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纪录片意识形态构建变迁
刘明峥1958年，刚刚成立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试验播出了中国第一部广义上的纪录片——新闻纪录影片《到农村去》，拉开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序幕。①五十多年来，中国电视纪录片依托电视这一大众传媒所承载的政治、文化功能，以赋予特定意义的图像化记录，影响着受众群体甚至一个社会的观念、价值和精神认同，成为一个时期内构建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之一。
观念的教化：政治宣传与阶级斗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电视纪录片，经济基础直接影响着创作者的意识形态，甚至成为纪录片风格、样式、内容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实用主义，即为政治服务，在意识形态上引导和教化大众，发挥着宣传和教育的功能。
（一）纪录典型，赞颂成就。1958年，建立不久的新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受政论化政策的指引，中国早期的电视纪录片创作具有时代鲜明的教化色彩，突出表现新中国的新风貌。重大政治事件、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是电视纪录片表达的主要内容。
拍摄制作于1958年的纪录片《英雄的信阳人民》被誉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开山之作”。②作为一部新闻题材的纪录片，片中记录了信阳人民抗旱夺丰收的生动故事，展现了火热的劳动场面和中国50年代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从立意上看，《英雄的信阳人民》具有明显的典型宣传和精神颂扬的烙印，带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从纪录对象上看，镜头对准了战天斗地的信阳“人民”，片名使用了“人民”这一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称谓，更加表露出这一纪录片的政治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在纪录片中的表达更加含蓄化、隐性化、朴实化， 纪录片中的“人民”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被“民族”“百姓”所替代。
（二）阶级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常常与阶级属性相关联。改革开放前，中国电视纪录片透露出鲜明的阶级属性，带有明显的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色彩。创作于1966年的纪录片《收租院》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文艺创作的一个典型代表。这部灵感来源于一组泥塑作品的阶级教育片，将泥塑作品和历史资料、人物讲述结合起来，③通过感情和文学渲染，给予这部纪录片独特的时代意义。《收租院》契合了当时浓郁的阶级斗争氛围，将极富时代特征和战斗性的解说词与带有强烈刺激感的画面结合起来，利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旧中国贫苦大众的苦难生活，刻画出农民的斗争精神，其政治意味和阶级诉求超出了纪录片本身的艺术价值，为以后一段时期内电视纪录片的创作绘出了样板，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工具性作品”。④
与进行阶级教育的《收租院》类似，多部人类学影片也起到了不小的阶级教育作用，如《佤族》《凉山彝族》《苦聪人》《西藏的农奴制度》等。虽然这些纪录片本意是为了记录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但新旧社会的对比在无形之中强化了阶级教育的作用。从1963年起汇编或译播的《美国黑人在觉醒》《世界反美浪潮日益高涨》《一个农妇走过的路》等国际型电视新闻纪录片也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
现实的呐喊：追求真实与大众文化
20世纪80年代，随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强烈的思想解放大潮，中国电视纪录片逐渐弱化了宣传赞颂和阶级教育的功能，转而关注作为个体的“人”，将镜头对准普通百姓，在主旋律文化和精英文化之外着力表现大众文化，追求真实和现实，突出理性思考，产生了一批占据20世纪80、90年代历史舞台的内涵深刻的电视纪录片。
（一）为“人”服务的纪录片。这一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中的意识形态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宣传说教的痕迹。在全国反响强烈的电视纪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雕刻家刘焕章》等，虽然风格各异，却都带有思想教育的意味。与改革开放前的电视纪录片相比，这时期的电视纪录片一方面已经将宏观的政治意义蕴含于软性主题选择之中，通过富有人情味的作品题材间接沟通受众情感；另一方面，真实质朴的画面和生活化艺术化的表达使纪录片的意义表达更加柔和，受众不再片面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是积极介入纪录片的意义产生和传播过程，能动地获取纪录片中的价值观念。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录片，“话说”系列全景式的解说中自然流露出抚今追昔的情感，以为“人”服务、尊重中国受众欣赏习惯和用事实说话避免说教确定了这一系列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基调，《话说长江》更通过两集“答观众问”专题策划，“第一次在纪录片中与观众建立了交流和反馈”；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望长城》开中国电视纪录片纪实风格之先，主持人走进镜头引导受众感受长城内外的人情冷暖和民族文化，长城两边的人代替长城成为纪录片的主体，是“真的‘返璞归真”。⑥
