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语言的弊病与传媒素养的缺失
胡从发
【关键词】新闻语言 传媒素养 症结
新闻语言是通过新闻媒介,向人们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传播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时所使用的语言。它的社会影响力甚为巨大。而就新闻本身而言,新闻语言因肩负着向受众表述新闻事实、传递新闻信息的特殊使命而成为新闻报道的最基本元素。因此,高度重视新闻报道中的语言问题,用准确、客观、公正及规范化的新闻语言以胜任媒体“社会的良心”这一角色,适时、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应该成为媒体一以贯之的努力方向。但现实中的一些新闻语言不仅违背了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原则,也降低了媒体自身的文化品位和职业形象,更给社会和受众造成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2009年11月2日,央视报道:昆明一男子因索讨工资不成便挟持人质。在与警方对峙8小时后,经警方做工作,男子释放了人质。央视在报道该消息时,多次称该男子为“歹徒”。从播报的“挟持”事实看,该男子无疑已经涉嫌犯罪;但涉嫌犯罪未必就可被称为“歹徒”。据《汉典》解释,歹徒:坏人,恶棍。歹徒、坏人和恶棍都不是《刑法》中的词语。称一个为索讨自己工资而行为涉嫌犯罪的男子为“歹徒”,无疑违背了新闻的客观、公正原则,也显示了媒体自身法律常识的不足,既可能引起当事人及新闻受众的异议,也不利于引导新闻受众向更文明的方向思考。人们不禁要问:是谁、为什么要拖欠男子的工资?该男子是不是打工的农民?如果是,那么他采用极端的方式以期讨取自己背井离乡所该得的血汗钱,就应该值得同情,而断不可以“歹徒”呼之。但由于媒体在传播新闻信息过程中形成的权威地位而拥有话语权,受众就只有接受的份。
新闻语言的一大弊病是语言的歧视色彩
一是对弱势群体的歧视。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其生产力状况和社会地位等被边缘化的群体。如对残疾人的歧视,通常是将对方的生理缺陷毫无隐晦地暴露在受众面前;对农民工的歧视则带有偏见性地将他们作为贬斥对象,甚至对其污名化、贴标签。北京某报在对小偷在公交车上作案的目击新闻中,如此提醒读者:“要提防外地人模样的人”,似乎外地人与小偷有必然的联系。还有诸如《市长敢吃农家饭》《嫁给农村人的烦恼——我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之类的报道。某市一位环卫局清管站的负责人,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闻单位在对其宣传时,题目竟然是“粪头的情怀——记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某某”,把环卫工人称作“粪头”。还有把进城务工农民称为“闲杂人员”、“盲流”、“乡下人”,用“扁担”、“棒棒”称呼搬运工等等,这些用语都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和职业歧视色彩。
二是对女性报道对象使用“歧视性语言”。主要表现为刻意强调女性的外在特征。一篇以17267的点击数高居网络新闻TOP100排行榜前列的新闻《藤原纪香“奶”谁能比》,其新闻事实却是日本某文胸公司对演艺界胸部线条最美的女明星做的一份调查,女星藤原纪香名列第一。该篇新闻用语粗俗,对女性极度不尊重。一些女用商品的广告语常常采用隐喻的方式进行色情化宣传,如“没什么大不了的”、“挺不起胸,怎能抬得起头”(某丰乳品广告);又如某品牌天然皂粉广告对白:“你泡了吗?”“泡了。”“你漂了吗?”“漂了。”借以暗示女性是性吸引者和性对象。
但即使是在对女性进行多元化评价的情况下,媒体报道仍然往往把女性作为视觉感官满足对象,把观赏价值作为女性最重要的社会价值予以展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图片新闻标题是:全国政协第一场新闻发布会靓丽的女译员。这个标题强调的不是这个女子的才智和社会特征,而是她作为女性一员的身体形象和生物特征(被观赏性)。在对女性容貌举止衣饰赞叹的背后,隐藏的是男权中心思想。
新闻语言的另一大弊病是语言的冷漠特性
江苏一媒体报道某行人被农用车撞倒,又被该车从头部轧过的消息时,用了《骑车人“中头彩”惨死》的标题。把生命的惨逝与博彩活动中“中头彩”的狂喜叠在一起冲击受众。同是这家媒体,在报道另一起相似车祸时,用的标题是:“公交车轮从头越”。生命都没有了,还有开始吗?如此“引用”诗句,是显示了冷血的幽默感还是表达对生命的蔑视?吉林某报报道一跳楼自杀者,标题为《昨夜上演高空飞人》。该省某大报又刊图片报道,针对长春街头的流浪汉,嘲笑道:《睡在街上羞不羞》。广州夏天太热,三十余人因酷暑死亡,报道标题竟有“广州‘酷毙三十余人”。这个标题的丑陋不仅在于漠视生命及调侃苦难,还在于语法上用错了词语,因为“酷”并不是“热”或“暑”的意思,它对后二者只起修饰作用。
