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水行舟：探析电影《长城》的文化输出策略
王文浩++ 黄鑫
《长城》是张艺谋与好莱坞主创团队合作的首部电影，延续了好莱坞商业片的一贯风格，追求宏大、梦幻的画面效果，稳扎稳打的剧情推进以及定型化的人物设置。它试图以东方的大众语境，解读一个关于信任、交流与勇气的故事。在中美联合制作这一背景下，《长城》把握机遇，制定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与文化输出策略，通过符号引入、意境构建等方法，展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当代价值。
一、 文化输出的外在表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好莱坞电影开始大量出现中国元素，在这次席卷东西方电影市场的“中国热”中，我国的自然景观、地域习俗、文本、演员等影视资源走出国门，以电影为感官媒介，真正进入了西方大众的视野。《长城》便是中国元素与好莱坞模式结合的典例，许多来自东方的传统符号，突破既定套路，完成了差异化的叙事与表现。
（一）中国元素及其象征意义
郑树森先生曾提出电影的“越界”这一概念，即从类型电影的“国别”来探讨“模仿”“移植”等现象。[1]本片属于魔幻动作类型，强调的是高水准的制作、震撼的视听效果，从这一角度而言，好莱坞团队的技术手段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然而，《长城》的根基仍然是以北宋为背景的故事蓝本，这次跨越国界的合作，必然要倚靠中国元素的导入，才能够顺利完成。影片开场，东方的色彩与风韵还并不浓厚，茫茫尘海，戈壁龙城，绵延无际的大漠与黄沙，尽管保留了相当的饱和度与明度，整个画面依旧呈现出一派喑哑与肃杀之气。塞外荒漠的浮光掠影好似好莱坞西部大片中的景象，在马特·达蒙主演的另一部影片《大地惊雷》中，这样原始而粗砺的风光镜头不在少数。直至威廉一行人转过了张掖七彩山，成功到达长城，本片的中西合璧才真正显露出来。
《长城》的历史背景设置在中国宋朝年间，这个朝代历来备受争议，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科技，却无法扭转积贫积弱的军事败局，臣民终日生活在北方外来民族的恐惧阴影中。本片对中国元素的选择，首先着眼于军事与科技两方面，威廉、佩罗二人寻找的黑火药、各式各样的改装冷兵器，以及雄踞一方的万里长城，都是西方审美意识下中国的代表性元素，它们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体系，使得东方文明能够在此空间内释放活力。除历史现实外，本片的魔幻元素也取材于中国神话故事，“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饕餮则排行第五，无论是在本土神话体系中，还是民间的口头传播上，它都有比较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片中饕餮的形象来源于志怪古籍《山海经》，创作者对它进行了比较大的外形重塑，体积较小、四肢爬行，头部装饰着青铜器上常见的暗纹，双眼闪着凶光，一幅残忍狠毒的怪兽形象跃然纸上。怪兽电影属于好莱坞所擅长的题材，金刚、异形、哥斯拉都曾风靡世界，而饕餮则是一个有着文化渊源的东方怪兽，《长城》对其贪婪、狡诈的形象拿捏到位，符合影片本身以及观众审美的需要。为了帮助外国观众了解饕餮，导演特意借邵殿帅之口，安排了一场水墨风格的动画盛宴，中国传统文化的浓情墨意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二）宏大而梦幻的整体意境
中国的魔幻题材电影起步较晚，很大程度上与技术滞后有关，好莱坞的专业团队支持，为本片的顺利完成提供了硬件基础，这时，如何构造宏大而梦幻的整体意境，让《长城》真正成为一部“三位一体”的大片，成为了創作方必须解决的问题。张艺谋本人艺术风格的应用与延续，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题材各异的文艺电影相比，张艺谋的商业片在风格上保持着高度协同，他无心于一草一木的枯荣，而是放眼山水争雄，陶醉于吞江吐海的恢弘气势。
有了技术与艺术两方面的支撑，《长城》将大场面、大气魄做到了极致。IMAX播放技术充分拓宽了视野，让视觉空间与观众的心理需求空间无缝对接，创作者改变了传统电影比例，以一种更宏观、更博大的眼光，展现长城脚下的杀伐斗争。此外，导演非常懂得利用3D技术，将动作主体与云雾、烟火、尘土等特殊效果相结合，创造了立体而真实的观影体验。本片中的许多战斗场面，都是在特殊的天气条件下展开的，例如饕餮在塞外的最后一场攻城战，气氛凝重，大雾弥漫，滚滚烟尘掠过镜头前，逼真得如同伸手可触。浓雾控制了观众的能见度，自然造成了听觉的补充，伴随着一大群饕餮饥饿的嚎叫，刀兵斧钺的碰撞声不绝于耳，足以证明这是一场大范围的战斗行动。《长城》对3D效果的另一处巧妙运用体现在细节上，很多微小的物体，无论是燃烧远去的孔明灯，还是琉璃塔的碎片，甚至是饕餮被杀死时迸发的血液，都被赋予了“拟人化”的特征，它们主动寻找观众，向镜头奔涌而去，而不是被静态地呈现出来，显得过于被动。
