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典型化：论90年代大陆武侠影片的艺术追求

    刘伟

    在德国著名美学家伽达默尔的视野中，典型化一直是为人所知的重要概念。所谓典型化，本身是一个文艺美学的词汇，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常常借助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段，将性格突出的人物塑造出来，由于这一人物承载了作家的所有才思，并且较为集中地表现出人性共有的若干特点，所以便称为艺术作品中的“典型”（model）。典型可以分為典型人物（model person）、典型性格（model character）和典型场景（model situation）。典型化则是艺术家塑造典型的过程与结果。显然，这个文学批评的词汇，同样可以运用到电影理论中。

    以具体的电影类型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大陆武侠影片可以说是致力于典型化的艺术追求。它们的批量出现以及从中流露出的明显的艺术倾向，都可以用“致力典型化”来形容。这不仅表现在导演自己的夫子自道，还渗透在电影制作的方方面面，使观众不得不承认，致力典型化的确是那个时代武侠电影的不懈追求。

    一、 典型形象：仗剑走天涯的侠客

    说起20世纪90年代批量产出的武侠影片，其主人公大多数都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义女，这种惊人的扣合，可以说是对于典型形象的共同追求形成的场面。只有导演群体对于某一种形象产生固定又坚定的追求之后，才会出现共同类型的典型形象，这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心论点的延伸。

    出现在那个时代武侠片中的侠客义女都有哪些特点呢？首先走进人们视野的一定是具有打抱不平的情怀。所谓“游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诉说的便是一种侠客情怀，而且尤其是敢于打抱不平的侠士情怀。1992年上映的《新龙门客栈》中的贺虎与邱莫言是最能代表这种性格的形象，他们为了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不惜以身犯禁，深刻地阐释了侠客的思想世界。王晶导演制作的《新少林五祖》在两年之后上映，洪熙官在背负着莫大的冤屈之下，仍然能够不懈地追逐正义的人生境界，同样展现了侠客的精神。但是最为明显的还要属根据金庸作品改编的《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这部影片具备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影片中的张无忌对侠客精神作了非常透彻的感悟，可以说是承载着侠客意识的最典型人物。

    这些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实际上恰恰得益于伽达默尔所提出的典型化理论。[1]因为这些侠客能够在人们主持不了公正的背景下，毅然决然地扛起正义的大旗，并且都具备着相通的气质。这对于生活在苦难年代的黎民百姓而言，无异于精神的满足（spirit satisfied）。伽达默尔特别推崇典型形象的影响力，文学作品的典型形象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与灵魂，将这一概念移入到电影理论中，也同样适用。

    虽然这些武侠片的导演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接受过伽达默尔的理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塑造的典型形象绝对符合伽达默尔所拈出的“典型化”路线。伽达默尔的典型论获得了成功，这些武侠片塑造的典型侠客形象也同样使观众印象深刻。

    二、 典型性格：至高无上的“侠义”

    按照德国20世纪著名的电影理论家保罗·里希特的理解，典型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主要在于这些人物表现出的典型性格。这个认识是较有代表性的，也基本是无误的。

    上个世纪末的武侠影片，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武侠英雄，从而兴起了一股推崇武侠的热浪，一个很明显的例证便是金庸先生的许多武侠小说都渐次登上银幕，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探讨对象。书中也有不少人物，从默默无闻，逐渐变成人们热议的对象。例如1997年TVB推出的《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便是观众朋友们常常探讨的形象。从目前可以看到的电影评论来观察，人们对萧峰的最大印象就是侠客。可以说，侠客是萧峰摘不去的标签之一。但是在侠客这个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的性格，即一种侠客性格。什么是侠客性格？它包括靠一己之力去维持社会安定，还包括替天行道，当然，牺牲一己之利去迁就国家利益，也是侠客性格的题中之义。这就是萧峰这一形象所带有的典型的侠客性格。他之所以成为典型，就在于这一类性格可以用来形容萧峰，也可以拿去形容一切观众心目中的侠客。

    《仙鹤神针》塑造的白云飞又是另外一种典型形象。同样，在她背后也隐藏着一种典型性格，即侠客在严肃的人生观中所隐藏的喜剧性格。侠客给人的印象固然常常是不苟言笑的，但不可否认，他们也是正常的人，他们有哀有怒，同样也有喜有乐。白云飞是一个武艺高强的侠女，同时也是单纯善良、乐观向上的女子。白云飞是毫无疑问的典型形象，所以她身上的性格也足以拿去评论其他侠女。例如《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天龙八部》中的木婉清，都具备这一类典型性格。这些侠义女子之所以像烙印一般刻入观众脑海，主要得益于她们身上的典型性格。导演将典型性格赋予到这些人物身上，这些人物又通过典型性格成就了典型形象。按照韦勒克《文学理论》的思想，这里体现出典型形象和典型性格的互动，即前者体现后者，而后者成就前者。

