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艺术市场

    郭阿梅

    摘 要：公元13世纪初蒙古首领成吉思汗吞并了驰骋在中亚大草原上的其他部落，建立了強大的联盟，并且开始将他们的力量向各大文明城市中心推进。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成立了新王朝伊尔汗王朝。由此，一个强大的蒙古帝国成立。国家强盛，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文化的繁荣，元朝政府积极制定经济政策，国内鼓励手工业农业，各类精美手工艺品齐聚中心城市，琳琅满目；国外，积极推动与周边各国及西方的经济文化来往，通过丝绸之路将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其他各类精美的手工艺品推向世界，将西方的一些精美的艺术元素融入到我们的文化之中，使元代的工艺品贸易活泼多样，也使元代的艺术市场丰富多彩。

    关键词：元代；手工艺品；国内贸易；海外贸易；丝绸之路；瓷器

    一、元代艺术市场生成的背景

    十二世纪初，正当中国境内宋、辽、金、西夏、西辽、大理几个主要割据政权争雄对峙的时候，北方地区又崛起了一个新的民族——蒙古族。蒙古族是在中国北方不断融合、逐步发展起来的强大民族。根据旧《唐书》等资料记载，唐代居民在额尔古纳河一带，以渔猎生活为主的蒙兀室韦族应与后来的蒙古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1206年，经过长期战乱的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畔召开“忽里勒台”（意为大聚会），一代天骄铁木真被推戴为全蒙古之“汗”（皇帝），尊称为成吉思汗（一说原意为大海）。从此，在广袤的塞北草原上，一个统一、完整而又朝气蓬勃的军事封建国家——蒙古汗国正式形成。

    蒙古汗国建立后，积极实施扩张政策，1227年灭西夏，1234年又与南宋联合灭金，接着背盟进攻南宋，至1279年灭掉南宋。在破金、灭夏、背盟、攻宋的同时，蒙古族铁骑曾连续三次长驱直入西进，纵横中亚、西亚，兵临欧洲大陆，饮马伏尔加河，扬威南海，建立起版图广阔、繁荣富庶的大元王朝，成为继汉唐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封建王朝。

    虽然元王朝的命运是短命的，但是不可否认它的国力、疆域却是空前强盛的。元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对全国的统治，从政治方面、军事方面、交通方面、农业手工业、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方面，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调整和贡献，为元朝的艺术市场增添了活力。

    二、元代工艺品贸易的概况

    （一）国内贸易

    中国疆域发展到元朝的时候得到了空前的统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文化的空前繁荣，对于元朝的艺术市场，尤其是工艺品贸易的产生，艺术市场的持续、规范以及进一步的深入发展的直接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元朝统一全国后，随着农业、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商品生产也逐步蓬勃兴盛。由于政令统一、交通发达，驿站邮传遍布各地，社会治安相对安定，使得北至益兰州、南至南海诸岛、西至西藏、东达海滨，均能使用统一货币，尊奉一致的政令。期间商队往来通畅，商品销售范围加大，销售速度加快，从而促使艺术市场流通加快。市场范围与市场规模也随之增大。随着部分都市都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结构构向合理，市场经济相对活跃，从而带动艺术市场走向持续、规范的发展势态，手工艺品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据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一书研究考证，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元代大中城市数量已明显超越宋代。城市规模与城市机能也明显优于宋代。如《马可波罗行纪》记元大都：“此汗八里大城之周围，约有城市二亩，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1]

    元朝统治者积极采取种种措施发展手工业，规定严格的管理制度，除了有效控制束缚力极强的官府手工业及“匠户”之外，尚允许多种形式的民营手工业的存在和发展。促使手工业场所分布广泛，从业人员迅速增加，工艺水平普遍提高，工艺产品品类日益增多，工艺产品产量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

    不仅如此，元朝的工艺品分类也日趋细化集中。据马可波罗记载，元大都单项商品集中经营的市场达数十种之多，各类市场分布位置也日趋合理。仅仅就艺术市场而言，涉及艺术品类的计有珠子市、沙刺（珊瑚）市等八种之多。不仅工艺品类繁多，元大都也成为了各地工艺品聚集之地，各国商人纷纷到此经营贸易，充分丰富了元代国内的工艺品贸易。如《马可波罗行纪》第九十四章：“汗八里城之贸易发达启口繁盛”“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既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记焉。”[2]“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各自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3]《马可波罗行纪》更记元大都“其城市规模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十二城门之外的各处城郭，人数较之城市更众，远近卫里城市都以此为枢纽。万方之珍怪货物，江南吴越之漆器刻镂，荆楚之金锡，齐鲁之纤缟，无不江汇于此。”

