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晚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

    廖声丰+廖剑南+刘生文

    

    

    [提 要]清代前期九江关税收居全国第二，是清政府主要大关之一。鸦片战争后，九江出现“一地两关”，即清政府管理的九江关（常关）和外籍人员操办九江海关，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清代晚期九江关（常关）不断衰弱，难于维继。

    [关键词]清代晚期；九江关；商品流通

    [作者简介]廖声丰（1965—），男，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经济史；廖剑南（1992—），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刘生文（1975—），男，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史。（江西南昌 330063）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九江关、赣关视野下的近代江西区域经济变迁研究——以商品流通为考察中心”（13LS01）；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近代九江开埠与城市发展——兼论九江与周边口岸的埠际贸易”（14LS10）

    目前学术界对清代前期九江关有较多的研究，但是对清代晚期九江关的研究却较为薄弱。据此，笔者主要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关税档案为依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清代前期九江关概况

    清代九江关的前身是九江钞关。明代九江钞关，设于景泰元年（1453），主要对过关的货物征税，为明代中央政府直辖的八大钞关之一，也是长江沿线唯一的钞关。在明末农民战争中，九江钞关被摧毁，顺治四年（1647），清政府在明代九江钞关基础上重建九江关。[1]

    明清九江关的设立，与九江所处的交通地理位置和繁华的商品流通紧密相关。九江位于长江中游，“北负大江，据江湖之口，为咽喉之地”[2]，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成为长江沿线重要的港口城市和交通枢纽。明清长江，“河面船只往来如蚁”[3]，长江上游各省的米谷、木材和长江下游的丝布，通过九江关中转到全国各地。江西物产丰富，其茶叶、瓷器、夏布、米谷等产量位居全国前列。九江通过鄱阳湖，将江西众多河流紧密相连，江西各地的商品通过河运在九江中转至全国各地。

    从历年九江关税收状况也可以看出其清代前期商业贸易的繁华景象。资料显示，雍正四年、乾隆二十年、乾隆四十八年九江关税收分别为326184.304银两、370741.3银两和742077.329银两。[4]九江关税收的增加，一定程度反映了清代前期九江乃至江西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二、清代晚期的九江关

    清代前期，包括九江关在内的由户部管理的比较大的榷关有24个。1854年，西方国家侵略势力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近代海关，1859年，清政府任命李泰国为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此后在中国不断设置海关。近代海关建立以后，原来的海关税业务为近代海关接管，原来的税关被称为常关。

    根据《天津条约》规定，1861年九江正式开设通商口岸，总税务司赫德在九江英租界设九江海关，管辖地区为上至武穴，下至江苏江宁的长江流域广大地区。1883年芜湖开关以后，九江海关的管辖范围重新调整为自安徽省城安庆至湖北半壁山。[5]于是，九江出现“一地两关”，即清政府管理的九江关（常关）和外籍人员操办九江海关。清代前期，清政府掌握了关税的主权。但是，晚清以后，九江海关和全国其他海关一样则成为西方国家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一个重要工具。

    九江海关设立后，控制了九江全部对外贸易，而清政府原设的九江关，则无权过问对外贸易。九江海关设有监督和税务司两个职位，其中监督由中国官员担任，是海关行政长官，税务司由西方人担任，主要负责征税，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默许，外籍税务司很快窃取了九江海关监督的实权。[6]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中国战败，不得不于次年签订《辛丑条约》。为了支付大量的赔款，盐税、海关税和常关税均作为赔款抵押品。条约规定：“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各常关所设税收分卡“在距海关所在口岸五十里以内者，归税务司兼管；其在五十里以外者，仍由各该关监督专管”[7]。1901年9月30日，总税务司赫德发出海关总税务司署第977号通令，要求各通商口岸五十里内常关改归海关税务司兼办，务必于《辛丑和约》签字后两月开始实施。[8]

    1903年，九江关税务司致信九江关监督，进一步要求将五十里外的九江关管辖的姑塘常关口岸交给税务司兼管。[9]但遭到江西官员反对，时任江西巡抚的李兴锐行文总税务司，强调，“原札载明五十里外仍归监督专管，姑塘关陆路虽离水路四十里，然所征税课均系水路船货，并无陆税，……且江面虽有湾环而水路外，无捷径似亦不得谓之绕道”[10]。坚决反对将姑塘常关交给九江海关兼管。因而，清末九江海关对五十里外常关的兼管只限于收受监督方面实征款数的报表，直到民国初年，才被税务司直接管辖。[11]在这一阶段，晚清九江关发生了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关税权自主权进一步被削弱。