（二）从思考生活到思考人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催生了新的文化精神整体，电视纪录片开始将镜头对准小人物，试图通过记录普通生活引发深刻的思考。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录片，《流浪北京》用跟踪和采访记录下了“北漂族”在疯狂理想与苦难现实之间的挣扎；《沙与海》反映了人们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孤单；《远山》则用黑白色调讲述底层人物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充满浓厚的悲悯色彩。这一类型的电视纪录片突出反映了话语空间分割之后社会对普通大众的关注，由国家理想主义转向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这一时期，开放的社会关系同样带来了女性的进一步解放，一批以女性视野和女性意识为主体的电视纪录片开始引起受众的关注。《回到凤凰桥》与《远在北京的家》通过一群农村姑娘的打工生活反映了那个年代农村人对城市的兴奋期许和无奈彷徨，两部纪录片分别把“凤凰桥”和“北京”作为家的符号，以深入他人主观世界的共情表现形式刻画人与命运和现实的抗争；《三节草》则以女性的视角和个人追述式的风格体现文化融合和文化体验的人类学意义，传达“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的人生感悟。在大众文化和多元价值理念的社会环境下，这些以普通人的生活为表现内容的电视纪录片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融入人文关怀之中，以小见大透露出对人生的感悟，进而折射出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思考，引导多元价值理念下的受众认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关联，在多元格局中保持并完善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精神的呼唤：文化回归与情感认同
进入21世纪，中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动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社会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国际沟通更加频繁，大众视野不断开拓，精神文化需求层次不断提高。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纪录片，承担起了推动文化大繁荣、凝聚社会情感认同的使命。
（一）电视纪录片的“文化运动”。在这个时期，一批电视纪录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表现内容，以增进民族情感、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为目标，通过“文化运动”推动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形成。
《故宫》《长安街》等电视纪录片以求实的态度回望历史，或将“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尽可能地传播到大众的认知当中”，⑧或将一条街道作为民族精华的载体讲述国家命运和民族情感，这些历史题材的电视纪录片都把国家和民族放在世界视野之中打量，以真实朴素的记录展现厚重的情感。《舌尖上的中国》《京剧》《瓷》等电视纪录片则从中华民族传统的饮食文化、戏曲文化、陶瓷文化入手，在现实主义图景表征牵引下彰显中国历史与文化，挖掘中华文明的基本气质，直视现代文明里大众心理的游移和存在感、归属感的缺失，将族群、情感、传统、文化、文明串联起来，构建国家和民族认同。在这些电视纪录片中，主流意识形态以文化和情感为表现意义并给之以具象化的表现符号，将回顾历史与现实传承结合起来，强调文明延续，引导受众寻根，挖掘内心情感，呼唤精神回归，进而为每一位受众发掘出相应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定位。
另外，《香港十年》《澳门十年》《超级工程》等电视纪录片也得到受众的认可和欢迎。与《故宫》《舌尖上的中国》等纪录片的历史感相比，这些纪录片以现代文明的方式讲述中国文化的兼容并包和中华民族的智慧。尤其是《香港十年》《澳门十年》两部电视纪录片，以港澳回归后的社会发展成就为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等国家意识形态内容得到很好地表达。
（二）向纵深挖掘情感和价值。文化精神的缺失也让电视纪录片创作更加关注现实社会中的真实。一批电视纪录片延续了20世纪80、90年代以人文关怀和理性思考为主的创作理念，在关注普通人物普通生活的同时，不断扩大选题范围，挖掘主题的深刻性，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之中表现真挚的情感和尖锐的矛盾，引发深刻思考。
这个时期的电视纪录片，一方面从普通人的视角讲述最平凡的幸福和温暖，用朴素的镜头语言表达爱的内涵，为受众重新定义“幸福”，间接表现物质丰富与精神贫乏的矛盾、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简单的心理诉求的矛盾。如《雪落伊犁》中沉重的生活负担下一家人简单、温暖、幸福的生活，《俺爹俺娘》平凡镜头记录下的父母亲情，《小人国》中孩子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等。另一方面，一些电视纪录片也用残酷的现实直接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底层人物的苦难生活，透露出社会快速发展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以尖锐的意义表现引发受众的深刻思考。比如反映农民工与留守子女生活的《归途列车》，聚焦社会转型期代课教师酸甜苦辣的《最后的代课教师》，讲述秩序与生存矛盾的《厚街》等。
与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文化多元带来的人文思考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关注现实的人文关怀和理性思考是对多元价值观念复杂交织的厘清和社会快速发展下的自觉反思。无论是定义“幸福”还是揭露矛盾，这些电视纪录片都在多元复杂的社会价值观念中发出了独特的声音，呼唤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身价值和作为集合体的社会的朴素意义，推动社会自省意识的建立，形成了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栏目责编：应吉庆
注释：①⑤方 方：《中国纪录片发展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31、314页。
