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玛依：一个隐秘的伤疤
李嵱
在克拉玛依，虽然那场大火已过去20年，但痛苦的烙印依旧可见。
广场上的友谊馆，像一块纪念碑独自兀立；更多的伤痛，深藏在亲历者背井离乡的身影里，抑或是遥远的记忆深处。
几百个墓碑上，在同样的位置，镌刻着一个同样的时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年轻的人们已无从了解隐藏在这串数字背后的那段往事。
2014年10月5日，新疆克拉玛依刮风降温。在准噶尔路一间图片社，提起20年前的那场大火，罗萍（化名）的声音里有一种颤栗，就像玻璃门外被大风摇撼的树枝一样。
街道上是川流不息的行人，不时有包着头巾的维族姑娘匆匆而过。
图片社往西不远处，就是准噶尔路和友谊路的交叉口。靠右边的人民广场上，有一座白色建筑。20年前，吞噬了这座城市几百个孩子生命的大火，就发生在这座建筑里，其中包括罗萍所在单位的6个孩子。
1997年，失火的建筑要被拆除。为了纪念那些孩子，在市民们的强烈要求下，建筑的前门最终被保留了下来。
一场大火引发的惊天灾难
象征中苏友谊的克拉玛依友谊馆建成于1958年，见证了这座石油城的崛起和发展。在这座当地最大的剧场，每年举办的各种联谊活动、联欢晚会、现场会、职工文艺演出不计其数，也经常有国家领导人在这里出席活动。
然而，1994年12月8日，一场大火，将它的辉煌烧为灰烬。
那天，克拉玛依市教委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在友谊馆举办迎接自治区“两基”评估验收团专场文艺演出活动，全市7所中学、8所小学的学生、教师及有关领导共796人参加。
突然，大火发生了，短短的20分钟，克拉玛依数百个家庭的命运从此被改写。
“四周到处都是火光，却感觉漆黑无比。有人摔倒了被踏在脚下，后面的人停不下来，只能踩踏过去继续向前，即使你不想踩，也停不下脚步。”一名生还者回忆说，当他手脚并用刚刚爬到门外，卷帘门掉了下来。生死一瞬间，他清清楚楚听到，里面的人还在拼命砸门呼喊。
很多亲历者的痛苦记忆，至今依然能让人们感受到他们的恐惧和绝望。
“我被后面的同学推着向外跑。越跑越挤，越来越挤。看到门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离它是那么远，我不知道是自己挤出来的，还是被挤出来的。”
“妈妈脱下大衣，裹着我，往家的方向走，我还是忍不住地回头。依旧是那样一幅画面，浓烟下、铁栅栏里流泪的脸。依稀能听见他们夹杂着哭声的呼喊。”
“整个城市一片哀嚎。每一处角落都有人在喊自己孩子的小名，捂着耳朵依然能够听见。”
那个不眠之夜，人们泪流成河，城市泪流成河，这是克拉玛依有史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几乎全城的人都自发参加了抢救工作，克拉玛依油田总医院大门外挤满了人，参与善后执勤的民警手挽手，肩并肩，组成了一道坚实的人墙。
“人们在往里冲，我们在拼死阻拦，队伍扭来扭去像条长蛇，两边的人同时都流着眼泪。”一名女警回忆道。
那一天，克拉玛依就像变成一座死城，每个人脸上都弥漫着哀伤的表情。一时之间，棺材、花圈都不够用，连坟场都变得拥挤。
“那段日子，空气中都是浓烟的味道，我好几天吃不下饭，夜夜做噩梦！”罗萍嗫嚅着，像是说给记者，又像是说给自己。“那种压抑的感觉我永远都忘不了，当时现场你们没看到，特别心酸。每天街上都是安葬孩子的人。我去帮同事家遇难的孩子化妆，看了可难受，化不下去。我陪了她一个星期，她都快疯了。”
两年半之后，友谊馆所在的位置仍然是一片灰烬，由于地处市中心，有关部门提议在原址上修建一个广场。
“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全部拆掉，在人们记忆中把它抹去，另一部分人坚持要保留。最后经过人代会正式讨论，采取了折中的方案，把后面剧场拆掉，保留了前厅这部分。”罗萍回忆说。
广场上，并没有关于那场火灾的任何文字说明，只有据说是一盏代表一个亡灵的300多盏路灯静静伫立，每到晚上就散发出幽暗的光芒。
一个至今讳莫如深的话题
“这是一段我从来不愿意跟人说起的往事。”很多幸存者的讲述都从类似的表述开始，又以类似的表述结尾：“更多的时候，我会刻意从记忆深处抹去这一页。”