人海战术是本片在艺术上独到的亮点。鹰、鹿、虎、熊、鹤五种动物，分别对应五种不同颜色的方阵，他们各司其职，在对抗饕餮的战争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其中，威廉初次来到议事厅的一场戏人数众多，几个方阵却坐落有序，调动统一，俯拍镜头下，大色块影像的独特魅力显露无疑。作为一部对格局有着高标准的影片，采用大开大合、区域分明的构图手法，是非常稳妥而恰当的，有利于宏大气势的形成。
二、 文化输出的核心理念
有数据显示，2004年，美国的电影票房总额是95.4亿美元，观众总数达15.4亿人次， 而中国内地是15亿元人民币，观众人次为2亿人次，中国的人均电影消费能力只有美国的1 /228。[2]面对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我国商业片要想获得成功，仅靠拉动内需是远远不够的，重视海外需求，实现文化输出，才是全球化背景下正确的文化营销策略。《长城》定位于广阔的海外市场，借鉴了好莱坞大片的“拉式营销”，用大场面、高回报及全明星阵容作向导，吸引着资本与国际市场主动靠近。为了唤起更多外国观众的共鸣，导演舍弃了复杂的剧情与哲学内涵，将“信任”“利益”这两个较为通行的词汇，确定为影片《长城》的主题思想。
（一）利益：中西方交流的物质先导
故事开始于塞外黄尘之中，四面开阔的地形，长城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天险。这里的长城不仅是地理标志，更投射着深刻的含义，它阻碍了塞外与内地之间的交流，象征着文化的分离、割裂。无数个“长城”的存在，造就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以国家为单位，困守在自己缔造的堡垒中。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利益的追求，打破了这种四分五裂的孤立局面，就像片中的佩罗与威廉一样，为了寻找黑火药，获得财富与地位，他们不远万里来到长城边关。边塞是动乱的代名词，却也是文化交流的第一线，片中那些说着一口流利外语的商人、守军，或许会让观众感到惊异与不解，误以为是影片的特殊效果。尽管《长城》中出现了大量架空情节，但在这种架空中，存在着符合史实解释的科学逻辑，实际上，河西走廊历来便是汉文化帝国与游牧民族寸土必争之地，也是东西方碰撞的文化要冲。物质交换的需要，促成了双方的文化交往，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守军与商人间自然实现了无障碍沟通，会说外语也就不足为奇。
与和平交往相对应的，是无底线的掠夺与征服。在《长城》中，饕餮作为入侵者的形象而存在，它们贪财、贪食、贪利，在紧急时刻甚至会自相残杀，将同伴吞入口中。饕餮一次次地进攻，就是想突破长城的障碍，翻山越岭，直达汴梁，制造一场血雨腥风。与威廉等人善意的来访相比，这种外来怪兽极富野心，如果没有长城守军的抵抗，必定会成为一个国家甚至是一种文明的灭顶之灾。对财富与进步的渴望，让人类走向了联合，然而过度索取的贪婪，却足以毁灭一切文明的辉煌。
（二）信任：中西方交流的精神家园
当利益叩响了双方的心门，信任便上升为交流的充要条件。《长城》中“信任”一词直接出现的频率极高，创作者借东西方的不同军制，倡导信任基础上的学习沟通与互补。邵殿帅去世时，长城上曾燃起千万盏孔明灯，它们不是无心分流，而是有意识地凝聚在一起，组成一条银河般璀璨的光带，象征着长城守军万众一心的品质。中国古代的军队是极讲究团结协作的，而在西方的雇佣兵制中，利益是每个个体为之奋斗的目标，它的存在调动了士兵的能動性，让所有人拥有较为平等的晋升机会。副作用也随之而来，在利益至上的世界里，人们不懂得信任的重要性，威廉和佩罗在战场上配合默契，一个用弓，一个用剑，大破饕餮，两个并肩作战的人，本应成为知音好友，佩罗却在危急关头刺杀战友，以换取自己的自由，这无疑是可悲的。来到长城后，守军殿帅林梅多次亲身上阵，向威廉表达一种超越民族的信任，最终感化了他，让人欣慰的是，威廉也将这份信任传递了下去。小将彭勇生性怯懦，多次被主帅责罚，威廉不会说汉语，却用信念和行动鼓励他，并相信他能够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士，在阴暗的伙房里，威廉拍打着彭勇的肩膀，向他作出翘大拇指的手势。终于，与饕餮的最后一战中，彭勇面对群起而攻的饕餮，舍身保护威廉、王军师、林梅三人，在他最后的回眸中，我们读出了信任的力量，他担当的起名字中的一个“勇”字！
聚沙成塔，彼此充满信任的团队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影片最后，威廉放弃了那段若即若离的爱情，却一定要带走自己的战友佩罗，在这次远赴长城的旅程中，威廉的价值观和信仰已然开始重组，他最重要的收获并不是黑火药，而是明白了“信任”二字的分量。
结语
本片的定位始终非常明确，作为一部好莱坞风格的商业片，能够在追求视觉效果的同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实为不易。张艺谋巧用秦腔、大鼓等表现手法，建立起了具有强烈个人艺术特色的语境，在《长城》中，中国不仅是一个舞台布景般的存在，而是帮助威廉实现成长与改变的理想之乡，集体精神、团队协作的意识，跨越地域的巨大鸿沟，到达了黄沙阻隔的世界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