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装“政治含义”考辨
薛伟强+汤文
近年来，有关中山装的三民主义、国之四维、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流传甚广，已成为高中历史课堂甚至社会上流行的“常识”。然研读相关论著，始终未发现可支撑此“常识”的史料。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学者明确否定此说。如此现状令人困惑，真相到底如何，笔者以为值得深入考辨。
目前社会上有两种流行的说法，一是孙中山当年向服装公司订购中山装，便声言以五个胸扣象征五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礼、义、廉、耻，三个袖扣象征三民主义。这是普遍流行的观点。二是中山装设计之初，并没有特殊的含义。20世纪30年代，中山装造型被赋予了革命及建国的含义：前襟的四个口袋代表礼、义、廉、耻；前襟的扣子改为五个，寓意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权五权分立，即袖口的三个扣子代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衣领为封闭的竖领表示“三省吾身”。
关于孙中山创制中山装，学术界已有共识，但其时间、地点与过程仍有分歧。据《孙中山全集》《革命逸史》等史料，孙文本人论述中山装的言论不多，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他深谙改易服装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将断发易服视为革命标志。孙中山深感中国传统服装过于陈旧、拖沓，而西装穿着不便，成本太高。早在1912年他就提出制定中国自己的礼服：“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服装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实有厚望焉。”①《中山先生事迹七则》中提到，当孙中山穿起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费事费钱。”②至于创制中山装所谓的三民主义等政治意义，目前不仅没有直接言论可据，间接记载也从未发现。考虑孙文的个性，如果真有此意，他一定会广为宣扬，必然会留下相关材料。故最合理的推测便是孙中山从未赋予中山装三民主义等特殊的政治含义。
国民政府建立后，决心继承孙中山遗志，故其强力推广中山装便属自然。国民党先机关、次学校、再民众，利用国家权力逐次推广中山装。1927年，江苏等地方政府便发布了相关通告。1928年初，内政部就明令部员一律穿棉布中山装。③4月，南京市政府“为发扬精神起见”，规定职员“一律着中山装”。①1929年4月颁布《文官制服礼服条例》：明确“制服用中山装”，中山装由此成为国民政府法定制服。②
除官书、档案、文集外，笔者也通过《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及《申报》全文数据库（1872—1949），总计检索到1683笔关于中山装的近代报刊资料，最早始于1926年5月，最晚至1949年5月。它们主要是申报广告，余则新闻、轶事、政府通告及小说等。③
其中转载或报道的各级政府部门通告总计53条，内容皆有明令穿着中山装，各年通告次数统计如下：1927年9次；1928年10次；1929年8次；1930年3次；1931年1次；1932年2次，1933年1次；1934年0次；1935年3次；1936年8次；1937年4次；1938年0次；1939年1次；1940～1943年0次；1944年1次；1945—1947年0次；1948年2次；1949年0次。但在所有明令穿着中山装的政府通告中，从未见到与中山装代表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相关的表述。
审读目前所有的官方文献，也未发现国民政府赋予中山装特殊政治含义的相关材料。
服饰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体现，更是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融合的产物。民国时人于着中山装之原因及价值亦多有分析。
首重革命性，正如章乃器所言：“要革命，先从服装革起。”④次则中山装“既可节省经费，又可锻炼身体，又可纪念总理，又可消除腐化的积习”。⑤
双石山人认为衣、食、住、行是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提出的四大问题，“中山装之价值”，主要有便利、严整、价廉，利于阶层平等，适用多种场合。⑥《新闻报》载文曰：“国人欲以之纪念孙总理者”，“中山装为孙总理在时。因其便利适意。故乐穿之。后总理逝世国人欲以之纪念总理。故名之曰中山装。”⑦
1928年上海邮务职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一律改着中山装议案，“指出理由多项：一改良中国服装、二提倡国货、三提倡朴俭美德、四表示尚武精神”。⑧
检视时人有关穿着中山装的原因及价值的讨论，从未见到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特殊含义。
接着看《申报》广告。中山装的广告虽然只是营销手段，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事情的真实面貌。《申报》含有中山装的广告前期大多是销售中山装及中山呢、中山扣等配件，后期则以包含着中山装特征的寻人启事为多。中山装的价值、优点自然是商家要宣扬的重点。譬如：
在提倡改良服装时，要以中山装为最宜，各处风起云涌，纷纷改穿中山装，以麻纱料制成，既舒服，又便利，家常出门都极相宜，每套七元半，售价便宜，以冀普及。⑨
