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阜区新四军抗战歌曲创作特征研究

    

    

    

    摘 要：新四军抗战歌曲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艺术遗产之一，在创作手法上以传统抗战歌曲写作手法为主，并充分兼顾地域性素材的挖掘和歌曲普及性的特点。本文从创作素材、表演形式、调式调性、节奏节拍等方面进行具体的论述。

    关键词：盐阜区;新四军;抗战歌曲;创作特征

    作为新四军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盐阜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为新四军文艺创作、宣传工作提供了优质的土壤。新四军在盐阜区开展敌后抗日期间的音乐创作和宣传主要包括“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战地服务团”“教导队”“文化队”等单位，其中“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作为新四军文艺工作的核心组织，不仅为新四军培养了众多的文艺人才，也创作了众多的文艺作品，为新四军在盐阜区开展敌后抗日期间的文艺创作和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四军在盐阜区开展敌后抗日期间，有贺绿汀、何士德、章枚、沈亚威、孟波等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在此助力开展敌后抗日活动，创作了如《黄桥烧饼歌》（李增援词、章枚曲）、《新四军万岁》（西蒙词、何士德曲）、《中华民族好儿女》（许晴词、孟波曲）、《大红灯》（李增援、司徒杨词、亚威曲）、《一九四二前奏曲》（鲁军词、贺绿汀曲）等优秀歌曲。这些具有时代精神的歌曲作品不仅有鲜明的主题与个性，而且形式丰富多样，为盐阜区敌后抗日的文艺活动开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在创作手法方面，盐阜区的抗战歌曲与抗战时期我国众多的优秀抗战歌曲的创作手法一致，无论是题材、作品内部结构，还是调式调性、节奏节拍方面都具有一些共性特征。但与此同时，新四军在盐阜区开展敌后抗战期间因所在区位和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所以盐阜区的抗战歌曲的创作又有本地区明显的区位特征。

    1 以军民战斗生活情景为创作素材

    新四军在盐阜区时期的抗战歌曲创作素材大多来自军民抗战生活的真实情景，是当时军民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具体的创作素材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歌颂新四军抗战精神，如《新四军万岁》（西蒙词、何士德曲）、《欢迎战友们》（粗夫词、天虹曲）、《会合歌》（老红军郗福尔唱、阴署吾记谱）等，其中《新四军万岁》“1941年写于苏北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是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以调新四军北上为名，在皖南茂林设下埋伏，企图歼灭新四军，可是新四军不但未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坚强，在华中壮大起来”。[1]该曲主要歌颂新四军的不畏艰难，在人数、武器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还能永保战斗力，并且越来越强大。《欢迎战友们》和《会合歌》是新四军不断向苏北盐城会师的过程中所孕育出的作品，主要描写新四军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各部队分批胜利会师，歌颂新四军勇于突破封锁线、团结一致的精神。其次，描写军民生活情景，如《民兵歌》（田平词、章枚曲）、《白菜心》（涂克词曲）、《倘若敌人来抢粮》（梅霖词、刘亚曲）《当兵把仇报》、（刘保罗词、何士德曲）等。此类歌曲主要是描写新四军在盐阜区期间与当地民众相互帮助、学习的真实情景，将抗战时期的军民鱼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2 舞台表演形式多样化

    新四军在盐阜区时期的抗战歌曲中有部分作品非常注重舞台表演形式。如《大红灯》（李增援、司徒扬词、亚威曲）、《一把铁锹》（章枚词曲）、《戽鱼歌》（章枚配二声部）、《军民本事一家人》（艾阳词、管荫深曲）等。这些歌曲的创作者在创作时，将歌曲的表演形式与词、曲的创作同时进行设计，并通过舞台实践逐渐形成了舞台效果极佳的表演唱作品。在这些曲目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由李增援和司徒杨共同作词、亚威作曲的表演唱——《大红灯》。

    《大红灯》这首表演唱作品是“1940年12月，为庆祝黄桥决战后第一个新年，创作于盐城。1941年元旦在盐城新四军总部大礼堂首次演出，流行于苏中”。[1]作品中各部分的演唱分别由女声领唱、男生领唱、童声领唱、男女对唱、齐唱组成，演唱形式和人声之间的色彩对比非常丰富。本首作品的曲谱上一共标注了4處演唱说明（表演说明），第一处标于作品标题之下。

