继被翻译成斯瓦希里语在坦桑尼亚播出。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影视剧翻译成斯瓦希里语，其中既有现代剧，也有古装剧。众所周知，影视剧的翻译和配音质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译后电视剧的整体译制水平以及在播出国家的收视率。在将中国影视剧翻译为斯瓦希里语的过程中，由于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本文从对比汉语和斯瓦希里语的语言特点入手，通过分析影视剧语言的特征，提出中国影视剧斯瓦希里语外译中出现的问题，并结合影视剧翻译的原则，强调应根据翻译主体的不同制订相应的策略。

    一、 汉语和斯瓦希里语语言特点对比分析

    （一）汉语的语言特点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约15亿使用者。从语音方面来讲，音节的界限分明，声调有高低变化，语调抑扬顿挫，没有复辅音，无长短音，元音占优势，因而具有较强的音乐性。从词汇方面来讲，汉语语素以单音节为基本形式，现代汉语造词方法灵活，广泛运用词根复合法构成新词，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优势。从语法方面来讲，形态变化少，词、短语和句子的结构原则基本一致，采用“主+谓+宾”的句型结构，修饰词位于中心词之前，词类和句法成分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量词丰富，有语气词。

    （二）斯瓦希里语的语言特點

    斯瓦希里语属于尼日尔—刚果语系，大西洋—刚果语族，班图语支，全世界约2亿使用者，主要通用于非洲东部地区，如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西部等国家和地区。从语音方面来讲，斯瓦希里语只有a， e， i， o， u这 5个元音，没有声调，有复辅音，有长短音，重音位置是固定的。从词汇方面来讲，斯瓦希里语单词以多音节为基本形式，名词词汇较为贫乏，有时需要用多个名词词组表达一个斯瓦希里语中不存在的名词。由于非洲东部毗邻印度洋地区曾经沦为阿拉伯国家、葡萄牙、德国和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来自阿拉伯语和英语的借词较多。从语法方面来讲，名词的词类、单复数、前缀、中缀等变化复杂，动词的变化形式较多，采用“主+宾+谓”的句型结构，修饰词位于中心词之后，量词贫乏，有语气词。详见下列表格：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汉语和斯瓦希里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二者之间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

    二、 影视剧外译的语言特征

    影视剧反映的是生活，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影视剧中的语言也必定是丰富多样的。影视剧制作的目的就是让大众接受和认同，其中的对白是受多重语境制约的，而且必须经过艺术加工使其更具视听审美的特征。因此，影视剧外译的语言特征应该具备以下四方面：

    （一）社会性

    “话语类型学认为，人类社会活动领域是由千差万别的活动类型组成的，与这些互动类型相对应的是不胜枚举的话语类型。可以说，有多少种人类社会活动类型，就相应地有多少种话语类型。”[1]

    话语类型具有规范性。人类的社会活动不是随意的、无序的，而是服从一定的社会规范。话语作为社会活动，也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规范。“人们常说，到什么时候要讲什么话，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某一种话语类型既是活动的标识，同时也是规范的标签。”[2]因此，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场合、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情绪状态等都会影响人物的语言，所以影视剧中人物的语言也会随着以上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影视剧语言的社会性，也就是说，社会活动要符合社会规范。

    （二）大众性

    影视剧属于大众传播，其语言必须满足大众的口吻，而谈话体的特征符合视听的原则。从语篇特征看，影视剧对白具有简洁精练的特征。“从表达习惯看，影视剧的对白使用日常话语多，即使是科幻片、儿童动画片也往往采取拟人化的手法，讲的是世俗的话语、反映人情世故、富有生活哲理，这也符合大众化的特征。这是由传播的大众性所决定的。”[3]

    影视剧语言是影视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语言，影视剧就成了“默片”。影视剧语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其可观性，提高了影视剧的接受度。影视剧语言一定要与观众的日常语言习惯相符，也就是说要“接地气”，只有这样才能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使观众产生共鸣。这就是影视剧语言的大众性，即日常话语符合视听原则。

    （三）语境性

    “按照语境适应论的观点，在运用语言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语境的制约，或者说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适应着语境。语境适应既包括宏观的要素，又有微观的成分。从宏观上讲，语言或言语必须适应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生活方式、时代背景、地域环境、人文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心理、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从微观上讲，语言还必须适应语音语境、词汇语境、语义语境以及语法语境等因素。”[4]