    三、清代晚期九江关的商品流通

    据资料记载，清代前期的九江关是户部管辖的二十四关中税额量居全国第二的税关[12]，这反映了九江关地位之重要。九江关主要征收征船料、竹、木、盐、茶等商品，繁华的长江商品流通推动了九江关的中转贸易。虽然道光年间，偶有亏损，但基本上能够完成规定的税额。

    九江通商后，随着西方控制下的九江海关出现，九江关税银每况愈下，由于“添设新关，征收洋税”，以致九江关“常税纵竭力整顿，至多亦只收银三十万两上下”。特别是行驶在长江上的“轮船既便捷，又无风波之险”，以致商人“贩运莫不舍民船，而就洋船”，“从前过关轮船每年仅三百余只，近来岁岁增多，本届共过五百八十余只”，这样九江关原有的“大宗税课或被洋税侵占，或因销路壅塞，其余茶、竹二税向本无几，更难恃以挹注”[13]。

    19世纪九十年代前，九江关税收下降不多。因为，此时期轮船作为运输工具还不普遍，“光绪二十年前，江省内河，尚无小轮行驶”，“商旅往来，尚须雇佣民船，报纳船料”，因此，九江关的“货物转运、行旅往来，皆系雇佣民船，日有数只，不惟商贾附搭，货物也揽载”。此后，“自定小轮新章，内行民船亦日见稀少”，每年九江关关税少征10多万两。[14]

    时任江西巡抚松寿指出，由于长江沿线的其他常关主要征收货物税，九江关仅仅征收民船的船料税，但轮船船料税归九江海关征收，而民船船料税远远少于轮船船料税，以致九江常关所征船料、木、盐、茶、竹五项税课中，“洋税已占其三”[15]。

    正如表1所示，清代晚期九江常关税收年均仅有白银42.12万两左右，而海关对子口税的开征，又使常关失去很大一部分税源，因此，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向清代晚期九江常关演变过程中，税收不断减少，无法维继，而正如表2所示，九江海关税收增长却很快。

    近代九江海关的设立后，西方列强便以此为根据地，通过诱劝华商试销、对华商赊销、建立推销员制度等方式，垄断进口市场，利用子口税制，向江西各地扩张商品侵略势力[16]，这无疑对江西经济的影响是极为不利的。

    从表3可以看出，九江海关开设后，洋货涌入江西的数量激增。1865年洋货净进口值为2625535两，到1870年，增加到2844028两；至1892年增加到4755579两。当时输入江西的洋货主要有鸦片、棉纱和洋布，每年输入的数量增加很快。以棉纱为例，国外运进九江的棉纱，1775年为764担，1881年为3245担，1886年为14890担，1896年61088担，1899年达到102091担。[16]江西进口的洋纱1899年比1875年增加了133倍。洋纱之所以能大量倾销江西，主要是洋纱为机器生产，有较低的成本；特别是在大量不平等条件下，洋货输入中国能够享受各种税收的优惠政策，反观中国所产商品税负奇重，“缝关必征”，势难与洋货竞争。

    清代晚期，江西通过九江海关对外输出以茶叶、农产品和矿产品为主，江西逐渐卷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有利于外国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九江关关税也由此从清代前期主权独立的传统性关税，变为清代后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协定关税，难于保護本地的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江西近代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反映了晚清江西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江西日益也沦落为西方列强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中国廉价原料的市场。因此，清代后期的九江海关带有强烈的半殖民地经济性质。

    [参考文献]

    [1]（清）刘坤一等修.光绪《江西通志》卷87《经政略·榷税》[M].

    [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5《江西三》[M].

    [3]（清）赵宏恩等修.乾隆《江南通志》卷1《舆地志》[M].

    [4]朱批奏折（关税），乾隆七年正月十五日九江关监督唐英折；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十一日九江关监督尤拨世折；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内务府员外郎九江关务舒善折；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九江关监督伊龄阿折；乾隆四十年六月二十一日九江关监督全德折；乾隆五十年三月初三日九江关监督额尔登布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中国海关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海关通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

    [6]文松.近代中国海关洋员概略[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

    [7]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史大事记[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

    [8]海关总署编译.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1卷[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

    [9]（英）布鲁伊特.新关文件录[M].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10]（英）布鲁伊特.新关文件录[M].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11]戴一峰.论清末海关兼管常关[J].历史研究，1989，（6）.

    [12]（清）王庆云.石渠余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13]朱批奏折（关税），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江西巡抚刘坤一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4]朱批奏折（关税），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江西巡抚李嘉卿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5]朱批奏折（关税），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江西巡抚松寿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6]黄志繁，等.赣文化通典·宋明经济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上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