    由此可见，元大都在商品经济中的重要位置，更是国内工艺品贸易的繁盛之地。与元大都相比，其他中等城市如杭州、涿州、真州、大同、太原、平阳、丰元（西安）、开封、济南、平江（苏州）、镇江、集庆（南京）、扬州等商品经济也非常的繁荣。如《元史》记杭州：“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每星期有三日为市集之日，有四五万人絜其消费之百。”元代徐夔所著《思政堂记》更记载了杭州商业规模雄大，“万方之民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

    上述内容所提及是元代艺术品贸易国内贸易的大观以手工艺品贸易为主，而这些工艺品贸易又大多是在民间进行，但是在手工艺品的国内贸易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元统治者延续前代做法，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采用专卖的方法垄断资源，控制市场。相对于珠子市和其他手工艺品贸易，元代的丝织贸易和瓷器贸易在上流社会以及宫廷贸易往来中更受关注。

    首先，在丝织业方面，苏州、杭州、成都三处曾设立“织锦院”，创造出许多新的丝织品类。在弘州（河北原阳）、荨麻林（河北万全）两地3300多户西域回回工匠集中的官营手工业纳失失局中，尚专门生产一种用金线混织，上贴大小明珠的金绮，称为“纳失失锦”。这种织锦生产难度极大，精美华丽，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深受上流社会以及国内外市场的欢迎。《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4]

    其次，在瓷器生产方面，由于“匠户”（官匠与军匠）制度的推行，强大统一国家各阶层需瓷量的不断增加，“大都四窑场”的设立、景德镇“浮梁瓷局”的创办，外销瓷的迅速增加等种种因素的原因的影响，促使窑场林立，工匠需求量增大，大型新型器物数量不断增加，生产规模普遍扩大，烧制技术日趋成熟。这一切，使得元代瓷器在前代芬芳流韵的雄厚基础上异军突起，产生了新的起跃。

    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青花瓷。1278年，南宋都城沦陷的前一年，新皇帝设立浮梁瓷局监管景德镇御瓷生产，这是中国君主首次指派专员负责此类事物。瓷局隶属专为宫中采办奢侈品的将作院，及至1295年人员已增四倍。外国人，尤其是波斯人主导将作院业务。他们将各式挂毯、绣帷、军旗和皇袍的母题纹饰送到景德镇，供陶匠装饰瓷器。他们也提供氧化钴给官窑使用。由此可见，元代青花瓷初期得到发展，朝廷的赞助的确功不可没。元代青花瓷的出现和发展，更是宋瓷对西南亚造成冲击的结果。穆斯林商人从伊斯兰的心脏地带将钴蓝色料运到景德镇，元代的最后一个陶匠开始用它绘制瓷器，中国境内与国际市场从此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发展。元末明初，中国与西南亚的纹饰传统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接触，中式的流动空间与西南亚的几何式布局相遇，彼此学习。

    （二）海外贸易

    蒙元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骑兵沿着草原丝路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和元朝，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而元朝时期的钦察汗国直通大都，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经济联系和丝绸、陶瓷买卖的要路。蒙元时期，不仅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联系起来，也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以及四川、云贵通向南亚的道路，还有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与非洲东海岸的海洋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丝绸贸易进入了最繁盛发展阶段。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两京，成为各国商队汇聚之地。《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上都城：煌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方言互斯诋，粉质变初质。开张益茗酩，谈笑合胶漆。”

    就海外贸易城市而言，广州、福州、泉州、庆元（宁波）、上海等中等城市都是设有市舶司、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重要贸易港口，显示出独有的魅力。其中号称对外贸易第一港的泉州，出口商品主要有瓷器、丝绸，进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曾在其游记中记道：“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实可云唯一之大港，余见是大港有大海船百艘，小者无数”（《吴文正公集》卷十六）。《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亦载泉州为“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渊籔，殊方别城富商大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上述港口在元代海外贸易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所勾连的海外贸易地区东起朝鲜、日本，西达非洲海岸，官府文书累累见有“回回田地里”“析都田地里”等用语。

    而元朝的海外贸易，最主要的是外销瓷和丝绸。而最主要的贸易流通手段就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完成的。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東西、通往世界各地的和平之路，促使沿途各国的经济繁荣发展，增进了各国相互了解、亲善往来的友谊。正是因为丝绸之路有着特殊的功能和巨大的作用，它肩负着发展各国经济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是丝绸之路的宗族国，因为大量的中国丝织品出口，多经长安西去，故后人称之为“古代丝绸之路”。从陆路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的贸易通道，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从海上交通连接美洲、非洲东西方的海上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还有经过草原或沙漠的贸易通道，又称为“草原丝绸之路”。

