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版《新民报》的编辑思想及办报特色研究

    【摘要】抗战时期重庆版《新民报》的成功之处在于：抗日立场明确，爱国主旨鲜明；大量发行广告，充实经济实力；加强信息反馈，增进读者交流；提升经营能力，强化管理水平；编辑方针正确，设计思路清晰；广为搜罗人才，懂得知人善任；注重可读性，增强趣味性。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版《新民报》；办报特色；编辑思想

    【作者单位】孙宇科，齐齐哈尔大学。

    《新民报》最早于1929年9月在南京创刊，因抗战军兴、迁移扩展等原因，先后出版了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等多个版本，高峰时期拥有5家报社、8家日报（晚刊），是抗战期间具有较大舆论影响力和较高言论水平的报系。重庆版《新民报》是一份以“超党派”“公正”“独立”为原则，标榜“自给自足”“是非正义做出发点”的民营报纸，坚持“传达正确消息、造成健全舆论、促进社会文化、救济智识贫乏”的办报宗旨，以及抗击日寇、驱除外侮的爱国主义立场。其因思想先进、言论热情、观点鲜明、文章感人而在抗战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功，影响范围包括重庆、四川等西南地区乃至整个抗日大后方。

    一、抗日立场明确，爱国主旨鲜明

    重庆版《新民报》于1938年1月15日在战时陪都重庆出版发行。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与黑暗的时期，这份爱国报纸的面世给饱受战争创伤和深受战火戕害的中国人民，尤其是西南大后方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念。

    重庆版《新民报》可谓“应战而生”，在无形的新闻战场上节节抵抗日寇的“新闻部队”，以如椽巨笔在没有硝烟的新闻战场上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创刊后，重庆版《新民报》一如既往地坚持“果决”的抗战方针、“坚毅”的抵抗论调，以爱国合群、团结进步为其宣传主基调，延续着《新民报》“重生”前的爱国传统和抗争风格。在发刊词中，重庆版《新民报》郑重、豪迈地宣称：“本报以南京旧姿态，出重庆地方版，相信抗战既无前方后方之分，救亡安有中央地方之别。战局虽促，但我们必须坚定胜利之信念。社会虽不免间有摩擦，但吾人则认定民族统一战线实高于一切。其原则在能以抗日反帝反封建反汉奸为出发点，而以民主化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方能消除内部之矛盾，坚强抗战之实力。”换言之，坚持对日作战、坚决与敌周旋是其不畏斧钺、不惧鼎镬、立足后方、根植抗战的立报之本。难能可贵的是，在抗战初期政治形势、军事态势极端严峻与危殆的阶段，在条件艰苦、环境恶劣、情形复杂的局面下，重庆版《新民报》态度非常鲜明：主张抗战，反对投降；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团结，反对破坏。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跃然纸上，彰显了崇高的民族精神、新闻气节和文人风骨。

    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中华儿女的主旋律，民族大义是普遍的价值选择。遵循崇高的爱国精神准则、依循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必然得到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反之则寸步难行、必至失败。毫无疑问，重庆版《新民报》的横空出世顺应了抗战大时代的潮流，并以爱国言论、进步思想指明了公众前行的方向，慰藉了公众的心灵，激发了公众的爱国斗志与奋战激情，不仅成为新闻阵营的坚实堡垒，而且受到爱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再加上重庆版《新民报》的老板陈铭德夫妇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这就使其更加受到川、滇、黔等地读者的喜爱，随着预订者、购买者和阅读者日益增多，可谓一纸风行。

    二、大量发行广告，充实经济实力

    重庆版《新民报》在陈铭德夫妇的主持下特别注重广告业务的拓展。他们视广告业务为报刊的衣食父母，将广告部和编辑部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两条腿走路——既重视报纸的编辑，也重视广告的招徕。综观整个抗战时期，重庆版《新民报》不断扩展广告来源与渠道，增加广告篇幅和数量，加大广告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力度，特别注重对广告业务的经营管理，加大广告方面的宣传与人力投入。重庆版《新民报》一开始就拥有重庆市影剧院、主要公司（行号）和“老字号”商店的广告业务，广告源十分稳定且处于上升阶段。这样一来，既提高了报馆的经济收入，又改善了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反过来看，亦对报纸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保持经济独立、不受各方势力干涉的同时，有实力和底气拒绝各政党或者政府的津贴和补助，更好地贯彻重庆版《新民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的办报主张。可以说，广告业务是重庆版《新民报》生存发展的“血液”。

    三、加强信息反馈，增进与读者的交流

    重庆版《新民报》的编辑思想是开放式办报、打开门办报。它真心希望广大民众踊跃参与报纸的编辑工作，为报纸发展建言献策。因此，重庆版《新民报》努力构建畅通的反馈渠道与机制，恳切而真诚地邀请民众来信来函提出建议或意见——不仅可以对其办报方针提出建议，还可以对其编辑宗旨直言不讳。重庆版《新民报》剀切指出：“所可憾者，筹备时间太短，同人等能力亦复有限，益以目前各种物价高涨，人力物力胥感困难，草草问世，缺憾甚多，尚望贤者不时赐教，是所厚幸。”虚怀若谷、不耻下问的办报精神跃然纸上。就传播学而论，信息反馈在办报中处于最末的环节，也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办报最终的目的是走向市场、获得读者首肯，因此反馈信息机制的建立必不可少。而且在与读者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也能增进彼此的感情、赢得读者的信赖、稳定核心读者群、增强用户忠诚度。

