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辛与他的《克拉玛依》
陈小玮
徐辛在《克拉玛依》拍摄之前，对克拉玛依大火的认识就是“一个火灾”；刚拍完，他觉得政府处理方式非常愚蠢，深思后认为，这场大火导致的悲剧，把中国的弊病全部展现了出来。
“如果不是希望这个国家更好，我根本没有必要去拍这样的东西。”他说。
2007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大火罹难者的忌日。凌晨5点，徐辛一个人带着摄影器材现身于小西湖—克拉玛依市公墓所在地。
“之前我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我想12月8日是孩子们的忌日，家长们一定会去墓地悼念，就带着机器赶了过去。”从那之后，徐辛开始了历时半年的走访，包括走访已离开克拉玛依在乌鲁木齐、北京、上海等地生活的遇难者家属。
徐辛从60多位受访家长中，截取13个遇难孩子家庭为样本，剪辑出一部时长达6小时的纪录片—《克拉玛依》。
“你现在对着的是话筒和我，事实上你对着的是更多的观众，所以，你们不是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对观众讲述。”拍摄前，徐辛对遇难者家长这样说。
下面，我们也让家长来自述他们的故事，按家长在片中出现的顺序，用英文字母来代表其名字。
娃娃是形式主义的牺牲品
有领导参加的活动，献花就成了一个必备的节目。“双基验收”（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也不例外。
朱静，是献花儿童中的一个。
“头天晚上，还在背‘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朱静母亲A回忆说。
12月8日，上午彩排结束，离中午下班还有10分钟的时候，女儿打电话催她回家。
中午吃过饭，孩子兴冲冲地试鞋，上台要求穿球鞋。天太冷，朱静就穿着旅游鞋，带着球鞋去的会场。
“娃娃多高兴！她都不知道是一场灾难。”A那天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听着孩子“咚咚咚”下楼的脚步声。
下午6点多，妹妹打电话说，“友谊馆着火了，烟特别大，还停了电。”
A给一个病人打完针，骑着自行车就往友谊馆赶。到大十字时（友谊路与准葛尔路十字），人多得只能推着车走。到友谊馆跟前，见一个面包车正准备用钢丝绳往开拽门。消防车停在侧面，在接管子。门拉开有半米高时，只见烟“呼”地冲了出来。一个站在最前面的家长叫着“完了，完了，门前一层娃娃。”
A一下子哭的就不行了。后边一个熟人安慰说，“你娃娃给领导献花，和领导坐在一起，不会有危险的。”
左等右等，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消息。跌跌撞撞回到单位等。A的老公、妹妹十几个人，拿着孩子穿的毛背心的毛线头，分头找。最后在殡仪馆找到了，确认不了。
第二天早上6点，A去了殡仪馆。隔着好几个孩子，她一眼认了出来。孩子穿的是她买的健美裤。
10日出殡。往小西湖去的路上，撒的全是白纸钱，车一辆接一辆，从后面看不见头。墓坑是用挖掘机连夜挖的。
“你领导跑出来了，还拿着我娃娃献的花，我娃娃没出来，你忍心吗？”对着镜头，A质问着。
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么多年，对他们来说，就像在昨天。即使又有了一个孩子，但看见眼前的小的，就会想起大的，特痛苦！
“痛苦只有我们自己承受，谁知道我们的心情？”A颇显无奈。
安全意识太差了
1994年11月27日，辽宁阜新一歌舞厅发生大火。有关部门发紧急明码电传，要求对公共娱乐场所进行24小时安全大检查。
克拉玛依收到电传的时间是12月6日。“安全大检查刚结束，就出事了，不是在搞形式吗？”有家长责问说。
“来检查，汇报演出也正常。有出事的迹象后，先把人撤出来，会今天开不了，明天可以开，人命大于天呀！”有家长这样说。
在一段事故调查录像中，二小校长黄文化躺在病床上说：第二个节目演了不到一分钟，舞台上面掉下着火的布条，接着是大块的着火幕布。