小学生人人宜服中山装。欢迎学校采为制服，灌输儿童革命精神。经济：穿中山装较普通长衣轻便，取价便宜永久耐用；卫生：穿中山装 无左薄右厚之弊，裁制体贴舒适卫生；精神：穿中山装可提尚武之精神，精神活泼英气勃勃；美观：穿中山装不若长衣之拖带，轻捷玲珑美观可爱。取料纯系国货、售价特别便宜。①
所有推广中山装的《申报》广告中，只有1928年9月3号一则涉及三民主义：
中国现在最难解决的，就是平民生计问题，所以三民主义上，民生主义列为第一。倘是同胞们，人人都乐用国货……三民主义是中山先生的救国主义，那么做了中国人，着了中山装，又去用外国的劣货中山扣，岂非是替外国人扩充生产的力量？②
该广告打着三民主义旗号，实际上是推销国货中山扣，与中山装所谓的政治含义无关。
通过对民国时期大量官书、档案、新闻、小说、广告等官私文献分析，可以发现，中山装既是革命的产物，也是服装的革新。其流行既包含政治原因，也有现实合理性。国家权力的规训、引导是主要的外因，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是主要的内因，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渐进过程，但其中并不存在所谓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
目前可见最早关于中山装特殊政治含义的材料是，署名妙观的作者在1929年谈到：“昨晤自南来某要人，为述民党制服之起源，始恍然于所谓代表三民五权等说，均属牵强误会。……某君随侍中山多年，其说当不虚也。”③其中“三民五权”应指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可见在民国政府强力推行中山装的同时已有类似传言。但其后此言论一度中断数十年，未曾在文献中再现，说明在民国时期对其知之甚少。
新中国建立后，直到1986年，中山装相关文章才再度出现。广州文博专家黄汉纲认为中山装源于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协助孙中山的助手是广东人黄隆生，他们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又将原来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但并未提到其有特殊的文化蕴含。④《文史杂志》所载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专文亦未谈到中山装有何特殊的文化蕴含，⑤此后6年计6篇关于中山装的文章也是如此。这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2年内，所谓中山装具有特殊含义的说法尚未出现。
1992年，复旦大学旅游系教师夏林根于《第一套中山装》一文写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求上海著名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师傅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基样，设计一套直翻领的四贴袋服装，袋盖成倒山形笔架式，钮扣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⑥身为沪上旅游业者，抛出中山装诞生于上海并有特殊含义的“高论”，很难排除文宣推广的意图。尽管这个新中国首次提出的五粒钮扣象征五权宪法说并未提供史料依据，但因新奇有趣开始逐步流传。其后，《领导文萃》摘编了《文化生活报》中一篇有关中山装来历的短文，基本沿用这个故事，同样没有支撑材料，但首次提出“原在门襟缝上七粒钮扣，孙中山提出改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⑦这两个先后出现的故事都仅涉及所谓五权宪法含义，故应与1929年的“三民五权”传言没有直接关系，属于新中国时期的“新创造”。
不久，《新民晚报》刊登了谭经望的文章，称：“中山装因其造型大方朴实、结构严谨持重，在1929年被定为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礼服。国民党在宪法中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春、秋、冬三季用黑色，夏季用白色。从形制上看，中山装紧收颈部的衣领，是一种压力与危机的象征。前襟的四只口袋，标志着礼、义、廉、耻的儒教思想，并认为此为国之四门。门襟上有五粒纽扣（原为九粒）则含有五权（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分立的意思。袖口的三粒纽扣，则寓示着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原则。中山装给人以信心和力量，蕴含着设计者强烈的主观意愿和设计理想，并与民国历史的背景和使命相融。”①该文使中山装由形制到结构的所谓文化寓意空前丰富，令人耳目一新。其“微言大义”，言之凿凿，容易让人信服。虽同样未提供任何史料依据，却迅速流传。可以说，上海的旅游业者和媒体对于中山装所谓的特殊政治含义的产生和流行“功不可没”。然而，谭经望只是一名科技记者，其文硬伤非常明显。稍懂国民党史者皆知，孙中山所规定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规定，训政期限为6年，到1935年即可结束训政，颁布宪法，实施宪政。换言之，1929年国民政府根本没有宪法，何来“在宪法中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前文已述，规定“制服用中山装”的文件实为1929年颁布的《文官制服礼服条例》。退一万步讲，即使是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而未付表决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也不可能具体到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由此可知，该文以讹传讹、闭门造车的嫌疑很大，很不严谨，但仍被很多专业研究者反复引用。