    例1：

    “演唱者每人执一红灯，内燃蜡烛，舞台灯光关闭，层层叠叠的歌队，宛如一座灯塔。”[1]此部分文字说明主要起到引领表演主题和渲染作品的氛围。第二处标于作品第三部分开始处，此部分属于分节歌的形式，演员分别扮演工人、农民、商人、妇女、儿童、新四军战士共6个不同的人物角色，其中“领唱者扮工人一手执灯，一手执锤舞上;农民一手执灯，一首执廉刀舞上;商人执灯及算盘舞上;妇女执灯及针线作缝纫状舞上;儿童执灯及书本舞上;新四军战士执灯背枪舞上”。[1]此部分文字说明主要是针对不同的角色分配不同的道具，以体现人物的社会属性。第三处标于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之间，“这一段唱至重复以后，歌队自台后走向台前，六位独唱者列在前列”。[1]此段文字主要是通过歌队与6位独唱的集中走位，形成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冲击，为第四部分全曲的高潮埋下伏笔。第四部分标于全曲最后一个反复型乐句前一个小节，“歌队唱到‘万年红时高举红灯以示热烈庆祝”。[1]此段文字主要以全体舞台演职人员的高举舞台道具红灯烘托全曲的情绪最高点。

    通过分析《大红灯》这首作品中的表演说明不难看出，新四军在盐阜区期间的此类抗战歌曲在舞台表演形式上非常丰富，体现了当时文艺工作者对歌曲创作的高标准追求，诠释了文艺工作者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带着不断创新的精神对歌曲的创作进行探索。

    3 调式调性的统一性

    在调式调性方面，盐阜区抗战歌曲呈现出较为统一的特征。如《盐阜区新四军抗战歌曲选》所收录的129首歌曲（包括合唱作品）当中，仅有《反法西斯胜利大合唱》这首作品当中运用到了调性的转换，其余128作品均属于单一调性的作品（包括合唱）。由于大部分抗战歌曲的群众属性较强，所以大部分歌曲的音区并不宽，通常在小字组G至小字二组E之间，调性主音则运用C、D、降E、F、G、降B居多，较少使用降G、降A、降D作为歌曲的调式主音。在调式的应用上主要以西洋大、小调和民族五声调式为主，大多数作品的调式均选用单一的调式模式。值得一提的是，有极少数的歌曲在调式上存在两种调式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情况，如由老红军郗福尔唱、阴署吾记谱《会合歌》。

    例2：

    该曲为五声宫调式，主音为D，在作品的前两小节运用主和弦的分解作为旋律，之后作品中每一个乐句的结束停顿处均使用徵音和商音，最后一个乐句结束于宫音。由此可以推断，虽然该作品在调式音阶的应用上完全运用我国传统的五声调式音阶，但是在作品开始处的主和弦分解和乐句半终止和终止的运用均显现处西洋大小调功能性的特征，所以作品的调式具有西洋大调和我国五声宫调式双重属性，存在两种调式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现象。当然，在盐阜区新四军抗战歌曲中，该类现象并不具有代表性，大部分歌曲在调式和调性上都是高度统一的。

    4 节奏节拍的非均分律动

    对于抗战歌曲而言，节奏节拍的统一，强弱律动性强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在盐阜区新四军的抗战歌曲中，一些作品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节拍强弱律动的规律打乱，形成独具特色的抗战歌曲。如由林擒作词、孟波作曲的《文化战士歌》。该作品较为短小，共14个小节，分为两个部分，拍子的应用以4拍子为主，仅在第9小节运穿插了一个5拍子，形成变换拍子。第一部分为齐唱的形式，而第二部分分两个声部，形成二部合唱。

    例3：

    通过谱例可以看出，作品第一部分第一个乐句在拍号的强弱规律范围之内，且逻辑重音与节拍重音一致。而紧接着第二个乐句中节拍的强弱规律就已经通过不同的节奏型与音高打破，其旋律的律动性较前一句大大降低，使得第二个乐句在节拍和节奏上构成非均分律动。再如，《路遥知马力（选曲）》（淮北调、黄其明作词、薛飞创腔）这首作品，该曲的旋律是根据淮北调创作的，在节拍的使用上以4拍子为主，速度较为自由，由于自由延长的使用以及节拍重音规律的打破，该作品在整体的节奏和节拍上同样形成非均分律动的形式，也正因为如此，再融以淮北调才具有浓郁的淮剧曲风。

    5 结语

    盐阜区大部分抗战歌曲并不是由专业的音乐学者（如贺绿汀、何士德、沈亚威等）所创作的，所以有些歌曲在写作上显现出了一些诸如旋律不流畅、乐句不对称、节奏节拍不符合歌词本身特征等问题。但即便如此，这些歌曲仍然通过其具体歌词内容的表达在当时军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并且对建国后社会文艺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应当传承前辈们这种不畏艰险、勇于创新的精神，为新时代的建设贡献文艺人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盐城新四军军部原址纪念馆筹备处.盐阜区新四军抗战歌曲选[M].盐城：江苏省建湖印刷厂，1981.

    [2] 曹建林.苏北根据地抗战文艺研究（1940-1945）[D].苏州大学，2012.

    [3] 游驰飞.苏北抗日根据地音乐作品的艺术特征[J].盐城师范学院学報（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7（05）：92-94.

    作者简介：丁明飞（1990—），男，安徽天长人，硕士，盐城师范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合唱与指挥和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