另一个老师说：先闻到焦糊味，以为是烧垃圾，后来，看见掉带火的布条，幕布也着了。她座位前一排是自己的学生，就叫他们赶快跑。
消防部门接受电视台采访（1994年12月16日油城新闻录像）时，分析火灾原因总结了几条：起火点在7号灯的位置，幕帘应与灯保持50厘米的距离，实际只有23厘米。木质疏散门内加了防盗门，设计上没有。从消防安全角度看，安全门上锁、关闭，加装铁栅栏门，违反了消防条例第11条。馆内装修，包括舞台用品采用可燃材料和高分子材料。座椅结构是化纤布装饰布、人造革、泡沫、麻袋，幕布是化纤的，还有一道金属宽银幕，燃烧发出有毒气体，人吸入后麻痹呼吸道，导致窒息。
还有重要的一条，友谊馆管理松散，没消防紧急预案，没落实防火安全措施，没整改防火险隐患，在检查表上签了字，但没行动；防火用品不全，一边有水枪，没水带，另一边有水带，没水枪。疏散通道堆放杂物，放着冰柜、沙发、自行车，还安了一道铁栅栏门，实际是当仓库在用。
他们是怎么出来的？
“舞台上薄纱着火时，看见教委一个男的跳着试图扑灭。后来，又有三四个人在舞台上扑火。有人把大幕拉上了。”八中的一名体育老师S回忆当时的情景。
当时不把幕布拉起来，也许火真能被扑灭，毕竟一开始火苗不是很大。但是幕布拉上以后，舞台里面和外面就产生了气压差，发生空爆，加上突然停电，造成了混乱。
S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被选上参加演出，小儿子没被选上。“只有规范班的老师和学生才有资格参加。我们班43个学生到会，有个别调皮的学生被调整下来了。”S当时觉得自己和儿子能同时参加演出，很荣幸。
进到会场，儿子还冲S挥手。
S坐的位置离舞台近。学生看见着火后，就站起来问，“怎么办？”
听见一个穿皮衣的人说，“坐下，让领导先走。”
“当时如果自私点，儿子就离我十几米，带着他跑，完全有机会。”尽管S对自己当初的行为表示没遗憾，但儿子没出来，却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
“学生去世了，儿子去世了，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十几年来这个念头一直折磨着我，没一天能摆脱。”S离开克拉玛依，在内地待了几年后，又回到了新疆。
现在S带着一个9岁的孩子，到处打工，为生计奔波。
“他们（指克拉玛依当地领导）和自治区的领导肩并肩地坐在一排，怎么区上的人死掉了17个，他们就都活着出来了，他们是怎么出来的？”谜一般的问题一直困扰着S。
C也是接到同事电话才知道出事了。同事打电话问，“你儿子是不是在友谊馆？着火了！”C当时坐在地上就动不了了。
“那里边出不来，门全是锁着的！”C在友谊馆开过三次会，知道里边的情形。
现在的人为了100元的开瓶费，就会给有关部门反映，甚至到法院起诉。“自己安全意识太差，太麻木了！当时觉得不好，为什么不去反应？”C自责道。
C后来又有了一个孩子，但患了强直性脊椎炎，没办法治好。老公有病，家里就靠她一个人撑着。
“在北京最绝望的时候，都想带着孩子从天桥上跳下去。”C低着头说。
外人看他们拿着工资，在家带孩子，不用上班，觉得好，其实，没人懂得他们心里的滋味。“痛是自己的，谁也理解不了。”C摇着头叹息。
人埋了，都安了
“从起火到不可控制之间，有10分钟的时间，没人组织疏散；不可控后，又都夺命而逃。”T这样说。
“电动卷帘门因断电曾一度关闭。”文件上这样说。
但在T看来，这从工作原理上讲不通，没电，电动门应该动不了。经过和他人的讨论，T得出的结论是：“友谊馆的人，为防止其他人进会场，把卷帘门放到1.2米的高度。人往外挤着逃生时，把门拉了下来，这门就是名副其实的鬼门关。”
面对着徐辛的镜头，T多年的思考，如流水般地淌泄而出：
友谊馆的地位，在克拉玛依相当于人民大会堂，是政治活动的中心。装修不经过消防验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工作人员往外跑时，都没想着把门往上推一把，责任心丧失！不是说跑出来有罪，是出来后不组织抢救有罪。
油田消防应该更专业，可消防车仓促到了，只有半车水，又没破门本领，没穿消防衣，没戴防毒面具，进不去。