    四、提升经营能力，强化管理水平

    重庆版《新民报》因为重视广告业务，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因此有殷实的实力与充足的底气，断然拒绝各个政党、政府或政治家个人的资助。基于此，重庆版《新民报》才能获得真正的言论自由，不仰人鼻息生存，不唯人马首是瞻。但是，如果没有优良的管理水平和精湛的经营技术，报业的独立发展便是一句空口号。重庆版《新民报》为此亮剑几招，成效显著：一是建立健全财会、广告、发行、印刷等单独部门，制定并大力施行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得整个报馆都秉持“一切按规矩办事”的理念，同时制定并执行科学、严格的财会制度，确保报社正常、有序及高效运行，促使报馆走上现代化、企业化的经营轨道，在短时间内步入正轨。二是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秘书室、业务部、稽核部等核心部门，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形成合力。以公司的形式管理、以股份的形式规范，让报馆的管理与日常工作更加正规化、科学化、制度化。重庆版《新民报》的举措，被视为我国早期报业探索现代化公司管理模式的大胆尝试与鼎新，不仅有助于报人将个人的前途与报馆的事业紧密联系起来，而且进一步增强员工的事业心与责任感。三是聘请法律、财务顾问，使报馆迅速走向专业化、法制化轨道。法律、财务管理专员理顺法律关系、校正财政道路，为报纸出版发行保驾护航。在这些专业人才的鼎力帮助下，报馆的财务管理、政策咨询、法律保障方面都走在当时报界的前列。

    五、编辑方针正确，设计思路清晰

    重庆版《新民报》适时地确定了以城市市民为主要阅读对象的编辑方针，紧紧围绕目标人群（市场），有针对性地搞好发行、做好服务。它侧重于教师、公务员、爱国学生等为主的受众群体，报纸文章涉及各行各业的内容，甚至主动服务普通下层民众（而不是针对达官贵人、知识精英等），走底层路线和群众路线，反映人民疾苦、传达人民呼声，表达来自民间的愿望与诉求，贴近现实，带有市井气息、乡土味道及“泥土”芬芳。此外，重庆版《新民报》还着重刊发社会新闻并用心经营文艺副刊，以此吸引大众目光，突出“民间性”“趣味性”“通俗性”的特色，增强报纸的可读性。与此同时，重庆版《新民报》还相当注重本土化，一改都市大报“娇惯”的脾气、“洋气”的毛病、“高端”的弊端，主动由“阳春白雪”转为“下里巴人”，摆脱了当时不少报纸仅仅为少数“精英”阅读的通弊，避免了城市大报的局限性。

    抗战期间，重庆版《新民报》践行“独立自主”的办报原则，既不倒向国民党，也不偏向共产党。它多次郑重声明和反复强调其立场的坚定性：“要做一个纯民间性的报纸，只能以是非和正义做出发点，以主观的良心裁判，配合客观的社会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了。”由此可见，陈铭德夫妇十分坦然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与立场，至于其他，则留给世人和历史去评判了。

    六、广罗人才，知人善任

    重庆版《新民报》创办以来，因陋就简，百废待兴，陈铭德夫妇深知人才对报纸的重要性，而重庆身处内地、远离中心，报刊人才不像沿海沿江大都市那般容易聚拢。恰好此时，因日寇的逼迫，大批文化机关和社会精英辗转来渝，陈铭德夫妇很好地抓住了时机，利用大批知识分子和许多著名文人内迁重庆的时机，招贤纳士，搜罗才俊，并且能够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如此一来，许多新闻界“老人”和报业行家里手加入报馆，极大地充实了办报力量，报馆一时可谓“人才济济、名笔如云”。由于具有强大的编辑群体、采写阵容和作家阵营，重庆版《新民报》迅速成长且发行量居高不下，这与陈铭德夫妇选贤用才、虚位以待的思想密切相关。正因为陈铭德夫妇的礼贤下士、谦逊待才和知人善任、用人所长，使他们在当时报界有“刘备”的美誉。

    七、注重可读性，增强趣味性

    重庆版《新民报晚刊》面世以来，注重内容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迎合大众了解战时资讯的心理，满足下层老百姓的看报需求。在抗战时期，一切新闻宣传和报纸舆论都必须紧紧围绕“抗战救国”的主基调，以“建国复兴”为舆论宣传的根本任务。因此，报纸必须在报道新闻、解释事件、评析人物诸方面予以优先满足和重点关注。与此同时，陈铭德夫妇也充分意识到日报、晚报之间的互动互补与合作共赢的价值，考虑到将两者进行组合优化，实现最大的联合效应。基于此，陈铭德论述道：“早报消息虽多，但转眼便成往史，且目前陪都并无任何晚报之发行，本报今以晚报补此缺陷，自为事实上所必要。惟晚报消息来源，比较缺乏，本刊自当尽力，以求充实。”日报与晚报结合，使得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信息全覆盖，受众大包罗。此外，重庆版《新民报》还针对晚报出现的一些纰漏，及时查找、审慎反思，在查漏补缺之后，予以纠偏与完善。为了强调精益求精的态度，重庆版《新民报》阐扬“同时并着重于副刊之趣味化，藉使首都人士每日工作疲劳之余，得以焕发精神”，由此造就了战时报业传奇。

    在20世纪的中国报业史上，由陈铭德夫妇创办的重庆版《新民报》是当时真正意义上纯粹的民营报纸之一。他们通过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使重庆版《新民报》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抗战爱国大报。重庆版《新民报》如何从一份无足轻重、偏安一隅、默默无闻的小报一跃而起，逐渐发展壮大为“五地八版”的全国性报系？其间有诸多经验值得考镜。显然，成绩的创获离不开重庆版《新民报》独具特色的编辑思想和高效优化的办报方针，这对于正处在转型升级阶段的当代报业和孜孜追求报刊理想的新闻工作者而言，借鉴意义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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