2004年6月,阿富汗发生中国工人遇袭事件,11人遇难,4人受伤,上海东方电视台在节目中发布滚动新闻,搞有奖竞猜;同年9月6日,央视4套在播报俄罗斯人质危机时,屏幕下也滚动播出有奖竞猜题目……
上述事件中的当事人、受害者及他们的家属尚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但他们的痛苦已经被某些媒体抛售。这些冷血的语言,既不符合传统文化中的古训,也不符合国内外现代新闻从业信条和悲悯生命与苦难的新闻实践精神。
新闻语言的弊病还表现出媚俗化和势利倾向
新闻语言的媚俗化主要表现为部分媒体极尽煽情之能事,为了增加知名度、提升点击率,不惜用媚俗甚至恶俗标题来卖座。一些媒体为追求新闻“卖点”,吸引眼球,迎合少数受众的低俗需求,在新闻报道中大量使用庸俗、不健康的字眼,使新闻语言变得油腔滑调、粗俗不堪。如“败类”“猪头”“王八蛋”等,其影响不能不说恶劣。
新闻语言的势利倾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权势恭维过度,代表词语是“亲自”、“体察”、“体恤”“莫大”等。在疑似软广告(有偿新闻)的通讯报道中,对报道对象恭维起来则不遗余力。有时,领导的一个很寻常举动,传媒也会大做文章。如《市长敢吃农家饭》,又如厦门市市长张昌平亲自将遭遇车祸的某青年从车轮下抱起后,媒体一个劲地追问遭车祸青年被救的感觉,仿佛因救人的人是张市长,就恨不得出车祸的人是自己一般,从而让一条社会新闻变成了时政新闻。
也有不媚权势的例子。抗战时期,国民党大员何应钦一度代理湖南省长,某年清明节去岳麓山给母亲扫墓。根据官方指令,湖南省及长沙市各报都要刊登这一“新闻”,规定标题是《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次日,各报依令刊登,但有十家报纸在刊登时改动了标题中的三个字,变成《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结果令受众莞尔,何应钦也不以为忤。
新闻语言问题的症结在于传媒职业素养的缺失
新闻语言中的歧视、冷血、媚俗及势利等现象,从表面上看肇因于媒体的强势地位及其话语权,其实质是传媒素养缺失的表现。从技术层面讲,一个标题的面世,从采到编最后到总编审核签发,往往经过多道程序,层层把关,非理性化的语词往往就在这层层把关中被剔除。但到底还是让《公交车轮从头越》 《昨夜上演空中飞人》《睡在大街羞不羞》之类的非理性化语言出笼了,到底还是让国家级电视台拿恐怖、死亡事件当有奖竞猜的有损国民品格形象的游戏,在电视屏幕上滚动播出了。这就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媒体人的一时疏忽或者一时兴起的问题,而是该媒体整体的素养出了问题,或者叫素养缺失。
论者谢金文在《新闻·传媒·传媒素养》一书中指出:“职业精神是传媒人媒介素养的集中表现。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有联系又有区别。传媒人的职业道德,是传媒工作中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规范,如新闻工作者要忠于事实、坚持真理、注意保护采访对象、不以私利影响工作、尊重对手、正当竞争等等。而职业精神,则是传媒工作中的尽职精神(对社会尽职,而非仅仅对媒介机构尽职)和尽力精神,如新闻工作者追求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及时,尽力履行职业使命,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媒介素养与传媒责任》的作者郑瑜指出:“媒介素养的建立、培养和提高,固然主要针对受众并依赖于受众,但作为向受众提供信息的大众传媒,同样应该高度重视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向受众提供真实、有益、丰富的信息。这就要求我们传媒及其从业者恪守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大力弘扬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切实扮演好监督者的角色,树立为公众利益服务和社会效益优先的理念,力避低俗信息、传播随意化的现象,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
职业精神的核心是社会责任感。在社会责任感面前,“转型期”、“利益驱动”、“竞争激烈”等等试图开脱传媒职业素养缺失的说辞是苍白无力的。而新闻语言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说明,要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切实维护健康的社会秩序,传媒素养的建立、培养和提高,任务迫切而艰巨。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科院新闻信息所)
