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创建新型军队的积极探索

    马苹

    2016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其建军思想和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继承和发展，对于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仍具有借鉴意义。孙中山的建军思想主要体现在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了以下五种关系。

    一、认清军队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明确建军目标

    孙中山自从走上拯救中国的革命道路后，虽然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作用，但对于依靠什么性质的武装力量辨别不清，因而屡遭失败，甚至断送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后来，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逐步领悟到组建革命军队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革命军队建设的正确主张并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以革命武装力量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的丰功伟绩。这一过程几经曲折，充满艰辛。

    1895年起，孙中山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和政变等事件中认识到，“和平之法，无可复施”，转而将目光投向武装斗争，企图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和军阀反动势力。1905年，孙中山同黄兴、章炳麟等革命党人制定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确定了中华国民军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军队与国民的关系等，提出了中华国民军的建设方案，表明了通过武装斗争实现其政治纲领的意愿和决心。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认识到缺乏可靠的军事实力是不行的，指出“国事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要“以武力取彼（按：指袁世凯）凶残。”1914年9月，孙中山亲拟了《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对革命军的宣誓词、官制、编制、授勋、制服及军法等问题进行了研讨，随后颁布了极为严格的《军律》。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自我检讨，“我们国民党革命了十三年，从未有指挥过自己的军队去打仗，差不多全是利用人家来打仗，一旦利害问题发生了，非但靠不住，而且会造起反来。”基于此认识，孙中山彻底放弃了依靠军阀打军阀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加快创建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

    1924年6月，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孙中山阐明了革命军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从辛亥革命以来，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旦官僚军阀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成功。现在得到的结果是仅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成立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他还指出，要打碎一个旧政权，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革命军队。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孙中山的建军思想一步步成熟起来。

    二、认清军队与政党的关系，建立军队的中枢

    屡战屡败的惨痛教训使孙中山认识到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还要以革命主义建军，通过一种有效的教育制度保证革命的理想、信念深入人心。孙中山强调，革命党要学会教育军队，使之“完全变为革命党员，一致为三民主义牺牲……如此，则军队、党员便可成互助之奋斗，而革命之成功指日可期矣”。

    为保证国民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孙中山效仿苏联红军在军队中建立起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首先是建立党代表，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国民党代表。1924年10月，黄埔军校成立教导第一团，这个团的团营连三级均设有党代表。之后成立的教导第二团参照一团模式设立党代表。从教导团编制表分析，此时军校各级党代表总数，起码应在二三十人以上。1926年3月，《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标志着党代表组织扩充推行至各军。与苏联的党代表必须由共产党人担任所不同的是，黄埔军校的党代表既可以由国民党人担任，也可以跨党由共产党人担任。党代表的职责是监督学校的各项工作，同时负有一定的行政权限，如学校制定的文件、发布的命令，没有党代表的附署无法生效。党代表制度的建立，从组织形式上确立了革命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力地防止了个人独裁现象的发生，为党直接领导掌控军队提供了组织保证。

    其次，在军校设立特别党部，规定凡是加入军校的革命军官兵一律为国民党党员，必须遵守国民党的组织和纪律，无条件地接受党的训练、指示、管辖和制裁。

    再次，建立专门的政治机关，在军、师两级设立政治部，负责培植官兵的国民革命意识。选派忠实可靠的人担任政治部主任，开展宣传思想教育，训练基层政治工作人员。周恩来曾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制度的成功实践，在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部队是“党军”。

    三、认清军队与主义的关系，塑造军队的灵魂

    孙中山指出，过去的武装斗争之所以总是失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所依靠的军队不明白到底为谁而革命。实践证明，只有胸怀理想并竭力为三民主义奋斗、牺牲的革命军，才能以一当十、以一当百，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光荣职责。为此，他提出要用革命的三民主义建军，使学生“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知道要向什么人放”。

    1905年，孙中山在筹建国民军的规划时就强调，对三民主义持“矢信矢忠，有始有卒”的坚定信念，并将其视为参加国民革命最起码的条件。他认为，真正的革命军“第一要有胆量”，而“胆量是从革命精神来的”，革命精神又是“明白了革命道理的结果”。何为革命道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就是革命的道理。”孙中山还要求革命军人“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启发财的心理。”

    据黄埔军校的档案史料（1924-1927）记载，孙中山要求军校考生必须“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还“用口试去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孙中山曾多次到学员中演讲，反复强调要发扬革命精神，研究革命道理，知晓革命主义，锻造革命军人。