②③④⑥⑧钱淑芳，乌琼芳：《国内50部经典纪录片》，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2、8、55、250页。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第一部电视纪录片是创作于1958年10月1日的无声电视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
⑦[美]尼尔·波兹曼，章 艳译：《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62页。
观念的教化：政治宣传与阶级斗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电视纪录片，经济基础直接影响着创作者的意识形态，甚至成为纪录片风格、样式、内容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实用主义，即为政治服务，在意识形态上引导和教化大众，发挥着宣传和教育的功能。
（一）纪录典型，赞颂成就。1958年，建立不久的新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受政论化政策的指引，中国早期的电视纪录片创作具有时代鲜明的教化色彩，突出表现新中国的新风貌。重大政治事件、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是电视纪录片表达的主要内容。
拍摄制作于1958年的纪录片《英雄的信阳人民》被誉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开山之作”。②作为一部新闻题材的纪录片，片中记录了信阳人民抗旱夺丰收的生动故事，展现了火热的劳动场面和中国50年代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从立意上看，《英雄的信阳人民》具有明显的典型宣传和精神颂扬的烙印，带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从纪录对象上看，镜头对准了战天斗地的信阳“人民”，片名使用了“人民”这一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称谓，更加表露出这一纪录片的政治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在纪录片中的表达更加含蓄化、隐性化、朴实化， 纪录片中的“人民”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被“民族”“百姓”所替代。
（二）阶级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常常与阶级属性相关联。改革开放前，中国电视纪录片透露出鲜明的阶级属性，带有明显的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色彩。创作于1966年的纪录片《收租院》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文艺创作的一个典型代表。这部灵感来源于一组泥塑作品的阶级教育片，将泥塑作品和历史资料、人物讲述结合起来，③通过感情和文学渲染，给予这部纪录片独特的时代意义。《收租院》契合了当时浓郁的阶级斗争氛围，将极富时代特征和战斗性的解说词与带有强烈刺激感的画面结合起来，利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旧中国贫苦大众的苦难生活，刻画出农民的斗争精神，其政治意味和阶级诉求超出了纪录片本身的艺术价值，为以后一段时期内电视纪录片的创作绘出了样板，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工具性作品”。④
与进行阶级教育的《收租院》类似，多部人类学影片也起到了不小的阶级教育作用，如《佤族》《凉山彝族》《苦聪人》《西藏的农奴制度》等。虽然这些纪录片本意是为了记录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但新旧社会的对比在无形之中强化了阶级教育的作用。从1963年起汇编或译播的《美国黑人在觉醒》《世界反美浪潮日益高涨》《一个农妇走过的路》等国际型电视新闻纪录片也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
现实的呐喊：追求真实与大众文化
20世纪80年代，随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强烈的思想解放大潮，中国电视纪录片逐渐弱化了宣传赞颂和阶级教育的功能，转而关注作为个体的“人”，将镜头对准普通百姓，在主旋律文化和精英文化之外着力表现大众文化，追求真实和现实，突出理性思考，产生了一批占据20世纪80、90年代历史舞台的内涵深刻的电视纪录片。
（一）为“人”服务的纪录片。这一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中的意识形态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宣传说教的痕迹。在全国反响强烈的电视纪录片，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雕刻家刘焕章》等，虽然风格各异，却都带有思想教育的意味。与改革开放前的电视纪录片相比，这时期的电视纪录片一方面已经将宏观的政治意义蕴含于软性主题选择之中，通过富有人情味的作品题材间接沟通受众情感；另一方面，真实质朴的画面和生活化艺术化的表达使纪录片的意义表达更加柔和，受众不再片面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是积极介入纪录片的意义产生和传播过程，能动地获取纪录片中的价值观念。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录片，“话说”系列全景式的解说中自然流露出抚今追昔的情感，以为“人”服务、尊重中国受众欣赏习惯和用事实说话避免说教确定了这一系列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基调，《话说长江》更通过两集“答观众问”专题策划，“第一次在纪录片中与观众建立了交流和反馈”；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望长城》开中国电视纪录片纪实风格之先，主持人走进镜头引导受众感受长城内外的人情冷暖和民族文化，长城两边的人代替长城成为纪录片的主体，是“真的‘返璞归真”。⑥