    生活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们，他们的语言是有区别的。例如，20世纪50年代、90年代、21世纪，生活在这三个时期的人们是分别生活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改革开放之后和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三个时期的，他们的话语是不一样的。再比如，东北男人、上海男人、广东男人的日常生活话语在语音、词汇、节奏等方面也有着较大的区别。

    因此，影视剧语言的语境特征也就是情景会话要满足语境条件，这是影视剧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

    （四）戏剧性

    “影视剧的语言虽然不像戏剧语言那样夸张，但是戏剧性仍然是其本体特征，也就是说它与戏剧语言具有一定的相通性。语言是戏剧的基础，无论是说明剧情、过场连接，还是展示冲突、刻画人物，都离不开戏剧语言。”[5]

    影视剧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差异，除了表现在造型、动作等方面，他们的语言也是一个重要的标签。因此影视剧语言不能平铺直叙，一定要根据具体的人物性格将其语言个性化、形象化或哲理化。

    以上四点是影视剧外译的语言特征。在影视剧翻译中，由于语言的差异，译者往往会采取直译，即字对字、词对词的翻译方法，结果就会出现问题。下文将分析中国电视剧在斯瓦希里与外译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并借鉴影视译制理论探讨其解决方法。

    三、 中国影视剧斯瓦希里语外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进行影视剧翻译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作品中的人物对白。译者需要把一种语言翻译、转换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若想达到“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传神”的目标，使配音更加贴近生活、贴近作品、贴近剧情，那么影视剧脚本的翻译就需要做到生活化、性格化、情感化、风格化，同时还要注意源语言和目标语在节奏上的异同之处。下面我将从表达生活化、人物性格化、节奏一致性以及其他问题这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表达生活化

    “所谓表达生活化，指的就是语言贴近日常口语、贴近百姓口味。影视剧的对白稍纵即逝，如果生涩难懂，就会影响普通观众的理解。从艺术感染的角度讲，语言跟日常话语接近，就显得熟悉、真实，如果跟百姓生活疏远，就显得陌生、虚假。”[6]

    现以坦桑尼亚AZAM电视台员工合作翻译的《唐山大地震》中的片段为例来作分析。

    董桂兰（吴越饰）临终前在病床上与丈夫王德清（张国立饰）和两个孩子说话，她对小登说：“我们在一起是缘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直要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孩子。”

    翻译评析：译文1是根据汉语词对词直接翻译成斯瓦希里语的。大致意思为：我们很幸运能够在一起。别管以后发生什么事，你要做个快乐的孩子。译文2在翻译第一句时做了一些修改，大致意思为：上帝把我们聚在一起。别管以后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快乐。比较两个译文，译文2的翻译要更接地气。因为坦桑尼亚全国人民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大约45%的人信仰基督教，55%的人信仰伊斯兰教。在斯瓦希里语中，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人们称“上帝”时，大多使用Mungu这个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话、做事时时处处都会提到上帝，因此，在翻译“我们在一起是缘分”这句话的时候，把让我们在一起的原因归结于上帝的帮助，是非常符合当地人的思维习惯的，因此译文2真正地做到了“表达生活化”。

    （二）人物性格化

    “所谓人物语言性格化，指的就是语言贴近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就是给人物‘贴标签，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语言身份，使观众‘闻其声，便知其人。影视剧的人物往往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这些特征往往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译制片要再现人物性格，就要做到‘言如其人。”[7]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习惯，根据影视剧中不同人物的性格，他们在语速上会有快慢之分，在音高上会有高低之分，在用语习惯上会有礼貌粗鲁之分，在语言内容上会有幽默乏味之分等等。在翻译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说的话时，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刻意添加一些容易出现的语法错误，因为这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现象。因此，这样的翻译更能从侧面反映出这个人物的生活和教育背景。

    （三）节奏一致性

    影视剧中的对白跟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不同，因为它是一种经过艺术加工的语言形式。生活中的话语往往是随意的，而演剧中的语言则更精炼、更上口、更有节奏感。“译制界常说的行话‘对口型或曰‘声画对位，其实就是‘对节奏，指的就是在译文与原文之间寻找节奏对应。”[8]