责任编辑:姚少宝
【关键词】新闻语言 传媒素养 症结
新闻语言是通过新闻媒介,向人们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传播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时所使用的语言。它的社会影响力甚为巨大。而就新闻本身而言,新闻语言因肩负着向受众表述新闻事实、传递新闻信息的特殊使命而成为新闻报道的最基本元素。因此,高度重视新闻报道中的语言问题,用准确、客观、公正及规范化的新闻语言以胜任媒体“社会的良心”这一角色,适时、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应该成为媒体一以贯之的努力方向。但现实中的一些新闻语言不仅违背了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原则,也降低了媒体自身的文化品位和职业形象,更给社会和受众造成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2009年11月2日,央视报道:昆明一男子因索讨工资不成便挟持人质。在与警方对峙8小时后,经警方做工作,男子释放了人质。央视在报道该消息时,多次称该男子为“歹徒”。从播报的“挟持”事实看,该男子无疑已经涉嫌犯罪;但涉嫌犯罪未必就可被称为“歹徒”。据《汉典》解释,歹徒:坏人,恶棍。歹徒、坏人和恶棍都不是《刑法》中的词语。称一个为索讨自己工资而行为涉嫌犯罪的男子为“歹徒”,无疑违背了新闻的客观、公正原则,也显示了媒体自身法律常识的不足,既可能引起当事人及新闻受众的异议,也不利于引导新闻受众向更文明的方向思考。人们不禁要问:是谁、为什么要拖欠男子的工资?该男子是不是打工的农民?如果是,那么他采用极端的方式以期讨取自己背井离乡所该得的血汗钱,就应该值得同情,而断不可以“歹徒”呼之。但由于媒体在传播新闻信息过程中形成的权威地位而拥有话语权,受众就只有接受的份。
新闻语言的一大弊病是语言的歧视色彩
一是对弱势群体的歧视。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其生产力状况和社会地位等被边缘化的群体。如对残疾人的歧视,通常是将对方的生理缺陷毫无隐晦地暴露在受众面前;对农民工的歧视则带有偏见性地将他们作为贬斥对象,甚至对其污名化、贴标签。北京某报在对小偷在公交车上作案的目击新闻中,如此提醒读者:“要提防外地人模样的人”,似乎外地人与小偷有必然的联系。还有诸如《市长敢吃农家饭》《嫁给农村人的烦恼——我就像掉进了万丈深渊》之类的报道。某市一位环卫局清管站的负责人,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闻单位在对其宣传时,题目竟然是“粪头的情怀——记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某某”,把环卫工人称作“粪头”。还有把进城务工农民称为“闲杂人员”、“盲流”、“乡下人”,用“扁担”、“棒棒”称呼搬运工等等,这些用语都带有明显的身份歧视和职业歧视色彩。
二是对女性报道对象使用“歧视性语言”。主要表现为刻意强调女性的外在特征。一篇以17267的点击数高居网络新闻TOP100排行榜前列的新闻《藤原纪香“奶”谁能比》,其新闻事实却是日本某文胸公司对演艺界胸部线条最美的女明星做的一份调查,女星藤原纪香名列第一。该篇新闻用语粗俗,对女性极度不尊重。一些女用商品的广告语常常采用隐喻的方式进行色情化宣传,如“没什么大不了的”、“挺不起胸,怎能抬得起头”(某丰乳品广告);又如某品牌天然皂粉广告对白:“你泡了吗?”“泡了。”“你漂了吗?”“漂了。”借以暗示女性是性吸引者和性对象。
但即使是在对女性进行多元化评价的情况下,媒体报道仍然往往把女性作为视觉感官满足对象,把观赏价值作为女性最重要的社会价值予以展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图片新闻标题是:全国政协第一场新闻发布会靓丽的女译员。这个标题强调的不是这个女子的才智和社会特征,而是她作为女性一员的身体形象和生物特征(被观赏性)。在对女性容貌举止衣饰赞叹的背后,隐藏的是男权中心思想。
新闻语言的另一大弊病是语言的冷漠特性
江苏一媒体报道某行人被农用车撞倒,又被该车从头部轧过的消息时,用了《骑车人“中头彩”惨死》的标题。把生命的惨逝与博彩活动中“中头彩”的狂喜叠在一起冲击受众。同是这家媒体,在报道另一起相似车祸时,用的标题是:“公交车轮从头越”。生命都没有了,还有开始吗?如此“引用”诗句,是显示了冷血的幽默感还是表达对生命的蔑视?吉林某报报道一跳楼自杀者,标题为《昨夜上演高空飞人》。该省某大报又刊图片报道,针对长春街头的流浪汉,嘲笑道:《睡在街上羞不羞》。广州夏天太热,三十余人因酷暑死亡,报道标题竟有“广州‘酷毙三十余人”。这个标题的丑陋不仅在于漠视生命及调侃苦难,还在于语法上用错了词语,因为“酷”并不是“热”或“暑”的意思,它对后二者只起修饰作用。