2003年春，中国内地第一部大型近代史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历经四年最终面世，最后一集孙中山在张勋复辟后发表演讲：“哦！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那宪法呢？呵呵呵，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走向共和》明确孙中山设计了象征三民五权的中山装，显然是受到了此前社会上流传的相关故事的影响，而用五个口袋（含一个暗袋）代表五权宪法的新奇说法首次出现，说明当时的传说五花八门，尚未统一。现代媒体的传播作用不可小觑，它无疑会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中山装具有三民五权特殊含义的印象。
次年，岳麓版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必修二第13课《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有关中山装的小字部分赫然明载：“中山装造型的含义：前襟四只口袋代表立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形，寓为以文治国；依据国民党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督五权分立的理念，将前襟设计成五粒扣子；袖口的三粒扣子代表国民党立国的三民主义；封闭的衣领显示了‘三省吾身、严谨治身的理念。”②这个解读显然是以谭经望版中山装故事为核心，又对衣领和袋盖的含义有所“完善”，但照旧没有提供任何支撑材料，甚至连文献来源也没有标注。其后的岳麓社修订版教材一直沿用，只是把原来所配之明显矛盾的前襟7纽扣中山装图片换成了5纽扣。做为注重“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历史学科的教材，如此草率殊为不妥。教材的权威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于中山装的所谓政治含义普及化“居功至伟”。
继电视媒体和官方教科书后，2005年至2007年，浙江宁波红帮裁缝、上海开开集团、北京红都集团、广东中山市竞相提出申报中山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山装申遗变得炙手可热，提供历史叙事、展示艺术价值成为四地申遗的共同前提，于是中山装的三民四维五权等政治文化蕴涵自然成为浓墨重彩之处，不断充实，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实正如朱大可先生所论：中山装之所以遭遇如此激烈的争抢，“并非基于申遗者的乌托邦激情，而是源自市场利益的驱动”。③
几乎在同一时期，成龙、李连杰、刘德华等华人明星越来越多身着中山装亮相国际舞台。据报载中国外交部曾专门作出着装规定：“男士着中山装，女士着旗袍代表中国形象。”④这种趋势似乎与毛泽东、邓小平以来的国家领导人着中山装出席国内重大活动不谋而合。至此，我们可以说中山装在新中国也已经取得了“国服”的地位。这对于其所谓特殊政治文化的确认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正面强化作用。
与民国时期中山装的流行类似，1990年代以来我国有关中山装所谓的特殊政治含义的产生、发展和普及，也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融合的产物。商业利益的驱动与炒作，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豪，以及对革命伟人的崇敬与纪念等诸多动因与情结相互交织，使中山装的所谓文化蕴涵很容易成为一个越来越美丽的童话。
考虑到国民党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笔者也专门电邮咨询了台湾的陈永发、古伟瀛等知名历史学教授和专家，他们大部分阅信前连中山装的“三、四、五含义”都从未听闻。台湾教育研究院的同行萧忆梅博士回复说：“关于中山装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应该是没有明载在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的， 至少在历史教科书是确定没有的”。
至此，根据对大量官私文献的梳理检核，我们可以比较稳妥的认定，所谓中山装的特殊政治意义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最多可以视为民间娱乐版，专攻民国风俗文化的李少兵教授亦持同样立场。①笔者以为，中山装可以穿，孙中山应该爱，但不能把中山装与孙中山思想任意附会。正如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余齐昭所言：“中山装体现孙中山治国理念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希望后人不要拿中山装与中山先生倡导的‘道德礼仪、‘立宪理念、和‘三民主义挂钩。”②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和执教者更应慎之又慎。
【作者简介】薛伟强，男，河北定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历史教育及中国近代史。
汤文，男，江苏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2011级历史教育专业本科生。