有的孩子还活着，就被送到太平间。有一个父母是公安上的，在太平间发现孩子还活着，送回医院被救活了。医院的人如果能认真地听听孩子有没有心跳，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吧？
孩子死了，没有医院的死亡证，没有公安部门的验尸报告，三天内把人埋了，合法吗？
人埋了，所有人都安了。
“因公牺牲”拿不到证
在小西湖墓地“12·8”遇难者墓碑上，几乎都有“因公牺牲”四个字。
是“因公遇难”还是“因公牺牲”，善后会议上有过长时间的辩论，一度没有结论。
1995年1月25日，罹难者逝去49天时，在家长的努力争取下，开了追悼会。悼词中的最后一句是“‘12·8因公牺牲的优秀少年儿童、教师和同志们，永垂不朽！”
碑是石油管理局立的，但证却办不下来。一些家长怕政策不延续，为求得放心，就试图通过上访和法院这两个渠道，争取拿到“因公牺牲”证。
1995年2月25日，赔偿结束后，善后工作组没说解散，但不开会了。家长再提什么要求，领导也都不见。不满意的家长就开始去乌鲁木齐或北京上访。
曾经是善后工作组的老马也成为上访者的一员，他于1995年5月底去了北京，住在前门大栅栏一个小旅馆里。很快，单位得到通知，公司一个副经理来了，先让他从小旅馆搬到公司招待所住，再后来就被“接”回克拉玛依。
两年前，D正做着饭，看见电视台正播一个“律师做客直播间”的节目，可以咨询法律问题。她打电话进去，问律师的问题是：“人死了，公安不给出死亡通知书，就销了户，对吗？”
“不可能！销户总要有医院或公安上的相关证明。”律师追问道，“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便说我是‘12·8的，可8还没说出口，导播就把电话掐断了。后来这个节目也没有了。要不是那天孩子回来要吃饭，我就想冲过去问，为啥掐断电话，难道我问的不是法律问题？”多年后，D说起这事，情绪依然很激动。
“过去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现在不论大小事，惹着了就暴跳如雷。”D承认，她现在性格上有了很大变化。
D拿出一个相框，去掉上面裹着的几层纸，是《春暖童心》舞蹈结束时的造型照片，里边有她女儿。
“最后的绝照。”D将相框靠着墙立在沙发背上。
希望这个国家更好
《克拉玛依》片子的结尾有一种特别的意味。
在《浏阳河》的古筝曲中，保留在人民广场的友谊馆前厅的台阶上（1997年，将友谊馆会场建筑部分拆除，修成了广场）有一小片点燃的蜡烛，那是对亲人的怀念，时间是12月8日的晚上。无意中闯进镜头的几个滑板少年，一掠而过，炫着娴熟的技巧。
徐辛在拍摄《克拉玛依》之前，对它的认识就是“一个火灾”；刚拍完，觉得政府处理方式非常愚蠢，深思后认为，这场大火导致的悲剧，把中国的弊病全部展现了出来。
由于题材的关系，该片在内地被禁。2010年4月，在香港的国际电影节第一次上映，后来参加了多个国际电影节及影展，最后一次（2011年3月）参加的是法国真实电影节。
拍摄前以及拍摄过程中，徐辛都没有与当地政府主动沟通过。纪录片中穿插了克拉玛依市的电视新闻片段，算来自官方的声音。
“从汶川大地震到玉树地震，当地人也好，外地人也好，都会组织悼念，但克拉玛依这个事件却没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个城市对这些遇难家长的态度。”徐辛接着说，“我希望大家通过看这个片子能引起一些反思和思考。如果说我不是希望这个国家更好，我根本没有必要去拍这样的东西。”
徐辛对接受采访的人也表达了感谢，“不管是谁，只要在镜头里面出现了，都非常勇敢。也是他们的勇敢激励我把这部作品完成，他们的勇敢也会激励更多的中国人。”
中国当代先锋艺术杂志《后天》，每两年颁发一届“中国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2011年，第三届后天电影奖颁给了徐辛。
颁奖词中的一句话，对徐辛算是一个恰当的评价：徐辛是一个敢于记录时代之痛、心灵之痛的电影人，一个对自然与社会充满良知与关爱的社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