（二）从思考生活到思考人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催生了新的文化精神整体，电视纪录片开始将镜头对准小人物，试图通过记录普通生活引发深刻的思考。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录片，《流浪北京》用跟踪和采访记录下了“北漂族”在疯狂理想与苦难现实之间的挣扎；《沙与海》反映了人们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孤单；《远山》则用黑白色调讲述底层人物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充满浓厚的悲悯色彩。这一类型的电视纪录片突出反映了话语空间分割之后社会对普通大众的关注，由国家理想主义转向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这一时期，开放的社会关系同样带来了女性的进一步解放，一批以女性视野和女性意识为主体的电视纪录片开始引起受众的关注。《回到凤凰桥》与《远在北京的家》通过一群农村姑娘的打工生活反映了那个年代农村人对城市的兴奋期许和无奈彷徨，两部纪录片分别把“凤凰桥”和“北京”作为家的符号，以深入他人主观世界的共情表现形式刻画人与命运和现实的抗争；《三节草》则以女性的视角和个人追述式的风格体现文化融合和文化体验的人类学意义，传达“人如三节草，不知哪节好”的人生感悟。在大众文化和多元价值理念的社会环境下，这些以普通人的生活为表现内容的电视纪录片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融入人文关怀之中，以小见大透露出对人生的感悟，进而折射出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思考，引导多元价值理念下的受众认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关联，在多元格局中保持并完善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精神的呼唤：文化回归与情感认同
进入21世纪，中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动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社会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国际沟通更加频繁，大众视野不断开拓，精神文化需求层次不断提高。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纪录片，承担起了推动文化大繁荣、凝聚社会情感认同的使命。
（一）电视纪录片的“文化运动”。在这个时期，一批电视纪录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表现内容，以增进民族情感、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为目标，通过“文化运动”推动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形成。
《故宫》《长安街》等电视纪录片以求实的态度回望历史，或将“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尽可能地传播到大众的认知当中”，⑧或将一条街道作为民族精华的载体讲述国家命运和民族情感，这些历史题材的电视纪录片都把国家和民族放在世界视野之中打量，以真实朴素的记录展现厚重的情感。《舌尖上的中国》《京剧》《瓷》等电视纪录片则从中华民族传统的饮食文化、戏曲文化、陶瓷文化入手，在现实主义图景表征牵引下彰显中国历史与文化，挖掘中华文明的基本气质，直视现代文明里大众心理的游移和存在感、归属感的缺失，将族群、情感、传统、文化、文明串联起来，构建国家和民族认同。在这些电视纪录片中，主流意识形态以文化和情感为表现意义并给之以具象化的表现符号，将回顾历史与现实传承结合起来，强调文明延续，引导受众寻根，挖掘内心情感，呼唤精神回归，进而为每一位受众发掘出相应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定位。
另外，《香港十年》《澳门十年》《超级工程》等电视纪录片也得到受众的认可和欢迎。与《故宫》《舌尖上的中国》等纪录片的历史感相比，这些纪录片以现代文明的方式讲述中国文化的兼容并包和中华民族的智慧。尤其是《香港十年》《澳门十年》两部电视纪录片，以港澳回归后的社会发展成就为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等国家意识形态内容得到很好地表达。
（二）向纵深挖掘情感和价值。文化精神的缺失也让电视纪录片创作更加关注现实社会中的真实。一批电视纪录片延续了20世纪80、90年代以人文关怀和理性思考为主的创作理念，在关注普通人物普通生活的同时，不断扩大选题范围，挖掘主题的深刻性，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之中表现真挚的情感和尖锐的矛盾，引发深刻思考。
这个时期的电视纪录片，一方面从普通人的视角讲述最平凡的幸福和温暖，用朴素的镜头语言表达爱的内涵，为受众重新定义“幸福”，间接表现物质丰富与精神贫乏的矛盾、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简单的心理诉求的矛盾。如《雪落伊犁》中沉重的生活负担下一家人简单、温暖、幸福的生活，《俺爹俺娘》平凡镜头记录下的父母亲情，《小人国》中孩子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等。另一方面，一些电视纪录片也用残酷的现实直接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底层人物的苦难生活，透露出社会快速发展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以尖锐的意义表现引发受众的深刻思考。比如反映农民工与留守子女生活的《归途列车》，聚焦社会转型期代课教师酸甜苦辣的《最后的代课教师》，讲述秩序与生存矛盾的《厚街》等。
与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文化多元带来的人文思考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关注现实的人文关怀和理性思考是对多元价值观念复杂交织的厘清和社会快速发展下的自觉反思。无论是定义“幸福”还是揭露矛盾，这些电视纪录片都在多元复杂的社会价值观念中发出了独特的声音，呼唤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身价值和作为集合体的社会的朴素意义，推动社会自省意识的建立，形成了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栏目责编：应吉庆
注释：①⑤方 方：《中国纪录片发展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31、314页。
②③④⑥⑧钱淑芳，乌琼芳：《国内50部经典纪录片》，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2、8、55、250页。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第一部电视纪录片是创作于1958年10月1日的无声电视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
⑦[美]尼尔·波兹曼，章 艳译：《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