    元朝时期的丝绸之路也是元朝与海外进行贸易的主要路径。1218年，成吉思汗灭掉西辽，蒙古帝国开始与中亚国家花赖子模接壤。花赖子模以经商著称于世。蒙古帝国兴起后，大批花赖子模商人来到蒙古，通过与蒙古人的贸易获得丰厚的利润。而花赖子模商人的到来也为蒙古国的经济带来了多样化，因此，成吉思汗曾专门降旨，命令为商路沿途设立驿站，保护花赖子模商人的活动，双方逐步建立起密切的贸易关系。在此期间，“成吉思汗又命令蒙古诸王、贵族、高级将领、后妃们各自挑选两三名亲信，组成庞大的蒙古商队，前往花赖子模进行贸易。而这支蒙古商队的规模很大，有四百多人和500多头骆驼，携带有黄金、白银、丝绸、驼毛制品、海狸毛皮和黑豹皮等贵重商品。”[5]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元朝对海外贸易的重视，而交易的商品也大都是手工艺品，数量之大，物品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元朝长春真人丘处机曾从中国前往中亚，将途中所见记录下来。撒马尔罕“随处可见中国工匠，那里的家用器皿多为黄铜、红铜所制，亦有瓷器。”而中西方的手工艺品经济交流也远不止于此，源自中国商周青铜纹饰的富丽云朵，也在蒙元时期透过中亚和中国绢布图案传入西方，现身于波斯的陶器与石雕。波斯工匠自中国绣品、蒙古雕鞍取材，抄来上面的龙凤装饰，搭配自家的狮鹫狮身人面兽，由此可见，东西方的工艺品相互借鉴，而更大的意义在于由工艺品贸易带来的文化交流促进了精神的交流和文化的融合。另一个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的就是瓷器了。外销瓷在元代的工艺品贸易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但通过丝绸之路运送的中国瓷器数量毕竟有限，除了少数例外。骆驼商队载送西去的瓷器大多留在了伊斯兰世界，而这里也成了中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大量瓷器往往有海船送至波斯湾和红海。西南亚市场就近轻易全单吸收。而如果欧洲人想得到瓷器就得跋涉远赴它的源头——中国。马可波罗和但丁的时代，瓷器在西方可谓绝无仅有，这个现象从而证明了一件事，在当时由穆斯林商贸、蒙古强权和中国经济力量三大势力掌控运作的世界体系里面，西方只处于边陲地域。今日称为“盖涅雷斯—方特希尔瓶”的名瓶，也正是少数能够在蒙古时期抵达西方的瓷器，在那里取得何等尊贵的地位。

    作为元代初期主宰景德镇出品贸易的青花瓷，在元代也随着其他瓷器一同进入欧洲市场，满足欧洲市场的大量需求。而起初，青花瓷只是专为东南亚群岛那些不挑刺的顾客制作的小件，器面笨拙地涂着蓝白相加的花样。同时也为伊斯兰市场生产青花瓷，制作出许多异于中国品味的器皿，诸如大肚深腹的罐瓮，带边柄的大口水壶、大啤酒杯等。有些穆斯林商人特意送往中国让工匠模仿埃及、叙利亚与波斯等地的金属漆造型，有时是由泉州、广州当地的穆斯林家庭提供。同时，中国的瓷器也大量运往日本、高句丽、百济，虽然是瓷器贸易，但是中国瓷器的输入也对他们本国的瓷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一位作家表示，中国商贾出入各国朝廷、不同疆域，犹如在国家东西州、县之间行走。可想而知，元代时候，我们国家的海外贸易如此繁荣。

    三、结语

    元朝是一个统一大融合的朝代，疆域之辽阔，文化之灿烂、经济之繁荣。以其博大的胸怀容纳各方文化，以其灵活的变通能力满足各国及本身的经济需求。积极吸取历朝历代的经济发展体制，融合自身的经济特点，积极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路线，鼓励手工业、农业的发展，以优渥的经济政策吸引各国商人，希望可以吸引商人将自己需要的、渴望的商品带到他们贫瘠的草原，为元代的经济注入一丝新鲜的血液。丝绸之路在元代繁荣的贸易交往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为活跃的当属草原丝绸之路。在瓷器方面，元代青花瓷的研制成功对中国瓷器乃至世界瓷器的发展来说都是最精彩的一笔，丰富了元代的工艺品贸易，也使它成为了元代工艺品贸易中绚烂的风景。

    注释：

    [1][2][3][4][法]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M].冯承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94，193，193，193.

    [5]卞洪登.丝绸之路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138.

    参考文献：

    [1][法]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M].冯承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卞洪登.丝绸之路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3][美]罗伯特·芬雷.青花瓷的故事[M].郑明萱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

    作者单位：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