【责任编辑：李婷轩】
近年来，有关中山装的三民主义、国之四维、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流传甚广，已成为高中历史课堂甚至社会上流行的“常识”。然研读相关论著，始终未发现可支撑此“常识”的史料。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学者明确否定此说。如此现状令人困惑，真相到底如何，笔者以为值得深入考辨。
目前社会上有两种流行的说法，一是孙中山当年向服装公司订购中山装，便声言以五个胸扣象征五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礼、义、廉、耻，三个袖扣象征三民主义。这是普遍流行的观点。二是中山装设计之初，并没有特殊的含义。20世纪30年代，中山装造型被赋予了革命及建国的含义：前襟的四个口袋代表礼、义、廉、耻；前襟的扣子改为五个，寓意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权五权分立，即袖口的三个扣子代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衣领为封闭的竖领表示“三省吾身”。
关于孙中山创制中山装，学术界已有共识，但其时间、地点与过程仍有分歧。据《孙中山全集》《革命逸史》等史料，孙文本人论述中山装的言论不多，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他深谙改易服装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将断发易服视为革命标志。孙中山深感中国传统服装过于陈旧、拖沓，而西装穿着不便，成本太高。早在1912年他就提出制定中国自己的礼服：“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服装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实有厚望焉。”①《中山先生事迹七则》中提到，当孙中山穿起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费事费钱。”②至于创制中山装所谓的三民主义等政治意义，目前不仅没有直接言论可据，间接记载也从未发现。考虑孙文的个性，如果真有此意，他一定会广为宣扬，必然会留下相关材料。故最合理的推测便是孙中山从未赋予中山装三民主义等特殊的政治含义。
国民政府建立后，决心继承孙中山遗志，故其强力推广中山装便属自然。国民党先机关、次学校、再民众，利用国家权力逐次推广中山装。1927年，江苏等地方政府便发布了相关通告。1928年初，内政部就明令部员一律穿棉布中山装。③4月，南京市政府“为发扬精神起见”，规定职员“一律着中山装”。①1929年4月颁布《文官制服礼服条例》：明确“制服用中山装”，中山装由此成为国民政府法定制服。②
除官书、档案、文集外，笔者也通过《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及《申报》全文数据库（1872—1949），总计检索到1683笔关于中山装的近代报刊资料，最早始于1926年5月，最晚至1949年5月。它们主要是申报广告，余则新闻、轶事、政府通告及小说等。③
其中转载或报道的各级政府部门通告总计53条，内容皆有明令穿着中山装，各年通告次数统计如下：1927年9次；1928年10次；1929年8次；1930年3次；1931年1次；1932年2次，1933年1次；1934年0次；1935年3次；1936年8次；1937年4次；1938年0次；1939年1次；1940～1943年0次；1944年1次；1945—1947年0次；1948年2次；1949年0次。但在所有明令穿着中山装的政府通告中，从未见到与中山装代表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相关的表述。
审读目前所有的官方文献，也未发现国民政府赋予中山装特殊政治含义的相关材料。
服饰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体现，更是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融合的产物。民国时人于着中山装之原因及价值亦多有分析。
首重革命性，正如章乃器所言：“要革命，先从服装革起。”④次则中山装“既可节省经费，又可锻炼身体，又可纪念总理，又可消除腐化的积习”。⑤
双石山人认为衣、食、住、行是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提出的四大问题，“中山装之价值”，主要有便利、严整、价廉，利于阶层平等，适用多种场合。⑥《新闻报》载文曰：“国人欲以之纪念孙总理者”，“中山装为孙总理在时。因其便利适意。故乐穿之。后总理逝世国人欲以之纪念总理。故名之曰中山装。”⑦
1928年上海邮务职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一律改着中山装议案，“指出理由多项：一改良中国服装、二提倡国货、三提倡朴俭美德、四表示尚武精神”。⑧
检视时人有关穿着中山装的原因及价值的讨论，从未见到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特殊含义。
接着看《申报》广告。中山装的广告虽然只是营销手段，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事情的真实面貌。《申报》含有中山装的广告前期大多是销售中山装及中山呢、中山扣等配件，后期则以包含着中山装特征的寻人启事为多。中山装的价值、优点自然是商家要宣扬的重点。譬如：
在提倡改良服装时，要以中山装为最宜，各处风起云涌，纷纷改穿中山装，以麻纱料制成，既舒服，又便利，家常出门都极相宜，每套七元半，售价便宜，以冀普及。⑨