2004年6月,阿富汗发生中国工人遇袭事件,11人遇难,4人受伤,上海东方电视台在节目中发布滚动新闻,搞有奖竞猜;同年9月6日,央视4套在播报俄罗斯人质危机时,屏幕下也滚动播出有奖竞猜题目……
上述事件中的当事人、受害者及他们的家属尚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但他们的痛苦已经被某些媒体抛售。这些冷血的语言,既不符合传统文化中的古训,也不符合国内外现代新闻从业信条和悲悯生命与苦难的新闻实践精神。
新闻语言的弊病还表现出媚俗化和势利倾向
新闻语言的媚俗化主要表现为部分媒体极尽煽情之能事,为了增加知名度、提升点击率,不惜用媚俗甚至恶俗标题来卖座。一些媒体为追求新闻“卖点”,吸引眼球,迎合少数受众的低俗需求,在新闻报道中大量使用庸俗、不健康的字眼,使新闻语言变得油腔滑调、粗俗不堪。如“败类”“猪头”“王八蛋”等,其影响不能不说恶劣。
新闻语言的势利倾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权势恭维过度,代表词语是“亲自”、“体察”、“体恤”“莫大”等。在疑似软广告(有偿新闻)的通讯报道中,对报道对象恭维起来则不遗余力。有时,领导的一个很寻常举动,传媒也会大做文章。如《市长敢吃农家饭》,又如厦门市市长张昌平亲自将遭遇车祸的某青年从车轮下抱起后,媒体一个劲地追问遭车祸青年被救的感觉,仿佛因救人的人是张市长,就恨不得出车祸的人是自己一般,从而让一条社会新闻变成了时政新闻。
也有不媚权势的例子。抗战时期,国民党大员何应钦一度代理湖南省长,某年清明节去岳麓山给母亲扫墓。根据官方指令,湖南省及长沙市各报都要刊登这一“新闻”,规定标题是《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次日,各报依令刊登,但有十家报纸在刊登时改动了标题中的三个字,变成《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结果令受众莞尔,何应钦也不以为忤。
新闻语言问题的症结在于传媒职业素养的缺失
新闻语言中的歧视、冷血、媚俗及势利等现象,从表面上看肇因于媒体的强势地位及其话语权,其实质是传媒素养缺失的表现。从技术层面讲,一个标题的面世,从采到编最后到总编审核签发,往往经过多道程序,层层把关,非理性化的语词往往就在这层层把关中被剔除。但到底还是让《公交车轮从头越》 《昨夜上演空中飞人》《睡在大街羞不羞》之类的非理性化语言出笼了,到底还是让国家级电视台拿恐怖、死亡事件当有奖竞猜的有损国民品格形象的游戏,在电视屏幕上滚动播出了。这就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媒体人的一时疏忽或者一时兴起的问题,而是该媒体整体的素养出了问题,或者叫素养缺失。
论者谢金文在《新闻·传媒·传媒素养》一书中指出:“职业精神是传媒人媒介素养的集中表现。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有联系又有区别。传媒人的职业道德,是传媒工作中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规范,如新闻工作者要忠于事实、坚持真理、注意保护采访对象、不以私利影响工作、尊重对手、正当竞争等等。而职业精神,则是传媒工作中的尽职精神(对社会尽职,而非仅仅对媒介机构尽职)和尽力精神,如新闻工作者追求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及时,尽力履行职业使命,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媒介素养与传媒责任》的作者郑瑜指出:“媒介素养的建立、培养和提高,固然主要针对受众并依赖于受众,但作为向受众提供信息的大众传媒,同样应该高度重视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向受众提供真实、有益、丰富的信息。这就要求我们传媒及其从业者恪守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大力弘扬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切实扮演好监督者的角色,树立为公众利益服务和社会效益优先的理念,力避低俗信息、传播随意化的现象,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
职业精神的核心是社会责任感。在社会责任感面前,“转型期”、“利益驱动”、“竞争激烈”等等试图开脱传媒职业素养缺失的说辞是苍白无力的。而新闻语言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说明,要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切实维护健康的社会秩序,传媒素养的建立、培养和提高,任务迫切而艰巨。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科院新闻信息所)
责任编辑:姚少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