    侠客也好，义女也罢，他们共享的终极性格就是至高无上的“侠义”。这是武侠影片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典型性格，无论这些侠客的生平经历有什么不同，也不论他们处理争端的方式有何区别，这都表现为他们的特殊性，但在普遍性方面，他们的精神可以统一概括为“侠义”。这一层面，直接彰显了上个世纪末中国武侠影片所共同追求的典型性格。所以，通观这些影片，可以发现的确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差异的是不同英雄人物的生平履历，而相同的则是典型性格——侠义。侠义是这批武侠影片追逐的共同性格，这些性格又反作用于武侠影片，使其获得了永恒的美学价值。

    三、 典型场景：铁马秋风与武台驿馆

    根据法国电影理论家萨恩斯《何为场景》的表述，“场景”（situation）一词表现出了电影艺术所特有的要素，一种区别于一切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的专业元素。[2]因为无论小说还是诗歌，它们仅仅能够通过文字来刻画出一个场面，这个场面需要读者的想象与填充，才能形成。但是电影却与之不同，电影可以通过一种实实在在的画面，来塑造出切实的场景，从而给观众以相当直观的感觉。可以说，通过电影的呈现，观众再也无需在脑海中费力想象书本中通过文字刻画出的画面。这便体现出电影艺术的优势所在，因为它可以通过场景的呈现，省去观众想象的空间，同时增加观众领会电影主旨的时间，这就相当便于电影宗旨的传递。而所谓“典型场景”，指的是具备典型意义的电影场景。换句话说，只要在银幕中呈现出这一场景，观众立刻便知晓这一场景所发生的语境。根据萨恩斯的理解，电影中的“典型场景”提供给观众一种暗示，所以即便这个场景是没有任何音乐伴奏或旁白解释，观众依然可以领会它所指向的含义。这正是典型场景在电影艺术中的妙用。就今天的观众而论，即便他们对于电影理论不甚了解，也完全不妨碍他们对典型场景的领会。例如，一旦出现战火弥漫的战壕，观众立刻便知道这是战争题材的影片；一旦出现公园或者电梯，观众便知道这是都市题材的影片。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呢？因为战壕与公园，都是一种典型场景，这类场景一出现，它们的暗示作用便可以得到发挥，观众便可以领会。

    就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武侠影片而言，典型场景往往被设置得较为类似。最让人熟悉的非铁马秋风的大漠场景莫属了。“大漠孤煙直，长河落日圆”，可见大漠自古以来就给人以凄清落寞之感，而这种感觉又常常与侠客的悲壮愤激之风相吻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武侠影片往往把典型场景设置在飞沙走石的大漠之中，而且时常连带出现的景物还包括铁马秋风。天马为龙，骏马往往承载着龙的威武，成为侠客必备的座驾，而秋风则萧瑟之际，仍以其特有的悲壮，成就着侠客的铮铮铁骨。所以《书剑恩仇录》往往将红花会行侠仗义的地方选在南疆，当画面出现狼群围攻的时候，即便对这部作品不熟悉的观众，也一定会了解这必定是英雄豪杰展示威风的场景。再如武侠片《新龙门客栈》，也常常穿插着来自塞上的马上侠客，纵横驰骋于寻常巷陌。这都是铁马秋风这一典型场景所发挥的暗示作用。

    此外，上世纪的武侠影片，对于武台驿馆也特别青睐。武台往往是各地英雄豪杰比试武艺高低的场景，自然与行侠仗义有着莫大的关系；驿馆的设置，则往往为侠客主持社会公正提供一个合情合理的场景。在《一去紫台连朔漠》中，回族公主被劫持后，便被挟制在驿馆中，幸有好汉李腾飞出手相救，才得以重获自由。不过，除了主持公道，驿馆还另有一番用处，即为侠客探听消息提供平台。武侠影片中不少好汉探听消息的场所都是驿馆，而透出消息的有的是闲杂酒客，有的是店里小二，有的是鸡鸣狗盗之徒，还有的是通过英雄自己探听而来。但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可以彰显驿馆作为武侠片的典型场景的属性。

    由此可见，典型场景在武侠影片中的确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同一类别的典型场景出现在不同的武侠影片中，自然可以看出导演有意识追逐塑造典型场景的努力。

    结语

    综观20世纪90年代的武侠影片，可以看出90年代的确是致力于典型化的时代，导演们匠心独运，或致力于塑造典型形象，或着力于打造典型性格，还有的将心力诉之于典型场景的设置。虽然他们的着力点并不相同，但对于典型化的追求则是完全相通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可以将那个时代定义为“致力典型化”的时代。当然，对典型化的追求依然是当下电影所坚持的一种电影叙事方式，而曾经的黄金时代创作出的大量优质影片也依然因其具有典型性而熠熠生辉，历经几十载而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98.

    [2]（法）萨恩斯.电影理论[M].周勋初，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