小学生人人宜服中山装。欢迎学校采为制服，灌输儿童革命精神。经济：穿中山装较普通长衣轻便，取价便宜永久耐用；卫生：穿中山装 无左薄右厚之弊，裁制体贴舒适卫生；精神：穿中山装可提尚武之精神，精神活泼英气勃勃；美观：穿中山装不若长衣之拖带，轻捷玲珑美观可爱。取料纯系国货、售价特别便宜。①
所有推广中山装的《申报》广告中，只有1928年9月3号一则涉及三民主义：
中国现在最难解决的，就是平民生计问题，所以三民主义上，民生主义列为第一。倘是同胞们，人人都乐用国货……三民主义是中山先生的救国主义，那么做了中国人，着了中山装，又去用外国的劣货中山扣，岂非是替外国人扩充生产的力量？②
该广告打着三民主义旗号，实际上是推销国货中山扣，与中山装所谓的政治含义无关。
通过对民国时期大量官书、档案、新闻、小说、广告等官私文献分析，可以发现，中山装既是革命的产物，也是服装的革新。其流行既包含政治原因，也有现实合理性。国家权力的规训、引导是主要的外因，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是主要的内因，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渐进过程，但其中并不存在所谓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素。
目前可见最早关于中山装特殊政治含义的材料是，署名妙观的作者在1929年谈到：“昨晤自南来某要人，为述民党制服之起源，始恍然于所谓代表三民五权等说，均属牵强误会。……某君随侍中山多年，其说当不虚也。”③其中“三民五权”应指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可见在民国政府强力推行中山装的同时已有类似传言。但其后此言论一度中断数十年，未曾在文献中再现，说明在民国时期对其知之甚少。
新中国建立后，直到1986年，中山装相关文章才再度出现。广州文博专家黄汉纲认为中山装源于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协助孙中山的助手是广东人黄隆生，他们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又将原来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但并未提到其有特殊的文化蕴含。④《文史杂志》所载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专文亦未谈到中山装有何特殊的文化蕴含，⑤此后6年计6篇关于中山装的文章也是如此。这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2年内，所谓中山装具有特殊含义的说法尚未出现。
1992年，复旦大学旅游系教师夏林根于《第一套中山装》一文写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求上海著名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师傅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基样，设计一套直翻领的四贴袋服装，袋盖成倒山形笔架式，钮扣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⑥身为沪上旅游业者，抛出中山装诞生于上海并有特殊含义的“高论”，很难排除文宣推广的意图。尽管这个新中国首次提出的五粒钮扣象征五权宪法说并未提供史料依据，但因新奇有趣开始逐步流传。其后，《领导文萃》摘编了《文化生活报》中一篇有关中山装来历的短文，基本沿用这个故事，同样没有支撑材料，但首次提出“原在门襟缝上七粒钮扣，孙中山提出改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⑦这两个先后出现的故事都仅涉及所谓五权宪法含义，故应与1929年的“三民五权”传言没有直接关系，属于新中国时期的“新创造”。
不久，《新民晚报》刊登了谭经望的文章，称：“中山装因其造型大方朴实、结构严谨持重，在1929年被定为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礼服。国民党在宪法中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春、秋、冬三季用黑色，夏季用白色。从形制上看，中山装紧收颈部的衣领，是一种压力与危机的象征。前襟的四只口袋，标志着礼、义、廉、耻的儒教思想，并认为此为国之四门。门襟上有五粒纽扣（原为九粒）则含有五权（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分立的意思。袖口的三粒纽扣，则寓示着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原则。中山装给人以信心和力量，蕴含着设计者强烈的主观意愿和设计理想，并与民国历史的背景和使命相融。”①该文使中山装由形制到结构的所谓文化寓意空前丰富，令人耳目一新。其“微言大义”，言之凿凿，容易让人信服。虽同样未提供任何史料依据，却迅速流传。可以说，上海的旅游业者和媒体对于中山装所谓的特殊政治含义的产生和流行“功不可没”。然而，谭经望只是一名科技记者，其文硬伤非常明显。稍懂国民党史者皆知，孙中山所规定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规定，训政期限为6年，到1935年即可结束训政，颁布宪法，实施宪政。换言之，1929年国民政府根本没有宪法，何来“在宪法中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前文已述，规定“制服用中山装”的文件实为1929年颁布的《文官制服礼服条例》。退一万步讲，即使是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而未付表决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也不可能具体到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由此可知，该文以讹传讹、闭门造车的嫌疑很大，很不严谨，但仍被很多专业研究者反复引用。