    孙中山在创建新式军队的同时，积极采取感化、灌输等方式改造旧式军队，壮大革命力量。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专门通过的《关于感化游民土匪及殊遇革命军人之决议案》，提出了变反动的兵力为革命的兵力的意见办法。成立军事训练委员会，在各军中设立讲武堂，改革创新教育内容。比如，除了“社会主义运动史”“工人运动史”外，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状况、革命形势和任务，增设了“中国国民党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等课程，使现役初级军官坚定革命意志，逐步成为以三民主义为统领的革命军的重要力量。

    

    四、认清军队与军校的关系，打造军队的中坚

    1903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青山军事学校，践行“立学校以育人才”思想，迈出了军事学校建设的第一步。1914年7月，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并集资创办了浩然庐。该学校既注重现代军事理论的学习，又注重近现代战争、战例的研究，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从1921年12月开始，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代表鲍罗廷和中共代表张太雷等人的帮助下，经过酝酿、谈判、筹备等几个阶段，黄埔军校于1924年6月16日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勉励军校的学生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军校实行军事和政治并重的教学方针。在军事教育上，分为步兵、炮兵、工兵、政治及经理五科，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及交通通讯五大教程，坚持课堂讲授、校场比武、野外演习相结合。经常邀请革命先辈来校演讲，鼓舞学生的斗志。毛泽东、恽代英、肖楚女等共产党人是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讲演者。

    在学员招收上，军校看重学生的成分，选拔程序和入学要求十分严格。囿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文化程度上限定为中学毕业，当然大学专门生也不少，日本、德国、法国的留学生也有。而且由于当时各省都在军阀势力的控制下，所以招生工作除广州外，只能秘密地进行。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利用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区的党组织遴选介绍了一批党团员和青年工人、学生投考军校。如第一期学生六百余人中就有共产党员八十多人。

    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便以他们为骨干正式组建了革命军队，进而逐步发展壮大为国民革命军，并成为后来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的核心与骨干。黄埔军校的创办标志着孙中山建军思想从理想变为现实。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具有现代战争思想和国民革命精神的军事将领，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军政干部的摇篮，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

    五、认清军队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夯实军队的基础

    由于受阶级立场的局限，刚开始，孙中山并没有意识到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伟大力量。甚至把农民看成是一支愚昧、盲目的力量，担心一旦发动起来无法驾驭，因而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利用。但经历过武装起义的多次失败之后，他对于人民群众作用的认识有了根本性转变，开始同情和重视人民群众。孙中山认为，工人为本党的基础，农民是四万万同胞中的绝大多数，如果他们不加入进来革命就失去了根基。伴随着1922年国民党实施改组，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负责组织工农群众参与配合武装斗争。

    在《革命人物志》的记载中，盗匪出身后来成为军事将领的同盟会会员李福林，回忆了当年与绿林首领陆领、谭义等在顺德龙冈发动民众时的情形：头班名剧演出，四乡民众来观剧。每日锣鼓开场前，同盟会在棚正中演讲三民主义后开始招收革命党徒，手续很简单，只要在盟约上签一个名字，或打下一个指模，就认为是新同志。几日之间，前来加盟成为新同志的有几千人。

    经过不断总结经验，革命党人发动农民的方法越来越多。辛亥革命时期，顺德革命党人便用“食平米都来当民军”作号召。黄埔军校还编写了《武力与民众》等材料，宣传革命军要与民众、工人相结合的思想。后来在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指引下，孙中山制定了改善工农政治、经济地位与利益的规定，采取了一系列扶助农民、工人运动的措施，有效地唤起民众投身国民革命运动的热情。

    从《广东辛亥革命史料》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的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参加者数以万计，其中有许多耕田的农民。之后列入军政府统计的民军人数曾达到148，400人，成为促成广东“和平光复”的重要力量。此外，各县不在广东军政府领取军饷的民军更是不计其数。1924年，商团叛乱的成功解决以及后来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第二次东征，都留下了工团军、农团军的身影。

    参考文献：

    [1]孙中山，甘永龙.伦敦被难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6.

    [2][5]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2.

    [3]广东革命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95.

    [4]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M].上海：龙门书局，1936：334.

    [6]杜元载.李福林革命史料[J].革命人物志，1973（12）：78.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全二册上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109.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辛亥革命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249.

    作者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