1994年的克拉玛依，是继深圳之后居民收入第二高的城市。这个城市不大，却因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油田而吸引了一大批拓荒者。友谊馆大火的很多遇难者都是这些拓荒者的后人。
“单位一下走了6个孩子，都是好朋友，可都顾不上其他人了。”罗萍说，罹难的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有的家庭因为孩子的离去，夫妻离异，有的家庭因为孩子受伤、离去又再生育。
“那件事儿”、“那个日子”，克拉玛依人如今都是这样表述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第八小学被大火烧伤的老师王雪源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她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去治疗身上的伤口。“小手术已不计其数，大手术就有30多次。每次大手术都是剥皮抽筋的疼痛。”
2000年，王老师重新回到学校，并学会了使用电脑和用右手的虎口夹笔写字，她希望自己的行动能鼓励更多伤残的孩子走出家门。她的一位同事感叹，“我们看到王老师那张陌生的面孔时，不是恐惧，而是由衷地佩服。当然也带有一点不理解，都这样子了，何苦呢？”
但时隔多年，她却不再愿意重提旧事。
当年，罗萍单位有一个从大火中“爬出来的娃娃”，如今她已经结婚成家，当上了妈妈。当记者辗转联系上她时，她在电话中只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很想把那页翻过去，过平静的生活。”
油田上的一位老人，是那场大火一个偶然的幸存者。那天上午，市教委干部在市政府会议室给自治区来的检查团汇报情况时，他也参加了会议，散会的时候，他也接到了下午4点到友谊馆看汇报演出的通知，但他却因故未能参加。
“我去可能也烧到里边了。”老人说，“那天和我一起吃饭的昌吉教育局局长就死在里面了。”
在老人看来，“这是一次缺乏经验的意外事故。”他认为当时不该拉上幕布，正是由于幕布的阻挡，迅速消耗了氧气，使舞台形成了一个高压区，膨胀如气球。“舞台上的火引燃了后面的宽荧幕，荧幕底下坠的管子从高空落下，引起很大震动，瞬间就引起了爆炸。”
一位当年失去爱子的父亲，至今对大火之后深陷在悲痛、矛盾和混乱中的克拉玛依印象深刻：“孩子死了，到处都是矛盾。我们处在两难的境地，站在领导这边，你出来闹是不正常的，你不出来反而正常；站在遇难者那边，你出来闹是正常的，你不出来反而不正常……”他说，“生活还要继续，克拉玛依还要发展，石油还要发展，有些东西，我把它屏蔽掉了。”
一声“让领导先走”的大喊
“让领导先走！”20年来，这句话被克拉玛依地方领导不断否认，而被幸存者不断证实。
一位坐在后排的幸存者描述过千钧一发之际的所见所闻：“当时领导坐在中间的前几排，在让我们坐下别动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慢慢地往两边散开，从过道慢慢往后走。”
就在这时，火势迅速蔓延，所有灯光瞬间熄灭，一切都失去控制……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天参加活动并就坐前排的克拉玛依市领导、教委领导都奇迹般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
当时惟一“没有先走”的克拉玛依市副市长赵兰秀是被抬出火场的，也是一个受害者。事后，她却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刑四年半，是当时被判刑的级别最高的领导。
《对外大传播》原主编申宏磊回忆，2003年，女市长协会请她去采访赵兰秀时，她一开始也是顾虑重重。初次见面，赵兰秀说：“即便是这个下场，如果命运再给我100次选择的机会，我100次还都会选择去救孩子。”说这话的时候，她烧伤的脸上嘴唇都张不开。
关于火灾的原因和“领导”的种种，赵兰秀是在法庭上才知道的，知道后“气愤至极”。