2003年春，中国内地第一部大型近代史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历经四年最终面世，最后一集孙中山在张勋复辟后发表演讲：“哦！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那宪法呢？呵呵呵，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走向共和》明确孙中山设计了象征三民五权的中山装，显然是受到了此前社会上流传的相关故事的影响，而用五个口袋（含一个暗袋）代表五权宪法的新奇说法首次出现，说明当时的传说五花八门，尚未统一。现代媒体的传播作用不可小觑，它无疑会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中山装具有三民五权特殊含义的印象。
次年，岳麓版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必修二第13课《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有关中山装的小字部分赫然明载：“中山装造型的含义：前襟四只口袋代表立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形，寓为以文治国；依据国民党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督五权分立的理念，将前襟设计成五粒扣子；袖口的三粒扣子代表国民党立国的三民主义；封闭的衣领显示了‘三省吾身、严谨治身的理念。”②这个解读显然是以谭经望版中山装故事为核心，又对衣领和袋盖的含义有所“完善”，但照旧没有提供任何支撑材料，甚至连文献来源也没有标注。其后的岳麓社修订版教材一直沿用，只是把原来所配之明显矛盾的前襟7纽扣中山装图片换成了5纽扣。做为注重“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历史学科的教材，如此草率殊为不妥。教材的权威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于中山装的所谓政治含义普及化“居功至伟”。
继电视媒体和官方教科书后，2005年至2007年，浙江宁波红帮裁缝、上海开开集团、北京红都集团、广东中山市竞相提出申报中山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山装申遗变得炙手可热，提供历史叙事、展示艺术价值成为四地申遗的共同前提，于是中山装的三民四维五权等政治文化蕴涵自然成为浓墨重彩之处，不断充实，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实正如朱大可先生所论：中山装之所以遭遇如此激烈的争抢，“并非基于申遗者的乌托邦激情，而是源自市场利益的驱动”。③
几乎在同一时期，成龙、李连杰、刘德华等华人明星越来越多身着中山装亮相国际舞台。据报载中国外交部曾专门作出着装规定：“男士着中山装，女士着旗袍代表中国形象。”④这种趋势似乎与毛泽东、邓小平以来的国家领导人着中山装出席国内重大活动不谋而合。至此，我们可以说中山装在新中国也已经取得了“国服”的地位。这对于其所谓特殊政治文化的确认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正面强化作用。
与民国时期中山装的流行类似，1990年代以来我国有关中山装所谓的特殊政治含义的产生、发展和普及，也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融合的产物。商业利益的驱动与炒作，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豪，以及对革命伟人的崇敬与纪念等诸多动因与情结相互交织，使中山装的所谓文化蕴涵很容易成为一个越来越美丽的童话。
考虑到国民党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笔者也专门电邮咨询了台湾的陈永发、古伟瀛等知名历史学教授和专家，他们大部分阅信前连中山装的“三、四、五含义”都从未听闻。台湾教育研究院的同行萧忆梅博士回复说：“关于中山装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含义应该是没有明载在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的， 至少在历史教科书是确定没有的”。
至此，根据对大量官私文献的梳理检核，我们可以比较稳妥的认定，所谓中山装的特殊政治意义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最多可以视为民间娱乐版，专攻民国风俗文化的李少兵教授亦持同样立场。①笔者以为，中山装可以穿，孙中山应该爱，但不能把中山装与孙中山思想任意附会。正如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余齐昭所言：“中山装体现孙中山治国理念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希望后人不要拿中山装与中山先生倡导的‘道德礼仪、‘立宪理念、和‘三民主义挂钩。”②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者和执教者更应慎之又慎。
【作者简介】薛伟强，男，河北定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历史教育及中国近代史。
汤文，男，江苏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2011级历史教育专业本科生。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