    由于汉语的词汇量远远大于斯瓦希里语，且语言丰富程度较斯瓦希里语更高，因此汉语用五、六个字就可以表达的意思，斯瓦希里語则可能会用更多的词来表示，或者说翻译之后的斯瓦希里语会有更多的音节。这种情况就会给后期的配音工作带来困难。比如：“记者”这个词，汉语只有两个音节，而翻译成斯瓦希里语的记者是“mwandishi wa habari”（意为：写消息的人），共有七个音节。两个音节和七个音节的节奏差异可想而知。所以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同时不仅需要看脚本，更需要看亲自观看电视剧。本着负责人的态度，脚本的译者要根据电视剧中演员的语速、口型及情感等因素进行翻译，必要时可以进行概括性的翻译甚至再创作。

    例如，在《唐山大地震》中，小林（许亚军饰）向元妮（陈小艺饰）倾诉衷肠时，拉住了元妮的手，元妮说：“把手松开。”

    翻译评析：译文1的“Achia mikono yangu.”（意为“松开我的手”）是在尚未观看原片时翻译的。这句斯瓦希里语一共有八个音节，但是汉语的“把手松开”只有四个音节，因此配音演员在配音时，时间和口型上就显得非常紧凑。在观看原片之后，译者将斯瓦希里语的翻译改成了“Niachie.”（意为：“放开我”）这句斯瓦希里语共有四个音节，正好符合原剧中演员说话的音节数量，配音时也更符合演员的语速和台词长度。因此译文2充分考虑到了“音节数”，在节奏上更加贴近原片。

    四、 中国影视剧“走出去”及其在非洲的传播

    2012年下半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了“中非影视合作工程”（又名“1052”工程），每年拨出5000万元，旨在从全国优秀的影视作品中精心挑选10部电视剧、52部电视电影、5部动画片、4部纪录片、使用6种语言——英语、法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进行译制、配音，供非洲国家主流媒体在黄金时段播出。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行动计划（2016-2018）》更明确指出：“向对方国家电视播出机构提供影视剧，探讨建立长期合作模式，继续参加在对方国家举办的影视节展，积极开展纪录片、影视剧鹅联合制作。”

    “基于海外视野，以成功“走出去”的中国题材影片的海外传播与研究为案例，分析总结其成功特质，必将对今天中国电影更健康更全方位的“走出去”大有裨益。”[9]以中国影视剧在坦桑尼亚的传播为例，首先，斯瓦希里语是坦桑尼亚的国语，全国的老百姓不论是否受过教育，全部都会说斯瓦希里语。接地气的语言是打开心扉的一把钥匙，因此外译为斯瓦希里语的影视剧无疑比外译为英语的影视剧更受坦桑尼亚人民的欢迎。其次，影视剧的题材选择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如果能够充分了解坦桑尼亚的本土文化，那么在影视剧的选择方面就会更有针对性，老百姓在收看时才会产生共鸣。最后，也是前文提到的，翻译和配音的水平会直接影响影视剧译制的水平。

    目前很多中国影视剧的斯瓦希里语外译工作是由母语是斯瓦希里语的坦桑尼亚或肯尼亚人完成的，他们的斯瓦希里语水平肯定能够保证，但问题是他们不懂汉语，所以他们是在将汉语翻译成了英语之后的版本的基础上，由英语译成的斯瓦希里语。这其中经过了二次转译，翻译效果必然会打一些折扣。通常情况下，中国影视剧的斯瓦希里语外译工作是由从事斯瓦希里语工作的中国人开展的。但是由于斯瓦希里语不是国人的母语，所以翻译后的斯瓦希里语难免会出现一些瑕疵，而且很多时候中国人并不熟悉坦桑尼亚当地人的那些接地气的表达（俗称“街头斯语”）。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理想的方法是先由中国人根据中文脚本译成斯瓦希里语，再由懂汉语的坦桑尼亚人或肯尼亚人进行修改。

    结语

    我国影视剧的斯瓦希里语外译工作会直接影响影视作品在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受众群及收视率，因此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汉语和斯瓦希里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也会出现不符合影视语言特征或“声画不对位”等问题。因此，在影视剧外译过程种，需要遵循影视剧译制的表达生活化、人物性格化、节奏一致性等原则，制作出深受海外观众喜爱的影视剧译制作品， 从而助推优秀的中国影视剧作品更加积极健康地走出国门，在非洲及世界各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