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长征走向胜利的起点

    方华

    

    “一根挑起过红军长征重担的‘翘扁担，它使红军一进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这是黎平老百姓对“黎平会议”最朴素、形象的比喻。

    这个位于湘、桂、黔交界的边远小县城，是80年前红军进入贵州的第一个县城。在这里，中央红军政治局召开了一次让红军绝处逢生的会议。

    “没有黎平会议，就没有遵义会议，也就不可能有长征的胜利。”这是党史界和经历过这次会议的党的高级将领的共识。

    贵州省黎平县东二郎坡，80年前还叫着“翘街”这个旧名，因街道两头翘、中间凹而得名。

    在东二郎坡52号大门口，悬挂着中共元老陈云题写的“黎平会议纪念馆”牌匾。

    1934年12月18日，就在这个店铺里，中央红军领导人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离开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即“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从根本上扭转了红军自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局面，也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作了必要的准备，从而揭开了伟大历史转折的序幕。”党史专家认定，这次会议是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起点。

    重新打量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被迫从江西瑞金向西突围。

    其实，这次军事行动最初并不叫长征，而叫西征，目标是向湘西北进发，与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后来的回忆中都承认，红军长征初期，“在华夫（即李德，编者注）等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参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搬家式的行动体现在，长征后，这支部队不肯扔掉“坛坛罐罐”，负重行军不仅让干部战士疲惫不堪，同时也影响行军速度，而且导致红军大幅度减员，到达湘江边时，由出发时的8万6千多人，损伤到约6万5千多人。

    突破湘江一战惨烈异常。这道封锁线是蒋介石亲自布置的，红军与国民党兵力之比为1∶50，加之湘江天险，红军损失惨重。

    在此攸关生死之时，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层对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规划并没有及时调整，仍坚持前往湘西与红二、六方面军会合。“三人团”中长期处在军事领导主要岗位的周恩来与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李德意见相左，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常常争吵。湘江战役后，两人的争论更加激烈。

    此时，周恩来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在军事方面，要让毛泽东来挂帅。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到排斥，已赋闲三年。

    毛泽东此时提出一个建议：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李德的规划），坚持继续向西行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中央三人小组中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

    根据李德回忆，这次飞行会议，不仅改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而且是两年以来，中央红军决策层第一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的芙蓉镇，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碰头会，讨论进军问题，史称“通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继续建议：“我们何不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都赞同这个主张。但是，第二天一早，各军接到的电令却是：“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找动机，以便转入北上的目的。”这是李德、博古仍坚持一意孤行，不愿意改变战略转移方向，只是作出了西进贵州黎平，再北上湘西的行军路线调整的命令。

    在前往黎平的路上，毛泽东继续利用谈话的方式，把自己放弃北上湘西，继续西进贵州，建立根据地战略意图，逐渐地灌输到中央红军决策层的脑海里。此时有个最利于毛泽东的主张实现的大前提是，长征出发后不久，由于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更换了通讯密码，中央红军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也因此中断了。据后来的党史分析家和军事学家一致认为：“失去联系之后，在没有共产国际控制的背景之下，毛泽东的主张和路线，才能够赢得党内多数人的同意，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马灯见证的历史时刻

    如今一进黎平会议会址纪念馆，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那盏古朴的马灯，据说这盏马灯见证了长征中一段重要历史。

    黎平会议召开的地方，当年是当地有名的胡荣顺店铺，青砖盒子式封火墙建筑，前低后高，共5间大屋，9个天井，高大宽敞，是黎平城内有名的老式民房。当年它的隔壁是德国路德教教堂。

    据时任中央红军一军团第一师三团党总支书记肖锋晚年写的回忆录《长征日记》描述：“12月13日，阴雨，上午八时出发，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他今天显得特别高兴，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口，就召集我们团几个领导开会，亲自交待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

    通道会议后，周恩来立即下到一军团第一师先头部队中，亲自安排攻占黎平县城的任务和政治局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12月14日，担任左路纵队先头部队的三军团先头团一营首占黎平县城，因一营兵力较少，又退至城外。紧接着担任右路纵队先头部队的一军团二师六团与一师三团会同抢占黎平县城，城内敌军弃城而逃，红军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黎平。

    12月17日，中央纵队进驻黎平。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翘街的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政治局会议。 据党史学家分析、研究、考证后，得出此次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闻天、陈云和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讨论了红军进军方向问题。

    博古继续坚持他的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而毛泽东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阐述他在通道发表的意见，正式建议放弃原计划，向黔北的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经过两天激烈争辩和反复讨论，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到底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据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透露，作为军事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他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是在他的同乡，德国传教士郁德凯提供的一座木制房子里养病，托人在会上转达了他的主张。

    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开完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新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脾气。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也讲过这段历史：“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1978年9月至11月，中共黎平县委围绕黎平会议召开情况、毛泽东住址等8个问题成立了调查组，先后到北京、江西、云南等6个省市，调查、访问了20多位有关领导同志，他们都是当年长征时经过黎平的老红军，其中有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有的是红军总部的工作人员。他们说，参加黎平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张闻天、陈云、李富春、李德等人。

    有人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在这次会议上，双方交锋异常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性情一向温和的周恩来被李德等人的固执激怒了，“叭”地一拍桌子，桌上的马灯被震熄了。马灯再亮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采纳，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出席此次会议的其他人员，也一直存在争议。1982年6月12日，陈云复信中共黔东南州委宣传部说：“我和刘伯承同志应博古同志的约，在洪州司（今贵州黎平洪州镇）与他见面，他告诉我们红军改向贵州进军。我与刘伯承同志即经黄平（今贵州黄平），并在黄平见到彭德怀同志，以后到遵义。所以我并未参加黎平会议。”

    战略转变由此开始

    黎平会议经过两天激烈争论后，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这份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中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建立在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同时也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这份决议最后称：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

    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由于是政治局的会议，许多军团的负责人没有参加。但接到政治局的决定和中央军委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下达的命令后，无不称快。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也说：黎平会议的决定是在行军途中由军委电告我们的。我们当即向师以上干部传达，大家听了十分高兴。这一来，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把几十万敌军甩在阻挡红军去湘西的道上，使我们取得了主动。彭老总立刻和我联名向军委发电，坚决支持新的战略方针。

    就在毛泽东的威信在红军当中不断提升的同时，洋顾问李德的日子可是越来越不好过了。时任一师师长李聚奎将军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讲过这么一个笑话：黎平会议之后的一天，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到一师的师部吃饭，李德来晚了，走出师部的毛泽东看见他刚刚赶来，就随手往门里一指说，“里面有饭，赶快去吃吧。”然而这不经意的一句话，却被红军官兵传成了，毛泽东说李德是饭桶。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作为长征的亲历者，开国少将裴周玉依然对黎平整编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经过这场整编活动，大量暂时无用的辎重设备，或被掩埋或被毁掉，干部战士被编入其他战斗部队。建立仅仅4个月的教导师，也随之撤销了编制。与此同时，在湘江血战中，为保卫中央机关顺利渡江而遭受重创的红八军团也被撤销了编制，剩余的500多名官兵被编入其他军团。

    1934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

    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草塘）召开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即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党史学者们认为，自湘江战役后，周恩来就在实际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的态度具有决定意义，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的认识转变，黎平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

    而黎平人至今还记得当年对老翘街的一句比喻，“一根挑起过红军长征重担的翘扁担，使红军一进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