“诉状上两次提到我逃跑，这是诬蔑！对我这样把名誉看得很重要的人来说，怎么受得了？”审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赵兰秀都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虽然她因为伤病保外就医，并没有坐牢，可她心里还是愤愤不平：“如果逃离火场保全自身的人，和坚守火场救人落下残废之人都同样判罪的话，那给后人的启示是什么呢？”
申宏磊说，“媒体和舆论都被民意中感性的部分绑架了。”她试图让人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她曾经想和死难者家属开一个座谈会，但一提起赵兰秀，人们就会疯狂，好像她是在替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翻案。
一位已退休的石油干部也对那句反复被诅咒的话提出了质疑，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是可燃气体爆炸，太突然了。在那么仓促的一个时间里，谁能出来说话？”
大火发生15年后，一位消防专家重新研究了克拉玛依事件，用现代逃生理论分析后指出，“‘让领导先走是一个误解的信息，来源于对现场结果的误解和社会矛盾的变相表达。”
那么，领导到底有没有先走？根据这位消防工程专家的分析，“自治区领导的确提前离开了，时间在几秒到几十秒之间，如果没有提前，他们会跟随克拉玛依官员从侧门逃生。他们是原路返回，走到中部，火场就失控了，全面逃生开始，他们被全面开始移动的学生包围，进退两难，直到全部伤亡。作为主人，克拉玛依官员不便在外地领导之前逃生，但他们知道友谊馆侧门之外有回廊，回廊没有阻碍，可以更快地逃生，所以他们得以安全逃生。”
1995年，“12·8”案件受害者代理律师在代理词中写道：这是一件由严重官僚主义、严重形式主义和许多环节有关人员的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行为所造成的“特大恶性安全责任事故”，是一起完全由人祸所造成的特大惨案。
受害人代理律师对犯罪人提出严惩的请求，然而，相关责任人虽然受到法律制裁，但力度很小，而且基本上是提前出狱了。
有专家在深入研究此案后写道：“克拉玛依大火过去多年之后，认识依然不足，宽容无法达到，很重要的原因是悲伤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
一座埋葬童稚和青春的墓群
1994年12月9日，大火发生的第二天，干燥了一个冬季的克拉玛依飘飘洒洒下了一场大雪，而且持续下了3天。
在为死难者出殡送葬时，悲伤的人们倾巢出动，车队排了足足有20多公里，许多棺材都是连夜赶制的，油漆还没有干透。
300多座坟茔，接纳的大多是花季般的生命。
这些孩子怀着怎样恐惧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但是，从那场大火中同龄孩子们的记忆中不难感知，那一天，孩子们是怀着多么骄傲的心情参加这场汇报演出的。
“两个月前，为了演出，我和大家一起排练。每天晚上放学以后，我们都要聚在学校不大的排练厅，一遍一遍地进行彩排，一丝不苟地预演着已经很熟练的舞蹈，从每一个动作到每一个微笑……”
“能参加这样的演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每天放学后我去排练厅时分明能感受到大家羡慕的目光。”
“我们从学校出发去友谊馆，一路上引来了很多羡慕的目光。浓浓的彩妆、花花的演出服、大大的蝴蝶结，在肃杀的冬季显得格外的耀眼。”
“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去的，每个班都只能去几个成绩好的作为观众。我们是学校惟一推荐的节目。”
谁能想到，他们期待的那一天，将变成绝望的深渊。
城外西郊的小西湖墓地，一个个墓碑上，小小年纪的照片，保留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单纯。有一对姐妹长眠在一起，在天堂相依为伴。
几百座墓碑上，同样的位置，镌刻着同样的时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
有一个男孩的墓边，添了一座新坟。我们走过去看了墓志铭才知道，是男孩父亲的坟墓。父亲失去儿子多年之后，终于来到了儿子的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